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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一部民族的痛史、愤史。在《四世同堂》中，老舍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灵魂的五四传统，把造成国人性格懦弱、敷衍、苟且偷安的思想根源指向传统的北平文化。
而整个北平文化又是以家族文化为基础的。
因此老舍在《四世同堂》中便集中地审视了中国的家族文化，对其消极性因素进行了理性的审视与批判。
如果说鲁迅从思想的角度，茅盾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切入社会现实乃至整个人生的话，那么老舍则是从文化层面上观察和描写人物，解释人与社会的关系，探讨民族的命运。
文化与人一样，有优点也有缺陷。
北平，作为几百年的封建帝都，北平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同步性使得北平文化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的底蕴无与伦比。因此，北平文化传统，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典型体现。对北平文化的“自我批判”，也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挖掘。
一、整个北平就像一个大的四合院，一层一层，逐渐往里凝聚，最后高度集中在一点上。这种布局是皇城帝都高度集权的体现
先来看北平的城市布局和结构。
与西方城市相比，北平的城市结构是封闭的、保守的。整个北平就像一个大的四合院，一层一层，逐渐往里凝聚，最后高度集中在一点上。这种布局是皇城帝都高度集权的体现。
它有着严格的制约和界线；同时，这种构成方式对居住者的心态，有着深刻的影响。那就是一种典型的“太平民心态”。
在他们心里，“进了城，就可以安享太平，就有了安全”。
生活在北平，北平人是自豪的，而最使他们自豪的，是他们比别人更重礼仪。这种讲礼就是“太平民心态”的一种典型体现。北平人的讲礼还不同于一般的讲礼，它讲得头头是道，讲得成了学问。这礼在透出浓厚的人情体贴的同时，“世故”亦在其中。
亲切而又适度，才合于礼。北平人的礼仪文明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乡俗人情，这里又有“分”，讲求“实际”，明于限度。因为会讲礼，成就了老舍笔下人物的自信与自尊，那自尊也就铸就了气质风度（“北京城中，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在市民人物，这份“尊敬”则有助于避免俗媚——通常市民文化中最致命的病象；如小说中棚匠刘师傅的凛然之气，小文夫妇的雍容大度。闲雅神情、尊严态度、礼仪文明使古城于优雅中更添了尊贵。北平市民沉醉在这种文化的尊贵风度中，不由自主。
二、“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把屈膝忍辱叫作喜爱和平的文化。那个文化产生了静穆雍容的天安门，也产生了天安门前对着敌人不敢流血的青年”
北平的文化是一种熟透了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难免存在着我们民族精神方面的许多弱点。瑞宣满怀报国雪耻之心，却因为是长孙，恪守着“慈父孝孙”的封建伦理道德，始终没能走出北平去参加抗日斗争。小崔不愿为冠晓荷这样的汉奸拉车，理直气壮，可是大赤包因此打了他一巴掌后，他却被“好男不跟女斗”的陈腐观念束缚着，不敢还手。作者还借其他人物之口，对北平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批判：“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地把惊魂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边，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中去”；“……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把屈膝忍辱叫作喜爱和平的文化。那个文化产生了静穆雍容的天安门，也产生了天安门前对着敌人不敢流血的青年”。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北平的市民没有奋起抗争，封建保守、息事宁人的文化心态使他们在惨淡的现实面前惶惑、犹疑，甚至退缩、苟且。老舍用笔真实而沉痛地写出了北平市民的这种亡国心态：苟安偷生，忍辱度日。
三、祁老人是这个封建家庭的守护者，在他的头脑里，家比国大
家是封建文化的堡垒，传统文化中的方方面面都能在家族制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这样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文化是有许多层次的，像一块千层糕。”祁老人是这个封建家庭的守护者，在他的头脑里，家比国大，他唯一的信念就是维护好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在北平沦陷的8年时间里，祁家几乎到了家破人亡的边缘。终于等到了抗战胜利，祁老人心中升起的第一个梦想依然是“四世同堂”，他把这个愿望寄托到了第四代小顺子的身上。可以说，祁老人的形象代表了传统文化中保守闭塞的一面，而从祁家第二代祁天佑的身上，我们又可以看到软弱与委曲求全的特征。祁老人的儿子天佑是一家布店的老板，因为父亲尚在，只能在家中甘当附庸。祁家的第三代瑞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知识分子。他“好像是新旧文化中的钟摆”，比别人更深地受到心灵的折磨，传统文化和旧的家庭制度长期束缚和压迫着瑞宣，他虽然由衷敬佩钱默吟的爱国举动，但他自己从空有爱国热情到拿出抗日行动，却经历了相当长的思想斗争过程。
四、因为爱，所以批判
老舍爱北平，也爱北平的文化，虽然他挖掘出了北平文化中存在的缺陷，但他对北平的爱并不因此而减少，相反，他热切地盼望它的发展、生存，因此在小说中，自始至终，他仍然揭示了一个现象：北平人正在觉醒。青年司机钱仲石开车摔死一车日本侵略兵，自己也壮烈牺牲；谨慎一辈子的祁老人最后敢于横眉冷对侵略者及汉奸；城郊的农民拒绝使用伪币；稚弱的中学生虽被迫集合，却没有一人肯举校旗；连说相声的方六也能以独特的方式进行反抗；以新的抗战热情坚守教育岗位的祺瑞宣，一扫前期的困惑与自责，确认战斗随时在召唤他……
老舍虽然对北平文化传统做了不少的批判，但总的来说，他对北平及它的文化是充满希望的，他说过，一个民族文化的生存必须要有自我的批评。正是在这种批评中他看到了北平的希望，也正是通过这种批评，老舍完成了对北平文化的塑造，同时也塑造了老舍的文学品格。
而整个北平文化又是以家族文化为基础的。
因此老舍在《四世同堂》中便集中地审视了中国的家族文化，对其消极性因素进行了理性的审视与批判。
如果说鲁迅从思想的角度，茅盾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切入社会现实乃至整个人生的话，那么老舍则是从文化层面上观察和描写人物，解释人与社会的关系，探讨民族的命运。
文化与人一样，有优点也有缺陷。
北平，作为几百年的封建帝都，北平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同步性使得北平文化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的底蕴无与伦比。因此，北平文化传统，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典型体现。对北平文化的“自我批判”，也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挖掘。
一、整个北平就像一个大的四合院，一层一层，逐渐往里凝聚，最后高度集中在一点上。这种布局是皇城帝都高度集权的体现
先来看北平的城市布局和结构。
与西方城市相比，北平的城市结构是封闭的、保守的。整个北平就像一个大的四合院，一层一层，逐渐往里凝聚，最后高度集中在一点上。这种布局是皇城帝都高度集权的体现。
它有着严格的制约和界线；同时，这种构成方式对居住者的心态，有着深刻的影响。那就是一种典型的“太平民心态”。
在他们心里，“进了城，就可以安享太平，就有了安全”。
生活在北平，北平人是自豪的，而最使他们自豪的，是他们比别人更重礼仪。这种讲礼就是“太平民心态”的一种典型体现。北平人的讲礼还不同于一般的讲礼，它讲得头头是道，讲得成了学问。这礼在透出浓厚的人情体贴的同时，“世故”亦在其中。
亲切而又适度，才合于礼。北平人的礼仪文明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乡俗人情，这里又有“分”，讲求“实际”，明于限度。因为会讲礼，成就了老舍笔下人物的自信与自尊，那自尊也就铸就了气质风度（“北京城中，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在市民人物，这份“尊敬”则有助于避免俗媚——通常市民文化中最致命的病象；如小说中棚匠刘师傅的凛然之气，小文夫妇的雍容大度。闲雅神情、尊严态度、礼仪文明使古城于优雅中更添了尊贵。北平市民沉醉在这种文化的尊贵风度中，不由自主。
二、“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把屈膝忍辱叫作喜爱和平的文化。那个文化产生了静穆雍容的天安门，也产生了天安门前对着敌人不敢流血的青年”
北平的文化是一种熟透了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难免存在着我们民族精神方面的许多弱点。瑞宣满怀报国雪耻之心，却因为是长孙，恪守着“慈父孝孙”的封建伦理道德，始终没能走出北平去参加抗日斗争。小崔不愿为冠晓荷这样的汉奸拉车，理直气壮，可是大赤包因此打了他一巴掌后，他却被“好男不跟女斗”的陈腐观念束缚着，不敢还手。作者还借其他人物之口，对北平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批判：“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地把惊魂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边，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中去”；“……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把屈膝忍辱叫作喜爱和平的文化。那个文化产生了静穆雍容的天安门，也产生了天安门前对着敌人不敢流血的青年”。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北平的市民没有奋起抗争，封建保守、息事宁人的文化心态使他们在惨淡的现实面前惶惑、犹疑，甚至退缩、苟且。老舍用笔真实而沉痛地写出了北平市民的这种亡国心态：苟安偷生，忍辱度日。
三、祁老人是这个封建家庭的守护者，在他的头脑里，家比国大
家是封建文化的堡垒，传统文化中的方方面面都能在家族制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这样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文化是有许多层次的，像一块千层糕。”祁老人是这个封建家庭的守护者，在他的头脑里，家比国大，他唯一的信念就是维护好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在北平沦陷的8年时间里，祁家几乎到了家破人亡的边缘。终于等到了抗战胜利，祁老人心中升起的第一个梦想依然是“四世同堂”，他把这个愿望寄托到了第四代小顺子的身上。可以说，祁老人的形象代表了传统文化中保守闭塞的一面，而从祁家第二代祁天佑的身上，我们又可以看到软弱与委曲求全的特征。祁老人的儿子天佑是一家布店的老板，因为父亲尚在，只能在家中甘当附庸。祁家的第三代瑞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知识分子。他“好像是新旧文化中的钟摆”，比别人更深地受到心灵的折磨，传统文化和旧的家庭制度长期束缚和压迫着瑞宣，他虽然由衷敬佩钱默吟的爱国举动，但他自己从空有爱国热情到拿出抗日行动，却经历了相当长的思想斗争过程。
四、因为爱，所以批判
老舍爱北平，也爱北平的文化，虽然他挖掘出了北平文化中存在的缺陷，但他对北平的爱并不因此而减少，相反，他热切地盼望它的发展、生存，因此在小说中，自始至终，他仍然揭示了一个现象：北平人正在觉醒。青年司机钱仲石开车摔死一车日本侵略兵，自己也壮烈牺牲；谨慎一辈子的祁老人最后敢于横眉冷对侵略者及汉奸；城郊的农民拒绝使用伪币；稚弱的中学生虽被迫集合，却没有一人肯举校旗；连说相声的方六也能以独特的方式进行反抗；以新的抗战热情坚守教育岗位的祺瑞宣，一扫前期的困惑与自责，确认战斗随时在召唤他……
老舍虽然对北平文化传统做了不少的批判，但总的来说，他对北平及它的文化是充满希望的，他说过，一个民族文化的生存必须要有自我的批评。正是在这种批评中他看到了北平的希望，也正是通过这种批评，老舍完成了对北平文化的塑造，同时也塑造了老舍的文学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