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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结束的时代,钱钟书走了,李慎之走了,王元化也走了。“五四”余韵里最后一拨老人都渐渐走了。天地生几声叹息,人间也生几许期待,种子撒下了,未来应有收成。思想者、学人也常是农人:夏日书田常绿,必有秋天学海金黄。
所以,这也是一个开始的时代。
“五四”并不遥远,前贤功业是一本读不薄的书,后学翻阅品读,历史再生,文明重铸,事业、思想、学养,是用生命丈量的,是用人的情感、爱悦和苦难建构的。
行者留风。这是《王元化和他的朋友们》留给我的感动,也是留给读者的感动。
那样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空前的活跃,都向着共同的目的地出发,救国救民,路却千差万别:革命的、教书育人的、搞研究的、做学问的、干实业的……几乎是一个世纪的跋涉。如今,尽管人物已寥若晨星,但大家终于找到了人本,也认清了历史。大江东去,后浪推前浪。
王元化先生,似乎简单又独特。他未曾出国留学,少了那一个时代的是非。他参加了革命,十七岁就成为中共党员,在后来的岁月里,这注定了他的简单。但他又是独特的,父亲的留学归来,清华园里的成长,基督精神的熏陶,加上一份天生的学者资质,以及对《文心雕龙》深入的研究……做一个思想者,注定了他求真的承担,以致他晚景里博得的“北钱南王”和“北李南王”的美誉,这是学问和思想的殊荣,更是王元化生命的高点,也几乎可看作是他精神的终点。
回望过去,我们看到了行者的路和相伴的人。
王元化先生不到二十岁就和孙冶方、顾准一起工作。虽是革命的地下工作,孙、顾二人的品性无疑给了年轻的王元化以巨大的感染。前者是中国市场经济之父,后者是蒙昧时代的先觉者,一定意义上说,学问是死的知识,而人的精神却有着生命的体温,王元化从他们身上获得的东西只能在王元化的生命和著述中寻找。接近胡风,当是相同的认知和求真的秉性的结果,走近熊十力却是怀着求知者的虔诚,几乎是在同样的情景下又结识了郭绍虞,还有黄炎培、韦卓民、冯定、钱钟书、钱谷融、黄宗英等,或师或友或后生,一个战士的王元化,一个学者的王元化,一个思想者的王元化,一个坚定又随和的生活中人,一一跃然纸上。
在整个编辑过程中,最让人感动的也许是以下几例。
走近名满天下的熊十力。上世纪六十年代,是王元化人生最为沉沦和落寞的时候,一顶胡风骨干分子的大帽子,足以让人所有梦想才情化为乌有。而熊十力呢,既是人杰也是怪杰,雄视一世且睥睨一代。一般来说,人处于逆境中信心是要大打折扣的,这时,王元化向熊老请教学问会受到礼遇吗?王元化,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熊先生不是自命菩萨吗?既然如此期许,焉能不接待众生。揣着韦卓民先生的推荐信,王元化敲响了熊先生的门。王说了自己处境,表明研究《文心雕龙》需求先生指点佛学。熊先生不仅客气地接待了王,“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这使我一见到他就从自己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亲和力”(王元化语)。此后,王元化几乎一周造访一次。一次,王元化登门请教,熊先生正沐浴,便叫王元化进去说话,便一面沐浴一面交谈。真是大英雄本色,真名士风范。在王元化那里,熊先生尽显亲切柔和。
与郭绍虞却是另一种相知相惜。王元化把给青年研究人员讲授《文心雕龙》的讲稿以柬释形式写定,并寄给郭绍虞过目。郭绍虞先生是新文学元老,后又历任几所名牌大学教授兼系主任,在当时,名望、地位隆盛,而王元化却是落魄之身。其实,在郭先生那里,他与王元化神交久矣,早在共和国建国之初,郭先生主持复旦文学教学,锐意出新,他就推荐王教授中国古代文论,这是十年前的事了。郭先生当然了解王元化的处境,他不仅认真读了柬释,还回了信,给了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鼓励,并具体筹划怎样一一发表这些文字。难怪王元化说“这是那寒冷岁月中从未领受过的温暖”。郭先生还亲书嵇康的《赠兄秀才入军诗》赠王元化,表达了郭先生对身处困厄的晚辈学人的高情厚谊。
这二例是贤达对王元化厚爱。
最见王元化善待朋友的事件却莫过于对胡风与顾准。在文学观念上王元化与胡风有共同点,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这很正常。胡风有缺点,但大节无亏,这在一个人是最重要的。所以王与胡书信往来,讨论文学与出版问题,在王元化作为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时也出版胡风的著作,这也很正常。无论如何,胡风的文学建树是有目共睹的。但王元化怎么也没想到,恰是因为这原因,最后要他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就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否则也将是为胡风分子。经过一周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自己戴上“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出来了。这一周何其漫长,又何其痛苦!但王元化选择了真实、责任、良知和苦难。这故事今天听来都不能不让人惊心动魄!正因为这种坚持真实,不失良知的风骨,才有后来他对顾准著作出版的全力支持,对顾准贡献充分肯定。顾准是一个全新的知识分子和思想者。他的新不仅在人格的尊严,更在他的理性,还在于他穿透历史云雾的眼力,超越现实的勇气和甄别正误的透彻。这是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对顾准文章的推介,对顾准思想的宣传,对顾准热的形成,王元化可谓居功至伟。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在中国精神史上不曾有。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种子撒下了,应有收成。王元化也是一位播种人。
关于王元化,我们有理由期待一部系统的传记,史传的、评传的都可以。但我们同样喜欢罗银胜所著的《王元化和他的朋友们》这样的文本。它不仅是一本小书,也是一册朋友私交照,又是一束心灵断简。在时光里,一个个片断,可以串起生命的长卷;一件件往事,可以看见一个思想者情感和心灵的丰满。随意,却真实;短小,更足见生命瞬间的精彩。在这里我们见到一个大致完整的王元化:战士的、学者的、思想家的,并且由此我们重回那个时代,再现那一段历史:希望、奋斗、热爱、梦想。
生命是一种全息风景,这种介绍虽然只能管窥斑点,但愿能引得有更多的读者去了解王元化,这也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愿。
(罗银胜:《王元化和他的朋友们》,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所以,这也是一个开始的时代。
“五四”并不遥远,前贤功业是一本读不薄的书,后学翻阅品读,历史再生,文明重铸,事业、思想、学养,是用生命丈量的,是用人的情感、爱悦和苦难建构的。
行者留风。这是《王元化和他的朋友们》留给我的感动,也是留给读者的感动。
那样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空前的活跃,都向着共同的目的地出发,救国救民,路却千差万别:革命的、教书育人的、搞研究的、做学问的、干实业的……几乎是一个世纪的跋涉。如今,尽管人物已寥若晨星,但大家终于找到了人本,也认清了历史。大江东去,后浪推前浪。
王元化先生,似乎简单又独特。他未曾出国留学,少了那一个时代的是非。他参加了革命,十七岁就成为中共党员,在后来的岁月里,这注定了他的简单。但他又是独特的,父亲的留学归来,清华园里的成长,基督精神的熏陶,加上一份天生的学者资质,以及对《文心雕龙》深入的研究……做一个思想者,注定了他求真的承担,以致他晚景里博得的“北钱南王”和“北李南王”的美誉,这是学问和思想的殊荣,更是王元化生命的高点,也几乎可看作是他精神的终点。
回望过去,我们看到了行者的路和相伴的人。
王元化先生不到二十岁就和孙冶方、顾准一起工作。虽是革命的地下工作,孙、顾二人的品性无疑给了年轻的王元化以巨大的感染。前者是中国市场经济之父,后者是蒙昧时代的先觉者,一定意义上说,学问是死的知识,而人的精神却有着生命的体温,王元化从他们身上获得的东西只能在王元化的生命和著述中寻找。接近胡风,当是相同的认知和求真的秉性的结果,走近熊十力却是怀着求知者的虔诚,几乎是在同样的情景下又结识了郭绍虞,还有黄炎培、韦卓民、冯定、钱钟书、钱谷融、黄宗英等,或师或友或后生,一个战士的王元化,一个学者的王元化,一个思想者的王元化,一个坚定又随和的生活中人,一一跃然纸上。
在整个编辑过程中,最让人感动的也许是以下几例。
走近名满天下的熊十力。上世纪六十年代,是王元化人生最为沉沦和落寞的时候,一顶胡风骨干分子的大帽子,足以让人所有梦想才情化为乌有。而熊十力呢,既是人杰也是怪杰,雄视一世且睥睨一代。一般来说,人处于逆境中信心是要大打折扣的,这时,王元化向熊老请教学问会受到礼遇吗?王元化,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熊先生不是自命菩萨吗?既然如此期许,焉能不接待众生。揣着韦卓民先生的推荐信,王元化敲响了熊先生的门。王说了自己处境,表明研究《文心雕龙》需求先生指点佛学。熊先生不仅客气地接待了王,“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这使我一见到他就从自己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亲和力”(王元化语)。此后,王元化几乎一周造访一次。一次,王元化登门请教,熊先生正沐浴,便叫王元化进去说话,便一面沐浴一面交谈。真是大英雄本色,真名士风范。在王元化那里,熊先生尽显亲切柔和。
与郭绍虞却是另一种相知相惜。王元化把给青年研究人员讲授《文心雕龙》的讲稿以柬释形式写定,并寄给郭绍虞过目。郭绍虞先生是新文学元老,后又历任几所名牌大学教授兼系主任,在当时,名望、地位隆盛,而王元化却是落魄之身。其实,在郭先生那里,他与王元化神交久矣,早在共和国建国之初,郭先生主持复旦文学教学,锐意出新,他就推荐王教授中国古代文论,这是十年前的事了。郭先生当然了解王元化的处境,他不仅认真读了柬释,还回了信,给了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鼓励,并具体筹划怎样一一发表这些文字。难怪王元化说“这是那寒冷岁月中从未领受过的温暖”。郭先生还亲书嵇康的《赠兄秀才入军诗》赠王元化,表达了郭先生对身处困厄的晚辈学人的高情厚谊。
这二例是贤达对王元化厚爱。
最见王元化善待朋友的事件却莫过于对胡风与顾准。在文学观念上王元化与胡风有共同点,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这很正常。胡风有缺点,但大节无亏,这在一个人是最重要的。所以王与胡书信往来,讨论文学与出版问题,在王元化作为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时也出版胡风的著作,这也很正常。无论如何,胡风的文学建树是有目共睹的。但王元化怎么也没想到,恰是因为这原因,最后要他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就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否则也将是为胡风分子。经过一周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自己戴上“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出来了。这一周何其漫长,又何其痛苦!但王元化选择了真实、责任、良知和苦难。这故事今天听来都不能不让人惊心动魄!正因为这种坚持真实,不失良知的风骨,才有后来他对顾准著作出版的全力支持,对顾准贡献充分肯定。顾准是一个全新的知识分子和思想者。他的新不仅在人格的尊严,更在他的理性,还在于他穿透历史云雾的眼力,超越现实的勇气和甄别正误的透彻。这是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对顾准文章的推介,对顾准思想的宣传,对顾准热的形成,王元化可谓居功至伟。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在中国精神史上不曾有。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种子撒下了,应有收成。王元化也是一位播种人。
关于王元化,我们有理由期待一部系统的传记,史传的、评传的都可以。但我们同样喜欢罗银胜所著的《王元化和他的朋友们》这样的文本。它不仅是一本小书,也是一册朋友私交照,又是一束心灵断简。在时光里,一个个片断,可以串起生命的长卷;一件件往事,可以看见一个思想者情感和心灵的丰满。随意,却真实;短小,更足见生命瞬间的精彩。在这里我们见到一个大致完整的王元化:战士的、学者的、思想家的,并且由此我们重回那个时代,再现那一段历史:希望、奋斗、热爱、梦想。
生命是一种全息风景,这种介绍虽然只能管窥斑点,但愿能引得有更多的读者去了解王元化,这也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愿。
(罗银胜:《王元化和他的朋友们》,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