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谊（前200—前168）是西汉初期著名的思想家、政论家和文学家，其生命虽然短暂，但一生勤于笔耕，留下了大量的文章。贾谊所写的文章就体裁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专题论文、辞赋、奏疏等，其中专题论文及奏疏被后人结集成书，就是《新书》。书中所体现的思想和主张颇受后人重视，在今天不无借鉴意义。

一、贾谊生平

　　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一首著名的绝句：“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首诗中的“贾生”，就是贾谊。
　　贾谊，洛阳（今河南洛阳）人，生于汉高帝七年（前200），卒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贾谊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成就却不小。他做官期间，为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提出了许多方案，具有远见卓识。在思想方面，他继承了先秦诸子，并加以发展，完成了向汉代中期董仲舒“新儒学”的过渡。在文学方面，他的散文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着很大影响;他的骚体赋，开汉代散文赋的先河。李商隐诗中所说的“贾生才调”，即兼有政治与文学两方面的含义。
　　贾谊生活的时代，社会生产逐渐恢复，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封建统治秩序渐行巩固。贾谊十八岁时便以能诵《诗》《书》、善写文章而闻名郡中。当时的河南守吴公对他非常赏识，因而罗致门下。吴公是李斯的同乡兼学生，而李斯是法家的代表人物，由此可见，贾谊不光吸收了儒家学说，而且对法家学说也有一定的认识。二十一岁时，贾谊又跟从荀况的学生张苍学习《左传》，这不仅使他更加熟悉儒家的政治学说，而且了解了前代的治乱兴亡，对于历史感和历史眼光的培养有着重要作用。二十二岁时，贾谊就已“颇通诸家之书”，达到了融会贯通。
　　命运没有辜负贾谊的才能和努力。在文帝荐举贤良方正的政策下，贾谊经吴公推荐，被文帝召为博士，博士是备皇帝顾问的官员。这是贾谊登上汉初政治舞台之始，在博士当中，他年纪最轻，但才学却是最高的。许多人不能回答的问题，他都能代为应对。
　　汉文帝也很赏识他的才能，一年内就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秩比千石，相当于高级顾问。受到重用的贾谊，踌躇满志，他渴望像历史上那些著名的辅臣那样，协助文帝完成不朽的功业。于是他提出了许多改革制度、更定法令的建议，史书记载：“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除了政治方面，贾谊还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为巩固汉朝的统治献计献策，这就是著名的《过秦论》。
　　贾谊的观点是较为深刻和有远见的。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能够提出如此成熟的政治见解，不能不令人佩服，贾谊的才华和能力，于此可见一斑。
　　文帝见贾谊如此年轻有为，就想把他提到公卿的位置上来，然而却遭到了绛侯周勃、丞相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人的妒忌、排斥与诽谤，说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因此开始疏远贾谊，不再采用他的意见，最终下令让他离开朝廷，出任长沙王太傅。从秩禄上说，由太中大夫的比千石到长沙王太傅的二千石，是升官，但实际上是明升暗降。离开了朝廷，贾谊随时向皇帝进言的机会就没有了。朝廷的决定令贾谊无比忧伤，他在过湘水时，作《吊屈原赋》以自喻;任太傅时，又作《鸟赋》以自广。
　　即使这样，朝廷问题也时时牵动贾谊的心。汉文帝五年（前175），朝廷下诏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钱。贾谊立即上书指出，百姓自己铸钱，肯定要牟利，甚至会触犯刑律，这实际是设陷阱让百姓跳。贾谊认为，国家应该统一掌管铜的开采，由朝廷控制货币，这样不仅经济能够稳定，而且人们也不会触犯刑律。应该说，贾谊的见解还是很有见地的。
　　当然，文帝没有忘记贾谊的才华。文帝七年（前173），贾谊在未央宫被召见。文帝兴致勃勃，两人谈到深夜，文帝不知不觉将席位朝贾谊越移越近，这就是著名的“前席”故事的由来。然而，文帝所询问的问题却不是关于“苍生”的，而是关于“鬼神”的。李商隐诗中说“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指的就是这件事，诗中批评之意是很明显的。
　　今天来分析，文帝用贾谊，是因为重其才;而不重用，固然有朝廷保守势力排挤的因素，更与文帝实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有关。然而，随着汉政权的逐步巩固，新的矛盾和危机开始出现：同姓王势力不断扩大，凌驾于朝廷之上，潜伏着割据分裂的危机;“和亲”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匈奴的侵扰;“无为而治”某种程度上已不再适应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贾谊看出了这些矛盾和危机，大声疾呼要变“无为”为“有为”，因此与文帝产生分歧而不被重用。
　　这次召见后，贾谊仍没有被留在朝廷，而是做了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是文帝宠爱的小儿子，地位比长沙王要高得多，国都离长安也不远。比起长沙来，贾谊的处境大为改善了。
　　在任梁怀王太傅期间，贾谊针对当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儗，地过古制”的形势，“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今传《陈政事疏》（或称《治安策》）的大部分，就是这个时期写成的。毛泽东称其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也说：“贾谊写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时不到30岁。”
　　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前169年，梁怀王不幸坠马而死。《史记》《汉书》本传说贾谊哀伤自己做太傅不称职，经常哭泣，一年后亦死，时年三十三岁。汉初政坛和文坛上的一颗新星，就这样陨落了。
　　贾谊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给我们留下不少作品，今传《新书》十卷，是后人据他的政论、疏文等整理而成的。刘歆说：“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刘向说：“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鲁迅说贾谊的作品“与晁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这些都是对贾谊的客观评价。

二、《新书》的命名

　　一般认为，《新书》是由劉向、刘歆父子整理结集而成的。那么，这部书为什么叫“新书”呢，难道还有“旧书”吗？
　　清末学者孙诒让认为：“《新书》者，盖刘向奏书时所题。凡未校者为故书，已校定可缮写者为新书。杨倞注《荀子》，未载旧本目录，刘向《叙录》前题‘《荀卿新书》十二卷三十二篇’，殷敬顺《列子释文》亦载旧题云‘《列子新书目录》’。又引刘向上《管子》奏称‘《管子新书目录》’，足证诸子古本旧题大氐如是。若然，此书隋、唐本当题《贾子新书》。盖‘新书’本非贾书之专名，宋、元以后，诸子旧题删易殆尽，惟《贾子》尚存此二字，读者不审，遂以‘新书’专属之《贾子》，校椠者又去‘贾子’而但称‘新书’，展转讹省，忘其本始，殆不可为典要。”孙氏之言是有道理的。刘向父子校理诸子之书后，常以“新书”称之，以区别于未校之故书。如此，则刘向父子在校理贾谊之书后，实命名为《贾谊新书》或《贾子新书》。
　　我们知道，东汉班固撰《汉书》时，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撰成《艺文志》，著录图书中有贾谊《新书》，录之为“《贾谊》五十八篇”。可见，班固略去了“新书”二字。按说班固与刘歆所处年代相距不远，且其《艺文志》又是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撰成，那么，刘向父子所命名的《贾谊新书》或《贾子新书》，班固应该遵循才是。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要么刘向父子当初辑《新书》后即著录为《贾谊》，要么班固编《艺文志》时对刘歆的《七略》进行了改编。在回答此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就《七略·诸子略》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情况进行简单的分析。刘歆撰《七略》，于书目后常列叙录，内容包括书目篇名、校勘情况、作者生平、书名含义及刘歆的评论等。而班固编撰的《艺文志》只著录书目篇名及篇数，而略去其他。可见，《艺文志》是在继承《七略》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成。此外，《艺文志》在书目名称方面也有改动。如《荀子》一书，《艺文志》著录为“《孙卿子》三十三篇”，清代学者姚振宗所辑《诸子略佚文》著录为“《孙卿新书》十二卷三十二篇”。据此分析，上面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当初刘歆撰《诸子略》著录贾谊之书实为《贾谊新书》。而后来班固撰《艺文志》时对书名进行了改动，便有了《贾谊》之名。
　　当然，《新书》之命名也一直存在着变化，如：《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五十八篇”，《隋书·经籍志》著录“《贾子》十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贾子》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新书》十卷”，《崇文总目》著录“《贾子》十九卷”，南宋《中兴馆阁书目》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新书》十卷”。
　　综合上述观点及史志的记载，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西汉刘向父子整理贾谊作品时，命名为《贾谊新书》，后来班固简称为《贾谊》。隋唐时期，才出现以《新书》作为贾谊作品集之专名。此后便约定俗成，一直沿用至今。

三、《新书》的主要思想

　　《新书》共十卷、五十八篇，《问孝》《礼容语上》两篇亡佚，今存五十六篇。卷一至卷四（《过秦上》至《铸钱》）为“事势”类的政论文，是向文帝陈政事。这部分也是贾谊文章中的精华，其政治才能和文学水平，多是通过这些政论文体现出来的。卷五至卷八（《傅职》至《道德说》）为“连语”类。卷九（《大政上》至《修政语下》）四篇不标目（《玉海》标“杂事”）。卷十（《礼容语上》至《立后义》）为“杂事”类。一般认为，“连语”“杂事”两类或为贾谊任太傅时所用的教材和笔记，或释经传古义，或草创仪法，与陈政事的政论文有很大不同。
　　关于“事势”类的政论文，又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关于历史问题的，有《过秦》三篇;第二类是关于诸侯问题的，有《宗首》《藩伤》《藩强》《大都》《等齐》《益壤》《权重》《五美》《制不定》《一通》《属远》《亲属危乱》《淮难》等十三篇;第三类是关于匈奴问题的，有《解县》《威不信》《匈奴》《势卑》等四篇;第四类是关于经济问题的，有《无蓄》《铜布》《忧民》《铸钱》等四篇。这些政论文，涉及西汉前期各种重大问题，体现了贾谊对于国家前途的忧虑和对潜在危机的清醒认识，显示了其敏锐的洞察力。贾谊的见解，不仅对于汉初的历史，而且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具体来说，《新书》中丰富的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政治方面

　　1. “削藩”以巩固封建政权
　　鉴于汉朝初年诸侯王反叛迭起，严重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现实，贾谊在《数宁》中作了深刻的描述：“臣窃惟事势，可为痛惜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大息者六。若其它倍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强调现在国家的形势就如“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并进一步疾呼如果任由这种形势发展下去，国家必会危急。针对这种形势，他在《五美》和《藩强》中分别提出“割地定制”和“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应该说，贾谊的削藩思想是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体现了由郡国并行制到单一郡县制过渡的色彩。贾谊的这一主张由于当时权贵的百般阻挠而无法实施，但在他死后，晁错的“削藩策”、主父偃的“推恩令”都是对这一主张的继承和发展，对解决诸侯王国问题起到了极大作用。
　　2. 安定边境
　　除了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外，汉初社会还有另一个突出的矛盾，即汉朝与匈奴之间的矛盾。汉初，匈奴多次侵扰边地，而汉朝多采取“和亲”和“献帛”的绥靖政策。对于这种做法，贾谊极为反对，他在《匈奴》《势卑》《铸钱》《铜布》等篇中，提出了一些解决匈奴问题的主张和建议。“三表五饵”集中体现了他的“抚边”策略。“三表”是向匈奴宣传汉朝的信、爱等伦理道德观念，在匈奴中树立汉天子的权威。“五饵”是运用盛服、丰食、声色、美室和礼遇等五种优裕的生活条件引诱匈奴归附，这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攻心策略。在贾谊看来，只有妥善解决了匈奴问题，才能使汉朝彻底摆脱“数十万之众，积于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馈之”的困境。
　　应该说，贾谊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以“抚”为主，同时配合以军事行动的策略，体现了政策上的灵活性，是贾谊在民族政策上的探索，对汉朝安定边境有着积极意义。 　　3. 民本思想
　　《大政》上下两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贾谊的民本思想。其中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这是贾谊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具体而言，贾谊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百姓是物质生产的主体，离开了人民的劳动生产，上自君主、官吏下至工商业者都会失去生活来源。二是人多力量大，这种力量，对巩固政权、保卫国家的安全有着积极作用。三是百姓是立国的基础。因此，贾谊提出“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此道之要也”，强调为君之道重在敬士爱民。

（二）经济方面

　　1. 以农为本
　　贾谊具有强烈的农本思想。他认为，要做到蓄积足，财有余，首先必须发展农业生产。“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因此，必须“驱民归之农，皆著于本”，从而达到“为富安天下”的目的。
　　此外，贾谊还提出国家要以法令保障人们对土地和财物的所有权。对不利于农业的活动要予以限制，其中包括禁止声色娱乐、自由迁移等。
　　2. 制定货币政策，稳定国家经济秩序
　　贾谊主张应由朝廷来控制市场，抑制富商大贾，平衡物价，调剂有无。为了制止“钱文大乱”，稳定市场，调剂供求，贾谊提出了“法钱”的概念，即合乎政府规定标准（包括形式、币材、重量等）的铸币，这是符合当时经济发展要求的思想。贾谊在货币问题上的各种建议，虽然当时未被汉文帝采纳，但为后来汉武帝统一铸钱作了准备，对我国货币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影響。

（三）思想教化方面

　　贾谊一生先后任长沙王和梁怀王的太傅，这样的经历必然使他在思想教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体现在《胎教》《傅职》《辅佐》等篇中。贾谊非常重视教育对人的作用，“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他还强调及早教育的重要性，主张实行“胎教”。《胎教》篇记叙了古代胎教之礼，并举古代许多君主用贤与否导致国家兴亡的例子，说明辅佐君主的贤臣的重要性。《傅职》篇里，陈述了有关“傅”的各项要求和方法。《辅佐》篇陈述了各辅佐的职责。《劝学》篇强调后天努力学习的重要性。
　　从贾谊的教育思想中可以看出，他已认识到环境对人的影响、教育对人的改造作用，以及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各篇所述，虽然主要针对皇帝和诸侯王之子，但他的基本教育思想，也适用于一般人。

四、《新书》的史鉴思想

　　《新书》提出了许多治国为政的理念，它们都是从借鉴历史特别是秦朝灭亡的教训中得出的，其目的是“前车覆而后车戒”。因此，《新书》中有着强烈的史鉴思想。
　　《新书》中的《过秦下》里说：“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可以说这是贾谊总结历史教训而得出的他的政治主导思想。
　　鉴于秦朝速亡的教训，又洞察现实社会的矛盾，贾谊构造了一个理想的治国框架，即以仁义为经，以礼节为纬，以法为辅，建立一个天地与人世万物和谐统一的国家，其特征是诸侯附亲轨道，致忠而信上;兵革不动，民长保首领;匈奴四荒，乡风慕义，乐为臣子;天下富足，资财有余，民素朴顺而乐从令;官事甚约，狱讼盗贼鲜有;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万生遂茂。概括而言，这个治国框架就是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如何做到呢？贾谊提出必须以“仁义”作为根本进行治理。这种思想，是在分析总结秦王朝兴衰盛亡的基础上得出的。
　　贾谊认为秦朝之速亡是由于“仁义不施”的结果。他写道：“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不仅秦王不行仁义，二世也是如此。二世“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因此亡国是必然的。
　　《过秦下》中，贾谊在文章的最后引用谚语“前事之不忘，后之师也”，目的就是为了提醒后人要以史为鉴，要从历史中总结成败得失，避免重蹈覆辙。应该说，这一思想对于今天仍具有很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