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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学者型翻译家”周作人认为，人及人的价值具有的首要意义才使人类开始系统论证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和力量。本文认为周作人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一直坚持并实践着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坚持“为自己翻译”、“为书翻译”与“直译”的思想。
【关键词】周作人 翻譯 人文主义
一、“为自己翻译”和“为书翻译”
1944年，周作人在他的《谈翻译》一文中总结道：“正当的翻译的分数似应这样的打法，即是信五分，达三分，雅二分。假如真是为书而翻译，则信达最为重要，自然最好用白话文，……若是想要为自己而翻译的话，那么雅便是特别要紧，而且这还是俗受的雅，唯有用文言才能达到目的，不，极容易的可以达到目的。
这一段话从白话文与文言文在翻译上的差别将翻译区分为“为自己翻译”和“为书翻译”，若要追求“雅”，即是“为自己翻译”；追求“信”与“达”，则是“为书翻译”。周作人认为文言译书不很费力而且容易讨好，是对于译者有利的，他将此称之曰“为自己而翻译”；针对这点，周作人提出了“为书而翻译”的革新观点，既然是要为书而翻译——把外国名著忠实地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就应当使用白话文，翻译的方式最好是直译。他认为：如果是为出书而翻译，则信、达最为重要，自然须得用白话文，只是似乎总缺少点雅。虽然白话文也自行其雅，但一般不当它为雅，反以为是俗。如果是为自己而翻译，那么雅便是特别要紧，并且只有用文言才能极容易地达到。尽管五四时代提倡使用白话文翻译，但周作人看来，但也未需要将文言文体一棒打死。他委婉地表示为了实现“雅”，文言文体在翻译中还是有点用处，有一定的艺术生命力的。在为《点滴》作的序中，周作人也将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的特点归结为两点：“直译的文体”和“人道主义的精神”。这一时期，周作人提倡直译的翻译方法，强调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注重引进新的文法和思维方式。反观他的译作个性化选择与审美，周作人是将个人的翻译趣味与他所追求的审美价值统一在人文精神的大框架之下。
二、“直译”是周作人坚守的翻译观
《陀螺·序》中，周作人以举例的方式从直译与死译的差异的角度进一步阐释说：“我的翻译向来用直译法，所以译文实在很不漂亮，——虽然我自由抒写的散文本来也就不漂亮。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就是信与达。近来似乎不免有人误会了直译的意思，以为只要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就是直译，譬如英文的‘Lying on his back’一句，不译作‘仰卧著’而译为‘卧着在他的背上’，那便是欲求信而反不雅了。据我的意见，‘仰卧著’是直译，也可以说即意译，将它略去不译，或译作‘坦腹高卧’以至‘卧北窗下自以为羲皇上人’是胡译，‘卧着在他的背上’这一派乃是死译了。”
我们说所谓直译就是以异质文化为本位，尽可能保其原貌的翻译方法；而以主体文化为本位，尽可能迎合译人语读者的文化心理的译法就是意译。在白话文使用尚不熟悉的语言变革时代，鲁周二兄弟顶着“硬译”的舆论压力，坚持尊重原作，不能不说他们骨子里尊崇的人文精神及人道主义对他们这一翻译风格的选择起了一定的作用。对外国文学的翻译采取“直译”的手法，这是鲁迅和周作人首先提出来的。无论从当时还是在今天看来，这都是翻译手法的一次重要的革新。
三、“直译”、“意译”圆满调和
周作人一生追求“中庸调和”，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译学理论上。在翻译上他从不极端，一直做着兼顾中外文化的努力。外文中的一些专有名词和人名、地名等的翻译，向来是困扰翻译家们的难点，当时有人根据鲁迅说过的“就用原文”，提倡翻译时不用音译而直接将外文夹入汉字中。对此，周作人有不同意见，他提出了“名从主人”的音译观。他指出，鲁迅说的“就用原文”，本是指化学元素那些名词而言，那不成问题，但其中“金”、“银”、“铁”等也不得不用意译了。至于学术名词全用原文，并不合适。有些已经意译，有些原文就有几种写法，加上各国语言不同，不便实多。所以，他认为“中国对于外国专名只好用汉字译音，但如有必要时，欲求专名译音的忠实，不妨于译音下用括弧记入原文。”
理解周作人文学翻译的理论和其对待翻译的神圣严肃态度，才能理解本文所探讨的主题。周作人的翻译思想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对原作的尊重与执着。他从翻译文学的社会功能及审美角度出发，在从事翻译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语言观与翻译观都表现了他注重翻译文学作为文艺本身的功能的理性精神。正是这些坚持让我们看到周作人的译介的文学世界带有强烈的人文主义个性特征，这一特征让周作人的翻译世界打上了人文主义的烙印。
参考文献：
[1]周作人.陀螺·序.语丝.32.1925.6.22.
[2]钱玄同.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见1919年12月（新青年）6.6.
作者简介：王晓晓，1983年6月，重庆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法。
【关键词】周作人 翻譯 人文主义
一、“为自己翻译”和“为书翻译”
1944年，周作人在他的《谈翻译》一文中总结道：“正当的翻译的分数似应这样的打法，即是信五分，达三分，雅二分。假如真是为书而翻译，则信达最为重要，自然最好用白话文，……若是想要为自己而翻译的话，那么雅便是特别要紧，而且这还是俗受的雅，唯有用文言才能达到目的，不，极容易的可以达到目的。
这一段话从白话文与文言文在翻译上的差别将翻译区分为“为自己翻译”和“为书翻译”，若要追求“雅”，即是“为自己翻译”；追求“信”与“达”，则是“为书翻译”。周作人认为文言译书不很费力而且容易讨好，是对于译者有利的，他将此称之曰“为自己而翻译”；针对这点，周作人提出了“为书而翻译”的革新观点，既然是要为书而翻译——把外国名著忠实地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就应当使用白话文，翻译的方式最好是直译。他认为：如果是为出书而翻译，则信、达最为重要，自然须得用白话文，只是似乎总缺少点雅。虽然白话文也自行其雅，但一般不当它为雅，反以为是俗。如果是为自己而翻译，那么雅便是特别要紧，并且只有用文言才能极容易地达到。尽管五四时代提倡使用白话文翻译，但周作人看来，但也未需要将文言文体一棒打死。他委婉地表示为了实现“雅”，文言文体在翻译中还是有点用处，有一定的艺术生命力的。在为《点滴》作的序中，周作人也将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的特点归结为两点：“直译的文体”和“人道主义的精神”。这一时期，周作人提倡直译的翻译方法，强调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注重引进新的文法和思维方式。反观他的译作个性化选择与审美，周作人是将个人的翻译趣味与他所追求的审美价值统一在人文精神的大框架之下。
二、“直译”是周作人坚守的翻译观
《陀螺·序》中，周作人以举例的方式从直译与死译的差异的角度进一步阐释说：“我的翻译向来用直译法，所以译文实在很不漂亮，——虽然我自由抒写的散文本来也就不漂亮。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就是信与达。近来似乎不免有人误会了直译的意思，以为只要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就是直译，譬如英文的‘Lying on his back’一句，不译作‘仰卧著’而译为‘卧着在他的背上’，那便是欲求信而反不雅了。据我的意见，‘仰卧著’是直译，也可以说即意译，将它略去不译，或译作‘坦腹高卧’以至‘卧北窗下自以为羲皇上人’是胡译，‘卧着在他的背上’这一派乃是死译了。”
我们说所谓直译就是以异质文化为本位，尽可能保其原貌的翻译方法；而以主体文化为本位，尽可能迎合译人语读者的文化心理的译法就是意译。在白话文使用尚不熟悉的语言变革时代，鲁周二兄弟顶着“硬译”的舆论压力，坚持尊重原作，不能不说他们骨子里尊崇的人文精神及人道主义对他们这一翻译风格的选择起了一定的作用。对外国文学的翻译采取“直译”的手法，这是鲁迅和周作人首先提出来的。无论从当时还是在今天看来，这都是翻译手法的一次重要的革新。
三、“直译”、“意译”圆满调和
周作人一生追求“中庸调和”，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译学理论上。在翻译上他从不极端，一直做着兼顾中外文化的努力。外文中的一些专有名词和人名、地名等的翻译，向来是困扰翻译家们的难点，当时有人根据鲁迅说过的“就用原文”，提倡翻译时不用音译而直接将外文夹入汉字中。对此，周作人有不同意见，他提出了“名从主人”的音译观。他指出，鲁迅说的“就用原文”，本是指化学元素那些名词而言，那不成问题，但其中“金”、“银”、“铁”等也不得不用意译了。至于学术名词全用原文，并不合适。有些已经意译，有些原文就有几种写法，加上各国语言不同，不便实多。所以，他认为“中国对于外国专名只好用汉字译音，但如有必要时，欲求专名译音的忠实，不妨于译音下用括弧记入原文。”
理解周作人文学翻译的理论和其对待翻译的神圣严肃态度，才能理解本文所探讨的主题。周作人的翻译思想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对原作的尊重与执着。他从翻译文学的社会功能及审美角度出发，在从事翻译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语言观与翻译观都表现了他注重翻译文学作为文艺本身的功能的理性精神。正是这些坚持让我们看到周作人的译介的文学世界带有强烈的人文主义个性特征，这一特征让周作人的翻译世界打上了人文主义的烙印。
参考文献：
[1]周作人.陀螺·序.语丝.32.1925.6.22.
[2]钱玄同.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见1919年12月（新青年）6.6.
作者简介：王晓晓，1983年6月，重庆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