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辑《白氏长庆集》成，曾附诗一首：“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在《长恨歌》（新人教版选修《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的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一个疑问，就是前句的“风情”究竟该当何解？是男女相爱之情，还是美刺教化的国风精神？这关乎文章主旨，值得讨论。
　　一、关于对“男女爱情”之说的辩驳
　　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四写道：“听说世上男贪女爱，谓之风情。”依此说，“风情”便是男女相爱之情了。南唐李煜《柳枝》词：“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芳魂感旧游”、宋柳永《雨霖铃》词：“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中的“风情”便都是这种意思。《长恨歌》里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帝妃之恋确为“希代之事”，自然涉及男女相爱之情，但有论者据此论及《长恨歌》的主题在于歌颂爱情，便过于牵强了。
　　首先，从创作时间来看，《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正当白居易政治意识与现实感极强，大胆革新之时，诗人当是以文学家的才情，史学家的眼光审视过去，鉴戒当代。正如明代张纶言在《林泉随笔》中所说：“白乐天《长恨歌》备述明皇、杨妃之始末，虽史传亦无以加焉。盖指其覆华，为声诗以讽刺时君，而垂戒来世。”
　　其次，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说，一方面，贞元、元和年间，内则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战乱频仍，赋税繁重；外则吐蕃回纥，不断入侵，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面对这种大的局势，富有“兼济之志”和极力关注现实的诗人恐怕不得不正视这种现实。那种时隔不远因“汉皇重色”而招致的“安史之乱”不得不使诗人的心头发出一阵阵的恐惧与悸动，从而震颤出一种深深的危机感，况且白居易深读杜甫极具“诗史”般的诗歌篇章，对其中因“安史之乱”造成的生灵涂炭、颠沛流离的滴血历史和明皇重色轻政、荒淫误国的惊心教训不得不痛心，并为之泣泪。另一方面，贞元、元和年间，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社会又比较稳定，并曾一度在形式上获得全国的统一，各方面都呈现出中兴的势头。面对这大好的前景，诗人心中自然感慨万端，那远去的“安史之乱”的马蹄声，又使诗人的心头掠过一丝丝的欣慰与愉悦。然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具有强烈“居安思危”意识的诗人绝不会沉浸其中而忘乎所以，“殷鉴不远，就在夏后”，要巩固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还得从历史的教训中获得经验并以此为鉴。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会迷情于李杨如何至死不渝的“谈恋爱”，而置李杨因“谈恋爱”无度将国家和人民推至惨痛浩劫面前而不顾吗？
　　再次，就文本自身而言，前半部分作者从正面入手，直接揭露。后半部分则从反面着笔，以褒代贬。诗人匠心独运，正反结合，双重讽喻，立意深远（此部分详细论述请参见拙文《以褒代贬 双重讽喻——〈长恨歌〉讽喻艺术再探究》，《语文教学通讯》，2015年第3期）。不论是文本的前半部分还是后半部分，都一以贯之的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唐明皇。也就是说，不论李、杨是如何的痴情万种，这场帝妃之恋是如何的至死不渝，但在因此而给整个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惨痛浩劫面前，都轻如鸿毛。况身为九五之尊的天子，掌国之神器而不顾社稷与万民安危的罪责也不可饶恕。再明白说，白居易要批判、揭露的并不是李杨如何“谈恋爱”，而是因“谈恋爱”无度造成的严重后果。然而，千百年来，为什么会有人一直牵住“爱情”这根线不放呢？这与白居易在诗歌的后半部分对李、杨二人相思之苦的描写着墨过多不无关系。也正是文本自身的这种看似不明确的反面傅粉的曲婉表述，以及在文学活动中读者对后半部分的过分偏爱与放大，才使得文本原有主题思想发生了淡化或迁移。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就是说，读者会根据自己的情感体验、生活实践内化出一个自我阐释的主题来，从而使诗歌原有的讽喻、惩戒的主题淡化，歌颂忠贞爱情的主题大大凸显。
　　二、关于对美刺教化的国风精神的阐释
　　由上面的论述可知，白居易只是借这场帝妃之恋“为声诗以讽刺时君”，并“垂戒来世”。这正是美刺教化的国风精神的体现。且从《毛诗序》对“风”“雅”的解释来看，白居易的创作宗旨和创作实践正与其相一致。
　　《毛诗序》载：“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又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朱熹在《诗集传·卷一》中也说：“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以上都是从“美刺”教化角度解释“风”的。而就白居易的诗文创作而言，他先是在倡导“新乐府运动”的宣言书《与元九书》中提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这里所说的“义”便是《诗经》的“六义”，即“美刺”精神，而所谓的“实义”，即“经之以六义”，也就是说要使诗歌具有“美刺”的内容。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诗人则更是有意识的践行着这一宗旨，他创作的讽喻诗《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就“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同时，作为一个具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传统文学创作者，白居易更将诗歌的“美刺”精神和“兼济之志”紧密相连，进而衍化为一种弥漫于广阔社会现实生活当中的“济世”之情，也就是为民请命的宏愿。《长恨歌》正是这方面的杰作，其创作目的“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陈鸿《长恨歌传》）不就是美刺教化的国风精神的体现吗？
　　《毛诗序》又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以由废兴也。”《白虎通·卷一》“礼乐”篇也载：“乐尚雅，雅者，古正也。”王畿为政治文化中心，其言为正声，即“雅言”，其乐为正乐，即“雅乐”。白居易有意识地继承杜甫，在经过盛唐诗歌高潮，又受“安史之乱”冲击，诗歌所面临盛极难继局面的中唐时期，他另辟蹊径，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沿着杜甫所开辟的道路进一步从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两方面出发，倡导“新乐府运动”，掀起了又一个波澜壮阔的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在文学理论方面，他响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从而更好地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也正是基于此，他关心政治，密切联系现实生活并从中汲取创作的源泉，有目的地进行创作实践，他在《秦中吟》序言中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与元九书》中也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而且在政治仕途与斗争中，“难以指言者，辙咏歌之。”这里的“闻见”“多询时务”“难以指言”都可看出作者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民生疾苦的创作实践及创作意图，从而使他的诗歌创作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及其深厚的现实意义。这便与《诗经》中的“雅言”是同一旨趣了。
　　且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历来都是“风雅”并举，自《诗经》首开现实主义之先河以来，其“风雅”精神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的，逐次而下，一脉相承。《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还有汉乐府的“缘事而发”，建安诗人的慷慨多气，陈子昂的标举“兴寄”，以及李白在《古风·其一》中慨叹的“大雅久不作，吾哀竟谁陈”，杜甫在《戏为六绝句·其六》中说的“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都是对“风雅”精神的倡导、继承和发展。
　　由此看来，“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该是白居易对自己在诗文创作方面“风雅”并举，并且时刻体现其“风雅”精神的总结性表述。“风情”其实就是《诗经》中美刺教化的“国风”精神。有人则把“风情”二字同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如胶似漆般地联系在一起来论述整首诗的主题思想，这实在是一种断章取义性的误解。“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当是互文关系，不管是“一篇长恨”，还是“十首秦吟”，都在传达着“风情”，表现着“正声”，可谓“风雅”并举，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济世情怀，即通过探究王政兴废得失的缘由，感动人心，以达教化垂戒之目的。
　　[作者通联：宁夏同心县豫海回民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