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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外国人劳动者由于自身的语言能力及对日本社会的适应能力所限，在日本的劳动力市场中逐渐形成了边缘化阶层。这就需要日本政府对此进行综合性政策的探讨，为其提供学习技术、技能的机会，防止下一代的底层化倾向，真正实现外国人劳动者与日本社会的共存。
关键词 日本 外国人劳动者 底层 边缘化
上个世纪80年代后，世界人口的分布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现象日益显著，加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引发了国际间的人的移动。这种国际间的人的移动，包括以永住为目的向别的国家移动的“移民”，为了摆脱国家、地区之间的战争、纷争及人权侵害而移动的“难民”以及伴随着跨国企业的国际化活动，或者追求更好的生活而进行的人的移动。当今人们移动的动机及形式更加多样化，随之发生的问题也越来越趋于复杂化。
日本新的外国人劳动者(New Comer，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日朝鲜人及中国人等劳动者的说法)的出现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属于国际间人的移动的一个环节，他始于南美洲日本人后裔的“回归移民”，是指曾经移民到海外的日本人在海外定居几代之后，带其子孙回归祖先的国家——日本的现象。
这些“回归移民”的子孙——被称之为外国人劳动者的巴西、秘鲁的日裔二代、三代(以下简称日系人)和“中同归国者”(以下省略“”)二代、三代——出现在日本社会及劳动力市场，已经有20多年了。他们的出现促使日本社会及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问题。比如外国人劳动者的就业、生活以及下一代的教育等。
关于日本外国人劳动者问题的研究，在我国甚少。外国人劳动者是日本的弱势群体之一，通过对日本外国人劳动者问题的现状分析，进一步了解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底层社会，将对考察我国农民工就业及其子女的教育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
日本外国人劳动者的引进经过及其背景
从1885年至1973年，日本一直是移民的“出口”国。在1973年出现的石油危机的压力下，日本的经济由高度增长转变为低增长。组装、加工型的汽车产业以及家电、电子等产业成为经济的中心。随着组装加工型产业的蓬勃发展，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壮大，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但是以当时日本国内的劳动力数量来看，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鉴于这种情况，日本政府采取了引进外国人劳动者的政策。
日本政府修改《出入境管理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加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防止“单纯劳动者”的流入。但实际上，具有知识及技术的劳动者没有按预期的目标增加，而日系人、研修生、超期滞留者等单纯劳动者却大量涌入了日本，逐渐形成了日系人等“定住者”长期滞留的现象。
日本外国人劳动者问题的现状分析
日裔巴西、秘鲁人及中国归国者，在就业政策上不受限制，似乎给人一种被“保护”的印象，但他们在日本的就业及生活并不稳定，经常面临各种问题。
日本的《出入境管理法》中所规定的滞留资格，于1989年修订之后至今未修改过。该管理法只是在外国人劳动者进入日本的劳动力市场的人口上放宽了条件，并没有涉及到劳动力市场的内部。由于受到滞留资格的制约，再加上外国人劳动者自身的语言能力及对日本社会的适应能力等各种能力所限，使众多的外国人劳动者在日本的劳动力市场中长期处于底层，逐渐形成日本社会的边缘化阶层。日本的外国人劳动者问题的现状概括如下。
日本外国人劳动者普遍以“单纯劳动者”就业。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的中小企业在制造、饮食、服务等行业上引进的就是以日系人为主的“单纯劳动者”。他们一般从事3K工作。3K是指Kitsui(艰苦或劳累的工作)，Kitanai(脏活)，Kiken(危险的工作)。这类工作岗位不需要任何专业技术，劳动力价格极其廉价，在很多中小企业里受到青睐；而大多数外国人劳动者日语不熟练，电不熟悉日本劳动力市场上的规则、习惯，处于劣势状态。因此，即使劳动条件不好，他们也不能向雇主提出自己的要求，只能接受雇主的条件。
大多数日系人通过中介，以临时工、“外包工”形式受雇于中小企业里，但与企业没有直接的雇用关系，如有劳动力需求的变动，首先受影响的就是这些日系人。日本政府巧妙地利用日系人出入境自由政策，认可其就业政策，同时日本的中小企业拥有了随时可以切断雇用关系的富有弹性的劳动力群体。
一般外国人劳动者办理入日本手续时，必须提出技术证明、雇主的雇用证明等。日系人则不需要这些琐碎的证明文件，只需证明与日本人的血缘关系。虽然日本的出入境政策中规定不接收单纯劳动者，但从日系人的出入境以及就业状况来看，日系人显然是以单纯劳动者来被接收的。
日本外国人劳动者在日本社会的地位边缘化。从就业状况可以看出，日系人以及中国归国者等外国人劳动者，在日本的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底层地位，不能与日本人劳动者进行公平竞争。他们在日本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就决定了他们在日本社会中的边缘化地位。尽管他们在日本生活了20多年，形成了滞留的长期化，但他们的边缘化地位一直都没有得到改变。因此，他们未能完全融入日本社会中，出现了因文化背景不同、沟通不充分而造成的困惑、摩擦。
中国归国者长期以来以中国人自称，骨子里有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他们向日本的迁移与通常的移民相比，有根本性的不同：即，通常移民要经过数十年或更漫长的时间，才慢慢地定居在移民地，然后其子孙生长在该移民地。而中国归国者却在短短的十多年的时间里初步地完成了向日本的移民过程，并且体验了一般的移民集团所经历的各种生活问题。
日系人通常在电子、汽车零件等行业的中小企业里就业。这些企业集中在静冈县的浜松市、丰田市、群马县的大泉市等工业城市里。经过十多年的在日就业及生活过程，日系人不仅在数量上明显增加，而且在滞留形式上也发生了变化。截至2000年末巴西男性人数为14.05万人(55.2％)，女性为11.39万人(44.8％)，秘鲁男性人数为2.56万人(55.4％)，女性为2.06万人(44.6％)，可以看出男女比例没有明显的差异，这说明日系人曾经以单身者的短期打工为主的短期滞留，逐渐转变为结伴家庭或亲戚的长期滞留，形成了滞留的多样化。
日本外国人劳动者对学龄期儿童的教育问题逐渐显现出来。随着日系人、中国归国者等在日外国人劳动者滞留的长期化，或定居趋势的显著化，对下一代学龄期儿童的教育问题逐渐显现并成为新的外国人劳动者问题之一。日本政府为了确保这些学龄期儿童的教育，采取了各种措施。比如，外国人子女教育担当教员的派遣及研修，教育咨询担当者的派遣，日语指导资料及教材的制作，“日本语教室”的开设及运营等等。
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采取的各项政策，以及热 心的志愿者团体和日语教员的存在，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外国人子女尽快地适应日本的学校生活，但在另一方面，这些外国人子女离开自己的班级，在日本语教室里学习，就不知不觉地失去了与日本人学生交流的机会。
对策探析
日本政府应认真考虑外国人劳动者问题，实现日本多民族、多元文化社会，构筑外国人与日本人共同生存的社会。当初，日本政府是针对日本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为了确保劳动力人口而采取了引进外国人劳动者的政策，而如今不能仅仅以劳动力需求视点来讨论外国人劳动者问题，有必要进行综合性政策的探讨，寻求可行的对策。
日本政府应提供学习技术、技能的机会。目前，大多数外国人劳动者一般从事短期的，不需要任何技术的简单体力劳动。随着滞留的长期化，有定居意识的人们希望有机会能够学习技术、技能，以便找到更加稳定的工作，而企业的经营者却始终不肯让外国人劳动者接受教育培训。因此，外国人劳动者往往得不到提高自身劳动力素质的机会。尽管他们长期居住在日本，而且一直在一家企业里就业，但大多数人一直从事辅助性的劳动，他们的工作性质很难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欧美国家为了保护长期居住的外国人的利益，采用优惠政策：外国人劳动者达到一定的合法滞留年限后，不受工种和受雇机关的限制而可以留下来继续工作。为了保护长期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劳动者，只要具备生活资力，遵守公共秩序，有稳定工作，日本政府就应该对他们及其家属采取优惠政策，保障就业及生活的稳定。同时，提供更多的机会使外国人劳动者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以便有效地防止外国人劳动者集中在3K等特定行业的局面。
日本政府应防止下一代的底层化倾向，真正实现外国人劳动者与日本社会的共存。在日外国人劳动者群体中，只有一部分人在本人的工作以及下一代的学业上达成预期的目标，大多数人还处于社会的底层。有专业资格、专业知识及高学历的人可从事驱使专业知识的职业、懂技术的熟练劳动、以语言作为手段的各种职业，而与这些无缘的人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
对于父辈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差异，下一代可通过研修、训练以及其他教育途径弥补一些弱点。但父辈所接受的教育在中等及更低的情况下，他们传授给下一代的文化资本及战略是有限的，在通常情况下，对下一代的教育起不到积极的作用。相反，将重现父辈的低学历、简单体力劳动等底层化倾向的概率相对地增大。
关键词 日本 外国人劳动者 底层 边缘化
上个世纪80年代后，世界人口的分布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现象日益显著，加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引发了国际间的人的移动。这种国际间的人的移动，包括以永住为目的向别的国家移动的“移民”，为了摆脱国家、地区之间的战争、纷争及人权侵害而移动的“难民”以及伴随着跨国企业的国际化活动，或者追求更好的生活而进行的人的移动。当今人们移动的动机及形式更加多样化，随之发生的问题也越来越趋于复杂化。
日本新的外国人劳动者(New Comer，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日朝鲜人及中国人等劳动者的说法)的出现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属于国际间人的移动的一个环节，他始于南美洲日本人后裔的“回归移民”，是指曾经移民到海外的日本人在海外定居几代之后，带其子孙回归祖先的国家——日本的现象。
这些“回归移民”的子孙——被称之为外国人劳动者的巴西、秘鲁的日裔二代、三代(以下简称日系人)和“中同归国者”(以下省略“”)二代、三代——出现在日本社会及劳动力市场，已经有20多年了。他们的出现促使日本社会及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问题。比如外国人劳动者的就业、生活以及下一代的教育等。
关于日本外国人劳动者问题的研究，在我国甚少。外国人劳动者是日本的弱势群体之一，通过对日本外国人劳动者问题的现状分析，进一步了解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底层社会，将对考察我国农民工就业及其子女的教育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
日本外国人劳动者的引进经过及其背景
从1885年至1973年，日本一直是移民的“出口”国。在1973年出现的石油危机的压力下，日本的经济由高度增长转变为低增长。组装、加工型的汽车产业以及家电、电子等产业成为经济的中心。随着组装加工型产业的蓬勃发展，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壮大，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但是以当时日本国内的劳动力数量来看，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鉴于这种情况，日本政府采取了引进外国人劳动者的政策。
日本政府修改《出入境管理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加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防止“单纯劳动者”的流入。但实际上，具有知识及技术的劳动者没有按预期的目标增加，而日系人、研修生、超期滞留者等单纯劳动者却大量涌入了日本，逐渐形成了日系人等“定住者”长期滞留的现象。
日本外国人劳动者问题的现状分析
日裔巴西、秘鲁人及中国归国者，在就业政策上不受限制，似乎给人一种被“保护”的印象，但他们在日本的就业及生活并不稳定，经常面临各种问题。
日本的《出入境管理法》中所规定的滞留资格，于1989年修订之后至今未修改过。该管理法只是在外国人劳动者进入日本的劳动力市场的人口上放宽了条件，并没有涉及到劳动力市场的内部。由于受到滞留资格的制约，再加上外国人劳动者自身的语言能力及对日本社会的适应能力等各种能力所限，使众多的外国人劳动者在日本的劳动力市场中长期处于底层，逐渐形成日本社会的边缘化阶层。日本的外国人劳动者问题的现状概括如下。
日本外国人劳动者普遍以“单纯劳动者”就业。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的中小企业在制造、饮食、服务等行业上引进的就是以日系人为主的“单纯劳动者”。他们一般从事3K工作。3K是指Kitsui(艰苦或劳累的工作)，Kitanai(脏活)，Kiken(危险的工作)。这类工作岗位不需要任何专业技术，劳动力价格极其廉价，在很多中小企业里受到青睐；而大多数外国人劳动者日语不熟练，电不熟悉日本劳动力市场上的规则、习惯，处于劣势状态。因此，即使劳动条件不好，他们也不能向雇主提出自己的要求，只能接受雇主的条件。
大多数日系人通过中介，以临时工、“外包工”形式受雇于中小企业里，但与企业没有直接的雇用关系，如有劳动力需求的变动，首先受影响的就是这些日系人。日本政府巧妙地利用日系人出入境自由政策，认可其就业政策，同时日本的中小企业拥有了随时可以切断雇用关系的富有弹性的劳动力群体。
一般外国人劳动者办理入日本手续时，必须提出技术证明、雇主的雇用证明等。日系人则不需要这些琐碎的证明文件，只需证明与日本人的血缘关系。虽然日本的出入境政策中规定不接收单纯劳动者，但从日系人的出入境以及就业状况来看，日系人显然是以单纯劳动者来被接收的。
日本外国人劳动者在日本社会的地位边缘化。从就业状况可以看出，日系人以及中国归国者等外国人劳动者，在日本的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底层地位，不能与日本人劳动者进行公平竞争。他们在日本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就决定了他们在日本社会中的边缘化地位。尽管他们在日本生活了20多年，形成了滞留的长期化，但他们的边缘化地位一直都没有得到改变。因此，他们未能完全融入日本社会中，出现了因文化背景不同、沟通不充分而造成的困惑、摩擦。
中国归国者长期以来以中国人自称，骨子里有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他们向日本的迁移与通常的移民相比，有根本性的不同：即，通常移民要经过数十年或更漫长的时间，才慢慢地定居在移民地，然后其子孙生长在该移民地。而中国归国者却在短短的十多年的时间里初步地完成了向日本的移民过程，并且体验了一般的移民集团所经历的各种生活问题。
日系人通常在电子、汽车零件等行业的中小企业里就业。这些企业集中在静冈县的浜松市、丰田市、群马县的大泉市等工业城市里。经过十多年的在日就业及生活过程，日系人不仅在数量上明显增加，而且在滞留形式上也发生了变化。截至2000年末巴西男性人数为14.05万人(55.2％)，女性为11.39万人(44.8％)，秘鲁男性人数为2.56万人(55.4％)，女性为2.06万人(44.6％)，可以看出男女比例没有明显的差异，这说明日系人曾经以单身者的短期打工为主的短期滞留，逐渐转变为结伴家庭或亲戚的长期滞留，形成了滞留的多样化。
日本外国人劳动者对学龄期儿童的教育问题逐渐显现出来。随着日系人、中国归国者等在日外国人劳动者滞留的长期化，或定居趋势的显著化，对下一代学龄期儿童的教育问题逐渐显现并成为新的外国人劳动者问题之一。日本政府为了确保这些学龄期儿童的教育，采取了各种措施。比如，外国人子女教育担当教员的派遣及研修，教育咨询担当者的派遣，日语指导资料及教材的制作，“日本语教室”的开设及运营等等。
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采取的各项政策，以及热 心的志愿者团体和日语教员的存在，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外国人子女尽快地适应日本的学校生活，但在另一方面，这些外国人子女离开自己的班级，在日本语教室里学习，就不知不觉地失去了与日本人学生交流的机会。
对策探析
日本政府应认真考虑外国人劳动者问题，实现日本多民族、多元文化社会，构筑外国人与日本人共同生存的社会。当初，日本政府是针对日本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为了确保劳动力人口而采取了引进外国人劳动者的政策，而如今不能仅仅以劳动力需求视点来讨论外国人劳动者问题，有必要进行综合性政策的探讨，寻求可行的对策。
日本政府应提供学习技术、技能的机会。目前，大多数外国人劳动者一般从事短期的，不需要任何技术的简单体力劳动。随着滞留的长期化，有定居意识的人们希望有机会能够学习技术、技能，以便找到更加稳定的工作，而企业的经营者却始终不肯让外国人劳动者接受教育培训。因此，外国人劳动者往往得不到提高自身劳动力素质的机会。尽管他们长期居住在日本，而且一直在一家企业里就业，但大多数人一直从事辅助性的劳动，他们的工作性质很难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欧美国家为了保护长期居住的外国人的利益，采用优惠政策：外国人劳动者达到一定的合法滞留年限后，不受工种和受雇机关的限制而可以留下来继续工作。为了保护长期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劳动者，只要具备生活资力，遵守公共秩序，有稳定工作，日本政府就应该对他们及其家属采取优惠政策，保障就业及生活的稳定。同时，提供更多的机会使外国人劳动者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以便有效地防止外国人劳动者集中在3K等特定行业的局面。
日本政府应防止下一代的底层化倾向，真正实现外国人劳动者与日本社会的共存。在日外国人劳动者群体中，只有一部分人在本人的工作以及下一代的学业上达成预期的目标，大多数人还处于社会的底层。有专业资格、专业知识及高学历的人可从事驱使专业知识的职业、懂技术的熟练劳动、以语言作为手段的各种职业，而与这些无缘的人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
对于父辈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差异，下一代可通过研修、训练以及其他教育途径弥补一些弱点。但父辈所接受的教育在中等及更低的情况下，他们传授给下一代的文化资本及战略是有限的，在通常情况下，对下一代的教育起不到积极的作用。相反，将重现父辈的低学历、简单体力劳动等底层化倾向的概率相对地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