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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十三经之一的《礼记》，是除《论语》、《孔子家语》之外，后世了解孔子颇为倚重的一份原始材料。《礼记》由孔门七十子后学所编，时代距孔子未远，对孔子的描述当无大误。孔子在《礼记》中多次出现，且主要集中于《檀弓》篇。《檀弓》绝大部分是杂记丧礼的文字，清人孙希旦评论道：“篇中多言丧事，可以证《士丧礼》之所未备。”又，这些杂记丧礼的文字，多与“哭”有关，因哭丧有制，哭而有礼，丧葬之礼中，“哭礼”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在《檀弓》中，孔子及其门徒对哭丧礼之施行（有时他们本身即是哭丧者），对各个环节、不同人等的哭丧之行为，对大量失礼（不当之哭）之现象，有诸多的辨析和批评，这些言说，既可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佐证，同时也代表了儒家试图恢复礼制的尝试。
从文本来看，《檀弓》作为“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的篇章”（梁启超语），各则大多有场景、情节、人物、对话，其议论并非严肃的道德说教，而像是一个个平实而生动的小故事，这些故事包含了丰富的语言、表情和形象描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先秦时期栩栩如生的民情风俗画，使我们深感先秦丧礼文化之博大幽深和精致入微，同时，也为后人了解故事中的人物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檀弓》各则中出现的人物不一而足，或为孔子，或为孔门弟子甚至再传弟子，等等。若按出现的次数计，孔子的频率最高（一共出现了五十三次），以下依次是曾子、子游、子夏、子路、子贡、有子、子思等人。有孔子出现的地方，多数时候，孔子是作为局外人在品评他人哭丧之行为，借以表达他所郑重其事的哭礼。其中四则，孔子更是作为哭丧的当事人，透过其言传身教，成为哭礼的展示者。这四则记载中的孔子言行丰富而灵动，为我们塑造了一副特殊的、不常见的孔子形象：“哭泣的孔子。”这副形象，也与其他儒家经典所塑造的孔子形象大有出入。而更有意思的是，“哭泣的孔子”似乎是一个“矛盾”、“两面”的孔子：一方面，孔子以惯常的“齐之以礼”的形象出现，以礼自律、以礼教人；另一方面，又可见孔子之随性行礼、漠视成规，非但没有恪守所尊之礼，甚至可说是明显地失礼。此中抵牾，该作何解？
二
对形成于西周的“哭礼”，后世并无系统流传，只在五经之《礼经》（汉后称《仪礼》）中留下了片段性记载。然而，为释《礼经》编辑而成的《礼记》，却包含了极为严格而细密的哭丧之规，如“哭有形”、“哭有位”、“哭有在”、“哭有节”、“哭有时”、“哭有变除”、“哭有亲疏”、“哭有不为”等等，从中我们得窥“哭礼”之概貌。这些哭丧之规，在《檀弓》那四则记述中，由孔子亲口道出、亲身演绎的，至少有“哭有时”、“哭有变除”、“哭有在”、“哭有亲疏”等。
一者，哭有时，哭有变除之期。所谓“变”，指丧期之中前后哭之渐减。所谓“除”，“卒哭”，终止也。儒家主张，对于亲人之丧亡，并非一味哀哭不知节制，而应以“随时”为要。因为亡者已去而生者犹存，当以生者为重，故送死有期。若丧亡之时既远，哭泣之礼亦可废止。对应这一“哭有变除”的要求，孔子对于期除之后的哭丧行为，态度是坚决否定的，认为这是违礼之举动。《檀弓》载有一事：
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
此事亦见载于《论语》、《孔子家语》，且各处记载大同小异。伯鱼即孔子的独子孔鲤。母亲已经死了一年了，孔鲤却还在哭。孔子聽到了哭声，问：谁在哭？弟子报告说：孔鲤。孔子听了，说：太过分了！孔鲤听罢，也就不再哭了。这里的语言非常口语化，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对于孔鲤“期而犹哭”的行为，孔子用一个日常经常会用到的语气词“嘻”，将其不满之情表露无遗。而孔子生气，个中缘由是，孔鲤的母亲是孔子休出门的妻子，对于孔鲤来说只是“出母”。按照《仪礼·丧服》的规定：父在而母死，子为母服期（一年丧），若母已被父所出，子就不当为出母服。孔鲤本就不应当为自己的出母服丧，现在服了一年的丧，已经超过了礼的规定，而过了一年仍在哭丧，就更不符合礼的规定了，所以孔子感到不满。孔子可曾为休妻哭丧？我们不得而知。《仪礼·丧服》也有妻子去世后丈夫为服丧一年的规定。可既已出，当无这个义务。在此，孔子借责怪自己的儿子，明确表达了哭礼应以“适度”为准的意思，即使是对至亲之人，也应“有时”、“有变除”。
二者，哭有在，哭有亲疏。所谓“在”，指哭丧的场所。“在”不同于“位”。“位”是指哭丧的位置。“位”与“在”的区别在于在场与否。哭有位，是要求现场吊丧者，应就其位而哭，否则将被视为“委巷之礼”，无知之为。而哭有在，是要求未能亲临丧所吊唁者，应就近哭泣致哀，但又不可率意而为，而要选定适当的场所。哭之所在，因与丧者关系亲疏而有别，也由哭者各据与己之关系而定。可见，哭有亲疏，并非只体现为服制有异、除期不同，哭丧的场所也有一定的礼规，不容丝毫马虎。不过，有时亲疏关系的不明确，会让人难定哭之在。《檀弓》中孔子就为哭丧之所踌躇了一回：
伯高死于卫，赴于孔子，孔子曰：“吾恶乎哭诸？兄弟，吾哭诸庙；父之友，吾哭诸庙门之外；师，吾哭诸寝；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所知，吾哭诸野。于野则已疏，于寝则已重。夫由赐也见我，吾哭诸赐氏。”遂命子贡为之主，曰：“为尔哭也，来者拜之，知伯高而来者勿拜也。”
伯高死在卫国，有人把消息告诉了孔子。由于孔子和死者的关系不明确，所以哭丧的地点难以选择，乃有“吾恶乎哭诸”（我在何处哭他？）一语。按亲疏的不同，于哭处有不同讲究，以示对死者的尊重。孔子的说法是：如果是兄弟，因为是先祖的子孙，所以要在祖庙里哭他；如果是父亲的朋友，一方面他们是父亲志同道合的人，另一方面又不是先祖的亲人，所以要在祖庙门外哭他；如果是老师，因为是造就自己的人，所以要在正寝（自己所住的地方）里哭他；如果是朋友，因为是自己所重的人，所以要在正寝门外哭他；如果是只知晓姓名的泛泛之交，因为较师友为轻，所以要在野外哭他。而按照这一套标准，孔子对哭伯高感到了为难，因为与伯高的情谊恰在深浅之中、亲疏之间，这让孔子觉得：如果在野外哭他，显得礼数太浅；如果在正寝里哭他，又显得礼数太重。经过亲疏轻重的权衡之后，考虑到伯高是由自己的学生子贡介绍才相识的，所以孔子决定，到子贡家去哭他（实际上是要哭于子贡的寝门之外），并让子贡临时作为哭祭之主。按《仪礼》的规定：凡丧之正主（真正的丧主，死者的家人），对于前来吊丧的人，不管他是和死者本人相识还是与死者的亲朋相识，都要拜谢之，而临时的主丧人（代为丧主），对只与死者相识的来客便可以不拜。所以孔子又特地交代子贡：“如果是你的朋友，因为你哭伯高而来慰问你的，你可以向他回拜答礼；如果是伯高的朋友，为哀悼伯高而来吊祭的，就用不着拜谢。”人与人相处，有亲疏远近的不同，感情自然也有深浅厚薄的差异，所以相对的态度也应该有等差的区分。礼制的订立，其显著的功用就在于区分等差，能遵守礼制的规定，在行为举止上自会懂得分寸。孔子计较哭丧之所在，正是思虑于深浅厚薄之间如何才能做到合宜，并体现出亲疏远近。而最后交代子贡的话，也是由于子贡作为临时的主丧人，和真正的丧主还是有所不同的。 三
以上两例，可见出孔子复兴礼制的缜密思维与良苦用心。礼是孔子所主张的立身处世之准据、一切行为之根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的要求就是适宜，如果过分了或是不够了，都是失礼。孔子认为，哭丧也应符合一定的礼数。此时，似乎还可加上一句，“非礼勿哭”，因表达哀戚也要适宜。所谓适宜，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一言以蔽之：“孔子恶野哭者”。对野哭之“野”可做不同理解。野哭，可以认为是在野外哭，汉代大儒郑玄即解为“哭于野”。然而，后人意识到，此解与上文“所知，吾哭诸野”明显矛盾，于是纷纷另出新解。孔颖达注为：“哭非其地谓之野。”胡铨解为：“哭不以礼为野。”王夫之则释之曰：“野哭，谓不为位。”综合起来，所谓“野哭”，不是指到野地里哭，而是指违礼而哭，不依礼数而哭，不分对象、不管场合、不合规矩而哭。然而，孔子本人是否于一切行事中都恪守了自己所立之哭礼呢？似也并不尽然。《檀弓》另有两则，以孔子的标准来看，从中可得出孔子自身即一野哭者的观感：一者，孔子“哭无在”；二者，孔子“哭无节”。
《檀弓》中有如此一则记载：
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這一则“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文字虽短，可是呈现了跌宕的情节，意味深长婉曲，值得我们仔细推敲。文中以孔子的行为举动为主线，前后接连，一哭、一拜、一问、一覆醢，四层结构，层次清晰明朗。清人孙濩孙曾在《檀弓论文》评这一段说：“哭中庭，拜吊者，视之如子也。二句总写哀恸倍常，却用‘既哭’二字略一停顿，补出使者来，以见当日闻丧便哭，不假问故光景，愈托出首二句突兀之妙。末句伤心惨目，虽不露一哭字，而有无数哭声在内。”而我们却可以在这陡落出笔的情节中直观感受到，孔子的举止似乎处处有违哭礼。依照旧礼，孔子应当于寝门外哭自己的学生，而他却是哭子路于寝之中庭。郑玄注云：“寝中庭也，与哭师同，亲之。”有人来吊唁，孔子又以丧主的身份亲自行拜礼答谢——“夫子拜之”，这是多么失礼呀！因为这样做不仅不合于礼而且无疑是自降身份，就跟我们现在在殡仪馆看见长辈为晚辈答礼一样。另外，孔子当时是怎么哭子路的呢？对此，《檀弓》所述不详，《左传·哀公十五年》有补充记载。获闻子路死，孔子哀哭道：“噫！天祝予”（哎呀，这是老天爷要断绝我呀！）。然而，至此还没有结束。哭罢，孔子才想起向使者询问起子路的死况来，得知已被砍成了肉酱，惨状如斯，孔子就命人把家里的肉酱倒掉，“遂命覆醢”，因为“痛子路之祸而不忍食其似也”。可以说，孔子哭子路，是一而再地失礼，既“哭无在”，又“哭无节”。而如此失礼的表现，在《檀弓》中并非个案，试看这一则：
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说骖而赙之，子贡曰：“于门人之丧，未有所说骖，说骖于旧馆，无乃已重乎？”夫子曰：“予乡者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予恶夫涕之无从也。小子行之。”
此则说的是，孔子到了卫国，恰巧过去在卫国时下榻馆舍的主人去世，就进入丧宅吊唁，哭得很伤心。哭完出来，还让学生子贡解下骖马作为礼品送给丧家。对于老师的行举，子贡不理解，提出了异议，理由是：以前有学生过世时，孔子都没有解下骖马相赠，现在却要赠给过去下榻馆舍的主人之家，礼数未免太重了吧？这样的做法，于礼有据吗？子贡的疑惑，应该是为颜回之丧而发。据《论语·先进》篇记载，孔子最喜爱的学生——颜回过世时，孔子虽然伤恸，说：“噫！天丧予！天丧予！”但对颜回的丧事，孔子却秉持“适度”、“有节”的原则，没有同意颜无繇（颜回父亲）求孔子卖马车为颜回置棺樽之请，也没有同意其他学生想厚葬颜回的计划。对子贡的质问，孔子解释说，自己进入丧宅凭吊时，正巧悲从中来以至涕泪纵横，况且他讨厌那种光流眼泪而没有实际表示的做法，因此要解下骖马相赠，只有这样做，才能符合自己刚刚哀伤的程度。在孔子看来，行礼似乎要表里如一，哭得哀而出涕，说明内心之悲，但如果不辅之以合适的外在形式，也是不太正常的。
四
一面立礼，一面失礼，该如何看待孔子的“自相矛盾”？我以为，这种矛盾，其实不只是孔子自身的矛盾，而是情与礼的矛盾。是情与礼的对决，让孔子处于矛盾的尴尬境地。礼为何物？孔子有着清醒认识，他说：“君子礼以饰情。”礼仪是用来体现情感的。在制度设计的层面，圣人出于理性的考量，设礼以制情，人们对于礼的制情功能通常会有明确认识，而在实践层面，于临事之际，人们时而又会舍礼去拘，尽抒己意。不过，这才是真实的人性。即便是儒门弟子，事关己身，亦不免顺情而为，难以抑己敛束其情而使行为合于礼的范式。就孔子而言，在情与礼的博弈中，亦有尽其情而不拘于礼制，哀哭逾礼之时。本来就存在两个孔子：一个是立礼时的孔子，一种是失礼时的孔子。前者高大至圣，完美无瑕，万世所仰，绝对的严气正性，毫不苟且，令人望而生畏；后者则平和有情，有人所共通的普遍情感，令人动容，也更显真实。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说：“孔子一向被视为不苟言笑的圣人。他本人也常常宣扬做人要居恭色庄，可是他并不总是这样道貌岸然。相反，他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也和常人一样，在失望时也会发感慨。在不满社会黑暗时也会发泄愤懑，也有感伤，也有发脾气的时候。”在“哭子路”、“哭旧馆人”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面对自己钟爱的弟子惨死时倍感痛苦的人的反应，是一个温良平实、作为性情中人的孔子，而不是一个似乎参破世情、无嗔无喜、超凡入圣的仙家者流的面目。
作为十三经之一的《礼记》，是除《论语》、《孔子家语》之外，后世了解孔子颇为倚重的一份原始材料。《礼记》由孔门七十子后学所编，时代距孔子未远，对孔子的描述当无大误。孔子在《礼记》中多次出现，且主要集中于《檀弓》篇。《檀弓》绝大部分是杂记丧礼的文字，清人孙希旦评论道：“篇中多言丧事，可以证《士丧礼》之所未备。”又，这些杂记丧礼的文字，多与“哭”有关，因哭丧有制，哭而有礼，丧葬之礼中，“哭礼”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在《檀弓》中，孔子及其门徒对哭丧礼之施行（有时他们本身即是哭丧者），对各个环节、不同人等的哭丧之行为，对大量失礼（不当之哭）之现象，有诸多的辨析和批评，这些言说，既可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佐证，同时也代表了儒家试图恢复礼制的尝试。
从文本来看，《檀弓》作为“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的篇章”（梁启超语），各则大多有场景、情节、人物、对话，其议论并非严肃的道德说教，而像是一个个平实而生动的小故事，这些故事包含了丰富的语言、表情和形象描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先秦时期栩栩如生的民情风俗画，使我们深感先秦丧礼文化之博大幽深和精致入微，同时，也为后人了解故事中的人物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檀弓》各则中出现的人物不一而足，或为孔子，或为孔门弟子甚至再传弟子，等等。若按出现的次数计，孔子的频率最高（一共出现了五十三次），以下依次是曾子、子游、子夏、子路、子贡、有子、子思等人。有孔子出现的地方，多数时候，孔子是作为局外人在品评他人哭丧之行为，借以表达他所郑重其事的哭礼。其中四则，孔子更是作为哭丧的当事人，透过其言传身教，成为哭礼的展示者。这四则记载中的孔子言行丰富而灵动，为我们塑造了一副特殊的、不常见的孔子形象：“哭泣的孔子。”这副形象，也与其他儒家经典所塑造的孔子形象大有出入。而更有意思的是，“哭泣的孔子”似乎是一个“矛盾”、“两面”的孔子：一方面，孔子以惯常的“齐之以礼”的形象出现，以礼自律、以礼教人；另一方面，又可见孔子之随性行礼、漠视成规，非但没有恪守所尊之礼，甚至可说是明显地失礼。此中抵牾，该作何解？
二
对形成于西周的“哭礼”，后世并无系统流传，只在五经之《礼经》（汉后称《仪礼》）中留下了片段性记载。然而，为释《礼经》编辑而成的《礼记》，却包含了极为严格而细密的哭丧之规，如“哭有形”、“哭有位”、“哭有在”、“哭有节”、“哭有时”、“哭有变除”、“哭有亲疏”、“哭有不为”等等，从中我们得窥“哭礼”之概貌。这些哭丧之规，在《檀弓》那四则记述中，由孔子亲口道出、亲身演绎的，至少有“哭有时”、“哭有变除”、“哭有在”、“哭有亲疏”等。
一者，哭有时，哭有变除之期。所谓“变”，指丧期之中前后哭之渐减。所谓“除”，“卒哭”，终止也。儒家主张，对于亲人之丧亡，并非一味哀哭不知节制，而应以“随时”为要。因为亡者已去而生者犹存，当以生者为重，故送死有期。若丧亡之时既远，哭泣之礼亦可废止。对应这一“哭有变除”的要求，孔子对于期除之后的哭丧行为，态度是坚决否定的，认为这是违礼之举动。《檀弓》载有一事：
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
此事亦见载于《论语》、《孔子家语》，且各处记载大同小异。伯鱼即孔子的独子孔鲤。母亲已经死了一年了，孔鲤却还在哭。孔子聽到了哭声，问：谁在哭？弟子报告说：孔鲤。孔子听了，说：太过分了！孔鲤听罢，也就不再哭了。这里的语言非常口语化，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对于孔鲤“期而犹哭”的行为，孔子用一个日常经常会用到的语气词“嘻”，将其不满之情表露无遗。而孔子生气，个中缘由是，孔鲤的母亲是孔子休出门的妻子，对于孔鲤来说只是“出母”。按照《仪礼·丧服》的规定：父在而母死，子为母服期（一年丧），若母已被父所出，子就不当为出母服。孔鲤本就不应当为自己的出母服丧，现在服了一年的丧，已经超过了礼的规定，而过了一年仍在哭丧，就更不符合礼的规定了，所以孔子感到不满。孔子可曾为休妻哭丧？我们不得而知。《仪礼·丧服》也有妻子去世后丈夫为服丧一年的规定。可既已出，当无这个义务。在此，孔子借责怪自己的儿子，明确表达了哭礼应以“适度”为准的意思，即使是对至亲之人，也应“有时”、“有变除”。
二者，哭有在，哭有亲疏。所谓“在”，指哭丧的场所。“在”不同于“位”。“位”是指哭丧的位置。“位”与“在”的区别在于在场与否。哭有位，是要求现场吊丧者，应就其位而哭，否则将被视为“委巷之礼”，无知之为。而哭有在，是要求未能亲临丧所吊唁者，应就近哭泣致哀，但又不可率意而为，而要选定适当的场所。哭之所在，因与丧者关系亲疏而有别，也由哭者各据与己之关系而定。可见，哭有亲疏，并非只体现为服制有异、除期不同，哭丧的场所也有一定的礼规，不容丝毫马虎。不过，有时亲疏关系的不明确，会让人难定哭之在。《檀弓》中孔子就为哭丧之所踌躇了一回：
伯高死于卫，赴于孔子，孔子曰：“吾恶乎哭诸？兄弟，吾哭诸庙；父之友，吾哭诸庙门之外；师，吾哭诸寝；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所知，吾哭诸野。于野则已疏，于寝则已重。夫由赐也见我，吾哭诸赐氏。”遂命子贡为之主，曰：“为尔哭也，来者拜之，知伯高而来者勿拜也。”
伯高死在卫国，有人把消息告诉了孔子。由于孔子和死者的关系不明确，所以哭丧的地点难以选择，乃有“吾恶乎哭诸”（我在何处哭他？）一语。按亲疏的不同，于哭处有不同讲究，以示对死者的尊重。孔子的说法是：如果是兄弟，因为是先祖的子孙，所以要在祖庙里哭他；如果是父亲的朋友，一方面他们是父亲志同道合的人，另一方面又不是先祖的亲人，所以要在祖庙门外哭他；如果是老师，因为是造就自己的人，所以要在正寝（自己所住的地方）里哭他；如果是朋友，因为是自己所重的人，所以要在正寝门外哭他；如果是只知晓姓名的泛泛之交，因为较师友为轻，所以要在野外哭他。而按照这一套标准，孔子对哭伯高感到了为难，因为与伯高的情谊恰在深浅之中、亲疏之间，这让孔子觉得：如果在野外哭他，显得礼数太浅；如果在正寝里哭他，又显得礼数太重。经过亲疏轻重的权衡之后，考虑到伯高是由自己的学生子贡介绍才相识的，所以孔子决定，到子贡家去哭他（实际上是要哭于子贡的寝门之外），并让子贡临时作为哭祭之主。按《仪礼》的规定：凡丧之正主（真正的丧主，死者的家人），对于前来吊丧的人，不管他是和死者本人相识还是与死者的亲朋相识，都要拜谢之，而临时的主丧人（代为丧主），对只与死者相识的来客便可以不拜。所以孔子又特地交代子贡：“如果是你的朋友，因为你哭伯高而来慰问你的，你可以向他回拜答礼；如果是伯高的朋友，为哀悼伯高而来吊祭的，就用不着拜谢。”人与人相处，有亲疏远近的不同，感情自然也有深浅厚薄的差异，所以相对的态度也应该有等差的区分。礼制的订立，其显著的功用就在于区分等差，能遵守礼制的规定，在行为举止上自会懂得分寸。孔子计较哭丧之所在，正是思虑于深浅厚薄之间如何才能做到合宜，并体现出亲疏远近。而最后交代子贡的话，也是由于子贡作为临时的主丧人，和真正的丧主还是有所不同的。 三
以上两例，可见出孔子复兴礼制的缜密思维与良苦用心。礼是孔子所主张的立身处世之准据、一切行为之根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的要求就是适宜，如果过分了或是不够了，都是失礼。孔子认为，哭丧也应符合一定的礼数。此时，似乎还可加上一句，“非礼勿哭”，因表达哀戚也要适宜。所谓适宜，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一言以蔽之：“孔子恶野哭者”。对野哭之“野”可做不同理解。野哭，可以认为是在野外哭，汉代大儒郑玄即解为“哭于野”。然而，后人意识到，此解与上文“所知，吾哭诸野”明显矛盾，于是纷纷另出新解。孔颖达注为：“哭非其地谓之野。”胡铨解为：“哭不以礼为野。”王夫之则释之曰：“野哭，谓不为位。”综合起来，所谓“野哭”，不是指到野地里哭，而是指违礼而哭，不依礼数而哭，不分对象、不管场合、不合规矩而哭。然而，孔子本人是否于一切行事中都恪守了自己所立之哭礼呢？似也并不尽然。《檀弓》另有两则，以孔子的标准来看，从中可得出孔子自身即一野哭者的观感：一者，孔子“哭无在”；二者，孔子“哭无节”。
《檀弓》中有如此一则记载：
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這一则“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文字虽短，可是呈现了跌宕的情节，意味深长婉曲，值得我们仔细推敲。文中以孔子的行为举动为主线，前后接连，一哭、一拜、一问、一覆醢，四层结构，层次清晰明朗。清人孙濩孙曾在《檀弓论文》评这一段说：“哭中庭，拜吊者，视之如子也。二句总写哀恸倍常，却用‘既哭’二字略一停顿，补出使者来，以见当日闻丧便哭，不假问故光景，愈托出首二句突兀之妙。末句伤心惨目，虽不露一哭字，而有无数哭声在内。”而我们却可以在这陡落出笔的情节中直观感受到，孔子的举止似乎处处有违哭礼。依照旧礼，孔子应当于寝门外哭自己的学生，而他却是哭子路于寝之中庭。郑玄注云：“寝中庭也，与哭师同，亲之。”有人来吊唁，孔子又以丧主的身份亲自行拜礼答谢——“夫子拜之”，这是多么失礼呀！因为这样做不仅不合于礼而且无疑是自降身份，就跟我们现在在殡仪馆看见长辈为晚辈答礼一样。另外，孔子当时是怎么哭子路的呢？对此，《檀弓》所述不详，《左传·哀公十五年》有补充记载。获闻子路死，孔子哀哭道：“噫！天祝予”（哎呀，这是老天爷要断绝我呀！）。然而，至此还没有结束。哭罢，孔子才想起向使者询问起子路的死况来，得知已被砍成了肉酱，惨状如斯，孔子就命人把家里的肉酱倒掉，“遂命覆醢”，因为“痛子路之祸而不忍食其似也”。可以说，孔子哭子路，是一而再地失礼，既“哭无在”，又“哭无节”。而如此失礼的表现，在《檀弓》中并非个案，试看这一则：
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说骖而赙之，子贡曰：“于门人之丧，未有所说骖，说骖于旧馆，无乃已重乎？”夫子曰：“予乡者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予恶夫涕之无从也。小子行之。”
此则说的是，孔子到了卫国，恰巧过去在卫国时下榻馆舍的主人去世，就进入丧宅吊唁，哭得很伤心。哭完出来，还让学生子贡解下骖马作为礼品送给丧家。对于老师的行举，子贡不理解，提出了异议，理由是：以前有学生过世时，孔子都没有解下骖马相赠，现在却要赠给过去下榻馆舍的主人之家，礼数未免太重了吧？这样的做法，于礼有据吗？子贡的疑惑，应该是为颜回之丧而发。据《论语·先进》篇记载，孔子最喜爱的学生——颜回过世时，孔子虽然伤恸，说：“噫！天丧予！天丧予！”但对颜回的丧事，孔子却秉持“适度”、“有节”的原则，没有同意颜无繇（颜回父亲）求孔子卖马车为颜回置棺樽之请，也没有同意其他学生想厚葬颜回的计划。对子贡的质问，孔子解释说，自己进入丧宅凭吊时，正巧悲从中来以至涕泪纵横，况且他讨厌那种光流眼泪而没有实际表示的做法，因此要解下骖马相赠，只有这样做，才能符合自己刚刚哀伤的程度。在孔子看来，行礼似乎要表里如一，哭得哀而出涕，说明内心之悲，但如果不辅之以合适的外在形式，也是不太正常的。
四
一面立礼，一面失礼，该如何看待孔子的“自相矛盾”？我以为，这种矛盾，其实不只是孔子自身的矛盾，而是情与礼的矛盾。是情与礼的对决，让孔子处于矛盾的尴尬境地。礼为何物？孔子有着清醒认识，他说：“君子礼以饰情。”礼仪是用来体现情感的。在制度设计的层面，圣人出于理性的考量，设礼以制情，人们对于礼的制情功能通常会有明确认识，而在实践层面，于临事之际，人们时而又会舍礼去拘，尽抒己意。不过，这才是真实的人性。即便是儒门弟子，事关己身，亦不免顺情而为，难以抑己敛束其情而使行为合于礼的范式。就孔子而言，在情与礼的博弈中，亦有尽其情而不拘于礼制，哀哭逾礼之时。本来就存在两个孔子：一个是立礼时的孔子，一种是失礼时的孔子。前者高大至圣，完美无瑕，万世所仰，绝对的严气正性，毫不苟且，令人望而生畏；后者则平和有情，有人所共通的普遍情感，令人动容，也更显真实。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说：“孔子一向被视为不苟言笑的圣人。他本人也常常宣扬做人要居恭色庄，可是他并不总是这样道貌岸然。相反，他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也和常人一样，在失望时也会发感慨。在不满社会黑暗时也会发泄愤懑，也有感伤，也有发脾气的时候。”在“哭子路”、“哭旧馆人”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面对自己钟爱的弟子惨死时倍感痛苦的人的反应，是一个温良平实、作为性情中人的孔子，而不是一个似乎参破世情、无嗔无喜、超凡入圣的仙家者流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