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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拿着一张纸条,永远离开了我的小学。
那是一张油印的“小学肄业证”。
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人生之路。有的时候,我跟着大伯父去几十里外的小镇或者县城炸麻花;有的时候,就跟着父亲下地干活。但大多数时间都在地里春种夏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技术性很高的农活我干不了,只能干些力所能及的活:除草,打药,敲土块,施肥什么的。犁地,耙地,摇耧播种的技术活,我是做不来的。
雨天,夜晚,农闲的时间,我就抱着文学书津津有味地啃着。
偶尔,信笔涂鸦。
我一直在做文学梦,就像小学六年级在《我的理想》作文中所写的那样:我梦想着将来当一名作家。
有一天,我去镇上的高中玩耍,见到了一个熟悉的朋友。他对我说:“武林,你不是喜欢写文章吗?我给你介绍位老师吧,他是我的老师,叫王永禄,可厉害啦。”
我难为情地说:“不不不,我不认识王老师。”
他哈哈大笑说:“你呀,怎么还脸红?像个小姑娘似的。别怕,王老师可好啦,走!”
他推推搡搡就把我拉到了王永禄老师的房间。
第一次看见王老师,我印象很深。他眼睛不大,但是很锐利。轻轻地,一点头,很和蔼、慈祥。他穿的是毛料的中山装,很出众。一看,很像个大官儿。尤其是他的头发,虽然花白,但直挺挺的,很像电影里国民党的将军的大盖帽勒出来的造型。
朋友向王老师介绍了我的情况,家贫,爱读书,喜欢写文章,想当作家。王老师始终微笑着,一言不发,当朋友介绍完了,王老师才笑眯眯地说:“好好好,把你的作品拿来我看看。这样,以后你有空就来我这里学习吧。”
我嗫嚅着,心里欢喜,但不敢答应。因为我怕父亲不同意。
父亲和爷爷正憋着劲儿。
我在学校里不算好学生,读课外书是出了名的。班主任和我的父亲沟通过,父亲嘱咐老师,要是我再看闲书的话,该揍就揍。父亲还威胁爷爷,说学校怕是不要我了,如果我再不好好学习的话。爷爷很生气,发火道:“学校不要,我要!”
当我拿着肄业证回家的时候,父亲幸灾乐祸地说:“爹,学校这下不要你孙子了,你管他吧!”爷爷气哼哼的,但不那么理直气壮了。他哆嗦着说:“废话,这是我孙子,我能不要吗?”
朋友介绍完我的情况,王老师沉吟一下说:“好,我和你家里人谈谈!”
没过几天,一个黄昏,王老师真来我家了。爷爷和父亲都在。王老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了很多。他说话很斯文,有一种不能拒绝的力量。不知道爷爷和父亲心里是怎么想的,但他们同意了。
从此,我就经常去王老师的办公室了。
他给我本子,也给我书。本子是方格的作文本,他要求我严格地把文章写在方格里。那个时候,我喜欢写诗,一首一首的,热情似火,灵感源源不断。尽管很幼稚,但是充满了热情和激情。
王老师每一首诗歌都给我修改,甚至连一个标点都不放过。每一首诗歌后面,都有他用红笔写的批语。王老师的字很潇洒,大且有力。一看就是用毛笔写小楷和大字的出身。他告诉我,他们从前都不用钢笔的,很显然,他对毛笔有更深刻的感情。
我听别人说过,王老师原来做过国民党的大官。有的说在司法部做过秘书,有的说在行政公署做过什么官员。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据说当时他犹豫了一下,就没坐飞机去台湾。这样,他就留在了大陆。后来遭过不少罪,再后来落实政策,让他做了一名老师。但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他的过去,也没有听他发过牢骚。
我只听他说过他和孔祥熙在一起吃过饭。他还说看过梅兰芳的戏。他还说他的舞跳得很好。对于他的过去,他只说过这么三句。说完,面对我的好奇,也仅仅是一笑,不愿多说。不过他脸上洋溢着的快乐和幸福,让人能感受到他有过辉煌的过去。他惊叹梅兰芳是个大师,有一次演出居然演错了,但大师就是大师,轻描淡写地就化解了,并且赢得了一片掌声。
他喜欢古体诗词,偶尔还在《人民日报》上面发表一些古体的诗词。他还写日记,每天都要记录点什么。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着。
有一次,我在露天影院看了一部黑白的战争影片,觉得很有趣。我滔滔不绝地讲给他听,一边讲,自己一边哈哈大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也笑,但只是微笑。当我讲完后,他轻轻地问了一句:“讲完了吗?”我说:“完了!”
他笑眯眯地说:“你讲了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明白。你讲故事,是给别人听的,别人没乐,自己先乐得不行,这可不好!要慢慢地说,一字一句吐清楚,前因后果说明白!”
王老师在小村是个很有名的人,谁家的红白喜事,都会让他写对联做账房先生什么的。他不抽烟,不喝酒,做事公正,所以很得大家的信赖。
轻轻地,他就那么一点头,我在他身边的美好时光就一晃而过了。
后来,我去了另一个县上职业中学。每一次回家,我都要看看他,把自己写好的、发表的文章拿给他看。他很欣慰,鼓励我继续努力,千万不要放弃。
我上职业中学的第二年,有一天,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父亲信中说,你王老师去世了,我代表你去祭奠老师了。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太突然了,让人来不及有一点思想准备啊。
我似乎看见他正走在路上,我喊他,他慢慢地转过身来,向我一点头,然后送我一个微笑……
那是一张油印的“小学肄业证”。
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人生之路。有的时候,我跟着大伯父去几十里外的小镇或者县城炸麻花;有的时候,就跟着父亲下地干活。但大多数时间都在地里春种夏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技术性很高的农活我干不了,只能干些力所能及的活:除草,打药,敲土块,施肥什么的。犁地,耙地,摇耧播种的技术活,我是做不来的。
雨天,夜晚,农闲的时间,我就抱着文学书津津有味地啃着。
偶尔,信笔涂鸦。
我一直在做文学梦,就像小学六年级在《我的理想》作文中所写的那样:我梦想着将来当一名作家。
有一天,我去镇上的高中玩耍,见到了一个熟悉的朋友。他对我说:“武林,你不是喜欢写文章吗?我给你介绍位老师吧,他是我的老师,叫王永禄,可厉害啦。”
我难为情地说:“不不不,我不认识王老师。”
他哈哈大笑说:“你呀,怎么还脸红?像个小姑娘似的。别怕,王老师可好啦,走!”
他推推搡搡就把我拉到了王永禄老师的房间。
第一次看见王老师,我印象很深。他眼睛不大,但是很锐利。轻轻地,一点头,很和蔼、慈祥。他穿的是毛料的中山装,很出众。一看,很像个大官儿。尤其是他的头发,虽然花白,但直挺挺的,很像电影里国民党的将军的大盖帽勒出来的造型。
朋友向王老师介绍了我的情况,家贫,爱读书,喜欢写文章,想当作家。王老师始终微笑着,一言不发,当朋友介绍完了,王老师才笑眯眯地说:“好好好,把你的作品拿来我看看。这样,以后你有空就来我这里学习吧。”
我嗫嚅着,心里欢喜,但不敢答应。因为我怕父亲不同意。
父亲和爷爷正憋着劲儿。
我在学校里不算好学生,读课外书是出了名的。班主任和我的父亲沟通过,父亲嘱咐老师,要是我再看闲书的话,该揍就揍。父亲还威胁爷爷,说学校怕是不要我了,如果我再不好好学习的话。爷爷很生气,发火道:“学校不要,我要!”
当我拿着肄业证回家的时候,父亲幸灾乐祸地说:“爹,学校这下不要你孙子了,你管他吧!”爷爷气哼哼的,但不那么理直气壮了。他哆嗦着说:“废话,这是我孙子,我能不要吗?”
朋友介绍完我的情况,王老师沉吟一下说:“好,我和你家里人谈谈!”
没过几天,一个黄昏,王老师真来我家了。爷爷和父亲都在。王老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了很多。他说话很斯文,有一种不能拒绝的力量。不知道爷爷和父亲心里是怎么想的,但他们同意了。
从此,我就经常去王老师的办公室了。
他给我本子,也给我书。本子是方格的作文本,他要求我严格地把文章写在方格里。那个时候,我喜欢写诗,一首一首的,热情似火,灵感源源不断。尽管很幼稚,但是充满了热情和激情。
王老师每一首诗歌都给我修改,甚至连一个标点都不放过。每一首诗歌后面,都有他用红笔写的批语。王老师的字很潇洒,大且有力。一看就是用毛笔写小楷和大字的出身。他告诉我,他们从前都不用钢笔的,很显然,他对毛笔有更深刻的感情。
我听别人说过,王老师原来做过国民党的大官。有的说在司法部做过秘书,有的说在行政公署做过什么官员。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据说当时他犹豫了一下,就没坐飞机去台湾。这样,他就留在了大陆。后来遭过不少罪,再后来落实政策,让他做了一名老师。但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他的过去,也没有听他发过牢骚。
我只听他说过他和孔祥熙在一起吃过饭。他还说看过梅兰芳的戏。他还说他的舞跳得很好。对于他的过去,他只说过这么三句。说完,面对我的好奇,也仅仅是一笑,不愿多说。不过他脸上洋溢着的快乐和幸福,让人能感受到他有过辉煌的过去。他惊叹梅兰芳是个大师,有一次演出居然演错了,但大师就是大师,轻描淡写地就化解了,并且赢得了一片掌声。
他喜欢古体诗词,偶尔还在《人民日报》上面发表一些古体的诗词。他还写日记,每天都要记录点什么。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着。
有一次,我在露天影院看了一部黑白的战争影片,觉得很有趣。我滔滔不绝地讲给他听,一边讲,自己一边哈哈大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也笑,但只是微笑。当我讲完后,他轻轻地问了一句:“讲完了吗?”我说:“完了!”
他笑眯眯地说:“你讲了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明白。你讲故事,是给别人听的,别人没乐,自己先乐得不行,这可不好!要慢慢地说,一字一句吐清楚,前因后果说明白!”
王老师在小村是个很有名的人,谁家的红白喜事,都会让他写对联做账房先生什么的。他不抽烟,不喝酒,做事公正,所以很得大家的信赖。
轻轻地,他就那么一点头,我在他身边的美好时光就一晃而过了。
后来,我去了另一个县上职业中学。每一次回家,我都要看看他,把自己写好的、发表的文章拿给他看。他很欣慰,鼓励我继续努力,千万不要放弃。
我上职业中学的第二年,有一天,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父亲信中说,你王老师去世了,我代表你去祭奠老师了。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太突然了,让人来不及有一点思想准备啊。
我似乎看见他正走在路上,我喊他,他慢慢地转过身来,向我一点头,然后送我一个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