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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40年代，随着战争演进与革命发生，晋西北地区从鲜为人知的边缘区逐渐转变为令人瞩目的革命试验场。“组织起来”在这一转变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所体现的中共整合乡村社会资源的革命意图与农民参与中共革命维护自身利益的互动关系使二者产生了革命性共谋。因之，以政党与农民互动的新革命史视角重新解读“组织起来”可以进一步挖掘中共乡村革命成功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新革命史，“组织起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2-0041-06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组织起来》的讲话。自此，“组织起来”作为一种典型革命话语，成为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社会经济变革的推动力。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组织起来”的重要载体——互助合作运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读。国内有学者在追述革命根据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轨迹的基础上，阐释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农业互助合作的理论有学者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阐述革命根据地互助合作组织制度的变迁，并分析其绩效与特征，还有学者考察了抗日根据地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过程、组织类型、性质、特点及其作用等。每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亦有独到之处，如有学者将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的税制改革、减租减息以及互助合作等经济改革称为“延安模式”，并认为此模式同样适用于研究其他革命根据地，有学者则以生态社会学的视角对陕甘宁边区合作化运动进行对比考察，指出“延安模式”并不具有普适性。以上研究成果对“组织起来”的解读不无借鉴意义，但难以突破传统革命史观，即“对中共革命的政策威力过于渲染甚至神化”以致“农民的主体性消失”。
21世纪以来，新革命史提倡以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重新解释革命，此法越来越为学界所认可。有鉴于此，笔者拟从中共整合乡村社会资源与农民参与革命的视角来重新解读“组织起来”的复杂相。
一、中共整合乡村社会资源视角下的“组织起来”
革命前，晋西北是一个人口稀少、土地荒芜的边缘地区。尽管存在一些诸如朋牛、格犋、扎工等传统互助合作模式，但其运作机制往往是“经济利益驱动和家族伦理取向的有机结合”，并不完全具备整合资源的功能。1940年，中共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后，逐渐摸索出一种介于道德与理性之间的动员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的实用型模式，即在尊重传统互助合作习惯的同时，抓住了农民参与组织性、纪律性、集体性较强的互助合作组织的心理动机，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其切身利益。正如有学者所指：
潜在的激进农民运动的组织是否形成，似乎主要取决于它可以得到的资源能否确实缓解其成员的最迫切的需要，取决于政府或外部精英对其宽容甚至帮助的程度。
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种较为适合革命根据地实际情形的模式因“加强了传统的劳动协作方式，转化为由党的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领导的协作组织”，从而使得“集体主义和私有权的动力都被尽量利用”，并产生一批忠于党和革命的新式乡村精英，进而促成党对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整合。
一般而言，中共整合乡村社会资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是对物质资源的整合，二是对精神资源的整合，三是对政治资源的整合。
对土地、劳力、农具等物质资源的整合是中共“组织起来”的直接动机。
其一，对土地的合理开发与利用。随着“组织起来”的开展，不少荒地得以有效开发。有资料显示，在“组织起来”高潮阶段的1944年，“所有组织变工互助的村，都开了很多的荒地，如兴县二区共开23540亩，超过了原计划10548亩。岢岚共开荒30285垧，超过原计划1倍以上”。一些地区还创办开荒合作社，神府县七区三乡、四乡民兵创办开荒合作社，提出“保护边界群众安心生产，并且不准有一分荒地存在”的口号。除开荒外，不少县份在有限的土地上通过增加肥料、精耕细作，使土地资源充分发挥了效能。如宁武县细腰村在1945年春耕为了解决土地短缺问题，就使用增肥办法增加土地肥力，每垧地比1944年多使用粪肥2-4担。临县李家塔村在未组织劳动互助的1943年，全村耕2犁的共有2户，其余都是耕1犁；1944年在积极分子赵应元响应“组织起来”的影响之下，普遍耕2犁的占全村耕地70%：耕3犁的占10%。自1944年贯彻“组织起来”之后，晋西北各地普遍实现各种作物增锄1次。如偏关县谷子过去仅锄1-2次，该年则发展为2-3次，其中二区有22个村与城关的谷子普遍锄3次，过去锄得很少的豌豆、扁豆、胡麻、莜麦等作物，该年普锄1次，而黑豆、山药平均锄2次。兴县部分村庄甚至将“细锄、多锄”作为巩固变工组的前提条件。
其二，对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中共晋西北“组织起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以弥补与和平时期颇为不同的劳力不足问题”。1944年夏锄时，偏关县西沟、磁窑沟两村将种地较少的67人组织成11个扎工队到邻村包工锄地，扎工队员的地由变工队记工代锄，回来之后按工给变工队支付工资。这种办法较好地解决了春耕后劳动力普遍涣散的问题。同年，秋收结束后该县黄家窳村劳动英雄屈毛动员全村27户中的18户创办合作社，合理配置了7个劳动力，即2人组织运输队、2人开油坊、2人开豆腐坊与旅店、1人办消费合作社，四项业务共获利80400元。1945年春耕，五寨县白草坡村李大变工组利用闲散劳动力开生荒5垧、熟荒31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组织起来”运作过程中，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被吸纳到变工组、合作社。1944年，兴县蔡家崖村专门成立纺织合作社，将妇女组织成3个纺织组，每组拥有1架织布机，以变工互助的办法进行织布。1945年夏收时兴县胡家沟村20多个儿童组织变工组给各家收麦27垧，并帮助3户抗属和村长收麦5垧在夏锄中，他们将大组分编为4个小组，互相竞赛给各家锄地，不到一月就锄过100垧秋收时，他们不但把自己的5亩庄稼收完，而且给各家收割庄稼60多垧。诸多例子证实，组织妇女与儿童参与互助合作，不仅使乡村劳动资源得到整合与利用，而且坚定了其对革命领导者的忠诚，最终成为革命顺利开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1）史料判读的敏锐性
史料是历史学习的基础，没有史料的支撑，所有的历史结论都是空中楼阁。因此，必须在历史学习中充分利用史料这一教学素材，引导学生从中敏锐地得出有效信息。
第1题凋灭商后，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实行统治，“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形成这种政治风格的制度基础主要是：
A.宗法制
B.分封制
C.郡县制
D.察举制
答案A
实事求是地说，稍微解读一下这段史料，C、D选项是马上可以排除的。但关键是A、B到底选哪一项。关于这两个选项，考生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从材料中来解读，似乎应该是分封制。但题干的最后设问的是形成这种政治风格的制度基础，答案就应该是宗法制。宗法制是分封制的基础，周天子是按照血缘来分配国家权力的，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政治组织合二为一。
同样，第27题（加试题）的史料要求更高：
某学者在19世纪末提出：‘博矣哉，《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卜日多君为政之世，二日一君为政之世，三日民为政之世。……大地之事事物物，皆由简而进于繁，由质而进于文，由恶而进于善……既有民政，而旋复退而为君政，此于公理不顺。”这一言论旨在：
A.寻求治国平天下的公理
B.揭示世界文明史的线索
C.说明“君政”与“民政”相互依存的道理
D.借进化论和儒家思想表达政治改良的愿望
答案D
解答该题，首先要读懂上述史料，该段史料对学生的古文要求较高。然而，读懂的关键还在于能否敏锐地感觉到史料中的关键词：“由简而进于繁，由质而进于文，由恶而进于善”——典型的进化论思维，19世纪末——维新思潮是当时的社会主流思潮。如此一判读，我们就能顺藤摸瓜找出答案：维新思想家希望能用西方的进化论和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为自己的改良主张找到理论的依据。
（2）历史史实的关联性
学生学习历史的最大障碍就在于把许多史实割裂开来记忆，而忽视了历史史实之间的关联性，自然致使学习无趣。而发现历史史实之间关联性，找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会增加学习的乐趣与理性的能力。恩格斯曾说过：“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由一幅种种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
第7题：中国近代思想的演进“既不是一江长流，也不止一个洪峰，而是一个接一个思潮的涨落相继出现的。”下列思潮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①“三民主义”
②“师夷长技以自强”
③“师夷长技以制夷”
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A.②③①④
B.②④③①
C.③②④①
D.④③①②
答案D
该题的题干引用了陈旭麓先生的名言，本身就已经告诉考生，近代思潮的产生不是孤立呈现的，思潮与思潮之间的涨落是相互联系甚至互相影响的。“三民主义”为孙中山先生构划的宏伟蓝图，“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严复先生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而成的《天演论》中的名句，体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影响深远。对这两种思潮，学生一般没有异议。该题如果有难度，就体现在②③两项的排列上。但我们只要了解期间的关联性，应该是不难判断的。林则徐、魏源最早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目的是学习西方的器物，来强大自己，对付列强。但他们只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师夷长技以自强”粗看上去与前者很像，也是器物層面上的学习。但他们属于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真正付诸实践的思想，这一思想在洋务运动中贯穿始终，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影响极为深远。第28题（加试题）也体现了这一思路：
孙中山和詹天佑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先行者。他们的共同点有：
①借鉴西学，洋为中用
②民主科学，齐头并举
③致力实业，督办铁路
④排除万难，为国尽瘁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答案：C
历史人物之间也可以有许多的关联：生活在相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受到时代的熏陶，而生活在不同时期的人物，也能感受到文化的传承。该题以中国近代化事业为切入口，将两位杰出人物有机联系起来。作为这种四选三的复合选，关键在于排除一项不属于他们共同点的选项即可。他们都有留学经历，必然受到西学的影响，项成立。詹天佑以督办京张铁路而闻名于世，但考生估计对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后，一心致力于中国铁路建设的事迹可能不甚了解，如果了解，项必然可选。估计不会漏选，作为影响巨大的近代中国的伟人，都具有这样的品质。关键在项。该项对孙中山而言无可非议，但对詹天佑，教材中对他的政治活动几乎不涉及，可以排除。但行文至此，笔者也有一个小小的困惑教材中未涉及，是否就意味着詹天佑不赞成民主呢？詹天佑虽然不能像孙中山一样在民主上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但如果他赞成民主并有所行动，你就不能否定他两者齐头并进。
（3）历史思维的多元性
历史思维的多元性是指学习者通过历史的学习，能够跳出狭隘的、片面的思维框架，对历史现象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对历史学习者来说，制约其思维发展的主要绊脚石就是人云亦云、迷信教材与权威，只能死记硬背，不能综合考量、理性思考。“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上的一大壮举，这是一个无可非议的史实，值得肯定。但如果我们的思维只满足于对这一壮举的渲染，就显得不够多元和理性。我们还应该让学生明了：‘郑和下西洋”同时也是中国航海史的一大绝唱。由于航海的目的在于宣扬国威，郑和下西洋是以国库亏空为代价的，劳民伤财的举动必然会带来无以为继的尴尬。但明朝统治者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了防止今后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统治者销毁了一切同郑和下西洋有关的水文资料，更加严格地实行了“禁海令”，短暂的辉煌带来的却是更快的坠落，这进一步证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深刻哲理。这种思维的多元性有助于历史的理解与感悟。 农民之所以在一切新事物面前都犹豫不决，是因为他们已模糊认识到，最小的技术变化也会带来社会影响。
“组织起来”在继承传统因素的同时，或多或少也参杂着农业耕作技术的变化，这是一般农民难以在短时期内承受的。如岢岚县会里村农民武秋生这样描述干部动员农民参加变工组的实际情形：
为了响应上级号召，主任王四牛就将全村群众召集起来开大会，随即编了9个组，并说不参加变工组的是坏人，出门不给开路条，叫多支差。有七八个原没参加，后来也参加了。主任那时不让群众送粪、耕种，只是叫群众每天开荒，以便与界河口村竞赛。没受过苦的二流子、老财夹到好劳动力中间，好劳动力逼着二流子、老财，闹的净是吵嘴。民兵拿枪领工，干部不劳动，只是指划。其他村没变工是送粪种地，我们村是开荒开了一季才要送粪耕种，已与别村错下一个节令。
武秋生对“组织起来”的描述是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的一个缩影。在农民的内心深处，参与互助合作是“被逼”或“被动员”的结果。在上级号召下达之后，基层干部为了表现“积极”，不经农民同意或不注意与农民沟通，径直按指标办事，导致“大呼隆”局面的出现。单纯以行政力量强制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的方式，只会导致农民表面上参与，暗中却在消极抵抗。因为在农民看来，参与互助合作主要取决于个人利益而非集体利益。一旦个人利益受损，集体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最终会导致互助合作组织效益的低下。对此问题，岢岚县会里村农民武秋生讲道：
到快种完时，地也干了，打烂犁、拽断绳，开荒数目还没完成。又开荒，别村已锄苗子，我们还是开荒。老乡不满意，到了地里专把犁闹坏、牛闹的屙血，荒下熟地去开荒。……老乡们说？‘穷命都难逃，政府往死逼人。”结果开的荒地过了节令，虽然种了一些荞麦、糜子，但收获物还不够籽种成本。全年熟地比1943年少打1/3粮食。
从农民自身来讲，参与互助合作既有理性的考虑，亦有道义成分参杂其中。如对保德县陈秉荣老人的采访：
问：当时的互助组是共产党号召的还是人们自愿的？
答：这个有个大背景，就是四四年日本人、国民党对边区围困得很厉害，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毛主席提出两个重要口号就是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组织起来有两种形式，一个是互助组，仅限于农业田间劳动，一个是合作社，这个就是带有商业性质……
问是有名无实的吗？
答是实实在在合作的。当时合作是有选择性的，一般是好汉对好汉，不要二流汉，你又没资金、又懒惰、不勤劳，没人跟你互助。都是自找对象，有好汉组，我们村就成立了两个农业社，一个是“好汉组”，十来家组织的一个，另一个是剩下的那几家。
从陈氏、贺氏口中得知，农民参与互助合作，并非完全盲从于“组织起来”这样一个简单的口号。在农民的内心世界里，真正意义上的互助合作不是贪图规模大和红火热闹。其参与互助合作主要基于理性的选择，即进行农具、劳动力、畜力及资金的交换使用。倘若四者无一具备，那么变工组就难以组织或组织后很难得到巩固。当时在晋绥分局党校工作的高鲁在其日记中记载了神府县胡家庄村的实例：
润生说很难照顾碰子的变工问题。前晌的问题没解决，后晌又发生了问题。他说是12分，我认为是10分。碰子爱多嘴，甚事也爱来回“屹捣”。吼大呢，做事不麻利，大烟杆子。变工问题很复杂，没吃的就变不成。狗来子妈来谈变工问题，她说：‘他补贴咱的牛工，还要咱的人工，那咱的牛不就歇下了？”王保说：“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名。他们要挑战，咱们就响应。咱躺在这里不应战也不行。”
针对此种情况，可以将农民参与互助合作视为经济行为。在这一行为中，等价原则至关重要。高鲁又记下了一个实例：
银开是劳动英雄，但不爱帮助别人，故人称“个人主义劳动英雄”。1944年他未参加过一次变工。锄草时，有人劝他，他说：‘第一次锄草（称为水拨苗）不用人帮助，第二次锄草（称刮耧）才用些人。”他很会作务庄稼，怕变工后把别人的庄稼也作务好了，怕别人也成了劳动英雄。……银开不开会，派个孩子来。众人说：“孩子不顶事。”但有人说：“这不是银开家尽捡便宜？别人干5天也只顶他1天，再能干也得1天半顶他1天。”银开来了后说：“我人老实，不敢变工，你们咋还缠我？”
在此例中，倘若将银开的行为简单视为自私自利而加以驳斥反对并不符合农民互助合作行为。因为在农民看来，劳动力质量与数量是互助合作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不应该被摒弃。当然，农民并非完全是理性主义者，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在革命初期的乡村社会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对偏关县贺二毛旦老人的采访：
问：听说过变T11马？
答：听说过，很熟悉。
问：你们家跟村里人变工吗？
答：变工。我家和我二爹家从我记事起就变工。
问共产党进村后，你家和你二爹家还变工吗？
答.是的。只是到了1944年，区里来了两个干部，在村里观音庙前开了一个大会，号召全村人都参加变工组，按居住远近，将全村分为三个大组，每组20来户。
问结果怎样呢？
答.干部来检查时，一个组的人就尽量凑在附近的地里假装变工锄地。干部走后，还是有亲戚关系的和相好的在一块锄，不少人家还是单独锄。
问午部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吗？
答：有一次干部突然来村，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即把党员和几个积极分子叫到一块开了个会。后来决定以党员和积极分子为中心，重新编了组。
问这以后变工组得到巩固了吗？
答：没有。有人嫌不自由，玉珍他爸是个算命的，不愿上地，就在家装病。别人叫他割谷子，他说浑身没力，起不了床。
从贺氏口中得知，革命初期农民将亲缘、血缘、地缘等维系传统伦理道德的因素融入变工组中，中共政治理念中“阶级”的概念无法在乡村社会植根。基于此，中共的号召与动员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农民传统的互助合作观念这一事实就很容易被证实。尽管被卷入革命，但已然定型的习惯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农民的行为。
以上实例清晰勾勒了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的真相。一方面，农民屈从于“组织起来”的号召，认为参与互助合作是上级交给的“任务”，上令下达是惯例：另一方面，农民则在“组织起来”既定的规范内，延续了传统互助合作模式。介于革命与传统之间的新式互助合作模式，无论在农民参与度还是在组织规模方面均受到一定的限制。新中国成立后，此种模式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得以延续，并为中共在乡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
三、结语
回首反观1940年代中共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组织起来”的经历，革命仪式与政治符号的演绎甚或超越其本身作为经济组织而产生的“威慑力”。一方面，生产场景的仪式化与“组织起来”的符号化，使农民传统道德理念逐渐发生理性的改变，部分迎合了中共革命需求。尤其是在革命中崛起的新式乡村精英，成为中共借此在乡村社会确立合法性权威的中介力量。另一方面，农民并非完全屈从于革命化的“组织起来”，而是竭力将理性行为限于道德准则之内。这说明农民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亦或道德主义者，而是二者的结合体。因而在乡村社会变迁中，革命与传统并非始终处于激烈对抗的矛盾态势，其间存在一定的张力。随着张力凸显，“组织起来”的复杂图景得以再现。
[作者简介]贺文乐，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与中共党史方面的研究。 （2）概念的解读一步到位
历史是由许多的史实概念组成的，概念不清，必然会造成史实不明，也就必然会出现答题混乱的情况。因此，史实概念的一步到位，能帮助学生深刻领会教学内容，举一反三地掌握历史知识。《公司的力量》一书中如此表述：“在大航海时代带来的时代剧变中，人类数千年来建立在亲友、乡邻关系基础上的传统商业组织，已无法提供足够的人力和资金。商业合作必须跨越血缘和地缘，超越人格和亲情……”根据这则史料，我们可以通过问题引领的方式让学生理解关键概念.史料主要描绘了哪一个历史概念？它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哪些影响？与此相关的还有哪一个历史概念值得关注？通过这些问题的设计，学生能够清晰的判断，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出现商业革命。商业革命使商品的种类增多，贸易的范围扩大，贸易中心开始转移，经营的方式发生变化。商业革命必然会促进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价格革命。为加深学生的印象，我们可以用一张表格来拓展：
学生如果能够理解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的内涵，就能清晰掌握新航路的开辟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教师应该有效运用史料、精心设计问题，一步到位予以解读，不留死角。否则，会影响学生的思维判断。但由于教学进度的紧张，有些教师没有很好地重视概念解读，囫囵吞枣、一带而过，这是应该避免的。
（3）结论的理解一步到位
历史是后人对以前发生事情的一种主观感受，它必然会有众多的评价和看法，这些评价和看法就形成了许多的历史结论。对于高中学生来说，历史结论是相当抽象的，许多学生只能机械记忆，这就形成了当前“读史使人痛苦”的局面。甚至有些教师囿于自己的功底和教学时间，对许多结论也往往不求甚解，这对历史教学是明显不利的。《宋明理学》一课中结论众多，正因为如此，广大师生往往视之为畏途。现仅举一例：“心学的产生意味着儒学重建任务的完成”，对于这个结论一步到位的解读，能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理学和心学的不同修习途径与效果：朱熹已被称为理学的集大成者，理学已经在宋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什么理学的产生不能称之为儒学重建任务的完成呢？心学和理学相比到底有哪些改进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为方便学生的理解，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对比另外一个历史结论：“宗教改革从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和更内在的心灵角度，传播和发展了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影响已经如此深远，为什么宗教改革前还要加上“更”呢？我们如果通过一步到位的解读，学生就会有新的认识理学和文艺复兴一样，都属于精英阶层在思想领域的探索，其社会影响力虽然很大，但还不足以影响社会各阶层。如理学强调的是个人时时刻刻的修炼，它对个人的素养要求特别高，让普通大众难以适从。而心学认为心中有良知，则满街都是圣人，心中有理，就不必另外寻求路径，能为普通大众所接受。当然，心学的确立解决了程朱理学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使理学思想进一步完善，所以能有此结论。宗教改革看似信仰层面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倡导“因信称义”，否定教会的权威，强调信仰的自由，也就很好地宣传了人文主义。从各阶层都重视的信仰层面渗透人文主义，其社会影响力当然是文艺复兴所不能比拟的。
2.适当拓展，强调应用
如前所述，鉴于两考合一的考试方式和选考内容只占30%的分值分布，新选考试卷不会过分追求试卷的难度与深度，而且跨度也不会太大。但由于选考卷又具有选拔考试的功能，而且要从中划分21个等第（要声明的是：前面选考内容70分如果不合格，后面的选考成绩只能算0分。因此，这种意义上说，选考试卷应该是100分计算的，因此，试题的命制者更有可能关注试题的应用性功能——把所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帮助学生从知识上升到认识，如第8题：
新材料的发现始终是史学研究的动力。“丹东一号”沉船经水下考古调查与研究，极有可能是黄海海战中爱国将领邓世昌率领官兵与日军激战的战舰，它是：
A.“致远”舰
B.“定远”舰
C.“靖远”舰
D.“经远”舰
答案.A
该题的思维含量不高，但它考查了学生对当前考古新发现的重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导向。又如第21题：
1919年，英国科学家率领日全食观测队在非洲和巴西拍摄的恒星照片，证实了“遥远的星光如果掠过太阳表面，将会发生1.7秒的偏转”的科学预言。这一预言提出的依据是：
A.开普勒天体力学
B.牛顿经典力学
C.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
D.普朗克量子理论
答案3C
该题把考查的艰深概念，还原在一个真实的科学情境中，主要考查学生是否真正了解这些概念，这种能力的要求，比让学生记住几个科学定理当然要有效得多。
要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关键在于让学生学会迁移、学会拓展。笔者在2003年《文科综合考试中的历史科复习》一文中曾提出“历史问题的现实思考”和“现实问题的历史反思”两个命题，现在看来仍然是非常适用的。
“历史问题的现实思考”
这是指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鲜活素材，让学生感同身受，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总结出对现在的借鉴作用，这也是“读史使人明智”的内涵之一。在讲述《工业革命》这一主题内容时，某教师设计了一个有趣的学生活动举行一次“近代中国从国外引进的哪些内容对当时的人们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评选，结果电灯、电话以及名著《玩偶世家》名列前三。在此基础上，教师因势利导这三项成果的发明者（作者）分别是谁？你为什么会选他们？除以上三项外，如果让你再推荐一项“近代中国从国外引进的对当时的人们产生重大影响的内容”，你会推举什么？请你说说你的理由。这样的设计能让学生较为直观地感悟历史，对历史会有更亲切的感受。
（2）“现实问题的历史反思”
从现实问题中找出历史的规律性认识，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认同感。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就推进两岸关系的发展交换意见。这是跨越66年来的首次握手，意义非凡。围绕这一历史性的现实问题，我们可以进行历史的反思：到底是什么因素让台海阴云密布，两岸军事对峙，同胞隔海相望，亲人音讯断绝？回顾两党的历史，是否體现了合则两利、分则两败的历史规律.766年来两岸关系是怎样逐步走上正常的轨道的？两岸关系66年的发展历程说明了什么问题？为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应该怎么做？学生一旦能对现实问题进行历史的反思，就能打开思路，形成感悟，这应该是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所在。 3.重视素养，渗透思想
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是当前中学历史教学界热议的一个话题。本人曾在《高中历史教学应该凸显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一文中提出“求真”——真实地表述历史：“求证”理性地辨析历史：“求智”——形成历史的智慧与感悟这三个核心素养。现在有专家对高中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作了更精细化的定位，包括：时空观念、发展意识、多元联系、史料实证、历史理解、历史评判以及历史认同感。这些素养实际上在平时的历史教学中已经被大家所关注，在这几年的历史高考试题中也不时有所呈现，以2008年高考上海卷第33题为例：下图（略）是发现于高昌古城（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地区）的一幅珍贵壁画“圣枝图”。有人认为：这幅画是公元5世纪左右景教（基督勃传入高昌的历史见证。观察此图，回答问题。（1）请你从这幅画中找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这一问考查的是典型的史料实证意识，考生可以从人物相貌、服饰、场景等具体的信息来证明这个观点是成立的。这种求证的过程如同解答数学题一样，非常考验考生的逻辑思维。（2）这种观点有哪些史实依据？这一问的思路更加开放，要求学生结合所学知识来论证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多元意识，更是体现了历史理解和历史评判能力。考生可以结合此时丝绸之路已经开通叔朝与匈奴的交往密切，促进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佛教则在公元1世纪左右通过西域传入中国这些史实展开评价。（3）如果要进一步证实这一观点，你该怎么做？这是典型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考查，我们都知道“孤证不立”的道理，要进一步佐证这一观点还需要参阅关于景教传播的文献记载、该地区的其他考古资料以及专家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等。这样的素养熏陶，学生自然而然会形成历史的思维和感悟。
历史素养的内涵非常宽泛，历史素养的论述今后也必将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精准的史实定位、精心的知识梳理、精细的逻辑思维和精到的理性感悟都应该属于历史素养的范畴。限于篇幅，这里只强调一点——理性的历史感悟是历史学科素养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梁启超与李鸿章势同水火，他曾经激烈地指责李鸿章“误国卖国”。但是，作为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梁启超先生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形成理性的感悟。在李鸿章逝世之后，梁先生亲自为其写传，有褒有贬，力求公允。他在《李鸿章传》中这样写道：‘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故“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提李鸿章”。他理性地总结了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同时，他又精辟而又形象地概括李鸿章毕竟只是晚清“庸众中的杰士”，正如他自己所说，终其一生，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所以，梁启超认为李“有才氣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他说“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这样的理性感悟，是我们学习历史的典范，也是学科素养的重要积淀。
浙江省的高考改革为大家关注，学考和选考的考试形式更是众所瞩目。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绝不应该只关注其外在的内容，更应该把握考试改革所带来的一些理念和思路上的变化。值此第一次选考尘埃落定之时，特撰此小文，希望引起大家对考试改革的关注和历史教学方法与效率的改进，愿以此与大家共勉。
[作者简介]朱可，中学特级教师，杭州市普通教育研究室副主任，中学历史（含社会）教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课堂教学艺术、教师专业发展、高考研究。
[关键词]新革命史，“组织起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2-0041-06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组织起来》的讲话。自此，“组织起来”作为一种典型革命话语，成为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社会经济变革的推动力。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组织起来”的重要载体——互助合作运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读。国内有学者在追述革命根据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轨迹的基础上，阐释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农业互助合作的理论有学者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阐述革命根据地互助合作组织制度的变迁，并分析其绩效与特征，还有学者考察了抗日根据地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过程、组织类型、性质、特点及其作用等。每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亦有独到之处，如有学者将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的税制改革、减租减息以及互助合作等经济改革称为“延安模式”，并认为此模式同样适用于研究其他革命根据地，有学者则以生态社会学的视角对陕甘宁边区合作化运动进行对比考察，指出“延安模式”并不具有普适性。以上研究成果对“组织起来”的解读不无借鉴意义，但难以突破传统革命史观，即“对中共革命的政策威力过于渲染甚至神化”以致“农民的主体性消失”。
21世纪以来，新革命史提倡以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重新解释革命，此法越来越为学界所认可。有鉴于此，笔者拟从中共整合乡村社会资源与农民参与革命的视角来重新解读“组织起来”的复杂相。
一、中共整合乡村社会资源视角下的“组织起来”
革命前，晋西北是一个人口稀少、土地荒芜的边缘地区。尽管存在一些诸如朋牛、格犋、扎工等传统互助合作模式，但其运作机制往往是“经济利益驱动和家族伦理取向的有机结合”，并不完全具备整合资源的功能。1940年，中共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后，逐渐摸索出一种介于道德与理性之间的动员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的实用型模式，即在尊重传统互助合作习惯的同时，抓住了农民参与组织性、纪律性、集体性较强的互助合作组织的心理动机，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其切身利益。正如有学者所指：
潜在的激进农民运动的组织是否形成，似乎主要取决于它可以得到的资源能否确实缓解其成员的最迫切的需要，取决于政府或外部精英对其宽容甚至帮助的程度。
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种较为适合革命根据地实际情形的模式因“加强了传统的劳动协作方式，转化为由党的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领导的协作组织”，从而使得“集体主义和私有权的动力都被尽量利用”，并产生一批忠于党和革命的新式乡村精英，进而促成党对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整合。
一般而言，中共整合乡村社会资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是对物质资源的整合，二是对精神资源的整合，三是对政治资源的整合。
对土地、劳力、农具等物质资源的整合是中共“组织起来”的直接动机。
其一，对土地的合理开发与利用。随着“组织起来”的开展，不少荒地得以有效开发。有资料显示，在“组织起来”高潮阶段的1944年，“所有组织变工互助的村，都开了很多的荒地，如兴县二区共开23540亩，超过了原计划10548亩。岢岚共开荒30285垧，超过原计划1倍以上”。一些地区还创办开荒合作社，神府县七区三乡、四乡民兵创办开荒合作社，提出“保护边界群众安心生产，并且不准有一分荒地存在”的口号。除开荒外，不少县份在有限的土地上通过增加肥料、精耕细作，使土地资源充分发挥了效能。如宁武县细腰村在1945年春耕为了解决土地短缺问题，就使用增肥办法增加土地肥力，每垧地比1944年多使用粪肥2-4担。临县李家塔村在未组织劳动互助的1943年，全村耕2犁的共有2户，其余都是耕1犁；1944年在积极分子赵应元响应“组织起来”的影响之下，普遍耕2犁的占全村耕地70%：耕3犁的占10%。自1944年贯彻“组织起来”之后，晋西北各地普遍实现各种作物增锄1次。如偏关县谷子过去仅锄1-2次，该年则发展为2-3次，其中二区有22个村与城关的谷子普遍锄3次，过去锄得很少的豌豆、扁豆、胡麻、莜麦等作物，该年普锄1次，而黑豆、山药平均锄2次。兴县部分村庄甚至将“细锄、多锄”作为巩固变工组的前提条件。
其二，对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中共晋西北“组织起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以弥补与和平时期颇为不同的劳力不足问题”。1944年夏锄时，偏关县西沟、磁窑沟两村将种地较少的67人组织成11个扎工队到邻村包工锄地，扎工队员的地由变工队记工代锄，回来之后按工给变工队支付工资。这种办法较好地解决了春耕后劳动力普遍涣散的问题。同年，秋收结束后该县黄家窳村劳动英雄屈毛动员全村27户中的18户创办合作社，合理配置了7个劳动力，即2人组织运输队、2人开油坊、2人开豆腐坊与旅店、1人办消费合作社，四项业务共获利80400元。1945年春耕，五寨县白草坡村李大变工组利用闲散劳动力开生荒5垧、熟荒31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组织起来”运作过程中，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被吸纳到变工组、合作社。1944年，兴县蔡家崖村专门成立纺织合作社，将妇女组织成3个纺织组，每组拥有1架织布机，以变工互助的办法进行织布。1945年夏收时兴县胡家沟村20多个儿童组织变工组给各家收麦27垧，并帮助3户抗属和村长收麦5垧在夏锄中，他们将大组分编为4个小组，互相竞赛给各家锄地，不到一月就锄过100垧秋收时，他们不但把自己的5亩庄稼收完，而且给各家收割庄稼60多垧。诸多例子证实，组织妇女与儿童参与互助合作，不仅使乡村劳动资源得到整合与利用，而且坚定了其对革命领导者的忠诚，最终成为革命顺利开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1）史料判读的敏锐性
史料是历史学习的基础，没有史料的支撑，所有的历史结论都是空中楼阁。因此，必须在历史学习中充分利用史料这一教学素材，引导学生从中敏锐地得出有效信息。
第1题凋灭商后，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实行统治，“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形成这种政治风格的制度基础主要是：
A.宗法制
B.分封制
C.郡县制
D.察举制
答案A
实事求是地说，稍微解读一下这段史料，C、D选项是马上可以排除的。但关键是A、B到底选哪一项。关于这两个选项，考生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从材料中来解读，似乎应该是分封制。但题干的最后设问的是形成这种政治风格的制度基础，答案就应该是宗法制。宗法制是分封制的基础，周天子是按照血缘来分配国家权力的，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政治组织合二为一。
同样，第27题（加试题）的史料要求更高：
某学者在19世纪末提出：‘博矣哉，《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卜日多君为政之世，二日一君为政之世，三日民为政之世。……大地之事事物物，皆由简而进于繁，由质而进于文，由恶而进于善……既有民政，而旋复退而为君政，此于公理不顺。”这一言论旨在：
A.寻求治国平天下的公理
B.揭示世界文明史的线索
C.说明“君政”与“民政”相互依存的道理
D.借进化论和儒家思想表达政治改良的愿望
答案D
解答该题，首先要读懂上述史料，该段史料对学生的古文要求较高。然而，读懂的关键还在于能否敏锐地感觉到史料中的关键词：“由简而进于繁，由质而进于文，由恶而进于善”——典型的进化论思维，19世纪末——维新思潮是当时的社会主流思潮。如此一判读，我们就能顺藤摸瓜找出答案：维新思想家希望能用西方的进化论和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为自己的改良主张找到理论的依据。
（2）历史史实的关联性
学生学习历史的最大障碍就在于把许多史实割裂开来记忆，而忽视了历史史实之间的关联性，自然致使学习无趣。而发现历史史实之间关联性，找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会增加学习的乐趣与理性的能力。恩格斯曾说过：“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由一幅种种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
第7题：中国近代思想的演进“既不是一江长流，也不止一个洪峰，而是一个接一个思潮的涨落相继出现的。”下列思潮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①“三民主义”
②“师夷长技以自强”
③“师夷长技以制夷”
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A.②③①④
B.②④③①
C.③②④①
D.④③①②
答案D
该题的题干引用了陈旭麓先生的名言，本身就已经告诉考生，近代思潮的产生不是孤立呈现的，思潮与思潮之间的涨落是相互联系甚至互相影响的。“三民主义”为孙中山先生构划的宏伟蓝图，“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严复先生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而成的《天演论》中的名句，体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影响深远。对这两种思潮，学生一般没有异议。该题如果有难度，就体现在②③两项的排列上。但我们只要了解期间的关联性，应该是不难判断的。林则徐、魏源最早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目的是学习西方的器物，来强大自己，对付列强。但他们只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师夷长技以自强”粗看上去与前者很像，也是器物層面上的学习。但他们属于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真正付诸实践的思想，这一思想在洋务运动中贯穿始终，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影响极为深远。第28题（加试题）也体现了这一思路：
孙中山和詹天佑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先行者。他们的共同点有：
①借鉴西学，洋为中用
②民主科学，齐头并举
③致力实业，督办铁路
④排除万难，为国尽瘁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答案：C
历史人物之间也可以有许多的关联：生活在相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受到时代的熏陶，而生活在不同时期的人物，也能感受到文化的传承。该题以中国近代化事业为切入口，将两位杰出人物有机联系起来。作为这种四选三的复合选，关键在于排除一项不属于他们共同点的选项即可。他们都有留学经历，必然受到西学的影响，项成立。詹天佑以督办京张铁路而闻名于世，但考生估计对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后，一心致力于中国铁路建设的事迹可能不甚了解，如果了解，项必然可选。估计不会漏选，作为影响巨大的近代中国的伟人，都具有这样的品质。关键在项。该项对孙中山而言无可非议，但对詹天佑，教材中对他的政治活动几乎不涉及，可以排除。但行文至此，笔者也有一个小小的困惑教材中未涉及，是否就意味着詹天佑不赞成民主呢？詹天佑虽然不能像孙中山一样在民主上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但如果他赞成民主并有所行动，你就不能否定他两者齐头并进。
（3）历史思维的多元性
历史思维的多元性是指学习者通过历史的学习，能够跳出狭隘的、片面的思维框架，对历史现象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对历史学习者来说，制约其思维发展的主要绊脚石就是人云亦云、迷信教材与权威，只能死记硬背，不能综合考量、理性思考。“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上的一大壮举，这是一个无可非议的史实，值得肯定。但如果我们的思维只满足于对这一壮举的渲染，就显得不够多元和理性。我们还应该让学生明了：‘郑和下西洋”同时也是中国航海史的一大绝唱。由于航海的目的在于宣扬国威，郑和下西洋是以国库亏空为代价的，劳民伤财的举动必然会带来无以为继的尴尬。但明朝统治者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了防止今后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统治者销毁了一切同郑和下西洋有关的水文资料，更加严格地实行了“禁海令”，短暂的辉煌带来的却是更快的坠落，这进一步证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深刻哲理。这种思维的多元性有助于历史的理解与感悟。 农民之所以在一切新事物面前都犹豫不决，是因为他们已模糊认识到，最小的技术变化也会带来社会影响。
“组织起来”在继承传统因素的同时，或多或少也参杂着农业耕作技术的变化，这是一般农民难以在短时期内承受的。如岢岚县会里村农民武秋生这样描述干部动员农民参加变工组的实际情形：
为了响应上级号召，主任王四牛就将全村群众召集起来开大会，随即编了9个组，并说不参加变工组的是坏人，出门不给开路条，叫多支差。有七八个原没参加，后来也参加了。主任那时不让群众送粪、耕种，只是叫群众每天开荒，以便与界河口村竞赛。没受过苦的二流子、老财夹到好劳动力中间，好劳动力逼着二流子、老财，闹的净是吵嘴。民兵拿枪领工，干部不劳动，只是指划。其他村没变工是送粪种地，我们村是开荒开了一季才要送粪耕种，已与别村错下一个节令。
武秋生对“组织起来”的描述是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的一个缩影。在农民的内心深处，参与互助合作是“被逼”或“被动员”的结果。在上级号召下达之后，基层干部为了表现“积极”，不经农民同意或不注意与农民沟通，径直按指标办事，导致“大呼隆”局面的出现。单纯以行政力量强制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的方式，只会导致农民表面上参与，暗中却在消极抵抗。因为在农民看来，参与互助合作主要取决于个人利益而非集体利益。一旦个人利益受损，集体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最终会导致互助合作组织效益的低下。对此问题，岢岚县会里村农民武秋生讲道：
到快种完时，地也干了，打烂犁、拽断绳，开荒数目还没完成。又开荒，别村已锄苗子，我们还是开荒。老乡不满意，到了地里专把犁闹坏、牛闹的屙血，荒下熟地去开荒。……老乡们说？‘穷命都难逃，政府往死逼人。”结果开的荒地过了节令，虽然种了一些荞麦、糜子，但收获物还不够籽种成本。全年熟地比1943年少打1/3粮食。
从农民自身来讲，参与互助合作既有理性的考虑，亦有道义成分参杂其中。如对保德县陈秉荣老人的采访：
问：当时的互助组是共产党号召的还是人们自愿的？
答：这个有个大背景，就是四四年日本人、国民党对边区围困得很厉害，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毛主席提出两个重要口号就是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组织起来有两种形式，一个是互助组，仅限于农业田间劳动，一个是合作社，这个就是带有商业性质……
问是有名无实的吗？
答是实实在在合作的。当时合作是有选择性的，一般是好汉对好汉，不要二流汉，你又没资金、又懒惰、不勤劳，没人跟你互助。都是自找对象，有好汉组，我们村就成立了两个农业社，一个是“好汉组”，十来家组织的一个，另一个是剩下的那几家。
从陈氏、贺氏口中得知，农民参与互助合作，并非完全盲从于“组织起来”这样一个简单的口号。在农民的内心世界里，真正意义上的互助合作不是贪图规模大和红火热闹。其参与互助合作主要基于理性的选择，即进行农具、劳动力、畜力及资金的交换使用。倘若四者无一具备，那么变工组就难以组织或组织后很难得到巩固。当时在晋绥分局党校工作的高鲁在其日记中记载了神府县胡家庄村的实例：
润生说很难照顾碰子的变工问题。前晌的问题没解决，后晌又发生了问题。他说是12分，我认为是10分。碰子爱多嘴，甚事也爱来回“屹捣”。吼大呢，做事不麻利，大烟杆子。变工问题很复杂，没吃的就变不成。狗来子妈来谈变工问题，她说：‘他补贴咱的牛工，还要咱的人工，那咱的牛不就歇下了？”王保说：“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名。他们要挑战，咱们就响应。咱躺在这里不应战也不行。”
针对此种情况，可以将农民参与互助合作视为经济行为。在这一行为中，等价原则至关重要。高鲁又记下了一个实例：
银开是劳动英雄，但不爱帮助别人，故人称“个人主义劳动英雄”。1944年他未参加过一次变工。锄草时，有人劝他，他说：‘第一次锄草（称为水拨苗）不用人帮助，第二次锄草（称刮耧）才用些人。”他很会作务庄稼，怕变工后把别人的庄稼也作务好了，怕别人也成了劳动英雄。……银开不开会，派个孩子来。众人说：“孩子不顶事。”但有人说：“这不是银开家尽捡便宜？别人干5天也只顶他1天，再能干也得1天半顶他1天。”银开来了后说：“我人老实，不敢变工，你们咋还缠我？”
在此例中，倘若将银开的行为简单视为自私自利而加以驳斥反对并不符合农民互助合作行为。因为在农民看来，劳动力质量与数量是互助合作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不应该被摒弃。当然，农民并非完全是理性主义者，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在革命初期的乡村社会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对偏关县贺二毛旦老人的采访：
问：听说过变T11马？
答：听说过，很熟悉。
问：你们家跟村里人变工吗？
答：变工。我家和我二爹家从我记事起就变工。
问共产党进村后，你家和你二爹家还变工吗？
答.是的。只是到了1944年，区里来了两个干部，在村里观音庙前开了一个大会，号召全村人都参加变工组，按居住远近，将全村分为三个大组，每组20来户。
问结果怎样呢？
答.干部来检查时，一个组的人就尽量凑在附近的地里假装变工锄地。干部走后，还是有亲戚关系的和相好的在一块锄，不少人家还是单独锄。
问午部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吗？
答：有一次干部突然来村，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即把党员和几个积极分子叫到一块开了个会。后来决定以党员和积极分子为中心，重新编了组。
问这以后变工组得到巩固了吗？
答：没有。有人嫌不自由，玉珍他爸是个算命的，不愿上地，就在家装病。别人叫他割谷子，他说浑身没力，起不了床。
从贺氏口中得知，革命初期农民将亲缘、血缘、地缘等维系传统伦理道德的因素融入变工组中，中共政治理念中“阶级”的概念无法在乡村社会植根。基于此，中共的号召与动员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农民传统的互助合作观念这一事实就很容易被证实。尽管被卷入革命，但已然定型的习惯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农民的行为。
以上实例清晰勾勒了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的真相。一方面，农民屈从于“组织起来”的号召，认为参与互助合作是上级交给的“任务”，上令下达是惯例：另一方面，农民则在“组织起来”既定的规范内，延续了传统互助合作模式。介于革命与传统之间的新式互助合作模式，无论在农民参与度还是在组织规模方面均受到一定的限制。新中国成立后，此种模式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得以延续，并为中共在乡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
三、结语
回首反观1940年代中共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组织起来”的经历，革命仪式与政治符号的演绎甚或超越其本身作为经济组织而产生的“威慑力”。一方面，生产场景的仪式化与“组织起来”的符号化，使农民传统道德理念逐渐发生理性的改变，部分迎合了中共革命需求。尤其是在革命中崛起的新式乡村精英，成为中共借此在乡村社会确立合法性权威的中介力量。另一方面，农民并非完全屈从于革命化的“组织起来”，而是竭力将理性行为限于道德准则之内。这说明农民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亦或道德主义者，而是二者的结合体。因而在乡村社会变迁中，革命与传统并非始终处于激烈对抗的矛盾态势，其间存在一定的张力。随着张力凸显，“组织起来”的复杂图景得以再现。
[作者简介]贺文乐，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与中共党史方面的研究。 （2）概念的解读一步到位
历史是由许多的史实概念组成的，概念不清，必然会造成史实不明，也就必然会出现答题混乱的情况。因此，史实概念的一步到位，能帮助学生深刻领会教学内容，举一反三地掌握历史知识。《公司的力量》一书中如此表述：“在大航海时代带来的时代剧变中，人类数千年来建立在亲友、乡邻关系基础上的传统商业组织，已无法提供足够的人力和资金。商业合作必须跨越血缘和地缘，超越人格和亲情……”根据这则史料，我们可以通过问题引领的方式让学生理解关键概念.史料主要描绘了哪一个历史概念？它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哪些影响？与此相关的还有哪一个历史概念值得关注？通过这些问题的设计，学生能够清晰的判断，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出现商业革命。商业革命使商品的种类增多，贸易的范围扩大，贸易中心开始转移，经营的方式发生变化。商业革命必然会促进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价格革命。为加深学生的印象，我们可以用一张表格来拓展：
学生如果能够理解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的内涵，就能清晰掌握新航路的开辟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教师应该有效运用史料、精心设计问题，一步到位予以解读，不留死角。否则，会影响学生的思维判断。但由于教学进度的紧张，有些教师没有很好地重视概念解读，囫囵吞枣、一带而过，这是应该避免的。
（3）结论的理解一步到位
历史是后人对以前发生事情的一种主观感受，它必然会有众多的评价和看法，这些评价和看法就形成了许多的历史结论。对于高中学生来说，历史结论是相当抽象的，许多学生只能机械记忆，这就形成了当前“读史使人痛苦”的局面。甚至有些教师囿于自己的功底和教学时间，对许多结论也往往不求甚解，这对历史教学是明显不利的。《宋明理学》一课中结论众多，正因为如此，广大师生往往视之为畏途。现仅举一例：“心学的产生意味着儒学重建任务的完成”，对于这个结论一步到位的解读，能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理学和心学的不同修习途径与效果：朱熹已被称为理学的集大成者，理学已经在宋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什么理学的产生不能称之为儒学重建任务的完成呢？心学和理学相比到底有哪些改进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为方便学生的理解，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对比另外一个历史结论：“宗教改革从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和更内在的心灵角度，传播和发展了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影响已经如此深远，为什么宗教改革前还要加上“更”呢？我们如果通过一步到位的解读，学生就会有新的认识理学和文艺复兴一样，都属于精英阶层在思想领域的探索，其社会影响力虽然很大，但还不足以影响社会各阶层。如理学强调的是个人时时刻刻的修炼，它对个人的素养要求特别高，让普通大众难以适从。而心学认为心中有良知，则满街都是圣人，心中有理，就不必另外寻求路径，能为普通大众所接受。当然，心学的确立解决了程朱理学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使理学思想进一步完善，所以能有此结论。宗教改革看似信仰层面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倡导“因信称义”，否定教会的权威，强调信仰的自由，也就很好地宣传了人文主义。从各阶层都重视的信仰层面渗透人文主义，其社会影响力当然是文艺复兴所不能比拟的。
2.适当拓展，强调应用
如前所述，鉴于两考合一的考试方式和选考内容只占30%的分值分布，新选考试卷不会过分追求试卷的难度与深度，而且跨度也不会太大。但由于选考卷又具有选拔考试的功能，而且要从中划分21个等第（要声明的是：前面选考内容70分如果不合格，后面的选考成绩只能算0分。因此，这种意义上说，选考试卷应该是100分计算的，因此，试题的命制者更有可能关注试题的应用性功能——把所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帮助学生从知识上升到认识，如第8题：
新材料的发现始终是史学研究的动力。“丹东一号”沉船经水下考古调查与研究，极有可能是黄海海战中爱国将领邓世昌率领官兵与日军激战的战舰，它是：
A.“致远”舰
B.“定远”舰
C.“靖远”舰
D.“经远”舰
答案.A
该题的思维含量不高，但它考查了学生对当前考古新发现的重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导向。又如第21题：
1919年，英国科学家率领日全食观测队在非洲和巴西拍摄的恒星照片，证实了“遥远的星光如果掠过太阳表面，将会发生1.7秒的偏转”的科学预言。这一预言提出的依据是：
A.开普勒天体力学
B.牛顿经典力学
C.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
D.普朗克量子理论
答案3C
该题把考查的艰深概念，还原在一个真实的科学情境中，主要考查学生是否真正了解这些概念，这种能力的要求，比让学生记住几个科学定理当然要有效得多。
要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关键在于让学生学会迁移、学会拓展。笔者在2003年《文科综合考试中的历史科复习》一文中曾提出“历史问题的现实思考”和“现实问题的历史反思”两个命题，现在看来仍然是非常适用的。
“历史问题的现实思考”
这是指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鲜活素材，让学生感同身受，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总结出对现在的借鉴作用，这也是“读史使人明智”的内涵之一。在讲述《工业革命》这一主题内容时，某教师设计了一个有趣的学生活动举行一次“近代中国从国外引进的哪些内容对当时的人们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评选，结果电灯、电话以及名著《玩偶世家》名列前三。在此基础上，教师因势利导这三项成果的发明者（作者）分别是谁？你为什么会选他们？除以上三项外，如果让你再推荐一项“近代中国从国外引进的对当时的人们产生重大影响的内容”，你会推举什么？请你说说你的理由。这样的设计能让学生较为直观地感悟历史，对历史会有更亲切的感受。
（2）“现实问题的历史反思”
从现实问题中找出历史的规律性认识，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认同感。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就推进两岸关系的发展交换意见。这是跨越66年来的首次握手，意义非凡。围绕这一历史性的现实问题，我们可以进行历史的反思：到底是什么因素让台海阴云密布，两岸军事对峙，同胞隔海相望，亲人音讯断绝？回顾两党的历史，是否體现了合则两利、分则两败的历史规律.766年来两岸关系是怎样逐步走上正常的轨道的？两岸关系66年的发展历程说明了什么问题？为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应该怎么做？学生一旦能对现实问题进行历史的反思，就能打开思路，形成感悟，这应该是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所在。 3.重视素养，渗透思想
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是当前中学历史教学界热议的一个话题。本人曾在《高中历史教学应该凸显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一文中提出“求真”——真实地表述历史：“求证”理性地辨析历史：“求智”——形成历史的智慧与感悟这三个核心素养。现在有专家对高中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作了更精细化的定位，包括：时空观念、发展意识、多元联系、史料实证、历史理解、历史评判以及历史认同感。这些素养实际上在平时的历史教学中已经被大家所关注，在这几年的历史高考试题中也不时有所呈现，以2008年高考上海卷第33题为例：下图（略）是发现于高昌古城（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地区）的一幅珍贵壁画“圣枝图”。有人认为：这幅画是公元5世纪左右景教（基督勃传入高昌的历史见证。观察此图，回答问题。（1）请你从这幅画中找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这一问考查的是典型的史料实证意识，考生可以从人物相貌、服饰、场景等具体的信息来证明这个观点是成立的。这种求证的过程如同解答数学题一样，非常考验考生的逻辑思维。（2）这种观点有哪些史实依据？这一问的思路更加开放，要求学生结合所学知识来论证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多元意识，更是体现了历史理解和历史评判能力。考生可以结合此时丝绸之路已经开通叔朝与匈奴的交往密切，促进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佛教则在公元1世纪左右通过西域传入中国这些史实展开评价。（3）如果要进一步证实这一观点，你该怎么做？这是典型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考查，我们都知道“孤证不立”的道理，要进一步佐证这一观点还需要参阅关于景教传播的文献记载、该地区的其他考古资料以及专家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等。这样的素养熏陶，学生自然而然会形成历史的思维和感悟。
历史素养的内涵非常宽泛，历史素养的论述今后也必将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精准的史实定位、精心的知识梳理、精细的逻辑思维和精到的理性感悟都应该属于历史素养的范畴。限于篇幅，这里只强调一点——理性的历史感悟是历史学科素养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梁启超与李鸿章势同水火，他曾经激烈地指责李鸿章“误国卖国”。但是，作为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梁启超先生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形成理性的感悟。在李鸿章逝世之后，梁先生亲自为其写传，有褒有贬，力求公允。他在《李鸿章传》中这样写道：‘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故“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提李鸿章”。他理性地总结了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同时，他又精辟而又形象地概括李鸿章毕竟只是晚清“庸众中的杰士”，正如他自己所说，终其一生，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所以，梁启超认为李“有才氣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他说“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这样的理性感悟，是我们学习历史的典范，也是学科素养的重要积淀。
浙江省的高考改革为大家关注，学考和选考的考试形式更是众所瞩目。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绝不应该只关注其外在的内容，更应该把握考试改革所带来的一些理念和思路上的变化。值此第一次选考尘埃落定之时，特撰此小文，希望引起大家对考试改革的关注和历史教学方法与效率的改进，愿以此与大家共勉。
[作者简介]朱可，中学特级教师，杭州市普通教育研究室副主任，中学历史（含社会）教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课堂教学艺术、教师专业发展、高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