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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扩张，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并着眼于观察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关系。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试图揭示经济社会状况在人们生活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本文将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视角，从《简·爱》、《荒凉山庄》和《奇怪的女人》这三个文本出发，试分析这些作品如何反映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权力关系。
【关键词】 经济状况 社会地位 社会交往 权力关系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人们的自身价值及社会地位。那些在经济上或社会地位上享有优势的人们，往往被赋予特权或更高的人身价值。这里的“社会经济”一词涉及两个因素，一是阶级身份，二是经济地位。这两个因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因此，笔者将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分析阶级身份与经济地位在《简·爱》、《荒凉山庄》和《奇怪的女人》这三个文本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观察其如何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并影响社会交往，从而揭露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权力关系。
二、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社会地位
1. 阶级身份。要了解阶级对于社会地位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必须先了解“阶级观念”这一概念。正如罗伊斯·泰森所说，“阶级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将人的价值与其所属的社会阶层划上等号。”《荒》中的埃丝特和婀达，虽然同样生活在荒凉山庄并得到监护人的悉心照顾，却显然被摆在不同的位置上。婀达作为贾迪斯案中的继承人，属于上层社会；而作为一个父母身份未知的孤儿，埃丝特则被排除在所有的阶层之外。因此，她被选作婀达的女伴来到荒凉山庄，成为了一个没有工资的女管家；而婀达则整日养尊处优，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参与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中。换句话说，埃丝特的价值取决于她对山庄所做的贡献，而婀达的价值则与生俱来地体现在她的阶级地位中。另一个例子则有关于查里·涅克特。她是当地法警的女儿。父亲死后，为了照料弟弟妹妹，查理只好成为一个领着微薄工资的洗衣女工。贫困潦倒无人撑腰的她们沦为了被周围人所欺负的对象。对此，贾迪斯先生无法接受。他认为，鉴于查理的父亲的身份和地位，让她沦为洗衣女工（当时最下等的女工）是不合适的。为了保证阶层等级制度的正确性，他向她提供了山庄里的女仆工作。
阶级观念不仅决定了每一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还内化于每个人的思想中。阶级主义者认为，“处于社会等级顶端的人总是自然而然地凌驾于他人之上。”身为贵族的德洛特爵士认为“所有的仆从都不应该具有任何个性，任何意旨或看法。”他还相信，自己“生来就是为了去掉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任何需要的。”凭借自己的优越感，他常常通过自己忠实的律师图金霍恩施压于广大的“下等人”。同样，等级思想也内化于底层人民的思想中。朗斯威尔太太深信，她的孩子生来就应该像她一样成为仆人，并从事这个阶级份内的事。这就解释了她为何在发现大儿子对于工业的兴趣和天赋之后表现了出极大的忧虑。她担心儿子在其远大抱负的驱使下，不满足于管家的身份从而越出其阶级界限。
2. 经济状况。除了阶级身份，经济状况也是影响人们社会地位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父母双亡而寄人篱下的小简·爱，由于其低下的经济地位和阶级身份，在姑妈家被视为一个“连仆人都不如”的人，并遭到堂兄的歧视和侮辱。《荒》里的流浪男孩乔也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比简·爱更悲惨的是，乔没有任何亲戚可以依靠，身无分文的他只能流落街头，常常被警察和律师所利用，当失去利用价值之后又被驱赶到其他地方。
当贫穷使得人们失去权力和地位时，财富却能够让人获得特权，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简·爱》中的勃洛克赫斯特先生建立了洛伍德学校，专门接收贫苦人家的女孩子。然而，他宣称，“我培养这些女孩的办法，不是让她们养成奢侈和娇纵的习惯，而是要她们吃苦，忍耐，克己。”他虚伪地将女孩们在学校所遭遇的一切艰苦情况比喻成“最初的基督徒所受的苦难，殉道者遭到的酷刑。”在宗教使命的伪装下，他通过曲解耶稣基督的话让那些贫穷的女孩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低下的地位，从而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此外，他的虚伪和优越感在他对学生和对家人的双重标准中表露无遗：在他看来，学校里的孩子由于出身贫困、地位低下，应该穿着朴素，有羞耻心；相比之下，他的太太和女儿们，由于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则有权穿着奢侈，打扮华丽。
如上，经济状况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因此，人们经济状况的变动则会带来相应的社会流动。《奇》中的威多森先生起初属于工人阶级，认为自己“注定只能为那些越来越富的人打工。”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天生会赚钱”的哥哥。这个哥哥英年早逝，为他留下了一笔非常可观的财产。从天而降的财富使得威多森立刻跻身于上流社会。这就解释了威多森对自己的地位转变那看似夸张的描述：“在一天之内，不，在一小时之内，我从一个奴隶上升为一个自由人，从贫困走向舒适。”和威多森通过遗产提升社会地位的方式不同，《荒》中的罗伯特则遵循“中产阶级白手起家的模式，通过投身工业使自己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有着雄心抱负的他拒绝和母亲一样成为男爵家中的一名仆人。为了成功，他来到北方的工业地区，通过不懈努力成为一名铁工厂厂长。有了财富的他顺利地登上了社会阶梯，从而得到了与累斯特男爵平起平坐协商沟通的权利。
与威多森和罗伯特的上升之途相比，《奇怪的女人》中的马登姐妹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曾经的她们属于中产阶级，这是因为，她们的父亲是个医生，收入不菲，受人尊敬。然而，父亲的意外离世中断了家庭的收入来源，使得整个家庭陷入穷困之中。一时间，马登姐妹们为了养活自己，必须走出家门通过自己的力量谋生。爱丽丝和维吉尼亚成为了家庭教师，而莫尼卡则变成了工厂女工。经济状况的改变使得她们被排除在中产阶级的门槛之外。
三、社会经济状况影响社会交往
一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不仅决定了其社会地位，还影响其与他人的社会交往。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等级制度意味着人们的行为时刻受到其身份地位的制约。这一观念在三个文本中都有所体现：《简·爱》中的女管家费尔法克斯夫人不愿意与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仆人打交道，认为这有损自己的身份；《荒》的罗伯特，因为女仆露莎卑贱的地位而反对自己的儿子与她成婚，并表明，只有露莎辞去女仆的工作，才有可能接纳她；就连《奇》中倡导未婚女性接受教育以获得经济独立的巴富特小姐与罗达也将下层女性排除在她们解放女性的计划之外。不仅如此，不遵守等级制度还将带来严重的后果。例如，德洛克夫人与地位较低的霍登上校发生关系并生下了他们的私生女埃丝特。她越过阶级界限的结果就是，一生都在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而遭受心理上的煎熬，最终悲惨地蒙羞死去。同样，简·爱也是一个违背等级制度的角色。作为一个地位低下的家庭教师，她本不应该与自己的雇主相爱。这就是为何简·爱会在遵从内心感受和遵守等级制度之间进行艰难的抉择。这也是为何当女管家费尔法克斯夫人发现简·爱与主人的秘密爱情之后，十分担忧两人之间的“雇佣关系可能演变成性与金钱的不正当交易。”人们也许会问，简·爱与德洛克夫人一样都越出了等级界限，为何她却没有像德洛克夫人一样受到严重的惩罚，而是与罗切斯特组成了幸福的家庭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经济因素。可以看出，简·爱幸福的婚姻是建立在其经济独立这一基础上的。叔叔的遗产不仅使简·爱与罗切斯特在经济上得以平起平坐，还进一步提高了她的社会地位，从而使这门婚姻成为门当户对的结合。 与渴望平等婚姻和真爱的简·爱不同，许多人物仅仅将婚姻看作一纸交易。《简·爱》中的英格拉姆小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费尽心机勾引罗切斯特，就是因为他有钱有地位。在简·爱看来，英格拉姆小姐“不会是真的喜欢他，或者至少不是出于真心的爱！……如果她是……就用不着那么一味地献媚装笑，那么过份地频送秋波，那么刻意地装腔作势……”讽刺的是，当她听闻罗切斯特财产不多的谣言后，她对他的热情便瞬间熄灭了。同样，在《奇》中，莫尼卡将婚姻视作一种金钱交易，并用经济标准来衡量她的每一位追求者。布利万特先生的阶级地位与她相符，但他那令人堪忧的经济状况与毫无起色的事业使莫尼卡毫不留情地回绝了他的请求：“你怎么可能养得起一个老婆？”面对布利万特向她描述的未来，她仅仅扔给他一句冷冰冰的建议：“我想你还是等机遇到来再说吧。”而威多森呢，则凭借他的可观财产和社会地位被莫尼卡相中，成为一个合适的丈夫候选人。“毕竟，他作为一个伴侣是没有什么嫌弃的。”这便是莫尼卡在观察到威多森华丽的着装与配饰后所得出的结论。与一般情侣对浪漫爱情的追求不同，莫尼卡与威多森的交往更多的是一种经济交易：只要能让自己从女工的生存困境中解脱出来，莫尼卡愿意将自己作为一个商品出卖给威多森。
四、结语
特里·伊格尔顿说过，“艺术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所以，理解文学就等于理解整个社会过程。”泰森也说，“文学是其诞生年代里社会经济状况与思想意识形态的产物。”透过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以上三个文本，我们了解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思想意识形态，即拥有较高社会地位或较好的经济状况的人们往往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然而，阶级地位与经济状况在三个文本中的重要性不太一样，这从某种程度上与小说的出版时间有关。《简·爱》与《荒》出版于十九世纪中期，那时的英国社会中，阶级主义的观念盛行，这使得作家们更多地关注阶级差别和等级制度等问题。而《奇》则出版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见证了经济的迅猛发展。在经济利益驱动的大背景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则更多地带有资本主义的色彩，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本质上都是经济的。尽管三个文本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对阶级地位和经济状况问题的关注，它们都揭示了同一现象，即社会经济状况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社会地位和社会交往的决定性因素。
参考文献：
[1]罗伊斯·泰森.当代批评理论[M].纽约：泰勒
【关键词】 经济状况 社会地位 社会交往 权力关系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人们的自身价值及社会地位。那些在经济上或社会地位上享有优势的人们，往往被赋予特权或更高的人身价值。这里的“社会经济”一词涉及两个因素，一是阶级身份，二是经济地位。这两个因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因此，笔者将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分析阶级身份与经济地位在《简·爱》、《荒凉山庄》和《奇怪的女人》这三个文本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观察其如何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并影响社会交往，从而揭露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权力关系。
二、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社会地位
1. 阶级身份。要了解阶级对于社会地位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必须先了解“阶级观念”这一概念。正如罗伊斯·泰森所说，“阶级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将人的价值与其所属的社会阶层划上等号。”《荒》中的埃丝特和婀达，虽然同样生活在荒凉山庄并得到监护人的悉心照顾，却显然被摆在不同的位置上。婀达作为贾迪斯案中的继承人，属于上层社会；而作为一个父母身份未知的孤儿，埃丝特则被排除在所有的阶层之外。因此，她被选作婀达的女伴来到荒凉山庄，成为了一个没有工资的女管家；而婀达则整日养尊处优，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参与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中。换句话说，埃丝特的价值取决于她对山庄所做的贡献，而婀达的价值则与生俱来地体现在她的阶级地位中。另一个例子则有关于查里·涅克特。她是当地法警的女儿。父亲死后，为了照料弟弟妹妹，查理只好成为一个领着微薄工资的洗衣女工。贫困潦倒无人撑腰的她们沦为了被周围人所欺负的对象。对此，贾迪斯先生无法接受。他认为，鉴于查理的父亲的身份和地位，让她沦为洗衣女工（当时最下等的女工）是不合适的。为了保证阶层等级制度的正确性，他向她提供了山庄里的女仆工作。
阶级观念不仅决定了每一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还内化于每个人的思想中。阶级主义者认为，“处于社会等级顶端的人总是自然而然地凌驾于他人之上。”身为贵族的德洛特爵士认为“所有的仆从都不应该具有任何个性，任何意旨或看法。”他还相信，自己“生来就是为了去掉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任何需要的。”凭借自己的优越感，他常常通过自己忠实的律师图金霍恩施压于广大的“下等人”。同样，等级思想也内化于底层人民的思想中。朗斯威尔太太深信，她的孩子生来就应该像她一样成为仆人，并从事这个阶级份内的事。这就解释了她为何在发现大儿子对于工业的兴趣和天赋之后表现了出极大的忧虑。她担心儿子在其远大抱负的驱使下，不满足于管家的身份从而越出其阶级界限。
2. 经济状况。除了阶级身份，经济状况也是影响人们社会地位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父母双亡而寄人篱下的小简·爱，由于其低下的经济地位和阶级身份，在姑妈家被视为一个“连仆人都不如”的人，并遭到堂兄的歧视和侮辱。《荒》里的流浪男孩乔也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比简·爱更悲惨的是，乔没有任何亲戚可以依靠，身无分文的他只能流落街头，常常被警察和律师所利用，当失去利用价值之后又被驱赶到其他地方。
当贫穷使得人们失去权力和地位时，财富却能够让人获得特权，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简·爱》中的勃洛克赫斯特先生建立了洛伍德学校，专门接收贫苦人家的女孩子。然而，他宣称，“我培养这些女孩的办法，不是让她们养成奢侈和娇纵的习惯，而是要她们吃苦，忍耐，克己。”他虚伪地将女孩们在学校所遭遇的一切艰苦情况比喻成“最初的基督徒所受的苦难，殉道者遭到的酷刑。”在宗教使命的伪装下，他通过曲解耶稣基督的话让那些贫穷的女孩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低下的地位，从而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此外，他的虚伪和优越感在他对学生和对家人的双重标准中表露无遗：在他看来，学校里的孩子由于出身贫困、地位低下，应该穿着朴素，有羞耻心；相比之下，他的太太和女儿们，由于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则有权穿着奢侈，打扮华丽。
如上，经济状况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因此，人们经济状况的变动则会带来相应的社会流动。《奇》中的威多森先生起初属于工人阶级，认为自己“注定只能为那些越来越富的人打工。”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天生会赚钱”的哥哥。这个哥哥英年早逝，为他留下了一笔非常可观的财产。从天而降的财富使得威多森立刻跻身于上流社会。这就解释了威多森对自己的地位转变那看似夸张的描述：“在一天之内，不，在一小时之内，我从一个奴隶上升为一个自由人，从贫困走向舒适。”和威多森通过遗产提升社会地位的方式不同，《荒》中的罗伯特则遵循“中产阶级白手起家的模式，通过投身工业使自己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有着雄心抱负的他拒绝和母亲一样成为男爵家中的一名仆人。为了成功，他来到北方的工业地区，通过不懈努力成为一名铁工厂厂长。有了财富的他顺利地登上了社会阶梯，从而得到了与累斯特男爵平起平坐协商沟通的权利。
与威多森和罗伯特的上升之途相比，《奇怪的女人》中的马登姐妹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曾经的她们属于中产阶级，这是因为，她们的父亲是个医生，收入不菲，受人尊敬。然而，父亲的意外离世中断了家庭的收入来源，使得整个家庭陷入穷困之中。一时间，马登姐妹们为了养活自己，必须走出家门通过自己的力量谋生。爱丽丝和维吉尼亚成为了家庭教师，而莫尼卡则变成了工厂女工。经济状况的改变使得她们被排除在中产阶级的门槛之外。
三、社会经济状况影响社会交往
一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不仅决定了其社会地位，还影响其与他人的社会交往。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等级制度意味着人们的行为时刻受到其身份地位的制约。这一观念在三个文本中都有所体现：《简·爱》中的女管家费尔法克斯夫人不愿意与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仆人打交道，认为这有损自己的身份；《荒》的罗伯特，因为女仆露莎卑贱的地位而反对自己的儿子与她成婚，并表明，只有露莎辞去女仆的工作，才有可能接纳她；就连《奇》中倡导未婚女性接受教育以获得经济独立的巴富特小姐与罗达也将下层女性排除在她们解放女性的计划之外。不仅如此，不遵守等级制度还将带来严重的后果。例如，德洛克夫人与地位较低的霍登上校发生关系并生下了他们的私生女埃丝特。她越过阶级界限的结果就是，一生都在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而遭受心理上的煎熬，最终悲惨地蒙羞死去。同样，简·爱也是一个违背等级制度的角色。作为一个地位低下的家庭教师，她本不应该与自己的雇主相爱。这就是为何简·爱会在遵从内心感受和遵守等级制度之间进行艰难的抉择。这也是为何当女管家费尔法克斯夫人发现简·爱与主人的秘密爱情之后，十分担忧两人之间的“雇佣关系可能演变成性与金钱的不正当交易。”人们也许会问，简·爱与德洛克夫人一样都越出了等级界限，为何她却没有像德洛克夫人一样受到严重的惩罚，而是与罗切斯特组成了幸福的家庭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经济因素。可以看出，简·爱幸福的婚姻是建立在其经济独立这一基础上的。叔叔的遗产不仅使简·爱与罗切斯特在经济上得以平起平坐，还进一步提高了她的社会地位，从而使这门婚姻成为门当户对的结合。 与渴望平等婚姻和真爱的简·爱不同，许多人物仅仅将婚姻看作一纸交易。《简·爱》中的英格拉姆小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费尽心机勾引罗切斯特，就是因为他有钱有地位。在简·爱看来，英格拉姆小姐“不会是真的喜欢他，或者至少不是出于真心的爱！……如果她是……就用不着那么一味地献媚装笑，那么过份地频送秋波，那么刻意地装腔作势……”讽刺的是，当她听闻罗切斯特财产不多的谣言后，她对他的热情便瞬间熄灭了。同样，在《奇》中，莫尼卡将婚姻视作一种金钱交易，并用经济标准来衡量她的每一位追求者。布利万特先生的阶级地位与她相符，但他那令人堪忧的经济状况与毫无起色的事业使莫尼卡毫不留情地回绝了他的请求：“你怎么可能养得起一个老婆？”面对布利万特向她描述的未来，她仅仅扔给他一句冷冰冰的建议：“我想你还是等机遇到来再说吧。”而威多森呢，则凭借他的可观财产和社会地位被莫尼卡相中，成为一个合适的丈夫候选人。“毕竟，他作为一个伴侣是没有什么嫌弃的。”这便是莫尼卡在观察到威多森华丽的着装与配饰后所得出的结论。与一般情侣对浪漫爱情的追求不同，莫尼卡与威多森的交往更多的是一种经济交易：只要能让自己从女工的生存困境中解脱出来，莫尼卡愿意将自己作为一个商品出卖给威多森。
四、结语
特里·伊格尔顿说过，“艺术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所以，理解文学就等于理解整个社会过程。”泰森也说，“文学是其诞生年代里社会经济状况与思想意识形态的产物。”透过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以上三个文本，我们了解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思想意识形态，即拥有较高社会地位或较好的经济状况的人们往往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然而，阶级地位与经济状况在三个文本中的重要性不太一样，这从某种程度上与小说的出版时间有关。《简·爱》与《荒》出版于十九世纪中期，那时的英国社会中，阶级主义的观念盛行，这使得作家们更多地关注阶级差别和等级制度等问题。而《奇》则出版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见证了经济的迅猛发展。在经济利益驱动的大背景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则更多地带有资本主义的色彩，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本质上都是经济的。尽管三个文本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对阶级地位和经济状况问题的关注，它们都揭示了同一现象，即社会经济状况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社会地位和社会交往的决定性因素。
参考文献：
[1]罗伊斯·泰森.当代批评理论[M].纽约：泰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