赵烈文是曾国藩的机要幕僚和弟子。他不仅三入曾国藩幕府并拜其为师，而且根据曾国藩的安排和要求，前后两次到曾国荃幕府帮助工作，亲眼见证了湘军攻克金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曾国藩数百位幕僚中，赵烈文极有可能是唯一一位同时在曾氏兄弟幕府兼任机要幕僚的人。
　　赵烈文既是一个有心人，也是一个做事很有恒心之人。自咸丰二年（1852）正月起，他就坚持记日记，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下旬身体每况愈下停止日记写作，近四十年间，只有咸丰六年（1856）七月至八年四月因丁母忧中断了二十二个月日记写作，其他时间少有间断。他的日记已经点校出版的有《能静居日记》，尚未点校出版的有《落花春雨巢日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能静居日记》。
　　《能静居日记》全书五十四卷，约二百万字，起自咸丰八年（1858）五月四日，止于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二十日，跨度长达三十二年，记录了作者二十七岁至五十八岁这一人生阶段的重要经历。其中所记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时局、政事、军情，特别是有关湘军集团、太平天国、捻军以及晚清朝廷的情况，尤具价值，是研究那一段历史的核心史料之一。其他如作者客曾幕时相与臧否人物的见解，作者与友人交往的关系，对西方之认识，间接所闻有关清代之朝章、国故、遗闻、轶事、漕务、盐务、河工、厘捐以及有关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太平军初起暨捻乱、苗乱、回乱等等，均有若干记载，包罗晚清社会万象。另外，作者本人读书、读史札记，诗词文跋，重要函牍均在内。即涉及作者私人生活不宜示人的一些内容，如在上海期间与龚橙等友人逛妓楼，退出官场后大治园林、广置姬妾、沉湎声色之好等等，日记亦毫无隐讳，与有意作伪留给后人阅读的日记绝不相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能静居日记》还完整翔实地记录了作者与曾国藩的大量密室谈话。无论是难熬的金陵盛夏之夜，还是公牍饭后之余，他们两人只要一相见交谈，就会忘了等级身份，完全把自己摆在平等、自然的地位，毫无掩饰，真情流露，本真自然，没有半点做作和任何虚情假意。谈话也没有时间、场合限制，有空就谈，人来即止，话多久谈，话少短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可以商量，可以探讨，也可以调侃。谈话内容更是包罗万象：上自朝政军事，下至诗文掌故，无不畅论。每次谈话都很直接和深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拐弯抹角，不躲躲闪闪，不藏头露尾，不话说三分。又由于赵烈文精通佛学，懂得医道，加之兼长易理，于是对于每天生活在临渊履冰中的曾国藩而言，他和赵烈文的倾心交谈，不仅能够一吐为快，而且可以疗治身心疾病，释放精神压力，解除心头疑惑。赵烈文于是除了充当曾的心腹秘书和智囊参谋外，事实上还成了心灵保健医生。通过这份秘谈录，不仅可以走进曾国藩的工作和生活，而且能够窥探和触摸他的内心世界，是了解那个时代的绝好信息，其他任何材料包括曾的家书和日记都无法替代。
　　《能静居日记》不仅极具史料价值，而且记录了许多日后成真的预言，说明作者不仅是一个好的历史家，而且是一个眼光无比深刻和老辣的预言家。
　　如1867年6月20日，赵烈文与曾国藩谈话时预言：不出五十年，清朝必亡。四十四年后，清王朝果然土崩瓦解。接踵而来的混乱局面也为赵烈文所言中：“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赵烈文无疑是准确预见清王朝崩溃的第一人。
　　三天之后，赵烈文和曾国藩秘谈时，又说出了一个重大预言：曾国藩开辟的练军方法，不仅导致了“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而且使得“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赵烈文之所以得出这个石破天惊的结论，是他看到曾国藩编练出来的湘军，不是置于中央政府的绝对领导之下，而是归练兵者个人所有，大体属于私人武装性质。既然是私人武装，当然“有奶便是娘”，最终只能听从私人号令并逐渐形成督抚权大、兵为将有、内轻外重、权归私门这样一种局面，从而开晚清军阀政治之滥觞。
　　在此书中，赵烈文不仅预见太平军和捻军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指出太平军只能拖累我们而不能倾覆我们，捻军只能搞乱而不能拖累，中国真正的威胁将来自洋人，未来国家的祸患，没有比这个更深重了：
　　今长发之焰广矣，然其技长于守而短于战，坚忍而不能飙疾，坐踞千里之地，有整齐之术而无维系之方，政涣人散，外合内离，是足以病我而不足以倾我也。捻匪器利技精，马骑千群，发如飘风，集如急雨，然凶滔恶虐，无自成之心，是足以乱我而不足以病我也。西夷政修国治，民力富强，上思尽理，下思尽能，人人奋勉，好胜而耻不如。于中国之政务、民志、险阻、风俗，今日一图，明日一说，思之惟恐不明，见之惟恐不审，搜讨经籍，翻译传布，孳孳矻矻，无或间已。其志不在小，国家之患无有甚于是者。
　　赵烈文这份上书，作于湘军收复安庆二十天之后。他不仅准确分析了太平军和捻军的特点和优劣，预见了他们的失败，而且提出了外国人将成为中国最大祸患这一重要论断，在清朝正与太平军和捻军进行生死较量、无暇顾及甚至不愿醒眼看外国的时候提出如此见解，其远见卓识的确非常人所能及。不仅如此，赵烈文在上书中还具体分析和指出了外国之所以强大、中国之所以受人欺凌的原因：中国一向夜郎自大，崇尚虚文，喜欢搞形式主义，不注重实效，外国人则上下齐心，虚心学习别国长处，做事又很专精，谋划又很深远，所以政修国治，民力富强。他为此提醒曾国藩：中国的衰落不始于今日，而是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只有正视现实，承认落后，虚心学习，加强中外沟通，寻求自强之道，才能慢慢改变这一现状。
　　正因为赵烈文对中外形势有着如此清醒的认识和判断，而大清朝的官员和军队又十分腐败无能，所以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十九年的光绪元年（1875）九月二日，他就预知淮军不可恃，一旦海疆有事，后果不可设想。换句话说，就是一旦海疆有事，中国必败无疑：
　　淮军驻津者，皆令赴海滨屯田，兵勇虽来自田间，而逸乐已久，不甘劳苦。又统领营官朘削日甚，食米、旗械、号衣之外，下至包头、裹腿均制办发给，而扣应食之饷，每人月不得一金，士心嗟怨，逃者纷纷。每哨仅十余人，将弁利其虚伍，以为干没，闻之可为寒心。自军务稍息，合肥公专务养尊处优，不为未然计。而前后左右无一骨鲠之士，佞谀者进，朴勤者退。凡不急之务，如兴造土木、捐创善堂及官幕、游客或赡家或归榇，或引见或刻书，均勒令营中赀助。甚者嬉游宴饮，挟妓娶妾，无不于焉取之。武人多获穹爵，其巧捷者知头衔无益于事，而欲求补署，则非联络要近不可，故悉力以奉承上心。顾坐营无掠夺之利，办公薪水又仅足日用，不得不设法渔猎。将习巧宦，而士有离心。当此海疆多事，隐忧甫切，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作为历史家的赵烈文之所以能成为晚清历史走向的预言家，一在于成败兴亡之史迹烂熟于胸中，二在于眼力非凡，观察事物独具匠心，能从细微之处发现问题并得出胜负结论，故论断无可移易。
　　同治六年（1867）九月十日，曾国藩同赵烈文商量要不要把自己家人接到金陵安顿和避难时，曾表示有卸任回乡的愿望。赵烈文说了一大通曾国藩不能卸任回乡的道理后，就像个先知先觉一样，把三年后才发生的不幸事件预先说了出来：
　　湘、淮诸军之各有门户，师所知也。杨厚庵统水师名动江表，一改陆师而号令不行，迁地弗良，其效尚如此，况百万之众，贵则茅土，富则陶、猗，皆一人之所提携，现虽散处，其中豪强节概之士不可偻指而数，一旦取而代之，其可得乎？三年冬，师奉命离任，督剿皖、楚，旨甫下而人间已有扼腕不平愤愤欲起者。况师谢事而去，易一新督，自颈以下不与头接，是大乱之道也。两楚三江伏戎数千里，所惮一人耳。师今日去任，明日必呼啸而起。师至时而欲悔，上负君父，下负黎庶，不已晚乎？
　　曾国藩听后立即表示：“足下言切如此，能无动心！”此后，曾国藩不仅打消了退出官场的想法，而且下决心把家人接到了金陵。
　　清政府之所以不让曾国藩久任两江总督，是因为两江总督的政治地位虽在疆臣之首直隶总督之下，手中实权却远超其上，这不仅因为江苏（包括上海）、江西、安徽两江三省是国家的富庶之区和财源要地，而且进入近代以来，两江总督还兼管两淮盐政且例兼南洋通商大臣一职，掌握很大的对外交涉权，和外国通商的税收也由其掌管。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将两江总督一职授予曾国藩，完全是出于无奈，只不过想借湘军之力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现在目的已经达到，而这些年来曾国藩在两江地区建立了非常发达的权力支配网，他在江南的势力实在太大，清政府无论从政权安全的角度考虑，还是从操纵国家经济命脉的角度着想，都不会让曾国藩长久在这里任职，于是一有机会就动他的心思，打他的主意，非将他赶出老巢不可。
　　赵烈文能成为预言家，确实不是凭空洞的想象，也不是巧合，而是建立在世事皆洞明和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基础之上的，再加上超凡的洞察力、深入的调查研究、缜密的分析判断，从而使他能够透过现象发现本质，自然而然得出合乎客观规律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