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十岁那年，第一次，我带着七十三岁的母亲去看望我的舅父。
　　 我们乘坐的飞机从山东济南遥墙机场起飞，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飞行，到达武汉天河机场，然后乘坐出租车赶到武汉火车站，转乘了两个多小时火车到达荆门，又坐表兄弟租来的一辆一汽大众，颠簸了近一个小时，远远地看到一幢年代久远的宿舍楼下，并肩站着一对清瘦的老夫妇，那是我的舅父和舅母。
　　 生活中，母亲很少说到她这个亲哥哥，只言片语中，我知道舅父自幼聪慧，外祖母大字不识一箩筐，把所有厚望都寄予了他，虽然身处农村，舅父却没干过一天农活，一心只读圣贤书。十七岁学业有成被国家分配到东北一个兵工厂工作。后来，工厂搬迁，又携家带口去了湖北。
　　 兵工厂位于湖北荆门一处山坳里，四面环山，环境倒是幽静，只是闭塞偏远，人口稀疏（据说，当年很红火，如今早已没有一点红火的迹象）。舅父住的房子是建于70年代的老宿舍楼，两居室，不到60平米;两个表兄和两个表姐都各自成家，就散住在舅父周围。
　　 “孩子们婚嫁的都是工厂里的子弟，所以都住得不远。”
　　 不等我们搭话，舅父自顾又说：
　　 “厂子早就关停了，年轻人能出去的早都出去了，剩下的都是没出息的。”
　　 两个表兄弟就很尴尬地讪笑起来，好在舅父话锋一转：
　　 “读书也不一定有出息，我从小就读书，走得这么远，又有什么好呢？……孩子们都在身边不是更好嘛……”
　　 母亲和舅母的笑容就很忧伤起来。
　　 我们的到来，让舅父舅母开心得像个孩子，几天里，说不完的话。回程的那天早上，我和母亲又坐上租来的轿车，摇下车窗，母亲抓着舅父的手说：
　　 “哥，我走了，你自己保重，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来看你……”
　　 话音未说完，母亲就把车窗摇上了，因为她开始失声大哭。我站在车外，轮流去拥抱舅父和舅母，想说几句诸如“有机会也回家看看”此类的话，但是哽咽失声，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把舅父紧紧地在胸口抱了一抱——对七十八岁的老人来说，回家看看这种机会几乎不可能了。
　　 在回荆门市里的山路上，母亲望着窗外绵延的群山，嘴里翻过来覆过去地念叨着：
　　 “……那么小，就离开家了，天南地北，老了也回不去……”
　　 似在说给我听，也似乎是说给自己，泪水擦了流，流了擦，一直流到下车进入火车站，进入检票口，回身对表兄和表姐挥手告别，再次变为号啕大哭。
　　 本来，那次去湖北，我还想当面质问舅父几件事：
　　 1.为什么在外祖母有生之年不接她老人家到身边团聚小住？
　　 2.为什么不回去给外祖母送终，让外祖母临终都没有看到让她骄傲的儿子。
　　 但都没有说出口。
　　 在我沿着窄窄的楼道，爬上舅父那位于四楼的房子后，就找到了答案：已经容纳了六口人的房间，是根本无法接纳外祖母的;山水阻隔，路途迢迢，外祖母是根本从山东到不了湖北的。
　　 晚上，躺在舅父家狭窄拥挤的客厅的沙发上，模模糊糊听得一间卧室里舅父和舅母在窃窃私语，听不清说的是什么，等到睁开眼睛，想仔细倾听的时候，脑海里蓦然闪过一个念头：舅父不会在内心一直怨恨着外祖母吧？
　　 是外祖母逼他读书识字，因此才远走他乡，才山水相隔。
　　 外祖母晚年是不是想明白了呢？
　　 舅父卧室的桌子上摆放着很多老照片，我看了一个遍，发现没有外祖母的照片。临上火车前，我把自己随身带的外祖母的一张一寸照片掏出来，递给二表姐，二表姐接过去，很好奇地端详着说：
　　 “这就是奶奶啊。”

二

　　 五岁那年，我突发高烧不退，來不及找人帮忙，在漆黑的夜里，母亲和小脚的外祖母轮番抱着我，奔走十余里，赶到县第二人民医院，经医生确诊为黄疸型肝炎。外祖母和母亲听罢涕泪滂沱，母亲一边哭一边就开始张罗着找人去告知在一百多里外上班的父亲。外祖母却不让，母亲霎时翻脸，拽着外祖母的胳膊，就把外祖母往外拽，大嚷着：
　　 “你走吧，你回你家去吧，别管我家的事儿了！呜，呜呜。”
　　 这事不久前，外祖母也阻拦过一次母亲。父亲的一个同学当了县人事局局长，有能力把母亲从乡下调到县城，母亲蠢蠢欲动，想带着我们举家搬迁。外祖母却极力反对，理由是母亲和我们的出现，会影响父亲的事业和生活：
　　 “男人要是整天想着家小，就不会有前途了。”
　　 外祖父生前曾是山东济南一家百货公司的部门经理，在省城打拼，外祖母一直是自己带着子女，安守在家。听说，外祖父曾想把家室接到身边，被外祖母拒绝了。
　　 所以，外祖母也不同意母亲到县城去投奔父亲，大声呵斥：
　　 “能有多么难？不是有我吗？”
　　 那天，母亲拗不过外祖母，只有跑到我们家院子南墙根底下，嘤嘤哭泣。天下着小雨，三个姐姐也跑出去，簇拥到母亲身边，只有我被外祖母搂在怀里，坐在正房门口，隔着雨帘，奇怪地看着她们。
　　 现在，母亲终于把怨气抛撒了出来，她的力气很大，外祖母很快就被拽到了病房门口，她的身子已经出了病房，但双手却死死拽着门把手，大哭着号叫：
　　 “我不走！我要看着我的孙子！我为什么要走啊？！我不走！”
　　 很快，母亲流着眼泪退回我的病床边，外祖母马上奔到另外一侧，也哭。
　　 母亲和外祖母的争执招来了无数双惊讶的目光，众人都猜测：这对母女这是怎么了？
　　 外祖母和母亲是怎么了呢？
　　
　　 当时，我并不明白，只是记忆里还有很多这样的争执：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们一家还住在农村老家，我的大姐和二姐放学回家，刚刚拿出书本，外祖母就走过去，让她们放下书，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例如，去野地里拔草回来喂羊喂猪。例如，背着三姐和我去胡同口玩会儿，她好趁机把一家人的饭菜做好，或把洗好的一大盆衣服一一晾晒出来，或手脚利索地用早已经晾晒好的袼褙裁剪出几双鞋底子，或去鸡窝把当天下的鸡蛋捡拾回来，锁在橱柜里——这些鸡蛋，是给我和父亲专享的，谁也不能动。 　　 母亲回来的时候，看到眼里噙着泪水的大姐和二姐，脸就阴沉下来，但并不马上发作——母亲在邻村的小学当老师，一天有十四节课，课堂上说的话太多，回到家就一句也不想张口。等到喝口水，吃过饭，有了一点精神，她就会大声质疑并责怪外祖母为什么不让姐姐们看书，外祖母或正在打扫庭院洗刷碗筷，或正在哄我入睡，马上就会起身“迎敌”，大声申辩：
　　 “让她们分担一点家务，又怎么了？”
　　 “我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
　　 “我不也是为了减轻你的负担吗？”
　　 “……”
　　 外祖母是大嗓门，又句句在理，母亲的质疑和责怪被驳斥得稀里哗啦，一地稀碎，只有流泪，一扭头，发现大姐拿了一本书又在看，劈手就夺过来，从中间一撕两半。外祖母上前阻拦，母亲却流着泪恨恨地对外祖母说：
　　 “以前，你不就是这样撕我的书的吗？以前，你不就是不让我上学吗？这下，你满意了。”
　　 母亲的话像钉子一样，把外祖母钉在原地，她嘴巴张了几张，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就拾起地上的书，撕得更碎：
　　 “就是该撕，就是该撕！”
　　 说完，和衣歪倒在炕上，肩膀轻微地抽动着，大声嚷着：
　　 “不就是嫌我多余吗？明天我就走，就明天！明天回家。”
　　 我走上前去抓她的手，示意不让她走，外祖母依旧不回头，但肩膀抽动得更厉害了。
　　 大半夜，母亲坐到桌子前，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把撕碎的书本一点点粘连好，放回大姐的书包里。
　　 母亲小时候爱读书，但是外祖母不同意，几次偷偷地把母亲的书撕碎，几次去学校把母亲往家拽。如果不是母亲自己软磨硬泡，母亲是不会读到师范，又当了老师的。
　　 据说，在我出生之前，外祖母和母亲也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执，巧合的是，也是在医院里。母亲怀了我以后，实在不堪生活重负，就偷偷跑到医院，准备做人流手术。一路上走得急，到了医院门口气喘吁吁，就想在医院门外的台阶上休息片刻，就在这个时候，外祖母心急火燎地赶来了，厉声阻拦。你一言我一语，互不妥协，最后，外祖母拉着母亲的手就往回拽，母亲不肯，外祖母就大哭：
　　 “这次一定是带把的，我找人算过了的，必须得生下来！”
　　 母亲像剔除衣襟上一团污秽的饭粒一样，冷冷地甩开外祖母，毅然决然地往门诊大楼里走，外祖母干脆坐到了地上，双手紧紧抱着母亲的一条腿：
　　 “妮子，我知道你累啊，可是，有我啊，有我啊……”
　　 母亲不听，把脸扭向一侧，拖拽着外祖母往台阶上挪，一步，两步，到第三步却掉转了方向，泪沿着脸颊无声地流下来，很快就风干了。她逃跑似的往医院外走，一点也没顾忌身后小脚的外祖母。外祖母一边撩起衣服大襟擦泪一边紧跟，走得踉踉跄跄、跌跌撞撞，一如她从那往后的日子。
　　 我的出生，让外祖母大喜望外，用肥大的衣襟兜了便宜的水果硬糖，捣着小脚，送遍了全村各家各户。乡邻们有不熟悉的互相打听：
　　 “是孩子的奶奶吗？”
　　 “哪儿啊，是姥姥。”
　　 “是姥姥啊——哦——”
　　 那声“哦”特别意味深长。
　　 我的出生也加重了姐姐们的苦难生活：凡是家中有好吃的，全部都是我独享，根本没有姐姐们享用的可能;在物质贫乏的70年代，鸡蛋就是好东西，姐姐们只有看鸡跑，从不能吃鸡蛋。
　　 其实，也不是我独自享福，等到父亲从县城回来，他就会抢夺我所有的美味，是外祖母把享福的機会给了他：
　　 “你爸爸是家里的柱子，要是没有这根柱子，你们一家都得喝西北风去，必须照顾好你爸爸。”
　　 在外祖母的灌输和教导下，母亲对父亲照顾有加，从我记事起，父母在一张床上睡觉，都是母亲睡外面，父亲睡里面。即便到现在，卧室离洗手间仅几步远，母亲还是纵容父亲夜间起夜用便盆，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亲手把父亲的便盆送到洗手间倒掉。
　　 母亲总说，家里的好日子是居家搬迁到县城以后才开始的。
　　 不过，外祖母没有过几天这样的好日子，因为，她中风偏瘫了。

三

　　 三姐出生的时候，祖母在姑姑家照顾大表姐，我们家中无人照料，外祖母就被父亲请来帮忙照看一家大小，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前前后后生活了十六年。至今，回乡下老家，街坊四邻有些老人说起外祖母的雷厉风行、快言快语、厚道勤快，还都交口称赞。
　　 “你们姥姥给咱家立下了汗马功劳。”父亲也一直这样说。
　　 但是姐姐们好像不这么认为。外祖母瘫痪在床，看到姐姐们经过房门口，就颤颤巍巍地喊她们的名字，她们往往装作没有听到，直到母亲耷拉着脸呵斥，她们才拐进去和外祖母说几句话。现在想来，在姐姐们内心，好像深埋着对外祖母的怨恨。
　　 1980年，我们在县城里的家，被安置在父亲工厂的一排办公室改建的集体宿舍里，没有院落，更没有大门，走出各自的屋子就直通工厂大门，我和父亲母亲住连着的两间，三个姐姐住另外一间，外祖母自己住一间。
　　 外祖母中风偏瘫，一开始还能自己吃饭，后来，一日三餐，都是我们一口口去喂。80年代初，在鲁西北的小县城里，工薪家庭的生活水平还没有多大改善，有营养的东西也就是鸡蛋，母亲每天都给外祖母两个鸡蛋，每次吃鸡蛋，外祖母都会问：
　　 “有他爸爸的吗？”
　　 “有四儿的吗？”
　　 问得久了，被问的人也就会烦，没好气地说：
　　 “吃你自己的吧，管那么多干吗？”
　　 喂完饭，我们把衣服给她穿上——她自己是穿不上的。
　　 三九天的凌晨，天刚蒙蒙亮，寒气逼人，有人敲我们家房门，大声说：
　　 “你们家的大娘又爬出去了！快一点吧！” 　　 父亲和母亲手忙脚乱披衣就往外冲，我也裹着被子探头外看：寒风刺骨、晨光凛冽，在硬邦邦的地面上，我的外祖母光溜溜的一丝不挂，一寸一寸的、冲着厂门口的方向，费劲地爬行着——从记事起，就知道外祖母注意礼节，男女有别，长幼有序，从不乱半点分寸。卧病在床初期，即便不能出门下床，每天也要照旧把头发仔细梳好。但是，现在，赤身裸体地出现在了大庭广众之下，蜷缩在冰冷的结霜的地面上，满头稀疏的白发被寒风吹动飘拂，仿佛旷野里凄苦的一蓬枯草。
　　 不止一次，外祖母这样光着身子往外爬，后来，母亲干脆晚上给外祖母门外上锁。
　　 屋门被锁，外祖母不能再“外逃”，就改用了另外一种极端的方式：滚落下床来，用腰带或者手巾什么的，在门把手上结个死结，把干瘪枯瘦的脑袋套进去，以求自尽。
　　 一开始，母亲还吓得大哭，但后来，三番五次这样，就很抱怨。有一天，我去给外祖母送饭，推不开门，隔着门缝看见，外祖母又把自己挂在那儿了，就高声喊母亲。母亲赶过来，一脸阴郁，恨恨地小心翼翼地推开门，解开裤腰带，把外祖母费劲地抱起来，送回床上，嘴里恨恨地说：
　　 “你这是逼我早死啊？！你这是逼我早死啊？！”
　　 外祖母昏花的老眼瞪着母亲，嘴角好像挂着一丝胜利的笑容，嘴里嗫嚅着：
　　 “谁让你不同意我回去呢！谁让你不同意我回去呢！”
　　 外祖母的神情让我很生气，就嘟囔了一句“老不死的，天天找事”。话音未落，母亲反手给我一个耳光，但什么都没说，只是兀自流泪。外祖母显得更加惊讶，半张着嘴，无辜地久久地瞪着我，瞪着瞪着，一滴浑浊的老泪慢慢、慢慢滚落出来。
　　 外祖母每次做出“出逃”或“自尽”的举动，父亲就开始很烦躁，不住地抽烟，不住地嘟囔“影响多不好！影响多不好！”母亲总是偷偷掉泪——所以，我和姐姐们对舅父一家的恨意应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恨他们不出面照顾外祖母，不分担我们的辛劳。
　　 最初，我分析外祖母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太寂寞：父母天天上班，我们姐弟上学，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外祖母一个人整天整天地蜗居在病床上，孤独难挨;再后来，我认为是落叶归根，外祖母就是想回家;现在细细想来，却不尽然。
　　 养儿防老。
　　 当初，外祖母坚定信心督促舅父读书学习，一定是夢想着舅父会有衣锦还乡的那一天，自己也一定会有乐享天年的那一刻。但世事难料，她大概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女儿家终老。
　　 这是外祖母不愿意面对，也最不愿意接受的，所以，她想离开我们。
　　 离开我们，外祖母又能去哪里呢？
　　 除去舅父，外祖母有两个女儿，大美和小美。小美长到八岁，染疾夭折，大美就是我的母亲;当时，外祖父已去世几十年，家中没有任何亲人了，家是回不去的。
　　 是想去舅父身边吗？
　　 不知道了。
　　 再也来不及亲口问一问我的外祖母了。
　　 给外祖母过完七十三岁生日，父亲笑呵呵地预言说，老人家一定会活过八十四的。但是，这个预言没能实现。
　　 1986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寒意料峭。没有来得及过八十岁生日，外祖母走了。
　　 当夜，父亲找来一辆卡车，送外祖母回到了她的老家。
　　 我的外祖母再也回不来了。

四

　　 外祖母的样子？
　　 记忆里，她身材高大，虽然是小脚，但是走路速度极快，方头大脸，不怎么爱笑;无论多么忙碌，周身都收拾得利利索索，从不拖泥带水。
　　 外祖母喜欢吃什么？
　　 不知道。
　　 没记得外祖母对什么饮食有特别的偏好，一直是粗茶淡饭，有点好吃好喝的也都留给了我。即便卧病在床以后，母亲隔三岔五买给她的鸡蛋糕——就是那种薄薄的长条形状，像鞋底一样的鸡蛋糕，她都要每天拿给我一块。
　　 外祖母喜欢穿什么？
　　 好像知道。
　　 母亲给外祖母做过现代式样的褂子，外祖母只穿了半天，就脱下来叠放整齐，摆在了衣柜角落里，再也没有上身。她一年四季穿的是那几件老式的大襟褂，肥大的前襟可以撩起来，曾给我擦过汗擦过嘴，擦过身体和手脚，也给我当过遮挡——往里面一钻，就躲过了姐姐们的追找。
　　 那种褂子，从领口到腋下，再到下摆，缝着那种结实的圆圆的布疙瘩扣，系起来很费劲。
　　 那些疙瘩扣都是外祖母自己用布的下脚料襻制而成，过程繁琐，但结实耐用，往往这件衣服穿烂了，扣子还会被拆下来挪到另外一件上继续使用。
　　 前不久，梦见了外祖母，穿着一件蓝色的大襟褂子，模模糊糊地问了我一句话，等清晨醒来，却忘记了问的是什么话。清明前夕的一天夜里，再次梦见了外祖母，还是穿着那件蓝色的大襟褂子，却站在水里，一边系着疙瘩扣一边嘟囔说，她的屋子漏了。
　　 醒来，梦就忘了。
　　 几天后的一个雨天，望着廊下雨帘，忽然想起那两个梦来，就把电话打给老家的母亲，说给她听，顺便又问候了她的身体。母亲絮絮叨叨了几句，挂断了电话，很快，却又打回来：
　　 “刚刚给你表哥打了个电话，说村子拆迁，你姥姥的坟地周围，堆起了土堆，只要一下雨，水就会从高处流下，全汇聚到你姥姥的坟头上……”
　　 哦——
　　 所以，外祖母跑到北京来找我了。
　　 猛地，想起了外祖母梦中问我的那句话，顿时泪水流满脸颊。
　　 外祖母问我：
　　 “要是，你妈死了，以后，你还会管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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