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艺术世界》，是用理论的方法，来概括词的创作与词的鉴赏。在未读此书之前，我却不大喜欢这一类著述，而是对有关词与词人的一些趣闻逸事更感兴趣——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又，宋理学名家程颐“闻诵晏叔原‘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长短句，笑曰：‘鬼语也！’意亦赏之。”并张端义《李师师软事》中的周邦彦，以《少年游》一词获罪，寻以《兰陵王》一词得官，君臣遇合于倡优之家，等等，都是很可令人有所会心的。这倒不是受了时下某种猎艳风气的影响，而是这些小说家言无意中透露了“词别是一家”的几分消息。首先，词是独立于“事业”之外的“小道”，故可不必受正统思想的约束——所谓“三不朽”之立德、立功、立言，这“言”，包括诗，却不包括词——因而它能够比较真实比较充分地体现词人的个性，及通常往往是被压抑着的一面。其次，词与诗相比，在表达形式上，更为轻倩，更为纤巧；在意境上，更为纤徐幽邃，惝绵丽。如小晏的“鬼语”，便是轻、巧的一例；清真的《兰陵王》，便是纡徐惝的一例。再有，不论从词的起源还是词的发展来看，它所表达的，多是“婚外恋情”。而这桑间濮上的“郑声”，是不必为政治服务的。后来的常州词派利用“诗无达诂”发挥“寄托”论，把词中所指述的个人感受和儿女之情，也解释为影射政局与国事，推原其初心，却是为了抬高词的地位，即将“小道”尊至与“大道”等，至少是纳入“大道”；殊不知，如此一来，反而泯没了词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的个性，岂不是事与愿违？应当说，正是这“别是一家”的本色，才是词的生命之所在。当然，词人亦未尝不倡言一个“正”字，但这“正”，只不过是别裁俚俗亲风雅之意，即将市并之俗调，易为文人之雅音。此与正统之正，全不相干也。
　　《词的艺术世界》用理论语言，阐明了“词别是一家”的道理，即把词放到了它应在的位置。于是，小说家言得到了理论的支持与总结。作者特别从词的“深刻的主体性”和词的“审美意象的选择”等方面，对此作了详尽的叙述与阐发。又不仅深入词的世界去说词，且更跃身局外，词外说词(如运用哲学概念；“引进”西哲说“法”，等等)。此外，在“词无达诂”一节，也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只是，在谈到词的意境的时候，却令人有些不解。“从审美过程看来，艺术意境是作者的创造，也是鉴赏者的再创造结果。而作品本体是作者和鉴赏者共同完成意境审美全过程的中介。也就是说，作品中的特定艺术形象(或审美意象)已包含作者的创造，但其意境还是静伏的、暗蓄的、潜在的；只有在鉴赏者的再创造中，意境才浮动起来，鲜明起来，生发出来。”以下，则古今中外，旁征博引，虽已令人如行“山阴道上”，但到底尚见得出“莺飞草长”；及至读到结论，却真是“目无全牛”了：“词的意境是虚与虚的统一，是一个虚幻的艺术世界。它存在于鉴赏者脑海中。”
　　一首词，在未经鉴赏之前，它是表面的无意境；一旦有了鉴赏者的参与，便产生了浅层的、深层的乃至最深层的意境，是这样的么？那么，又岂止是意境？举凡一切鉴赏者为作品所贴的标鉴，如兴趣、格调、神韵，等等，似乎都是鉴赏者参与的结果(或曰“存在于鉴赏者的脑海中”)。又岂止是词？一首诗，一幅画，似乎也都可以依此而论。然则词(不同于诗、不同于画的“词”)的意境(不同于“格调”、不同于“神韵”的“意境”)，究竟有怎样的特殊性呢？
　　在这一节的末尾，作者写道：“从有限的‘象’外要见到无限的‘境’，关键在于鉴赏主体的‘澄思渺虑’的虚静。”下引《惠风词话》：“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据梧冥坐，湛怀息机。每一念起，辄设理想排遣乏。乃至万绿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斯时若有无端哀怨枨触于万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作者认为，以上描述的“词境”之静，既指创作，也应该包括鉴赏在内。
　　综合作者关于词的意境的论述，可大略表述为：意境是作者与鉴赏者的共同创造；词的意境是虚与虚的统一，它存在于鉴赏者的脑海中；包括创作者与鉴赏者在内的词境，是“静”。
　　是这样的么？或者，竟是我的理解有误？在这一系列带着深刻而又玄妙的理论色彩的阐述面前，我怀疑，是自己的“鉴赏”陷入混乱。
　　以我的一种很片面很简单的理解，意境即是内在的智慧与外在的景象一种接近完美的结合。内在的智慧有不同，对景象的感受及感受的表达方式自有不同，因此而形成的意境也必然不同。所谓词的意境与诗的意境，是否可以依此去作具体的比较与分析？
　　(《词的艺术世界》，钱鸿瑛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月版，5.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