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在中国文化中较为独特。文房四宝，我以为还应该加上一宝，就是印。印的文化内涵绝不是区区的一枚方章，印章是它的形制，从内涵上说，印是社会信誉的标志。明朝人甘旸写了一部论印的书《印章集说》，说“上古作印以昭信也”，一语阐明了印章的社会意义。这句话对于解读中国印的文化精神十分重要，它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说，在上古，印就出现在神州大地上。上古是个什么概念呢？《竹书纪年》有记，“昔黄帝得龙图，中有玺章”。玺章就是帝王之印。《周书》记载“汤克夏，取玺书置座右”，是说商汤灭了夏桀之后，把他的印玺放置在座位右侧。那是公元前16至前11世纪，印就在中国的文化中出现了。第二层意思是说，印是诚信的符号，持印示信是维护社会秩序最根本的措施。这个理念历经千年岁月，被孔子概括为仁、义、理、智、信。这是稳定社会的五块基石。信守是情操和理念上的东西，不具形态，中国文化最精髓的地方是赋理念于形态，印就是信誉的物证。
　　诚信是文化的原点。文房藏印，不是雅趣与炫耀，而是将一种思想承诺置于“座右”，这是两千年的文化传承。
　　最初的印不是藏而是佩的，古代有“印绶”之说。“绶”是系印的丝带。秦汉之际，印上有钮，绶带穿钮而过佩戴于身，因此印的计量单位是“钮”。它既是信物也是饰物，有“佩之以绶”之规，并演变出无穷无尽的印绶美学。秦汉之印都是姓名印抑或官职印，极其严肃。佩印是人格的彰显，言而无信的人是佩不得印的。试想那个时代，人们以佩饰昭示人格，连不得佩饰的人也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欠缺。电影《三笑》里有一个细节，不懂印章文化的人很难看懂。唐伯虎三戏秋香，自称是唐寅。秋香当然不相信，你这个无赖空口白牙，说自己是唐寅就唐寅了？这时唐伯虎摘下随身佩戴的印绶递给秋香，说了一句“真唐假唐，请看印上”，才使秋香放心。这就是印绶在古代的作用。
　　在印绶上作假大概始于《水浒传》中的吴用，为了营救陷在江州城里的宋江，他在梁山泊唆使济州秀才萧让模仿蔡体做假书信，又让同城金石家金大坚偽造印鉴，从此假印之风猖行。军事上的兵不厌诈却成了社会生活里的诈骗伎俩。这是文化符号的被利用，绝不是一种文化的本质。
　　外国人不使用个人印鉴，他们的个人信用凭证是签字。因此外国人没有琳琅满目的印章文化。欧洲的印章多用于邮件、政府告示等方面，不具备鉴赏价值。亚洲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均使用印章，如日本、韩国、朝鲜、南亚诸国。随着社会矛盾的复杂化，佩印已经不足以证明一个人的信誉。信誉评价转向更多样复杂的考评。
　　然而，以印为信仍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操守，治印是博大精深的中国艺术。2008年奥运会在我国召开，会徽就是一枚“京”字图印。无论内涵与形式都意味深长，彰显的是中国信誉。
　　我的案上搁着几枚印章，有名章、闲章、藏书章，都是朋友友情制赠。一位叫王卫国的朋友是厨艺极高的厨师，与我交往，执意要为我刻一枚印章。起初我没往心里去，心想，你把萝卜刻好就行了，给我刻什么印章？他几次恳请，把我的笔名搞准确，不日送给我一枚石章。一看刀法，颇有汉印风范，刀刀精湛，刀法于心，诉诸指股。金石家说，制印之要，皆以笔势婉转、沉浮、去留为意，运刀大则股力宜重，小则指力宜轻，粗则宜沉，细则宜浮，曲则宜宛，而不失法度。一枚印章的精彩，全在刀法。刀法如笔法，去一刀回一刀为反刀，去一刀又去一刀为复刀，刀贴印面行走为平刀，自下向上行刀为冲刀，刀刃若直下为切刀，留一刀若拙为留刀，刀刃埋入印文为埋刀，印章制好，故意作残为补刀。刀刀有意，或凿或镌或铸，功力在兹。王卫国听我论印，陆续又为我镌制了藏书章和名章。藏印如藏宝，印石琳琅，印文隽永，印以守诚，是做人做事的座右铭。
　　另一位为我治印的朋友是我的同学王荣。偶然相聚，提起以往，说起少年时代的书画事，犹记得彼此成绩。我说工作倥偬，已经放下经年。他说他仍在坚持，说着打开手机，翻出他的书画作品给我看，已是成绩烁然。他的印制得好，我随口就说，得闲时给我制一枚。他欣然答应。一晃多半年过去，我就把这件事忘记了。一天接他的电话，说给我送印，才记起当时的随意之语。王荣制印，印面严谨舒展，文字疏密有度，恒裁自如，浑然天成，不愧大匠之作。
　　印绶以信，制印的艺术家均以诚信为铭，一言既出，践诺践行，不打诳语。这就是艺术的性格。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方方面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诚信。中华民族立于世、耀于世，就是靠着诚信精神的支撑，而印章就是诚信精神的有形理念。
　　（选自《齐鲁晚报》2019年10月15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