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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艺术与商业的高度融合是每一个电影人的理想境界。这是由于电影的艺术和商业的双重特性所决定的。冯小刚在其一系列的平民题材的贺岁片取得商业票房巨大成功的基础上，开始在坚守平民视角、小人物的爱恨情仇、悲喜交加、幽默荒诞的前提下，追求人性思考和艺术审美以及商业元素的变化。这种商业和艺术的双向追求和简单化的结合，导致了商业与艺术的双重剥离。
关键词 《天下无贼》 艺术 商业 双重剥离
冯小刚就是冯小刚，从《甲方乙方》、《不见不散》、《一声叹息》、《大腕》《手机》一路走来，在赢得票房，赢得观众，牢牢把握电影的商业性和娱乐性方面为中国的电影观众营造了一个贺岁片的一个品牌。“贺岁电影的盛行其实是艺术和市场经济结合的必然产物，它追求实效，制作周期紧凑而严格，选材大都通俗易懂，并且浓缩式的喜剧风格无形中迎合了观众年终大乐的心理。”可以说冯小刚的电影在把握大众性和平民视角方面是中国当代电影的一个典范。
2003年的《手机》也许有点狠，有点坏，这是刘震云既“俗”又“超”的观察生活的独特视角，《手机》在赢得票房娱乐观众的同时，也给很多家庭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在中国独特的“手机”现象中很多人都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以致于“我在开会”这一共同编造的谎言经典无人再敢问津。冯小刚就是冯小刚，在揣摩大众的心理。选择热点视角方面独具匠心。除《英雄》《十面埋伏》的张艺谋的大片票房高于冯小刚的电影票房之外，冯小刚电影票房每年都摇摇领先，况且冯小刚也是一个为中国电影观众拍电影，拍给中国电影观众看的一个民族电影的执着追求者。在我国逐步深化电影产业化改革的同时，冯小刚的电影也逐步得到电影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评判的认可，有关方面也把票房作为电影评判的重要标准之一。
2004年的岁末，冯小刚也许想弥补一下《手机》给电影观众带来的负面影响，推出了他精心打造的《天下无贼》，轻轻松松地创造了一个多亿的票房。就象一个知名的品牌的商品也要求新变异一样，冯小刚也在探索，也在求变，但冯小刚不象张艺谋一样一变就是裂变。而是在牢牢守住他的大众题材。平民视角，小人物的爱恨情仇，悲喜交加，幽默荒诞的前提下，追求人性思考和艺术审美的一种渐变，这种商业和艺术的双向追求和简单化的结合，导致了商业与艺术的双重剥离。我们来关注一下，冯小刚的《天下无贼》与他以往的电影的变化和革新。
一、主角的置换
铁打的葛优 变换的美女是冯氏电影演员布局的一贯风格，但在《天下无贼》中，冯小刚忍痛割爱让葛优下马，屈居配角，而由著名香港演员刘德华饰演主角，男贼王博。事实证明，冯小刚对主角置换是英明的。其原因在于选择什么样的演员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和影片的风格相一致的，葛优是话语型演员。刘德华是动作型演员，并且在表现性格，复杂性方面颇为独到。之所以让刘德华替代葛优除了影片内容和风格的需要外，增加票房，追逐更大的商业利益和市场空间是冯小刚的重要目的。众所周知，由于南北文化的差异和冯氏电影的“京味”十足，以致于在南方及香港、台湾的火爆程度和影响力和北方相比相差很大。《天下无贼》让香港影星刘德华和台湾影星刘若英出演男主角和女主角对拓宽《天下无贼》的市场空间，带动南方和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票房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由调侃的话语型风格向好看的动作型的风格的转变
冯氏电影一贯以话语式调侃，荒诞式幽默见长，与其说人们是在看冯氏电影。不如说是在听冯氏电影。而电影作为视听综合艺术，视觉效果要比听觉效果对观众的感染力要大的多，我们常说“电视以听为主。电影以看为主”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冯氏的风格是和他的平民化、大众化、商业化的视角分不开的，而大众化的媚俗风格是和调侃、荒诞幽默，搞笑分不开的，因为他看重的是大众心理中的娱乐期待，而不是沉重思考，看重的是商业的票房，而不是艺术上的探索。冯小刚一改老套的以“侃”为主的风格，在《天下无贼》中把“好看”的动作元素，加入影片并且占有相当比重。增加了影片的看点，特别是对种种贼技的电脑特技处理，更是让人眼花缭乱。惊叹不已。在“飞奔的列车顶上的“比胆”和“搏斗”的场面，设计的十分惊险和刺激。冯小刚说：“我们2400多个镜头的电影，电脑特技的镜头有600多个，量非常大。但是这600多个镜头里面起码有500多个是火车行进的镜头，在这方面花了很多钱。”看来冯小刚开始提升电影拍摄的技术品位和科技含量，向“好莱坞”动作片学习了。
三、由商业性的喜剧风格向艺术性的正剧或悲剧风格的演变
《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作为贺岁片的品牌，无一例外都是娱乐性和商业性极强的喜剧风格，如果《一声叹息》是一个变奏，使人感觉在双重情感和家庭的重压下，感到人生的无奈的话，《天下无贼》的结局则让人从内心深处感到压仰、沉闷和悲凉。在这个影片里。冯小刚不再是以冷眼看世界。以调侃戏人生，而是一反常态地添加了许多的温情，真诚和责任，不再仅以媚俗，荒诞取悦观众，不再仅是以荒诞和幽默让观众释放内心无奈与悲苦，在哭声中得以发泄和缝合，而是以良心赎买，人性回归的主线，以贼的视点和心态对人性中的善与恶、美与丑，真诚与欺骗。简单与复杂的局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可以说是灵魂的考问。女贼在准备“洗手不干时，遇到了‘傻根’——一个天真的认为‘天下无贼’、‘连狼都不害俺，人还会害俺’的民工”。王丽在傻根的真诚、善良、无邪的内心世界面前找到了自己赎买良心、道德回归的对象，她象姐姐一样关心、呵护着这个“傻弟”。影片在表现王丽在为傻根汤伤敷药吹拂时，运用了心理蒙太奇的手法，使男贼王博感受到了温情的传递，脑海中浮现出他和王丽亲势相拥的镜头，以致于王博为王丽的善行而感动，为了寻回和王丽的爱情而承担起了救护“傻根”的责任。最终以生命的代价为自己，为王丽赎回了人格的尊严和良心。
“天下无贼”有两条叙事线索和情节结构，但两条线索的矛盾的焦点是傻根和他的“六万”元钱，情节是在吃“羊”和护“羊”的交替叙事中展开的。两条线索的并行可以看出冯小刚在风格转型时的矛盾和困惑，“在评论家的眼里，冯小刚的电影毫无艺术价值可言，充斥影片的只是严重的媚俗倾向。而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被专家们否定的冯小刚电影却成为近年来唯一能够抗衡进口大片的中国品牌，他的电影不断地创造着票房佳绩，‘冯小刚’已经构成了中国电影界的一大奇特现象”来点商业来点艺术，来点“好看”，来点在商业和艺术上进行无奈的缝合。这就产生了艺术与商业的双重剥离。一条贼与贼斗的线索，体现出了冯小刚对商业风格的情有独钟和不舍，形式在变而内在风格未变，不惜运用电脑特技，制造惊险动作场面，葛优虽身居配角，仍然文武双全，既能大打出手，又能以警世 名言的幽默让人大笑不止，“有组织，无纪律”“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子”，从而营造冯氏电影一贯的喜剧风格。为了追求喜剧和荒诞的效果，冯小刚在“天下无贼”中不惜以夸张的败笔来增添情节中的“笑料”，从而过于追求商业上效果，而造成了艺术和生活现实中的极不真实的场面，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车上“抢劫”的一场戏，恐怖的抢劫变成了儿童的游戏，纯粹是为了荒诞而“造势”和情节的发展和主题的表现没有任何的内在，外在的联系，真正的幽默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来源于观众引起共鸣和感悟，而非无聊的笑料和作假的夸张。另外。贼王“黎叔”在火车上竟然有专门的“办公室”，就更让人不可理喻了，中国何时开行“贼王”专列了。
另一条线索是王博和王丽面对天真、纯洁、善良无邪的“傻根”进行人性反思和良心回归的线索，是体现影片艺术价值的。这条线索应该是“天下无贼”的主线，也是打动人，感动人进而给人情感慰籍的表现过程。影片中傻根的天真善良，使王丽、王博不自觉到自觉的由侵害到保护，进而为了保护傻根的童心不受污染，为了保护他的“六万”元钱，王博在与贼的争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同时也是为己寻求到了一个赎买良心，为后世积德的天堂。正是这条线索，张显了影片的艺术品位，使人在笑声与荒诞中顿入了思考，感受了真情，王博的死更给人们带来了感动和沉闷的压抑。但是冯小刚并未为这一条主线，进行更细腻的，更深刻的表现，相反，作为副线的贼与贼争斗的场面和叙事，则喧宾夺主，过重的商业气息，消解和弱化了严肃的人生主题。从而造成了影片商业与艺术的双重剥离的矛盾分离状态，由此可以看出，冯小刚在风格转型期的矛盾与困惑和精心打造的商业喜剧贺岁品牌的不舍的情结。
冯小刚不象张艺谋，可以使自己的风格一夜之间完成彻底的质变。张艺谋以艺术电影起家，在拍出寓言式风格的《红高梁》、《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然后又改为写实风格的《一个不能少》、《秋菊打官司》，进而又拍出了凄美抒情风格的《我的父亲、母亲》，在以不愿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观念指引下，更为让人惊叹的是经过长期的艺术探索之后，张艺谋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型，大打商业品牌，相继拍出了《英雄》和《十面埋伏》，在国内成功“抄作”大获全胜后，在国外也取得了不俗的票房。除了把影片拍得很好看的摄影风格得以保留外。影片的艺术特质和思想内涵则荡然无存，张艺谋在沉浸在商业丰收的喜悦中，内心缺失的是艺术的良知，今天的张艺谋还是“为艺谋。不为稻粮谋吗”?
张艺谋的成功，为中国电影的市场化道路提供了经验，对中国民族电影走向世界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民族文化的缺失不能不使人感到忧虑和遗憾，电影不仅承担着大众娱乐功能，而且承载着传播和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
冯小刚是在渐变，是在商业和艺术之间小心的缝合和磨合，在这一渐变的转型过程中商业和艺术的双重剥离是一种必然形态。由双重剥离到商业与艺术的高度融合是每一个电影人所追求的最高的理想和境界。因为电影作为大众艺术的显著特征就是商业性和艺术性的综合，可贵的是，我们的冯导始终不谕地追寻着，为自己的国人拍电影，为自己的民族拍电影的原则，无怨无悔地走着振兴民族电影，取悦自己百姓的路，而不是象时下很多青年才俊冲着国外电影节的口味来拍片，然后获大奖后再来国内抢滩，玩着出口转内销的套路，可惜国人未必买帐，我们为冯导的国民性原则而叫好，无论如何，我们的民族和国家需要这样的为自己的百姓拍片的导演。
关键词 《天下无贼》 艺术 商业 双重剥离
冯小刚就是冯小刚，从《甲方乙方》、《不见不散》、《一声叹息》、《大腕》《手机》一路走来，在赢得票房，赢得观众，牢牢把握电影的商业性和娱乐性方面为中国的电影观众营造了一个贺岁片的一个品牌。“贺岁电影的盛行其实是艺术和市场经济结合的必然产物，它追求实效，制作周期紧凑而严格，选材大都通俗易懂，并且浓缩式的喜剧风格无形中迎合了观众年终大乐的心理。”可以说冯小刚的电影在把握大众性和平民视角方面是中国当代电影的一个典范。
2003年的《手机》也许有点狠，有点坏，这是刘震云既“俗”又“超”的观察生活的独特视角，《手机》在赢得票房娱乐观众的同时，也给很多家庭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在中国独特的“手机”现象中很多人都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以致于“我在开会”这一共同编造的谎言经典无人再敢问津。冯小刚就是冯小刚，在揣摩大众的心理。选择热点视角方面独具匠心。除《英雄》《十面埋伏》的张艺谋的大片票房高于冯小刚的电影票房之外，冯小刚电影票房每年都摇摇领先，况且冯小刚也是一个为中国电影观众拍电影，拍给中国电影观众看的一个民族电影的执着追求者。在我国逐步深化电影产业化改革的同时，冯小刚的电影也逐步得到电影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评判的认可，有关方面也把票房作为电影评判的重要标准之一。
2004年的岁末，冯小刚也许想弥补一下《手机》给电影观众带来的负面影响，推出了他精心打造的《天下无贼》，轻轻松松地创造了一个多亿的票房。就象一个知名的品牌的商品也要求新变异一样，冯小刚也在探索，也在求变，但冯小刚不象张艺谋一样一变就是裂变。而是在牢牢守住他的大众题材。平民视角，小人物的爱恨情仇，悲喜交加，幽默荒诞的前提下，追求人性思考和艺术审美的一种渐变，这种商业和艺术的双向追求和简单化的结合，导致了商业与艺术的双重剥离。我们来关注一下，冯小刚的《天下无贼》与他以往的电影的变化和革新。
一、主角的置换
铁打的葛优 变换的美女是冯氏电影演员布局的一贯风格，但在《天下无贼》中，冯小刚忍痛割爱让葛优下马，屈居配角，而由著名香港演员刘德华饰演主角，男贼王博。事实证明，冯小刚对主角置换是英明的。其原因在于选择什么样的演员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和影片的风格相一致的，葛优是话语型演员。刘德华是动作型演员，并且在表现性格，复杂性方面颇为独到。之所以让刘德华替代葛优除了影片内容和风格的需要外，增加票房，追逐更大的商业利益和市场空间是冯小刚的重要目的。众所周知，由于南北文化的差异和冯氏电影的“京味”十足，以致于在南方及香港、台湾的火爆程度和影响力和北方相比相差很大。《天下无贼》让香港影星刘德华和台湾影星刘若英出演男主角和女主角对拓宽《天下无贼》的市场空间，带动南方和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票房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由调侃的话语型风格向好看的动作型的风格的转变
冯氏电影一贯以话语式调侃，荒诞式幽默见长，与其说人们是在看冯氏电影。不如说是在听冯氏电影。而电影作为视听综合艺术，视觉效果要比听觉效果对观众的感染力要大的多，我们常说“电视以听为主。电影以看为主”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冯氏的风格是和他的平民化、大众化、商业化的视角分不开的，而大众化的媚俗风格是和调侃、荒诞幽默，搞笑分不开的，因为他看重的是大众心理中的娱乐期待，而不是沉重思考，看重的是商业的票房，而不是艺术上的探索。冯小刚一改老套的以“侃”为主的风格，在《天下无贼》中把“好看”的动作元素，加入影片并且占有相当比重。增加了影片的看点，特别是对种种贼技的电脑特技处理，更是让人眼花缭乱。惊叹不已。在“飞奔的列车顶上的“比胆”和“搏斗”的场面，设计的十分惊险和刺激。冯小刚说：“我们2400多个镜头的电影，电脑特技的镜头有600多个，量非常大。但是这600多个镜头里面起码有500多个是火车行进的镜头，在这方面花了很多钱。”看来冯小刚开始提升电影拍摄的技术品位和科技含量，向“好莱坞”动作片学习了。
三、由商业性的喜剧风格向艺术性的正剧或悲剧风格的演变
《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作为贺岁片的品牌，无一例外都是娱乐性和商业性极强的喜剧风格，如果《一声叹息》是一个变奏，使人感觉在双重情感和家庭的重压下，感到人生的无奈的话，《天下无贼》的结局则让人从内心深处感到压仰、沉闷和悲凉。在这个影片里。冯小刚不再是以冷眼看世界。以调侃戏人生，而是一反常态地添加了许多的温情，真诚和责任，不再仅以媚俗，荒诞取悦观众，不再仅是以荒诞和幽默让观众释放内心无奈与悲苦，在哭声中得以发泄和缝合，而是以良心赎买，人性回归的主线，以贼的视点和心态对人性中的善与恶、美与丑，真诚与欺骗。简单与复杂的局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可以说是灵魂的考问。女贼在准备“洗手不干时，遇到了‘傻根’——一个天真的认为‘天下无贼’、‘连狼都不害俺，人还会害俺’的民工”。王丽在傻根的真诚、善良、无邪的内心世界面前找到了自己赎买良心、道德回归的对象，她象姐姐一样关心、呵护着这个“傻弟”。影片在表现王丽在为傻根汤伤敷药吹拂时，运用了心理蒙太奇的手法，使男贼王博感受到了温情的传递，脑海中浮现出他和王丽亲势相拥的镜头，以致于王博为王丽的善行而感动，为了寻回和王丽的爱情而承担起了救护“傻根”的责任。最终以生命的代价为自己，为王丽赎回了人格的尊严和良心。
“天下无贼”有两条叙事线索和情节结构，但两条线索的矛盾的焦点是傻根和他的“六万”元钱，情节是在吃“羊”和护“羊”的交替叙事中展开的。两条线索的并行可以看出冯小刚在风格转型时的矛盾和困惑，“在评论家的眼里，冯小刚的电影毫无艺术价值可言，充斥影片的只是严重的媚俗倾向。而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被专家们否定的冯小刚电影却成为近年来唯一能够抗衡进口大片的中国品牌，他的电影不断地创造着票房佳绩，‘冯小刚’已经构成了中国电影界的一大奇特现象”来点商业来点艺术，来点“好看”，来点在商业和艺术上进行无奈的缝合。这就产生了艺术与商业的双重剥离。一条贼与贼斗的线索，体现出了冯小刚对商业风格的情有独钟和不舍，形式在变而内在风格未变，不惜运用电脑特技，制造惊险动作场面，葛优虽身居配角，仍然文武双全，既能大打出手，又能以警世 名言的幽默让人大笑不止，“有组织，无纪律”“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子”，从而营造冯氏电影一贯的喜剧风格。为了追求喜剧和荒诞的效果，冯小刚在“天下无贼”中不惜以夸张的败笔来增添情节中的“笑料”，从而过于追求商业上效果，而造成了艺术和生活现实中的极不真实的场面，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车上“抢劫”的一场戏，恐怖的抢劫变成了儿童的游戏，纯粹是为了荒诞而“造势”和情节的发展和主题的表现没有任何的内在，外在的联系，真正的幽默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来源于观众引起共鸣和感悟，而非无聊的笑料和作假的夸张。另外。贼王“黎叔”在火车上竟然有专门的“办公室”，就更让人不可理喻了，中国何时开行“贼王”专列了。
另一条线索是王博和王丽面对天真、纯洁、善良无邪的“傻根”进行人性反思和良心回归的线索，是体现影片艺术价值的。这条线索应该是“天下无贼”的主线，也是打动人，感动人进而给人情感慰籍的表现过程。影片中傻根的天真善良，使王丽、王博不自觉到自觉的由侵害到保护，进而为了保护傻根的童心不受污染，为了保护他的“六万”元钱，王博在与贼的争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同时也是为己寻求到了一个赎买良心，为后世积德的天堂。正是这条线索，张显了影片的艺术品位，使人在笑声与荒诞中顿入了思考，感受了真情，王博的死更给人们带来了感动和沉闷的压抑。但是冯小刚并未为这一条主线，进行更细腻的，更深刻的表现，相反，作为副线的贼与贼争斗的场面和叙事，则喧宾夺主，过重的商业气息，消解和弱化了严肃的人生主题。从而造成了影片商业与艺术的双重剥离的矛盾分离状态，由此可以看出，冯小刚在风格转型期的矛盾与困惑和精心打造的商业喜剧贺岁品牌的不舍的情结。
冯小刚不象张艺谋，可以使自己的风格一夜之间完成彻底的质变。张艺谋以艺术电影起家，在拍出寓言式风格的《红高梁》、《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然后又改为写实风格的《一个不能少》、《秋菊打官司》，进而又拍出了凄美抒情风格的《我的父亲、母亲》，在以不愿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观念指引下，更为让人惊叹的是经过长期的艺术探索之后，张艺谋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型，大打商业品牌，相继拍出了《英雄》和《十面埋伏》，在国内成功“抄作”大获全胜后，在国外也取得了不俗的票房。除了把影片拍得很好看的摄影风格得以保留外。影片的艺术特质和思想内涵则荡然无存，张艺谋在沉浸在商业丰收的喜悦中，内心缺失的是艺术的良知，今天的张艺谋还是“为艺谋。不为稻粮谋吗”?
张艺谋的成功，为中国电影的市场化道路提供了经验，对中国民族电影走向世界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民族文化的缺失不能不使人感到忧虑和遗憾，电影不仅承担着大众娱乐功能，而且承载着传播和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
冯小刚是在渐变，是在商业和艺术之间小心的缝合和磨合，在这一渐变的转型过程中商业和艺术的双重剥离是一种必然形态。由双重剥离到商业与艺术的高度融合是每一个电影人所追求的最高的理想和境界。因为电影作为大众艺术的显著特征就是商业性和艺术性的综合，可贵的是，我们的冯导始终不谕地追寻着，为自己的国人拍电影，为自己的民族拍电影的原则，无怨无悔地走着振兴民族电影，取悦自己百姓的路，而不是象时下很多青年才俊冲着国外电影节的口味来拍片，然后获大奖后再来国内抢滩，玩着出口转内销的套路，可惜国人未必买帐，我们为冯导的国民性原则而叫好，无论如何，我们的民族和国家需要这样的为自己的百姓拍片的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