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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家所倡的道统，是通过《尚书》中“尧、舜、禹”这一帝系建立起来的。而“道统”序列自尧开始的原因正在于从《尚书·尧典》中被一直继承下来的崇德思想。“道统”作为儒家哲学的核心，其意蕴贯穿于六经之中，在孔子倡“仁”的过程中得到整合，从此泽被后世。可谓是“兴于尧，而成于孔，起于德，而立于仁”。在走出疑古时代的今天，《尧典》的意义更当重视。
关键词：《尧典》；道统；德；疑古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7-0-02
“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孙中山《与马林的谈话》）
“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戴季陶《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以上两则引文所要说明的，是儒家“道统”具备的源远流长，迄于近世而承者不绝的影响。本文在这里并不研究“道统”的当代价值，而是想探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一道统的起点。即：尧之前，有五帝之首，号为“人文初祖”的黄帝；尧之后，有制礼作乐，真正开创“礼乐文明”的周公，则“道统”何以自尧始？
一、“道统”的起源
笔者认为：“道统”自尧始的原因当追溯自《尚书·尧典》。
细考《尧典》全文。私意以为其中贯穿着一条不容忽视的线索，即始终如一的价值追求：德。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舜让于德，弗嗣。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以上引文表现了尧自身的德行之美，选贤任能时对“德”的要求（包括舜起初的不受帝位，也是“让于德”，即自以为德行不足），及教化人民时对“德”的推重。
如果我们从今日文明的视野审视历史发展，一般以为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会经历崇尚力量、崇尚权力、崇尚金钱、崇尚道德四个阶段。而远古时代的《尧典》的杰出之处，正在于它所表述的，俨然已完全是“道德至上”的追求。
而这一种“德”的追求，在其后的思想发展中，不绝如缕。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论语》所追求与表述的“德”，与《尧典》一以贯之。这大概使后人看到了其中的“继承性”，即：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中庸》）
窃以为，或许正是在《中庸》这一“祖述”和“宪章”概念的影响下，韩愈建立起了其影响堪称百代未竭的“道统”说。即：“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原道》）。
熊十力《读经示要》以为：“《书经》专纪二帝三王之行事，以明道统、治统之传授，其极重要可知……然儒学渊源，固当求之《书》。”这是将上溯至“尧”的以人为核心的“道统”序列转述为了上溯至《尚书》的以典籍为核心的“道统”序列。质言之，即可谓“道统自《尚书》始”。
二、“道统”的内涵
关于“道统”内涵的界定，韩愈认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韩愈《原道》）。朱熹则认为“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 中庸章句序》）。
我们也可参考近代学者的看法：
钟泰《中国哲学史》以为：“今言中国哲学而不本之于六艺（葛兆光《道统、系谱与历史》：其实，这里的“六艺”可以换成“儒家”，“儒家”可以换成“道统”），是无卵而有时夜，无父祖而有曾弥也 ”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以为：“自韩愈为此道统之说，宋明儒学兴起，大体皆继承而首肯之。其所以易为人所首肯，因此说之所指本是一事实，不在韩愈说之之为‘说’也。”又说“对于《诗》、《书》、《礼》、《乐》、《春秋》，无论是删、定、作或只是搜补，有述无作，皆不关重要。要者是在仁。仁是其真生命之所在，亦是其生命之大宗……然则唐虞三代之制度之道与政规之道唯赖孔子之仁教，始能成为活法，而亦赖孔子之仁教，始能见其可以下传以及其下传之意义。”
简要言之，“道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它的精神贯穿于六经之中，在孔子倡“仁”的过程中得到整合，从此泽被后世。窃以为谓“道统”是“兴于尧，而成于孔，起于德，而立于仁”，大抵是不错的。
彭永捷在其《论儒家道统和宋代理学的道统之争》对“道统”概念作了新的理解，私意亦然其说。彭氏认为：“对儒家道统说进行哲学的分析，可以把儒家的道统归结为三个方面：认同意识、弘道意识、正统意识。”
所谓“认同意识”，如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谓“弘道意识”，如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黎明，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二者都是较为明晰的概念。
所谓“正统意识”，则因涉及历史的演进而较为复杂，需要稍作讨论。 凡一种思想文化之产生，在它的发展流变过程中，必然产生不同侧重的理解，即传统文学或文化都好讲的所谓“正”、“变”之别。由此也出现了思想交锋中“道统”与“学派”的争端：
“学派贵分，道统贵合；学派尚竞争，道统尚统一……宗教家有道统，学术家无道统也。”（《道统辩》）
“汉学讲家法……若不通家法，便非汉学。宋学讲宗派……若不守宗派，便非宋学。”（柳诒徵《汉学与宋学》）
事实上，道统发展的“正”、“变”之争，一方面固然能在交锋中促进思想的进步，其典型如千古传为美谈的“朱、陆之争”。但另一方面，一家独大的可能性也难免会危及其自身，其中典型，便是“古史辨派”的出现几乎毁了“道统”。
三、“道统”的际遇
前面提到了民国时期的文章《道统辩》。其核心论点在于：“中国学术所以日衰者，由于宗师之一统也。宗师之统一，即学术之专制也。统一故无竞争，无竞争故无进步。溯其原始，孰非异学消亡之故乎？”
这已经可以看到民国“疑古”思潮下产生的论点。而其甚者，则是顾颉刚及其所代表的“古史辨”。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卓越的<尚书>研究》认为：“《尧典》、《皋陶谟》、《禹贡》。这一组决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与那时的诸子学说有相连的关系。”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也说：“他们（疑古学派）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在古史中最高的权威，《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初写在春秋、写定在战国）。”
我们今天回顾这一场“古史辨”运动，可以说“疑古”者的思维是要“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即从“道统”的起源（即《尧典》的写作时间）上推翻“道统”。
要辨清这一观点，让我们再来审视关于《尧典》成书年代的不同判断：
1、夏史作：如顾炎武《日知录》：“以夏之臣追记二帝之事。”
2、孔子作：如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尧典》一字皆孔子作。”（郭沫若《古代社会研究》亦以为孔子作，然《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中则以为子思作）
3、周人作：如王国维《古史新证》：“比为周初人作”；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虞夏书》是周人所追述的。”
以上，“疑古”派的观点及其产生以前学人的看法都有所交代了。此外，也当列出 “疑古”思潮式微之后的今人们的判断：
如“《尚书·尧典》篇中主要内涵可与甲骨刻辞、四方风名印证，有古远的渊源。其所述四中星，据近年学者推算，颇能与唐、虞时期符合，有天文学史方面著作推测‘其上下限当在距今3600年到4100年之间’。”（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
又如“《尧典》开篇言 ‘日若稽古’，说明是后世人追写的，不是尧舜禹时所作。但是材料是当时传下来的……《尧典》所记尧、舜、禹的史迹基本上是可信的。说尧、舜、禹是神话人物，《尧典》是战国秦汉人精心编造的，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这一观点我们认为是错误的。”（金景芳、吕绍纲《<尧典>新解》）
可以看出，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在未被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时，虽然对《尧典》的具体写作年代莫衷一是，然大抵是认定《尧典》绝非晚至秦汉的“伪作”。“古史辨”的判断，就今日视野言之，大抵可断定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于今可以废弃的“偏见”了。
结语：
从以上内容出发，私意有结论如下：
其一：从传承角度来说，儒家所倡的道统，就是通过《尚书》中“尧、舜、禹”这一帝系建立起来的。尽管对此帝系的直接描述，即所谓“尧、舜、禹三圣传授心法”，是由伪书《大禹谟》提出来的，但这一系统仍然无可争议地直接影响了其后数千年的思想，下迄于今。
其二：即便《尧典》中的“尧”、“舜”并不是真正的尧、舜，但从今天的思想史回顾，从文化阐释和接受理论的角度回顾，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儒家帝系的正统身份影响传统社会的构建与发展。甚至可以说：《尧典》的影响，早已远远超越了，事实上我们已经不太可能了解的真正的“尧”、“舜”。
其三：无论狭义的以“仁”为内核的“道统”，或是广义的包举仁义、礼乐、德化刑政的“道统”。历史文化传统的本身在文明的演化中，未必可以始终目之为“道统”，但历史文化传统的价值和意义，毋庸置疑，是民族永不容忽视之“道统”。
参考文献：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
[2]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2004年版.
[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4]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牟宗三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社2003年版.
[6]金景芳、吕绍纲《<尧典>新解》，载《孔子研究》1992年第4期.
[7]彭永捷《论儒家道统及宋代理学的道统之争》，载《文史哲》2001年第2期.
[8]葛兆光《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载《文史哲》2006年第3期.
[9]桑兵《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关键词：《尧典》；道统；德；疑古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7-0-02
“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孙中山《与马林的谈话》）
“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戴季陶《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以上两则引文所要说明的，是儒家“道统”具备的源远流长，迄于近世而承者不绝的影响。本文在这里并不研究“道统”的当代价值，而是想探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一道统的起点。即：尧之前，有五帝之首，号为“人文初祖”的黄帝；尧之后，有制礼作乐，真正开创“礼乐文明”的周公，则“道统”何以自尧始？
一、“道统”的起源
笔者认为：“道统”自尧始的原因当追溯自《尚书·尧典》。
细考《尧典》全文。私意以为其中贯穿着一条不容忽视的线索，即始终如一的价值追求：德。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舜让于德，弗嗣。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以上引文表现了尧自身的德行之美，选贤任能时对“德”的要求（包括舜起初的不受帝位，也是“让于德”，即自以为德行不足），及教化人民时对“德”的推重。
如果我们从今日文明的视野审视历史发展，一般以为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会经历崇尚力量、崇尚权力、崇尚金钱、崇尚道德四个阶段。而远古时代的《尧典》的杰出之处，正在于它所表述的，俨然已完全是“道德至上”的追求。
而这一种“德”的追求，在其后的思想发展中，不绝如缕。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论语》所追求与表述的“德”，与《尧典》一以贯之。这大概使后人看到了其中的“继承性”，即：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中庸》）
窃以为，或许正是在《中庸》这一“祖述”和“宪章”概念的影响下，韩愈建立起了其影响堪称百代未竭的“道统”说。即：“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原道》）。
熊十力《读经示要》以为：“《书经》专纪二帝三王之行事，以明道统、治统之传授，其极重要可知……然儒学渊源，固当求之《书》。”这是将上溯至“尧”的以人为核心的“道统”序列转述为了上溯至《尚书》的以典籍为核心的“道统”序列。质言之，即可谓“道统自《尚书》始”。
二、“道统”的内涵
关于“道统”内涵的界定，韩愈认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韩愈《原道》）。朱熹则认为“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 中庸章句序》）。
我们也可参考近代学者的看法：
钟泰《中国哲学史》以为：“今言中国哲学而不本之于六艺（葛兆光《道统、系谱与历史》：其实，这里的“六艺”可以换成“儒家”，“儒家”可以换成“道统”），是无卵而有时夜，无父祖而有曾弥也 ”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以为：“自韩愈为此道统之说，宋明儒学兴起，大体皆继承而首肯之。其所以易为人所首肯，因此说之所指本是一事实，不在韩愈说之之为‘说’也。”又说“对于《诗》、《书》、《礼》、《乐》、《春秋》，无论是删、定、作或只是搜补，有述无作，皆不关重要。要者是在仁。仁是其真生命之所在，亦是其生命之大宗……然则唐虞三代之制度之道与政规之道唯赖孔子之仁教，始能成为活法，而亦赖孔子之仁教，始能见其可以下传以及其下传之意义。”
简要言之，“道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它的精神贯穿于六经之中，在孔子倡“仁”的过程中得到整合，从此泽被后世。窃以为谓“道统”是“兴于尧，而成于孔，起于德，而立于仁”，大抵是不错的。
彭永捷在其《论儒家道统和宋代理学的道统之争》对“道统”概念作了新的理解，私意亦然其说。彭氏认为：“对儒家道统说进行哲学的分析，可以把儒家的道统归结为三个方面：认同意识、弘道意识、正统意识。”
所谓“认同意识”，如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谓“弘道意识”，如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黎明，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二者都是较为明晰的概念。
所谓“正统意识”，则因涉及历史的演进而较为复杂，需要稍作讨论。 凡一种思想文化之产生，在它的发展流变过程中，必然产生不同侧重的理解，即传统文学或文化都好讲的所谓“正”、“变”之别。由此也出现了思想交锋中“道统”与“学派”的争端：
“学派贵分，道统贵合；学派尚竞争，道统尚统一……宗教家有道统，学术家无道统也。”（《道统辩》）
“汉学讲家法……若不通家法，便非汉学。宋学讲宗派……若不守宗派，便非宋学。”（柳诒徵《汉学与宋学》）
事实上，道统发展的“正”、“变”之争，一方面固然能在交锋中促进思想的进步，其典型如千古传为美谈的“朱、陆之争”。但另一方面，一家独大的可能性也难免会危及其自身，其中典型，便是“古史辨派”的出现几乎毁了“道统”。
三、“道统”的际遇
前面提到了民国时期的文章《道统辩》。其核心论点在于：“中国学术所以日衰者，由于宗师之一统也。宗师之统一，即学术之专制也。统一故无竞争，无竞争故无进步。溯其原始，孰非异学消亡之故乎？”
这已经可以看到民国“疑古”思潮下产生的论点。而其甚者，则是顾颉刚及其所代表的“古史辨”。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卓越的<尚书>研究》认为：“《尧典》、《皋陶谟》、《禹贡》。这一组决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与那时的诸子学说有相连的关系。”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也说：“他们（疑古学派）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在古史中最高的权威，《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初写在春秋、写定在战国）。”
我们今天回顾这一场“古史辨”运动，可以说“疑古”者的思维是要“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即从“道统”的起源（即《尧典》的写作时间）上推翻“道统”。
要辨清这一观点，让我们再来审视关于《尧典》成书年代的不同判断：
1、夏史作：如顾炎武《日知录》：“以夏之臣追记二帝之事。”
2、孔子作：如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尧典》一字皆孔子作。”（郭沫若《古代社会研究》亦以为孔子作，然《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中则以为子思作）
3、周人作：如王国维《古史新证》：“比为周初人作”；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虞夏书》是周人所追述的。”
以上，“疑古”派的观点及其产生以前学人的看法都有所交代了。此外，也当列出 “疑古”思潮式微之后的今人们的判断：
如“《尚书·尧典》篇中主要内涵可与甲骨刻辞、四方风名印证，有古远的渊源。其所述四中星，据近年学者推算，颇能与唐、虞时期符合，有天文学史方面著作推测‘其上下限当在距今3600年到4100年之间’。”（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
又如“《尧典》开篇言 ‘日若稽古’，说明是后世人追写的，不是尧舜禹时所作。但是材料是当时传下来的……《尧典》所记尧、舜、禹的史迹基本上是可信的。说尧、舜、禹是神话人物，《尧典》是战国秦汉人精心编造的，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这一观点我们认为是错误的。”（金景芳、吕绍纲《<尧典>新解》）
可以看出，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在未被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时，虽然对《尧典》的具体写作年代莫衷一是，然大抵是认定《尧典》绝非晚至秦汉的“伪作”。“古史辨”的判断，就今日视野言之，大抵可断定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于今可以废弃的“偏见”了。
结语：
从以上内容出发，私意有结论如下：
其一：从传承角度来说，儒家所倡的道统，就是通过《尚书》中“尧、舜、禹”这一帝系建立起来的。尽管对此帝系的直接描述，即所谓“尧、舜、禹三圣传授心法”，是由伪书《大禹谟》提出来的，但这一系统仍然无可争议地直接影响了其后数千年的思想，下迄于今。
其二：即便《尧典》中的“尧”、“舜”并不是真正的尧、舜，但从今天的思想史回顾，从文化阐释和接受理论的角度回顾，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儒家帝系的正统身份影响传统社会的构建与发展。甚至可以说：《尧典》的影响，早已远远超越了，事实上我们已经不太可能了解的真正的“尧”、“舜”。
其三：无论狭义的以“仁”为内核的“道统”，或是广义的包举仁义、礼乐、德化刑政的“道统”。历史文化传统的本身在文明的演化中，未必可以始终目之为“道统”，但历史文化传统的价值和意义，毋庸置疑，是民族永不容忽视之“道统”。
参考文献：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
[2]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2004年版.
[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4]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牟宗三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社2003年版.
[6]金景芳、吕绍纲《<尧典>新解》，载《孔子研究》1992年第4期.
[7]彭永捷《论儒家道统及宋代理学的道统之争》，载《文史哲》2001年第2期.
[8]葛兆光《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载《文史哲》2006年第3期.
[9]桑兵《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