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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个繁盛时期。既产生了“体大虑精”的《文心雕龙》,又产生了中国诗学的开山之祖——《诗品》。《诗品》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尤其对诗话这种诗评体制的影响巨大,本文就试将《诗品》与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话作品《六一诗话》进行比较,来管窥《诗品》对《六一诗话》的影响。
关键词: 《诗品》 《六一诗话》 品评方式 写作心态 艺术方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个繁盛时期,既产生了“体大虑精”的《文心雕龙》,又产生了中国诗学的开山之祖——《诗品》,两者堪称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双璧。《诗品》以一种品评式的自由方式来对中国的诗学进行“溯源追流”,对自汉代至南朝梁的五言诗及其作者“品定品次”,以任意挥洒的文字表述作者对诗歌、诗人的看法,以其特有的论述方式,影响了中国文艺理论的写作方式与取向。
《诗品》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尤其对诗话这种诗评体制的影响,早已有学者注意到。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提出:“诗话之源,本于锺嵘《诗品》。”孙德谦在《雪桥诗话·序》中说道:“诗话之作,于宋最盛……寻其意制相规,大抵皆准仲伟。”郭绍虞先生则把中国诗话分为宗欧与宗锺两派。本文就试将《诗品》与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话作品《六一诗话》进行比较,来管窥《诗品》对《六一诗话》的影响。
关于《六一诗话》对《诗品》的借鉴,有的学者依据欧阳修在修纂《新唐书》时,在《宰相世系表》中详细地追溯了锺氏的谱系,以此推论出欧阳修对锺嵘的家世及文学创作一定是比较熟悉的。其实,仔细比较《六一诗话》与《诗品》的品评方式、作者的写作心态及艺术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一、品评方式
首先,《诗品》在品评之余,兼叙诗人逸事,将诗人的作品与诗人的人格品行结合起来,注重诗人的文学性格。《六一诗话》则主要采取这种“本事批评法”。
《诗品》中所载的诗人逸事已有学者论及,共有五处,有的来自于当时的传说,有的引自其他的材料。其中有些可能确有其事,但有些则带有明显的神话传说色彩。如“上品·谢灵运”条: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而谢玄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
锺嵘在《诗品》中品评人物之余,兼述诗人的逸事及诗作本事,既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审美有关,也受到当时的笔记小说尤其是《世说新语》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品评盛行,尚玄学空谈。当时品评人物的标准也波及文坛,《诗品》也不例外,在品定诗人的作品之余,也对诗人的人品进行品藻。并且,《诗品》中涉及的许多的文学审美范畴就来自于当时的人物审美,如“骨气”、“闲雅”、“风流”、“清怨”、“逸荡”、“凄怨”、“清远”、“渊雅”等。同时,《诗品》的这种记事也受到当时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的影响。《世说新语》中已经有一些关于诗事、诗论的记载,如曹植赋七步诗,谢安、谢玄论《诗经》佳句等。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曾将历代诗话分为“论诗及辞”与“论诗及事”两类。前者侧重于对诗人诗作的研究,后者侧重于对诗人诗事的记录。“论诗及辞”是锺嵘《诗品》的主要取向,但其中亦有“论诗及事”的方法,对其后诗话的创作影响极大。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即采取这种“论诗及事”的方法,以笔记记事的方式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诗事收集起来“以资闲谈”。这种方式远取自魏晋南北朝的人物品评与笔记小说,近则取自锺嵘的《诗品》“论诗及事”的方式。当然,《六一诗话》中的这种“本事批评法”也与唐代的本事诗有关系。
其次,《诗品》中广泛使用的“寻章摘句”的品评方法,在《六一诗话》也得到更为广泛与成功的使用。
“寻章摘句”的品评方法最早源于先秦典籍中对《诗经》章句的摘引,多以言志或作为外交辞令,或作为立身言行的教条,较少文学意味。摘句作一种文学评论审美的方式盛行是在六朝时期,《诗品》则较为成功地使用了这一品评方式。到唐代,诗评之作已多摘句式的品评,并且多以用来显示褒贬,甚至出现不少专门收集“秀句”的集子。至宋代这种方法转入诗话的创作中。在《六一诗话》中,更多更为集中地使用了这种方法。据统计,《六一诗话》中共有十八处用到这种方法,或用来记事,或用来表达作者的诗歌理论,或用来概括诗人诗作的特点,或用来彰显对诗人及其诗作的褒贬,或兼有几种作用。
二、“自我意识”的凸显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这个时期所产生的作品都带有明显的个性色彩与个性意识。锺嵘的《诗品》虽为一部诗学理论著作,但也不例外。锺嵘在《诗品》中写及诗人及诗歌作品时,首先依据自己诗歌审美标准进行筛选,在品定品次时,完全依据自己的标准来“辨彰清浊,掎摭病利”。品评时也有带有明显的个人感情的色彩,在看似客观的品评中,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这种“自我意识”在《六一诗话》中则突出的表现为“我”的因素的突出:记录“我”与诗人的交往,记录发生在“我”身边的诗事,表达“我”对诗歌的看法,全都是以“我”为中心的。
三、艺术方式
王世贞《艺苑卮言》中写道:“吾览锺记室《诗品》,折衷情问,裁量自代,可谓允矣,词亦奕奕发之。”《诗品》的语言多文采,“措辞尤工”,其中突出的是“意象喻示”的方法,如“上品·曹植条”:陈思之於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这种意象喻示法最早用于书法评论中,在《世说新语》中也有采用这种方法来评价人物。锺嵘在《诗品》中积极采用这种方法既使评论效果强烈鲜明,同时也避免了评论过程中的嚼蜡之感。在此之后,以一种诗化的语言来评诗成为中国诗歌评论的首选方式。在《六一诗话》里,这种方式也得到了应用。行文过程中当不能直接用语言将诗学的论点表达清楚时,往往采用一种意象比喻的方式,既形象又生动。
参考文献:
[1][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2]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90.
[3]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4]诗品研究.曹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张伯伟.锺嵘《诗品》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朱易安.从《诗品》看中国诗学形态的形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
[7]蔡静平.《诗品》的流传与诗话的创体和演变.中国文学研究,2002,(1).
关键词: 《诗品》 《六一诗话》 品评方式 写作心态 艺术方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个繁盛时期,既产生了“体大虑精”的《文心雕龙》,又产生了中国诗学的开山之祖——《诗品》,两者堪称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双璧。《诗品》以一种品评式的自由方式来对中国的诗学进行“溯源追流”,对自汉代至南朝梁的五言诗及其作者“品定品次”,以任意挥洒的文字表述作者对诗歌、诗人的看法,以其特有的论述方式,影响了中国文艺理论的写作方式与取向。
《诗品》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尤其对诗话这种诗评体制的影响,早已有学者注意到。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提出:“诗话之源,本于锺嵘《诗品》。”孙德谦在《雪桥诗话·序》中说道:“诗话之作,于宋最盛……寻其意制相规,大抵皆准仲伟。”郭绍虞先生则把中国诗话分为宗欧与宗锺两派。本文就试将《诗品》与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话作品《六一诗话》进行比较,来管窥《诗品》对《六一诗话》的影响。
关于《六一诗话》对《诗品》的借鉴,有的学者依据欧阳修在修纂《新唐书》时,在《宰相世系表》中详细地追溯了锺氏的谱系,以此推论出欧阳修对锺嵘的家世及文学创作一定是比较熟悉的。其实,仔细比较《六一诗话》与《诗品》的品评方式、作者的写作心态及艺术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一、品评方式
首先,《诗品》在品评之余,兼叙诗人逸事,将诗人的作品与诗人的人格品行结合起来,注重诗人的文学性格。《六一诗话》则主要采取这种“本事批评法”。
《诗品》中所载的诗人逸事已有学者论及,共有五处,有的来自于当时的传说,有的引自其他的材料。其中有些可能确有其事,但有些则带有明显的神话传说色彩。如“上品·谢灵运”条: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而谢玄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
锺嵘在《诗品》中品评人物之余,兼述诗人的逸事及诗作本事,既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审美有关,也受到当时的笔记小说尤其是《世说新语》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品评盛行,尚玄学空谈。当时品评人物的标准也波及文坛,《诗品》也不例外,在品定诗人的作品之余,也对诗人的人品进行品藻。并且,《诗品》中涉及的许多的文学审美范畴就来自于当时的人物审美,如“骨气”、“闲雅”、“风流”、“清怨”、“逸荡”、“凄怨”、“清远”、“渊雅”等。同时,《诗品》的这种记事也受到当时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的影响。《世说新语》中已经有一些关于诗事、诗论的记载,如曹植赋七步诗,谢安、谢玄论《诗经》佳句等。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曾将历代诗话分为“论诗及辞”与“论诗及事”两类。前者侧重于对诗人诗作的研究,后者侧重于对诗人诗事的记录。“论诗及辞”是锺嵘《诗品》的主要取向,但其中亦有“论诗及事”的方法,对其后诗话的创作影响极大。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即采取这种“论诗及事”的方法,以笔记记事的方式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诗事收集起来“以资闲谈”。这种方式远取自魏晋南北朝的人物品评与笔记小说,近则取自锺嵘的《诗品》“论诗及事”的方式。当然,《六一诗话》中的这种“本事批评法”也与唐代的本事诗有关系。
其次,《诗品》中广泛使用的“寻章摘句”的品评方法,在《六一诗话》也得到更为广泛与成功的使用。
“寻章摘句”的品评方法最早源于先秦典籍中对《诗经》章句的摘引,多以言志或作为外交辞令,或作为立身言行的教条,较少文学意味。摘句作一种文学评论审美的方式盛行是在六朝时期,《诗品》则较为成功地使用了这一品评方式。到唐代,诗评之作已多摘句式的品评,并且多以用来显示褒贬,甚至出现不少专门收集“秀句”的集子。至宋代这种方法转入诗话的创作中。在《六一诗话》中,更多更为集中地使用了这种方法。据统计,《六一诗话》中共有十八处用到这种方法,或用来记事,或用来表达作者的诗歌理论,或用来概括诗人诗作的特点,或用来彰显对诗人及其诗作的褒贬,或兼有几种作用。
二、“自我意识”的凸显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这个时期所产生的作品都带有明显的个性色彩与个性意识。锺嵘的《诗品》虽为一部诗学理论著作,但也不例外。锺嵘在《诗品》中写及诗人及诗歌作品时,首先依据自己诗歌审美标准进行筛选,在品定品次时,完全依据自己的标准来“辨彰清浊,掎摭病利”。品评时也有带有明显的个人感情的色彩,在看似客观的品评中,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这种“自我意识”在《六一诗话》中则突出的表现为“我”的因素的突出:记录“我”与诗人的交往,记录发生在“我”身边的诗事,表达“我”对诗歌的看法,全都是以“我”为中心的。
三、艺术方式
王世贞《艺苑卮言》中写道:“吾览锺记室《诗品》,折衷情问,裁量自代,可谓允矣,词亦奕奕发之。”《诗品》的语言多文采,“措辞尤工”,其中突出的是“意象喻示”的方法,如“上品·曹植条”:陈思之於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这种意象喻示法最早用于书法评论中,在《世说新语》中也有采用这种方法来评价人物。锺嵘在《诗品》中积极采用这种方法既使评论效果强烈鲜明,同时也避免了评论过程中的嚼蜡之感。在此之后,以一种诗化的语言来评诗成为中国诗歌评论的首选方式。在《六一诗话》里,这种方式也得到了应用。行文过程中当不能直接用语言将诗学的论点表达清楚时,往往采用一种意象比喻的方式,既形象又生动。
参考文献:
[1][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2]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90.
[3]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4]诗品研究.曹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张伯伟.锺嵘《诗品》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朱易安.从《诗品》看中国诗学形态的形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
[7]蔡静平.《诗品》的流传与诗话的创体和演变.中国文学研究,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