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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到山顶去
“哎，我凳子没有了？”
早上9点，84岁的强文华对着山顶—个空空的破岗亭发愣。他之前捡来放在这儿的塑料凳子不见了，每天爬好山要休息的。
广州东北郊的金坑森林公园内，一个名为“澳洲山庄”、占地986亩的小区里，每天都有3位年过80岁的老人一起上山锻炼。小区烂尾二十余年，业主群里年龄层次分明：60来岁的业主忙着维权，70来岁的业主在铆足劲旅游，80岁的业主在家门口努力锻炼。
散步不需要提前约定。7点45分，家住四楼的退休水电厅职工强文华开始下楼，经过一楼的87岁的退休教授马敏庄家门前时，她总是刚刚好拉开了铁闸门。走到C区主干道上，迎面会走来85岁的退休船员梁为民。3个老人不用电话，不看时间，全凭本能，但总能在路上碰上。
3个人3根拐杖，不只是为了撑住膝盖，还用来自卫。二十多年了，那根拐杖习惯在迈步前伸进前方疯长的杂草中，防止遇见—条沉睡的蛇。竹叶青、蟒蛇、翠青蛇——更多时候人分不清，抡起拐杖就打。
“肯定是保安拿的。”老梁推测。不然，在这种地方，谁会去动我们的凳子呢？
老强想来想去，“可能有一些人对我们有意见。”
谁呢？排除下来，也只有住在山顶别墅里的开发商胡耀智了。偌大一个别墅区，只有老板一直住着，其他的别墅里都住着鸡。他想，估计老板看到几个老汉天天坐他家门口吹牛，嫌他们“不雅观”。
山庄烂尾之后，这座断了电的庞然巨物依然维持着微弱的秩序。一路沿山往上，到山顶时设有保安亭，盘问每一位想越级往上的生人。最初房子依山而建，越高的房子越贵，山顶东侧的房子能临望湖泊，只卖给香港地区的买家，山顶西侧是别墅区。山庄里游荡着许多野狗，住在山坡下面的狗不敢上山，住在山坡上面的狗也不会下山。
然而，烂尾之后，回山顶房子的路变成最难的路。当年按不同等级以不同价格出售的房屋，交付的成果却完全随机——有的人的房子勉强能住，有的人的房子至今还是瓦砾堆。临湖的香港人的房子，窗外已被山上长高的树挡满。
老强和马敏庄住在位于山坡中下段的C区，老梁住在山腳的A区，每天早上，老梁是最早动身的。他步子最快，几乎能赶上年轻人，一路上话不停，老强讲他是“酒葫芦一样咕噜咕噜”，讲电视上的新闻、讲女儿、讲孙女。老强侧耳听着，只听清半句，就开始张大嘴嘎嘎地乐。
老强跟马敏庄话说得不多。“我喜欢跟农村出来的（人玩），城市的人讲起话来拐弯抹角。”老强说。他现在是芝麻油和地瓜养生法的坚决拥护者，老梁也被他说服，推荐给马敏庄的时候，“马老师不相信我”。
老梁虽然身体好，但眼睛不好，十多米外的地方就看不清了。每次在路上遇到狗屎，走在后面的老强就伸手过来拉住老梁。
他们曾经住在只有在洋画报上才能看见的豪华山庄中。小区烂尾二十余年后，人类踪迹退却，动植物的活动痕迹旺盛：高过楼房的树枝伸进破窗，野狗在只搭了框架的危楼里长跑，叫声在整排楼的空洞中回响，如警钟长鸣。
看见脚下的狗屎时，他们会再次想起山顶别墅里的人。自多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后，胡耀智就在别墅里一住不走了。虽然人们不常看见他，但他的气息无处不在，比如他的金毛狗群——山下的几处保安分别养着他的几条金毛狗，留下居民们所憎恨的遍地狗屎。
这会儿，没有凳子的两个老头就坐在山顶岗亭旁的地上，马敏庄在一旁站着。她再次习惯性地望向身后方，如今被密林遮住的某个方向。
22年前，站在这里就能望见后山下一片碧绿的湖。从此处沿一条大道往下，就能一路走到金坑水库旁。过去，免费班车总是将他们从广州市区一路送到澳洲山庄，再由水上餐厅接送巴士送到水库。业主们呼朋唤友来坐游船、钓鱼、放烟花、在水上餐厅吃水库鲜鱼。
他们曾经住在只有在洋画报上才能看见的豪华山庄中。小区烂尾二十余年后，人类踪迹退却，动植物的活动痕迹旺盛：高过楼房的树枝伸进破窗，野狗在只搭了框架的危楼里长跑，叫声在整排楼的空洞中回响，如警钟长鸣。
2.一种新的秩序形成了
已经是第四天没见着梁为民了，这是自今年起3人一起爬山后没遇到过的。这天早上，马敏庄和老强合计了下，心里紧张起来，“老梁没事吧？”
“不会有事吧。”老强说。
老强决定今天不上山了。只剩两个人，他觉得有点儿冷清。下山去找老梁？算了，他沉默下来，“还是不去了。”
于是这天，只有马敏庄继续往上。
她选择了一条不常走的路线，一路用拐杖拨着路上的杂草，“几天不走就又长上了”。长期以来，老住户在与自然植物争夺栖息地的过程中，维持着一种微弱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对所有横过道路的藤蔓，马敏庄一边行进，一边将其用力连根扯断。
本来买房子，她贪恋的就是这里的自然环境——澳洲山庄四周环绕着林木青葱的山岭和2000多亩碧绿的湖泊，呼吸起来都是森林的湿意。
1996年，澳洲山庄开售时，购房者多是像她一样刚刚退休或临近退休的市民。一来，以当时居民普遍的收入水平，青年人很难有足够积蓄购置商品房。二来，商品房刚刚入市，许多老人选择从好几口人挤住的单位分配房搬出，重新购置养老居所。于马敏庄而言，这样一个有山有水的远郊楼盘，十分符合老人对退休生活的想象。
马敏庄依然保留着1998年看楼时收到的宣传册。除了环境，她更满意这里方便的设施——山庄中穿梭巴士随叫随到，水库上游艇来往，还有餐厅、购物广场、游泳池、网球场、小型动物园。开发商还承诺，在这之后，周围环抱的山岭和湖泊，也都会开发成旅游项目，成为“都市人的后花园”。
由于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澳洲山庄项目自2000年开始烂尾，后期在建楼房陆续停工。巨轮不是一夜搁浅下来的，马敏庄记得，先是往返广州市区的楼巴开始减少，再是取消，然后是山庄内部的小巴停止服务，物业和维修服务逐渐无人响应，餐厅、商铺、摊贩陆续撤离，山庄内的停水停电越来越频繁，业主们这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澳洲生活”最终只持续了一两年。
大批入住的人搬走了，只有二十来户居民留了下来，包括马敏庄。烂尾初期，马敏庄打过一阵官司，“那时候我刚退休，还有力气”。两年奔波下来毫无进展，维权小团队也渐渐散了。随着年迈，她不再外出，在这间没有房产证的小房子继续住了下来。她舍不得这里的自然环境。
在最初的广告中，开发商描绘了一种“住在田园，远离城市污染”的发达国家富人的生活方式，然而，对马敏庄而言，现在污染是这里最大的难题。
自来水龙头常流出带有锈味或漂白粉的脏水。生活垃圾大部分时间无人清运，她所住的C区的垃圾被堆放在该区入口，蚊虫滋生，夏天里臭味熏天。山庄的绿林之间常传来刺鼻浓烟，那是某处就地焚烧人类垃圾的气味。
不少业主羡慕旁边500米之隔的金坑村，村里一入口就是3台分类垃圾桶，街道一尘不染，连房屋外露出的水管都是崭新锃亮的。
在马敏庄看来，这二十多户人的意见领袖是住在山脚下的74岁的退休银行职工刘永广。他有一辆7座的面包车，每周三载着马敏庄等业主去10千米外的镇龙菜市场买菜，满满一车人有时坐超载，直到他前两年换了新车。逢年过节，业主在他家弹钢琴、唱歌，钢琴声传进山林里很远的地方。
有些业主搬走几年后再回来走走，发现已经找不到家门了——D区、B区许多楼栋的入口，以及一楼的院子都被杂草与宽大叶片的亚热带植物堵满。空楼里门户大开，许多房间历经多轮小偷扫荡和流民的暂住，只留下一些不值钱的东西，比如一家夫妻幸福的结婚照相框、蜜月相册，然后是婴儿的照片、坏掉的婴儿车，孩子一年年长大，胶片上的时间到孩子2岁时戛然而止。
现在澳洲山庄向业主们展示了真正的自然，并重新界定了从属关系：在这里生存，首先需要一种忍耐——要小心蚊子、虻虫对人裸露皮肤的围攻。下午6点之后出门，除了要带拐棍防蛇，还需带上手电筒，5点半之后路就看不见了。当然，居民一般不会在6点后出门。
山庄内虽然还设有物业部门，但形同虚设。没有快递员会进入山庄，顶多将货品送到山下的马路边。防疫期间，山庄也仅仅是在门口增加了保安登记出入的措施。
在脱离安全与生活保障的环境里，这个小社会架构起另一种关系模式。
新的组织者诞生了，他获得了最多的尊重。在马敏庄看来，这二十多户人的意见领袖是住在山脚下的74岁的退休银行职工刘永广。他有一辆7座的面包车，每周三载着马敏庄等业主去10千米外的镇龙菜市场买菜，满满一车人有时坐超载，直到他前两年换了新车。逢年过节，业主在他家弹钢琴、唱歌，钢琴声传进山林里很远的地方。
山庄住户装电话、电视信号，也是刘永广在联系。装电视信号的过程最不顺利，市有线电视、省有线电视的工作人员都来过，来了一下就走了，不愿意给一个烂尾的小区装设备。刘永广挽留他们，“我们有几十户呢。”对方笑一下就走了。
最后还是回到镇上解决了问题。刘永广找到隔壁镇做卫星电视的人，给家家户户安上了一个“卫星锅”，“能收到一百多个台呢，很稳定”，他很满意——除了刮台风、下暴雨、天空云层太厚的时候，抑或卫星信号受不明干扰时，家家户户面前的电视就齐齐花掉了。
没有电视就不看了。有时一并还加上停电——那就提前睡觉。水龙头流出来的水不干净，每家每户已经习惯自备许多大塑料桶，在山下泉眼处接水储备。住一楼最担心蛇入家门，马敏庄就在窗边、门口撒上雄黃。
一种新的秩序形成了。
去年，由于附近地铁通车，C3栋一楼的业主杨国锋和孙凌玉夫妇搬了回来。孙凌玉发现，这里的居民与居民之间维持着一种关联性强却又彼此独立的关系。来了不久，她就认识了山庄里的大部分老住户。散步的人们每天互相问候，出门办事了也会告知隔壁的人一声，但除此之外，他们大部分不知对方全名，只知姓，对对方的人生故事不打探也不好奇。
孙凌玉很快摸透了每个人的习性。老住户们的生活都非常有规律。每天下午4点左右，太阳稍落，山庄开始有了声响，一些拎着锄头的老人从各处冒出来，淋肥、浇水，更多的是在除草——弓天不除，菜地就会再次被野生植物侵占，因此他们必须持续地举起锄头，才能继续迈前一步。
杨国锋夫妇很快融入了这里，并加入了某种奇异的合作梯队。现在，每逢停电，楼里最年轻的70岁的杨国锋就开着车去镇上买蜡烛，回来几家各送一点儿。每天清晨，拉开铁闸门，孙凌云习惯性地向左一望，留意隔壁87岁的独居老人马敏庄是否在7点左右拉开她的铁闸，有时晚了一点儿，她便假装散步过去看看。菜地丰收了，夫妻俩分别送一点儿给老强和马敏庄，有时挂在门上就走了——直接送菜大多数会被拒绝。
再往前拉回10年，年轻一些的马敏庄和老强则常为邻居一位90多岁的独居老妇人送菜，如今那位妇人已经长眠。
老强也有他回馈“社会”的“一技之长”，他最擅长种树。当初开发商劈山建房，没有做好绿化就烂尾了，房前荒草不能遮阴，夏天烈日如焚。老强拎着小桶在C区植了许多灌木和乔木，还一字排开十多棵白玉兰树苗，十几年下来长得遮天蔽日。开花时节，白玉兰花傍晚开始释放香气，飘进他位于四层的家。 但邻居们手动砍了几棵玉兰。还有一棵，竟因为树太粗，砍不断，把树皮给削了。“想来伤心。”老强说到这儿紧闭起眼，嘴里翻来覆去劝自己，“没什么好生气的。”
马敏庄给了一个砍树的理由，她认为树的位置整体离楼太近了，遮阳蓄蚊，忍耐许久才下了手。门前的树其实很影响一楼居民的生活，她没好意思跟老强说。
每到下午4点左右，老人们纷纷出门下地，点火焚烧杂草，老强位于四楼的屋子则开始黑雾弥漫。与我谈话的下午，我眼见着老强背对着阳台坐着，被黑雾越罩越厚，直到慢慢看不清整个人。他嘿嘿地笑，“他们应该是在点火熏蚊子”。
一楼的邻居不知道四楼是这番景象，四楼的邻居也没好意思跟一楼说。
3.屡劝不走的老人们
老强还是没忍住下山找老梁了。
一段下坡路分成许多个小截，缓慢挪动。70岁之后，失去骨内黏膜的膝盖骨随着每一次迈步而互相削磨得生疼，但一定要走，痛到麻木就好了，“停下就真不行了”。想到20年前，买菜回家经过山庄入口那段约成45度的数百米长的陡坡，“二十几斤菜，我一口气就拉上去了。”老强说。
走到老梁家门口，那片平时总有一个戴草帽身影的菜地空空如也，喊了几声没人应，老强悻悻地再一步一步挪回家。
在这里独居，老人最担心出事了没人看见。老强晚上睡觉不敢关门。大楼漏水，家里地板被水泡涨了，木门要极大力才能关上，他有房颤性心脏病，怕突然发作时打不开门。睡前，他就用凳子抵着门，上面放个热水瓶，这样即使来小偷，热水瓶一砸下来人就听到了。
老强同样有心脏病的儿子劝他回广州，他就是不回，“我讲不要，我在这里有山有水很舒服。”他还把儿子劝来这里养病，“我讲对你身体好。”
儿子住了两个星期走了。有妻有孩要照看，又不像老头一样没事干。走的时候，老强跟儿子挥挥手，让儿子平时不要老来看他。“我（这个身体情况）管不了你了，我也不用你们管。大家都管好自己。”
这间房子是妻子买的，没跟老强商量就把首付交了，买完一天也没来住过。刚收房的时候山庄热闹，一家人来吃水库鱼、放烟花，妻子就坐着巴士回去了，老强自己留下，新房子不住多浪费。他有时候跟妻子吵架，“将近3000块钱一平方（比广州贵），不好在广州买？”妻子不吭声。
搬来澳洲山庄的老强没买一件新家具。即使生活已大有改变，他似乎一直被烙印在儿时的饥贫记忆里。20世纪50年代末，农村的贫苦孩子强文华读上大学，被安排学习灌溉。他的人生里充满了“唯一的选择”，上大学是为了脱贫，但贫困的情况随时会因外力再次发生。结婚在当时算晚婚，30岁时经人介绍才结上，见了面只交流一句话，老强问，你嫌不嫌我穷？
这桩婚姻，好似同苦不能同甘。两个人金钱观不一样，花钱花两个账户，改革开放后日子好过了，妻子样样都要最好的，光电视机就换了五六个，两个人好像就从换电视机开始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轨道，过不来就各过各的。他有时候想起烂尾楼的事情正要埋怨，想到房子的钱是妻子和女儿出的，也就止住了嘴。
离开家人居住，最大的好处是不用吃隔夜饭了。跟妻子、儿子、女儿、媳妇、孙女在一起，家里总有剩菜，不舍得丢，只好自己吃掉。孙女买新鞋丢了旧鞋，老强捡回来，“你的鞋子好不好给爷爷穿啊？”
一家人待在一起总有矛盾，独居后，他觉得自己心脏病都减轻了，血压也降了点儿——只要不想起砍树。老强楼下一户人家最近在安装自来水管，又有老人要搬过来了。老强跟人攀谈，觉得和自己情况差不多——人年纪大了，越来越觉得待在子女家不方便。虽然别人不说，心里总敏感地察觉到“爷爷”“爷爷”像个负担。
城市里没有他能插手的地方。“《读者》，我拿给孙女看，我说看这个学写作文，她不看。”老强望着他一柜子的杂志可惜。
山庄里的日子清闲，他就把过去因为工作忙买了没空看的杂志和书一本本看完，看完一本标记一本。书柜上的一张大挂历，是他生活里的“大事记”，10月5日这天，写着“种三棵榕树”“女儿电话1分钟”。挂历背后的一张纸上，是他“2020年共计”灭蟑螂的战绩，一笔一画10個“正”字，共消灭50只蟑螂。白色的粉笔状的蟑螂药在墙壁、门框、碗橱柜画上“死线”，现在蟑螂已经战没了。
于生命晚年，刘永广们意外地拥有了丰裕的、几乎完全属于自我的生活，远离无法兼容的代际关系，重拾儿时爱好，或沉浸于回忆——在一座座烂房子里。
10月4日，这个他在日历上写下“广州”的日子，他去第一人民医院看望了妻子。妻子已经是第二次中风了，他讲了一大堆话，也不知道她听不听得见，她“哩哩啰啰”回几句，他也没听懂。走的时候，她对他招了招手。“她比我小，77岁，她自己这条命自己搞。”一生的陪伴就到这里了。
老人们在这艰苦的地方独居，屡劝不走，外人总不理解，但年迈的居住者们自有其道理。和马敏庄同样在澳洲山庄买了房的还有她的三哥、表哥、表妹三家人，都于山庄烂尾几年内先后搬离，他们不断劝她搬走，马敏庄不愿意，她已经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生活。搬来澳洲山庄时，这位化学教授一本化学书籍也没带，却沉迷起儿时背过的古文。早上爬山的时候，她常揣一张抄有古文的纸片，最近默诵的是《三字经》。
住在C9栋一楼的吴姨同样不愿意搬离小区。她从80岁一直住到95岁，躺在自己朝向小院的小床上离开人世。吴姨早年丧夫，带孩子生活的寡妇在农村里受尽排挤，一家人每天睡在爬满蜈蚣的草席上，小女儿对妈妈允诺，以后我们不熬穷了，要赚钱买大楼给你住。
女儿用所有积蓄换来这套新房，80岁老人住上了“大楼”，逢人便夸女儿。上了90岁，行动越来越困难，有天夜晚，她在家摔倒，天亮才爬到电话机旁，女儿赶到时，只见她满脸是血。即使这样，她还是不肯离开这问房子跟孩子们回去。她总是对女儿说，自己要好好住，不回来住更浪费，“住一天赚一天。”她在这里的全部生活就是种地，把小花园料理得生机勃勃，使其一度成为山庄最漂亮的房子。
74岁的刘永广为了打发时间，学会了用Excel表格编辑相册。
先是制作家庭相册，颇有成果，然后他把自己从小到大的同学、参加援越抗美的战友一个个找出来，搜集所有能找到的人的照片，拼贴出一个个随时间推进的故事。其中《广州青年劳动大学成立50周年纪念相册》，他做了两年。相册里不仅记录着学校里的故事——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力学热情下学种果树的青年人们，甚至连学生们的毕业分配去向、校友内相互婚配的情况也有所记录。
最忙的时候，他像年轻人一样熬夜，找来老同学一起在山庄挑灯校对，完成一稿后，还交与每一个班级代表成员核对。
一到同学会，一群老人对他拍肩膀、握手，提起相册，“我没有忘记你”。人们跟他讲，有了这本书，就感受到“我们还存在”。劳动大学仅办了8年即被取缔。
现在，这本相册作为广州青年运动历史的凭证，在广州历史博物馆和广州图书馆里各留存了一本。“把我们还原了，”刘永广说。于生命晚年，刘永广们意外地拥有丰裕的、几乎完全属于自我的生活，远离无法兼容的代际关系，重拾儿时爱好，或沉浸于回忆——在一座座烂房子里。
就是电脑把眼睛给熬坏了，刘永广5年前做了白内障手术。损失共计：打坏两部打印机、两台电脑、两个光驱。
4.和房子一同老去的开发商
最近，业主们感觉自己的领地又被侵占了。
从今年初开始，山庄旁边的金坑村实行旧村改造，村民领了补偿费迁出，一些人租住进了澳洲山庄的C区与A区，厢货车与摩托车直接轧过居民们的菜地。辛苦维系的邻里关系就这样被“新移民”破坏了。私下里，菜地的主人们两两聚在一起，忧愁现在这日子怎么过下去。
然而，村民不认为自己侵占了别人的领地，“地产商才是最野蛮的”。在金坑村，一位皮肤黝黑的老伯告诉我。事实上，他们对这片土地要比城里人更为熟悉。30年以前，金坑村的谷洞村村民在这里砍柴、种树，死去的家庭成员就葬在这座山上。开发商到来后，村子里强行收回了这位老伯父亲承包的林地。随后，挖土機填谷凿山，将老墓碑一个个推平，山林变成城市居民的窗前风光。
他也正在寻觅租住地，但不考虑住澳洲山庄，“没钱才去那儿住”，他说。隔壁的村民都对澳洲山庄烂尾的事迹有所耳闻，听闻那里住着一位不太会做生意的开发商。
“他完全没能力了。”业主代表朱姨告诉我。近些年，有些新联络上的业主对她大骂开发商胡耀智，朱姨说，“你就是把他剁成肉酱也没有用，我们只能靠自己起诉维权。”
很多市民部知道，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有个“广州最大烂尾楼”，本地新闻报道过几闪，周边街坊谈起来也同情，但没有人知道楼里面的故事。
1998年，由于公司财务吃紧，胡耀智恳请业主向银行办理按揭，提前支付楼款，并承诺由澳美公司承担贷款利息部分。大部分业主同意了。然而，2000年之后，由于资金链出问题，胡耀智公司停止再为业主支付贷款利息，也并未通知业主，导致超过1000户业主被银行起诉。业主不仅没收到房子，还被银行告上法庭，悲愤之中，有—名高级工程师因此跳楼自杀。
山庄烂尾时，D区、E区许多楼栋还处于框架状态，收到现楼的业主也几乎都办不了房产证。告开发商的官司基本上都打赢了，胡耀智接下了雪花般的败诉文件，一脸苦相，“要房没有，要命一条。”业主代表朱姨告诉我，早期他对业主没有一句道歉，甚至常因业主向媒体曝光山庄情况而找他们的麻烦。2012年，老梁在接受广州电视台采访时提到了山庄的停水停电问题，由于胡耀智认为该水电问题被过分夸大，命人半夜故意掀开老梁家的窗帘。这些手段通常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乔先生透露，胡耀智甚至还找了一位女士给乔先生打电话，宣称她怀了他的孩子。
2013年，转机出现。在政府的牵头下，澳洲山庄进入重建的部署工作。隔年，胡耀智自山庄烂尾后首次公开出现在业主活动上，穿一件亮蓝色的夹克，喜气洋洋地与大家握手。这次，以为重建在即，许多业主与他握手言和。但自此之后，山庄一直迟迟未见动工，业主们对他再没有信心了。
从澳洲山庄初步建成部分楼房后，胡耀智就一直住在山庄里，直到现在。他对我解释，“我不能走，走就证明我是有犯罪嫌疑，我必须（对政府）有问必答。”他邀请我去看看他的菜地。欠下巨额债务后，胡耀智培养了新的爱好：种菜、挖土。
在保安队长的摩托车后座上，我一路冲向山顶，来到一大片经营不善的菜地前，杂草茂盛，一些被太阳烤焦的南瓜藤搭在架子上。保安队长介绍，别墅区里，道路两旁的树几乎都是胡耀智自己栽的。我想起C区某业主对我反映的一个情况：胡耀智把C区花园里的桂花树和榕树挖跑了好几棵，移栽到他自己的别墅区去了，对于此说法，保安队长对我表示不可信。 我们沉默下来。几只胡耀智养的鸡从我眼前跳过。
1991年，胡耀智在澳大利亚经营服装生意，因招商引资决定回国。他以5-6万一亩的价格，买下了这座山区986亩的土地，“希望把这个项目做到广州第一。”
在许多业主代表看来，将盘子铺得这么大的开发商胡耀智，实际上只有“生产队长的能力”。
家住D15栋的朱姨住处靠近山顶，她经常碰见胡耀智拿着锄头，穿着沙滩裤，一双大脚踩在大号的拖鞋上，指挥钩机在山上挖土，或带着一群工作人员在山庄里扫地。隔一会儿再看，3分钟热度的老板不见了，工程挖开就停在那里。
种菜始终无法真正排遣他身上巨大的压力感。2016年，据业主代表乔先生介绍，胡耀智公开发布了一份《敬告澳洲山庄全体业主书》，交代了导致烂尾无法盘活的“真相”——山庄的地被“骗”走了。2004年至2011年，为从烂尾中脱困，胡耀智多次将澳洲山庄里的若干个地块以虚假仲裁的方式转让给了另一家公司——广州方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随后，两家公司陷入无休止的利益争夺。胡耀智以此向业主首次示弱，希望业主帮他一起来解决问题。
2019年，方兴公司向法院申请宣告胡耀智的澳美公司破产清算，法院受理，得知消息的胡耀智马上就中风了。后来，乔先生再见到的胡耀智拄上拐了，人一下就老了许多。
业主代表罗润甜说，胡耀智总是抱怨自己被合作方欺骗，却从来不承认自己的失误。有时，和业主代表坐下来谈话，一张憨厚的胖脸挤出许多眼泪，“我这辈子最后要做的事就是给大家把房子重建起来。”
这几年，他总是对业主们说，“我不想死的时候还淹在别人的口水里。”
而对一些老居民而言，时间长了，胡耀智的存在更像一位老邻居。
吴姨在山庄居住的十多年里，胡耀智总带着锦旗，跟扛相机的记者去吴姨的小院参观，向大家介绍，这位老太是“山庄的一宝”。老太太不知道内情，经常告诉女儿，老板来探望，送她澳大利亚的礼品，还拍好多照片。老人喜欢有人记得自己，每次都很热情地给胡老板沏茶。
“肯定是利用她打假广告嘛。”女儿罗润甜心知肚明，又没有什么办法。自己工作忙，她拜托胡耀智安排保安多为她留意母亲的情况，胡耀智也照做。母亲走的时候，胡耀智特意打来电话，说由于他人在澳大利亚，让山庄经理过来代为吊唁。
今年中秋节前后，早上爬山的老强和老梁在别墅门口碰见胡耀智，胡耀智便使保安去他家里取两盒月饼送给老人。隔天，老强便拎着小铲把他别墅门口的一些桂花树旁的杂草都清理了。“我讲我也不好意思白拿你的。”
胡耀智的电话号码二十多年没换，这些年依然不断地有电话响起，追着他要房子或赔款。像抚慰别人或抚慰自己，他的彩铃一直用着同一段缓厦的古筝与滴水声。30年过去了，他的妻儿都在国外，一年见不上几面，“孩子小小我就过来了。”偶尔，他把孙女接来山庄，带着孩子看挖土机挖土。见到业主，他总是说，希望大家多回山庄住住。
胡耀智对澳洲山庄的权力现已被移交给新的入局者。据公开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澳美公司的香港母公司的大部分股权已发生重大变更。2019年9月，新的大股东宏宇集团派出代表与澳洲山庄业主沟通表示，宏宇集团已于2016年成为香港澳美公司（澳美公司母公司）80%的绝对控股股东。宏宇公司对业主承诺，只等胡耀智的澳美公司与方兴公司之间的地皮权属纠纷解决，重建便有希望。
烂尾早期，也是胡耀智的公司经济最困难的时候，2004年左右，因为拖欠电费，供电公司将山庄的电线剪了——居民交的电费则被胡耀智用来堵别的钱窟窿了。胡耀智拉着增城供电局有关负责人冲到马路上，哭喊，“你要不供电，我拉着你一块撞车死了算了。”老梁当时就在旁边站着，他将这一幕复述给我，没有恨意也没有同情。
二十多年里，对这位山庄的老邻居，居民们从一看见他就骂，到现在骂也骂不出来了。有时候，胡耀智想弄点儿别的事业，在山庄里找人开酿酒厂，酒糟就用来养猪，养猪造成水土污染，业主找环卫局投诉，把酒和猪都撵出去了。“鸡其实也不给他养，他现在还在偷偷摸摸养！”老梁说。但业主们懒得管了。
胡耀智也从中年人变成了老年人。
5.最重要的是，记住我
一个星期后，3个老人终于重聚。这天，3个老人上到山顶后，迎风坐在坡上休息，“以前那里有庙，有凉亭，早上9点就有几十个人在这里，打打麻将，吹吹牛，多好的。”3个人3根拐杖，给我指向前方杂草丛生的某处，像3根魔法棍。
很多市民都知道，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有个“广州最大烂尾楼”，本地新闻报道过几次，周边街坊谈起来也同情，但没有人知道楼里面的故事。“里面还有人住呐？”听到这儿，将我送到澳洲山庄山下的本地司机很惊讶地问我。
一个星期前，一个业主带着我找到了山下老梁家门前，大喊几声，没人应，一往里走，老梁正戴着老花镜坐在坡下修窗帘杆呢，一根线在滑杆上灵活地穿来穿去。女儿要搬来暂住，他正忙于为女儿修缮房屋，实在没空上山。“我给老强打电话了，他不接。”
“我一天只有下午6点开机，晚上8点就关机了。”前一天见面时，老强坐在一团烟雾里笑呵呵地对我说。前几天，老强下山来找老梁时，又不巧老梁出门为女儿办事去了。
但无论如何，这天，老梁再次出现了。早上，3人在C区主干道上稳稳相遇，3个人都咧开嘴。老强觉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路上，老人们又说起最近听年轻些的业主给的小道消息，說重建有望。如果今年重建，5年左右就能分到新房子。到时候，路面干净，有穿梭巴士，一切就都容易多了。无论如何，这些老人的20年月供都还完了，比烂尾的时间还早几年结束。只是——老强忧心，到时候可能会不让种地。他随即取笑自己，别想了，可能活不到那时候。
老梁私下跟老强讲，他几天没有上山，有个老太婆还跑到他家里，去看看他是不是生病了。老强呵呵笑，“老梁心里就很高兴，觉得你们没有忘掉我。”
（应受访人要求，强文华与梁为民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