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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彭丽媛和米歇尔共进晚餐一事还原到只是一顿工作餐的政治地位，那么我们大可不必羡慕，毕竟大多数时候国家公務人员的吃饭问题都是在食堂解决的，满汉全席式的国会宴请只是偶尔为之。
食堂，常见于学校、公司、工厂和军营，单从字面来看，指的是许多人一起吃饭的地方。人多的地方容易产生故事，许多人一起吃饭的地方更会造就历史。20世纪50年代曾掀起大办“人民公社食堂”运动，社员可以“放开肚皮吃”，食品“特供”制度也在这一时期产生。
昙花一现的“大办公社食堂”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社论《办好公共食堂》。社论提出，办好公共食堂已经成为当前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成为巩固人民公社的一个基本关键。
“那种把公共食堂看成是生活小事，从而忽视对食堂工作的领导，甚至认为不值得在食堂工作上花费领导的精力和时间的观点是错误的。”人民日报旗帜鲜明，观点明确。社论发表后，农村公共食堂勃兴，到1958年底，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
农村公共食堂是否解决了农民吃饱饭的问题呢？至少从当时的报纸和电台的报道来看，是的。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兴办食堂的经验被广为传播：公社是桥梁，食堂是天堂，一日三餐有荤素，社员个个喜洋洋。
但好景不长，在所有关于“大办食堂好”的宣传画中出现的女炊事员其实并不能代表农民的饭勺子，真正握着饭勺子的是没有出现在宣传画上的公社干部；在宣传画上那些笑容可亲、菜热饭香的背后，充满着农民的不满。
1959年开始，由于严重自然灾害，农业遭灾歉收，粮食形势日趋紧张。为了能填饱肚子，社员动开了脑子。据报道，河南省鲁山县张官营公社创造了一斤玉米蒸五斤馍的经验，辽宁黑山县大虎山卫星人民公社三台子副业生产队创造了“苞米食用增量法”等。
为巩固公共食堂，1960年，中共中央发过一系列文件，认为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求各级党委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但诸如“瓜菜代、二稀一干”等方法，仍不能让社员吃饱饭。1959年5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人民公社停止兴办公共食堂的决定》后，人民公社兴办食堂，社员吃饭不要钱的做法才退出历史舞台。
“天字一号”食堂的前世今生
明慧公司养猪场位于河北省三河市郊，每年出栏商品猪5万头左右，其中的80%以上都供给了北京大红门公司。
运往大红门公司的猪并不流向普通市民的餐桌。它们从出栏起就要接受多道检验检疫，装车后须由当地警方贴上封条随车押送，司机“开车要稳，猪腿上连个磕碰都不能有”。
大红门公司是“大红门肉类食品有限公司”的简称，隶属北京市二商集团。所谓的“特供”，即“特需供应”，意为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
肇端于上世纪50年代的“特供”制度，却勃兴于1959年至1961年，即食品紧缺的三年困难时期，它的支脉繁杂而又神秘。
特供任务最早由公安系统承担。1950年底，公安部成立八局五处，即食品保卫处，下设四科一室，负责食品采购、生产、供应等工作。1956年，这项长期的政治任务被移交给北京。以北京市第三商业局特供站与北京饭店供应科为基础组建北京市食品供应处，后划归第二商业局。
第二商业局特供的对象包括三类：一是全国的重要会议、活动供应；二是外国元首、使馆人员等涉外副食品供应；三是中央首长、特殊工种、高级脑力劳动者等特需人员。
第二商业局，就是北京市二商集团的前身。
在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特供体系中，最关键的一环是位于东华门大街34号的北京食品供应处，即“34号供应处”。
2012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载的一篇题为《“34号特供处”和改善中美关系的神秘晚宴》的文章，记载了这个神秘的部门为70年代“中美关系破冰”所做的贡献。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对此高度重视，亲自召集有关部门开会，一再强调准备工作要做好做细，确保一切活动都万无一失。当时，负责食品采购工作的张涛参加了那次筹备会议。
张涛所在的工作单位就是“34号供应处”。为了充分准备宴会所需要的各种食品原料，张涛和他的同事们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当得知美国人喜欢吃海鲜时，有关方面便决定准备新鲜的黄海鲍鱼备用。辽宁省长海县獐子岛人民公社的潜水队接到任务后，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进行采捕，从中挑选出精品运到北京。
除了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访华以及类似国宴这样的重大国事活动提供安全的食品保障，“34号供应处”还为中国最著名的监狱——秦城监狱提供食品供应。
这里的犯人伙食标准比照部长级待遇，由狱方到“34号供应处”采购：早餐提供牛奶，午餐和晚餐都是两菜一汤，饭后每个犯人可得一个刚从冷库运来的苹果。配发固体饮料，每盒12块，每块可沏一杯柠檬茶；方糖则分咖啡色和白色两种。以上供应日日如此，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一样。
体制内“食堂”正在扩大影响范围
“如今饭店里的东西，还能叫吃的吗？”在农业部工作的刘萍和在发改委工作的爱人吃了多年食堂。十几年前，一家三口还偶尔在外面吃一顿，现在却几乎从来不敢试，因为“一吃准闹肚子”。
和其他部委食堂一样，农业部食堂也以自助餐为主，品种并不算多，也不算太好吃，凉菜七八个，热菜几十个，但毕竟干净卫生，而且这些如果是在外面吃，最最起码也要20元。 凭借如此物美价廉的服务，体制内的“食堂”也正在试图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
2009年广电总局新食堂落成，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的广电总局302食堂，改为广电总局离退休员工及其家属的专用食堂，就餐人数不足以支持一个占地千余平方米食堂的客流量。北京出台便利老人居家养老的“九养”政策后，该食堂与北京月坛街道办合作，成为第一个向居民开放的中央机关食堂。
“这里的饭菜口味清淡适合老年人，便宜，还能用养老助残券，要是去旁边的小餐馆吃，价钱要贵上三四倍呢！”地三鲜、咖喱小丸子、香干快菜，还有孜然肉丁、梅菜扣肉、圆葱爆羊肉……加上一份米饭或馒头的主食，菜价都只在十几元左右。
在坚持原有膳食质量的前提下，失去补贴的302食堂前景并不容乐观。但机关食堂的对外开放仍成为潮流，据北京日报报道，在广电总局302食堂之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广电总局、铁道部等10余家单位，开始尝试与社区居民资源共享。
2014年3月，人民日报记者探访了多家机关单位食堂。
昆明市级机关食堂共有12个不同的餐厅，其中8个属于社会承包，其余4个由餐饮中心自营。“全部机关食堂最高峰时一个中午曾有13000余人前来就餐，就餐者中公务员和其他人员各占一半。”而在这里就餐，既可以使用现金购买套餐餐券，也可以刷卡消费。不同于有些地方政府公务员有餐饮补助，昆明市级机关公务员在机关食堂就餐都要自掏腰包。“餐卡里沒补贴，工资里也没有。”
人民日报记者在这里点了一份6元套餐：清炒甘蓝、凉拌莴笋、红烧鱼，外加一份米饭。由于菜量太大，人民日报记者没全部吃完。
一荤两素6元，两荤两素8元，三荤两素10元，米饭不够还可以免费加一次，咸菜和汤更是免费用，此外，还有肉夹馍、热干面等各地小吃供应。这位记者认为，“便宜的价格、丰富的菜品，是吸引附近居民前来就餐的主要原因”。
人民日报记者还探访了河北省委食堂。这里的价位同样便宜：西红柿炒蛋5元、红烧丸子5元、土豆炖肉5元……近10个菜色基本以家常菜为主，最高价未超过5元。
在可以容纳280人就餐的河北省委食堂，“反对浪费”“光盘行动”“节约用水”等宣传语和宣传画随处可见，“一位河北省委机关工作人员坦言，机关里上点岁数的人多，大家都明白粮食来之不易”。
人民日报记者的所见所闻足以体现机关食堂里食客的节约，但有网友却从节约中看到了“福利”。
南京工业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教授刘小冰就认为，这则新闻遭到公众质疑是必然的：报道内容不像是提倡勤俭节约，而是机关变相福利。
食堂，常见于学校、公司、工厂和军营，单从字面来看，指的是许多人一起吃饭的地方。人多的地方容易产生故事，许多人一起吃饭的地方更会造就历史。20世纪50年代曾掀起大办“人民公社食堂”运动，社员可以“放开肚皮吃”，食品“特供”制度也在这一时期产生。
昙花一现的“大办公社食堂”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社论《办好公共食堂》。社论提出，办好公共食堂已经成为当前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成为巩固人民公社的一个基本关键。
“那种把公共食堂看成是生活小事，从而忽视对食堂工作的领导，甚至认为不值得在食堂工作上花费领导的精力和时间的观点是错误的。”人民日报旗帜鲜明，观点明确。社论发表后，农村公共食堂勃兴，到1958年底，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
农村公共食堂是否解决了农民吃饱饭的问题呢？至少从当时的报纸和电台的报道来看，是的。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兴办食堂的经验被广为传播：公社是桥梁，食堂是天堂，一日三餐有荤素，社员个个喜洋洋。
但好景不长，在所有关于“大办食堂好”的宣传画中出现的女炊事员其实并不能代表农民的饭勺子，真正握着饭勺子的是没有出现在宣传画上的公社干部；在宣传画上那些笑容可亲、菜热饭香的背后，充满着农民的不满。
1959年开始，由于严重自然灾害，农业遭灾歉收，粮食形势日趋紧张。为了能填饱肚子，社员动开了脑子。据报道，河南省鲁山县张官营公社创造了一斤玉米蒸五斤馍的经验，辽宁黑山县大虎山卫星人民公社三台子副业生产队创造了“苞米食用增量法”等。
为巩固公共食堂，1960年，中共中央发过一系列文件，认为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求各级党委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但诸如“瓜菜代、二稀一干”等方法，仍不能让社员吃饱饭。1959年5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人民公社停止兴办公共食堂的决定》后，人民公社兴办食堂，社员吃饭不要钱的做法才退出历史舞台。
“天字一号”食堂的前世今生
明慧公司养猪场位于河北省三河市郊，每年出栏商品猪5万头左右，其中的80%以上都供给了北京大红门公司。
运往大红门公司的猪并不流向普通市民的餐桌。它们从出栏起就要接受多道检验检疫，装车后须由当地警方贴上封条随车押送，司机“开车要稳，猪腿上连个磕碰都不能有”。
大红门公司是“大红门肉类食品有限公司”的简称，隶属北京市二商集团。所谓的“特供”，即“特需供应”，意为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
肇端于上世纪50年代的“特供”制度，却勃兴于1959年至1961年，即食品紧缺的三年困难时期，它的支脉繁杂而又神秘。
特供任务最早由公安系统承担。1950年底，公安部成立八局五处，即食品保卫处，下设四科一室，负责食品采购、生产、供应等工作。1956年，这项长期的政治任务被移交给北京。以北京市第三商业局特供站与北京饭店供应科为基础组建北京市食品供应处，后划归第二商业局。
第二商业局特供的对象包括三类：一是全国的重要会议、活动供应；二是外国元首、使馆人员等涉外副食品供应；三是中央首长、特殊工种、高级脑力劳动者等特需人员。
第二商业局，就是北京市二商集团的前身。
在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特供体系中，最关键的一环是位于东华门大街34号的北京食品供应处，即“34号供应处”。
2012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载的一篇题为《“34号特供处”和改善中美关系的神秘晚宴》的文章，记载了这个神秘的部门为70年代“中美关系破冰”所做的贡献。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对此高度重视，亲自召集有关部门开会，一再强调准备工作要做好做细，确保一切活动都万无一失。当时，负责食品采购工作的张涛参加了那次筹备会议。
张涛所在的工作单位就是“34号供应处”。为了充分准备宴会所需要的各种食品原料，张涛和他的同事们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当得知美国人喜欢吃海鲜时，有关方面便决定准备新鲜的黄海鲍鱼备用。辽宁省长海县獐子岛人民公社的潜水队接到任务后，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进行采捕，从中挑选出精品运到北京。
除了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访华以及类似国宴这样的重大国事活动提供安全的食品保障，“34号供应处”还为中国最著名的监狱——秦城监狱提供食品供应。
这里的犯人伙食标准比照部长级待遇，由狱方到“34号供应处”采购：早餐提供牛奶，午餐和晚餐都是两菜一汤，饭后每个犯人可得一个刚从冷库运来的苹果。配发固体饮料，每盒12块，每块可沏一杯柠檬茶；方糖则分咖啡色和白色两种。以上供应日日如此，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一样。
体制内“食堂”正在扩大影响范围
“如今饭店里的东西，还能叫吃的吗？”在农业部工作的刘萍和在发改委工作的爱人吃了多年食堂。十几年前，一家三口还偶尔在外面吃一顿，现在却几乎从来不敢试，因为“一吃准闹肚子”。
和其他部委食堂一样，农业部食堂也以自助餐为主，品种并不算多，也不算太好吃，凉菜七八个，热菜几十个，但毕竟干净卫生，而且这些如果是在外面吃，最最起码也要20元。 凭借如此物美价廉的服务，体制内的“食堂”也正在试图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
2009年广电总局新食堂落成，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的广电总局302食堂，改为广电总局离退休员工及其家属的专用食堂，就餐人数不足以支持一个占地千余平方米食堂的客流量。北京出台便利老人居家养老的“九养”政策后，该食堂与北京月坛街道办合作，成为第一个向居民开放的中央机关食堂。
“这里的饭菜口味清淡适合老年人，便宜，还能用养老助残券，要是去旁边的小餐馆吃，价钱要贵上三四倍呢！”地三鲜、咖喱小丸子、香干快菜，还有孜然肉丁、梅菜扣肉、圆葱爆羊肉……加上一份米饭或馒头的主食，菜价都只在十几元左右。
在坚持原有膳食质量的前提下，失去补贴的302食堂前景并不容乐观。但机关食堂的对外开放仍成为潮流，据北京日报报道，在广电总局302食堂之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广电总局、铁道部等10余家单位，开始尝试与社区居民资源共享。
2014年3月，人民日报记者探访了多家机关单位食堂。
昆明市级机关食堂共有12个不同的餐厅，其中8个属于社会承包，其余4个由餐饮中心自营。“全部机关食堂最高峰时一个中午曾有13000余人前来就餐，就餐者中公务员和其他人员各占一半。”而在这里就餐，既可以使用现金购买套餐餐券，也可以刷卡消费。不同于有些地方政府公务员有餐饮补助，昆明市级机关公务员在机关食堂就餐都要自掏腰包。“餐卡里沒补贴，工资里也没有。”
人民日报记者在这里点了一份6元套餐：清炒甘蓝、凉拌莴笋、红烧鱼，外加一份米饭。由于菜量太大，人民日报记者没全部吃完。
一荤两素6元，两荤两素8元，三荤两素10元，米饭不够还可以免费加一次，咸菜和汤更是免费用，此外，还有肉夹馍、热干面等各地小吃供应。这位记者认为，“便宜的价格、丰富的菜品，是吸引附近居民前来就餐的主要原因”。
人民日报记者还探访了河北省委食堂。这里的价位同样便宜：西红柿炒蛋5元、红烧丸子5元、土豆炖肉5元……近10个菜色基本以家常菜为主，最高价未超过5元。
在可以容纳280人就餐的河北省委食堂，“反对浪费”“光盘行动”“节约用水”等宣传语和宣传画随处可见，“一位河北省委机关工作人员坦言，机关里上点岁数的人多，大家都明白粮食来之不易”。
人民日报记者的所见所闻足以体现机关食堂里食客的节约，但有网友却从节约中看到了“福利”。
南京工业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教授刘小冰就认为，这则新闻遭到公众质疑是必然的：报道内容不像是提倡勤俭节约，而是机关变相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