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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审美现代性在小说文体上的发生主要体现在个人化叙述成为最基本的模式。不可靠叙述是现代主义小说最重要的审美特质，不稳定性本身即是生命时间绵延特性的表征。顾城的长篇小说《英儿》以抒情性语言和不可靠叙述书写了20世纪末海外华人的生存和情爱困境。小说通过设置不可靠叙述者、情节和结尾，以及人物形象的不确定性来营构了不可靠叙述模式。通过故事事实和价值判断两个方面的处理，《英儿》彰显了现代主义小说特有的含混美学，凸显了小说文体的审美现代性价值。
关键词：《英儿》不可靠叙述 叙事疗治 澳华文学 审美现代性
从20世纪早期开始，现代主义小说从总体上呈现出十分明显的个人化倾向。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现代小说》一文中宣布了小说家的任务是向普通人的内心看看，去描写变化万端、错综复杂甚至脱离常轨的精神意识。“生活并不是一连串左右对称的马车车灯，生活是一圈光晕，一个始终包裹着我们意识的半透明层。”[1] 从此，现代小说就不再以某种完整的世界图式为最恰当的素材。小说的讲述方式也开始转向更加个人化的开放叙述。由于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对人的意识领域的重要发掘，意识流书写与不可靠叙述成为小说文体现代性最重要的表现。不可靠叙述的不稳定性和开放性本身已然呈现出生命时间的绵延性美学意义。
从不可靠叙述的视角来看，《英儿》是一部极典型的现代主义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热潮中，顾城以抒情性语言和不可靠叙述模式书写了海外华人的悲情恋爱故事。然而人们对作者突然死亡的过多舆论热情抑制了对其小说的诗性分析。汉学家冯铁曾指出这部作品受到的关注主要源于作者之死，甚至死亡事件本身成了评论的核心标准。[2] 许多人将小说《英儿》作为探索诗人死亡之谜的一手资料，从而偏离了审美研究，也忽视了这部澳华文学作品的重要代表作。早在《英儿》书稿面世之初，就有相关人士大声疾呼应该重视这部作品的诗学价值。评论家的任务并不是去解开作者的死亡之谜，而应该通过剖析文本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作家的艺术秘密。小说作为生命的原始叙事，不是要给予人们去探索作者生活经验的机会，任何个体的生活经验都比小说叙述的内容更丰富更真切。话语的叙事结构组织经验并赋予粗粝现实经验以特定的美学意义。《英儿》是一部情爱小说，全书保留了诗歌语言的抒情特质，其最大的叙事特色在于不可靠叙述模式产生的现代性不确定性含混美学意义。不可靠叙述者的设置、双重叙述声音的张力、唯美诗性的语言营构了极大的阐释空间。与同时期国内同类小说相比，《英儿》的叙述开放性与含混美学凸显了小说的现代性文体意识。
一、“实验性自我”的小说不是叙事散文
海外时期（1987至1993年）的顾城创作颇丰，除了600多首诗歌，以及大量的随笔散文、哲思与演讲录外，《英儿》是其唯一的长篇小说。《英儿》重叙述而轻情节、多意识流技法而轻人物形象塑造，呈现出极强的现代主义小说风格。《英儿》是顾城1993年3月由新西兰重返德国访问期间起笔写作的一部作品。创作之始作者意欲以记叙性散文的形式写作，而最终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版。[3]《英儿》的“本书指南”部分中道明了人物取材于现实生活，在书的附录还收入了生活散文《你叫小木耳》，以及顾城的画和生前最后一首诗《回家》，这些都使读者自然而然地将此书等同于纪实性散文来接受。纪实性散文文体的界定与作者死亡事件的舆论导致该书研究的长期偏离。一些海外汉学家，如新西兰学者李侠，在论及此书时也将之定性为一部“叙事散文”。[4]
2015年，《顾城海外遗集》出版以前，《英儿》有三个版本。虽然三个版本出版时间、内容都略有差异，但内容简介基本上是一致的，尤其是将该书定义为“情爱忏悔小说”的说法是完全相同的。忏悔作为一种话语体系是以基督教信仰中的原罪意识作为基本出发点的。卢梭的《忏悔录》在18世纪启蒙主义思潮中以其反基督教文化原罪说的人文立场，坦率真诚地图解自我人性嬗变的过程而成为重要的人文经典。顾城在自序里明确标注《英儿》作为情爱忏悔小说，其自我救赎与疗治的叙事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小说里部分章节直接借用基督教文化符号作为标题，如《新约》与《十字》等，以此讲述与探讨了宗教之爱与世俗性爱的冲突，以及东西方文化差异等重要话题。同时顾城在小说中也大胆细腻地解剖了俗世情欲的唯美与危险，世俗功利与纯净人性的深刻矛盾。
自1987年跨出国门后，顾城在欧洲游学后于1988年定居于新西兰激流岛，并任教于新西兰奥克兰多大学。小说《英儿》的故事也以新西兰和德国为背景，描摹了海外华人离散语境下的情感与生活，是澳洲华文文学的重要代表作。“澳华新移民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处，亲身体验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自身已处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相互碰撞与较量之中，诸如生存的压力、寻梦的失落、无根的虚幻、文化的归宿，乃至华人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等，并伴随着不同的年代生产不同的心境，这些成为作家笔下最好的培养基。”[5] 这篇《澳华文学风景线》一文列举了大量20世纪90年代澳华文学作品代表，但并未提及顾城的作品。对《英儿》的评论中，最中肯的是1994年谢冕教授在“热点小说讨论会”中提出的界定。他说：“我们现今的任务是剥离那些真实事件对于文本的纠缠，使文学的独立品格得以维持。尽管这样做起来有相当的难度，这甚至包括了阅读心理。《英儿》无疑是一部为中国当代文学带来新意的作品。它的坦露和真率使人观感一新。我们的文学被伪饰浸淫已久，我们不能不以严肃的态度面对该书作者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和自以为是的情感性质追求，纯真的陶醉和邪恶的嬉戏集于一身，这作品不顾世间毁誉的率性而为，使人感受到作者创作拥有的自由心态和独立精神。”[6] 谢冕教授的评点既有专业视角的深刻与宏阔，也有师长的恕道，但他还没指出这部小说的现代性文体意义。现实伦理、爱与意志的冲突激荡与小说文体意义有着根本的美学分野。《英儿》不可靠叙述風格的实验探索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当代的同类小说中也显得独树一帜。
《英儿》通过对话、书信、讲述、回忆、转述、演义等方式架构全篇。该书叙事风格看似并不非常老道，容易让读者感觉简单随意并无多少章法。自传性色彩也让读者把其中的人物与现实人物进行简单的对应，并一一考证。米兰·昆德拉指出小说人物不是对一个现实人物的简单模拟;即使是自传性极强的小说人物，也最多只是作家的“实验性的自我”。[7] 简单地将小说人物“实验性的自我”与作家生平对应提取式阅读与批评，必然会遮蔽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性阐释。探讨顾城长篇小说《英儿》的不可靠叙述模式及其文体现代性意义，是重估顾城海外时期小说现代性审美的文体自觉的重要视角。正如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关于小说的房屋的比喻，也许大门被关住了，但每一扇可能的或将被开凿的窗户，都是进入文学作品的独特视角。《英儿》的不可靠叙述者，故事情节与价值判断两个方面的含混化处理，叙述者与主要人物的声音形成了独特的乖谬张力。不可靠叙述通过作者与隐含作者、叙述人与人物角色之间的审美距离把控，既互相抵牾又不断妥协，塑造了现代性文化冲突中的典型人物形象。 二、不可靠叙述者——作者的第二自我
W·C·布斯认为小说作者可以选择伪装，但永远不可能选择消失。[8] 小说世界中始终有一个小说作者潜在的替身或代理人，即作者的“第二自我”，这就是所谓隐含的作者。如果叙述者的叙述与隐含作者的规范保持一致，那么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倘若不一致，则是不可靠的。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往往出现在第一人称叙述中。《英儿》以叙述者“我”的口吻和视角，交代、穿插、展现了主要情节与人物。“我”——无名无姓，计算机博士，主人公G和C的好友，邻居。叙述人只在全书的《引子》《尾声》部分出现，并不充当核心情节的人物，因此“我”作为叙述人与作为人物的功能基本是分离的。
托马斯·福斯特曾指出，使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无非有这样六大类：关于不解内情的人物的故事;关于藏有秘密的人物的故事;关于不同人物讲述同一事件不同版本的故事;关于收拾残局的人物的故事;关于现实多重性或者没有定论的现实的故事;关于十足的坏人或者怪兽的故事。[9] 《英儿》的叙述类型与以上四种类型吻合：不解内情的叙述人、藏有秘密的人物故事、不同版本的传闻以及不合逻辑情理的人物故事，等等。不解内情的叙述人“我”多年前在德国B城攻读计算机专业博士，与主人公G和C作为邻居而相识。邻居视角属于有限视角，所知故事多是来自传闻和传说。G和C从南半球一个海岛来到德国。B城的朋友圈里流传着G在海岛上与妻子和情人共同生活的传闻。特立独行的诗人G，从不参加文人雅士的社交活动，也不看电影，几乎没有城市人的爱好。在“我”的眼中，G的妻子C欣悦、端庄、谨守传统，勤勉细致地照顾着诗人的一切生活起居。这部分的情节交代实际上是对叙述人知情权的有意限制。纷纷扬扬的传闻让“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让“我”迷惑的还有G许多不合逻辑常规、道德习惯的观念和行为。这对夫妇在德国多次搬家，听说后来回归了海岛。故事发生在多年前，这是从时间上拉开了叙事的距离。G多次搬家以至于最后回归南半球的海岛是从空间上对情节进行了适当的限制;时间轴与空间轴上的双重限制，降低了叙述人信息的可信度，从而制造了更多的含混与悬念。
不可靠叙述人虽不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却担当了极重要的叙事功能。“我”对传闻的热心探索，提供了小说叙述视角的重要转换。多年后，“我”作为普通游客来到南半球的海岛上，见到了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的C夫人，而诗人G已经因为情变而离奇失踪。情节时空的流转，审美距离的设置，使叙述人获得了道德评判的自由空间。面对“我”的追问，依然淡定从容的C交给“我”一个盒子，嘱咐“我”看完交回。盒子里面有五个袋子，分别装着五件物品：匕首、忏悔、情爱回忆记录、绘画和小说。这些物件是全书情节的主要线索与主题的象征，故事也就慢慢叙述铺展开来。“我”对海岛恋情的巨大热情与C夫人的云淡风轻形成了反差悖谬。在情爱回忆录的引导下，叙述人的游客视角，控制着全书的叙事节奏，也见证了传闻中的部分场景：依山而建的山顶小屋已经颓败;旧屋里的天花板有几处已经坍塌，生锈的爐子和留在墙上的壁画都完好无损。总体来说，海岛游客的视角与开篇的邻居视角，都还是外视角。当“我”接过盒子，打开袋子，开始阅读G的情爱回忆录的同时，便接受了隐含作者的授权。叙述人的外视角就与诗人G的视角重合并切换到内视角了。在小说里，不同的视角包含了审美距离的意义。成熟的读者不会随意与人物打成一片，完全失去距离感。在内、外视角的转换过程中，读者对情节信息反复审视，多次重新解码，并不会轻易做出道德和价值判断。这时候叙述人再一次跳出内视角，回到外视角立场，在讲述的同时又与读者站到了同一立场。海岛游客的身份是临时的。“我”读完这些信件、回忆和故事后，海岛的旅行也画上了句号。在《尾声》部分，“我”把盒子还给C夫人，这些故事像风吹过，似乎没在她那里留下任何痕迹，“我”更不解的是C的安详与处变不惊。故事中的事情既离奇不合逻辑，又似乎也合情合理，但妻子与丈夫情人之间友爱微妙的关系让“我”十分震惊。尾声部分以“我”登上轮渡远眺海岛时产生的幻觉结尾，仿佛回到了海岛岩石湾山路上，山野里采花的诗人与英儿深情对话的场景增添了不少神秘美感。
根据W·C·布斯的界定，不可靠叙述主要表现在第一人称对故事事实与价值判断两个方面的不稳定。“从这一立场出发，作者对非人格化、不确定的技巧选择有着一个道德尺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客观的叙述，特别是当它通过一个非常不可靠的叙述者这样做时，便形成了使读者误入歧途的特殊诱惑。”[10]《英儿》较好地运用了这两个方面的不可靠叙事策略。作为整个情爱故事的局部知情人和探索者，叙事距离的设定，为读者对书中事实进行双重解码提供了空间。首先计算机专业博士以科学常规和逻辑理性来审视婚姻与情爱的冲突，与诗人G形成鲜明对立。但是随着情节的推进，叙述人的知情权越来越大，这位专业技术人士，他的世界观、情爱观也受到了冲击甚至产生了明显的自我怀疑。他将一个难以置信的传闻层层剥开到最后将信将疑又不得不接受的无解结局展现出来，为全书制造了夸张悖谬的美学张力。叙述人在为读者展现情节的过程中，也质疑了自己所代表的理性逻辑立场的可靠性。他对人物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一开始的迷惑不解到慢慢理解甚至到了同情的地步。这里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包含两个方面：叙述人是情爱记录的读者之一，而这叙述人与人物的关系确实若即若离。这种叙事距离的设置，其实是隐含作者自我的巧妙抽离。在上篇尾声《一夜之后》中，“我”与G和C虽然曾是邻居，但并未见过英儿，一切都只是听闻。即使多年后作为游客来到海岛上，再次见到C，进入到故事的现场，遗憾的是主要人物都已经失踪。因此，“我”的见闻可靠性依然是不可靠的：多年后的叙述人自己的价值观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从当初青涩、未谙世事的留学生到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因此，他对自己作为讲述人的身份也产生了质疑：“我无缘无故到这个岛上来了。我突然意识到，我无缘无故。我站在这里，我正置身于一场命运的争斗中。我厌恶。当我的目光落到有苔的石块上的时候，嘴里生出一种凉森森的腥气，一种树林的味道。我似乎感到了英儿的恐惧。”[11] 这里的“无缘无故”是隐含作者对叙述人立场合法性的瓦解与颠覆。随着视角权限的增加，恍惚之间，“我”亲临人物对话现场——“我”突然进入了英儿的恐惧情绪里去，与人物产生了共鸣。叙述人与人物距离之间的忽远忽近，更增加了全书的神秘色彩和不可靠意味。 《英儿》遵循了不可靠叙述的基本原则：叙述语言绝不僭越叙述者自我。不可靠叙述者仅仅是该文本作者的第二自我。叙述者局限于自己的所知以及立场，描述着故事，传播着传闻，推动情节进展。计算机博士是海岛恋情的探索者，他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他引领读者阅读故事并代替读者去打探现场，但他与真相之间永远棋输一着;他只尊崇自己的现场感受，仅表达从自己价值观以及道德观出发的真实想法。虽然他也质疑自己的价值观，但最终都没有对海岛三角恋中的人物做出明晰的判断。对于《英儿》来说，这个无名无姓的叙述者起着十分重要的叙事修辞性作用。
三、叙述声音、结尾与人物形象的不确定性
小说的叙述声音是文体、语气和价值观的融合，声音萦绕于人物之间的空间中。小说中除了主要人物直接对话以外的文字往往会形成独特的叙述语言和独特的声音，而叙述声音往往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叙述语言是小说风格最重要的要素之一，虽然小说的风格并不仅仅限于语言。《英儿》中叙述语言主要由两重独特的叙述声音形成的：计算机博士相对理性冷静的声音与诗人G的诗性含混的感性声音。这两重声音既互相区别又互相呼应。“我”代表一个与诗性逻辑相对立的理性思维与价值判断，叙述语言上呈现出冷静观察、谨慎探索、矛盾辩证的风格。“我是熟悉G的。但在他失踪以后，他以前的事情就好像全部变成了谜。人们对他不是知道得太少，就是知道得太多。起码关于他最后做的事，我就听到过好几种版本。每一种都带有强烈的编造痕迹。我是指那些故事内部曲折的合理性。我是个理性主义者，但我也相信生活是由某种我们所无法把握的阴差阳错构成的”。[12] 这种充满辩证反思意味的理性声音在《引子》与《尾声》部分是保持一致的。这个叙述人的人格和价值体系总体来说是相对稳定性的。到了《尾声》，“汽车驰行，岛上风景迅速消失的时候，我才好像从一个梦寐中逐渐清醒过来。说实在的，我还是不太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13] 总体来说，这一个叙述声音始终保持了有限视角的冷静、理性与自省式的语言风格。
《英儿》最重要的叙述声音是诗人G的声音。他是一个偏执敏感、自我怀疑、行为怪异终至失常失踪的诗人。G的叙述声音总体上是具有诗性的、神经质的个性化的主观声音。情爱记录、随笔、信件充满了自相矛盾、喜悦与自责、忏悔与不断自我颠覆和自我解构的痕迹。这是符合一个处于情爱漩涡而情绪常常失控甚至疯癫的诗人形象的。日记、信件和情爱忏悔主要面向的是自我心灵，有大量的比喻、隐喻、象征和反讽等修辞充斥其间。情爱回忆录里上篇的章节标题下都有一句诗作为题注，如《在玻格家》一节的题记是诗句“所有花都睡去/风一点点走进篱笆”。这是情爱秘密发生的隐喻。G的叙述语言里许多字句段落都似散文诗式的充满甜美与激情。一些标题如《错乱》《礁石》《雪山》等都是直接取自文中一个意象，仿佛诗集的编排，并不揭示任何情节关联与逻辑。如《礁石》一节以潮水拥抱、砍杀、耕犁礁石的意象，是性爱隐晦唯美的表征，传递对情人的思念。另外如《死囚》一节里“你无声无息地走了，到生活里去了。这是我憎恨的事情。我生来不属于我的生活。我爱你，我要你到我的生活里来，到我的牢房里来。你们是生活所生，我要给你们的礼物，是死亡和灵魂。没有个人要这礼物。你们都到生活里去了，生活里人口众多”。这里的中心喻体“生活”重复六次，形成复沓的修辞效果，其能指与所指自由随意转换，充满了诗人敏感而强烈的情绪。这里“生活”至少有三层所指：世俗;日常起居场所;无处不在的社会规约。这种叙述语言风格是贴近一个敏感多情、偏执癫狂的诗人人格的，也是神经质诗人内心的声音。正如诗人G对自己主观判断一样，“我其实早疯了”。
《英儿》是一部重心理描画而轻人物塑造的作品。小说的《上篇：英儿没有了》和《下篇：英子手上有一个苹果》里还有大量的意识流书写。意识流语言追踪人的心理活动，同时还诉诸人的视觉、嗅觉和味觉等生理感受，时时联系沟通精神世界和外在世界。意识流语言往往是反逻辑而跳跃性的，与诗性语言和谐一致。意识流语言主要集中在诗人G记录的岛上情爱生命体验中。诗人G对外界世界产生了迷惑，对自己的情感行为抱有幻觉。上篇的《遗嘱》《断章》《错乱》标题本身就是带有症候性的呓语：“我渴，我得喝水。我知道你们是胆小鬼。我知道你们不真实。”[14] 这既是G高烧时的梦呓，也是诗人在情感漩涡中颠倒混乱的内心独白。内心独白是意识流最基本的形式，刻画了人物情绪极度的痛苦和精神错乱，又凸显情感漩涡中的人物的自我矛盾。意识流语言能唤起读者去体验小说人物的内心活动，具有诱导读者去进行自我体验的特殊魅力。
计算机博士看似冷静逻辑性的叙述声音，与主要角色诗人G神经质、充满意识流情绪的叙述声音产生了极强的含混张力，呈现的是情爱忏悔小说独特的叙事魅力。“这种主观叙述可以真实反映出叙述者本人的思维和性格特征，但它恰恰说明了这一叙述中介为何会不可靠”。[15] 随着情节的推移，读者必须在两种声音中寻求答案，进行双重解码才能获得一些信息。日记、情爱忏悔录为读者提供了直接进入人物内心世界的途径。在两种声音中，人物说话的抒情性声音模式往往强烈地感染读者，使得读者模仿地参与到人物的对话当中来。这种技巧使读者意识到人物的复杂性因素。“然而，很多当代小说正是通过对道德上令人生厌的人物表示同情而引起对作品的道德之争的……这些小说就是通过让读者进入人物的内心创造了读者与道德魔鬼间的亲近关系。由于这种亲近关系，读者往往直到发现小说中另一些代表正常心理的人物的判断时，才发现自己由于技术原因而站到了自己道德立场的反面”。[16]《英儿》通过对叙事视角的控制、两重叙述声音的交替融合营造了独特的审美距离。两个叙述声音看似背离反差，其实互相照应呼应。诗人G对自己乖谬困境的自嘲，最终赢得了叙述人“我”的同情甚至略带欣羡的赞同。“我心里竟懵然生出一种羡慕般的欣喜，似乎竟是遗憾着：我还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这样活一回就够了，他够幸运的”。[17]
此外，不可靠叙述小说往往会通过小说人物形象的不确定性来强化叙事效果。《英儿》并没有着墨太多精心描摹人物、塑造性格类型。“我主要的不满来自美学：过分的清晰会杀死小说”[18]，小说理论家托马斯·福斯特也充分肯定了现代主义小说开放性的美学意义。《英儿》塑造了三位现代男女形象：现代浮士德式诗人G、端庄善良却失却现代伦理准则的妻子C和布尔乔亚式的浪漫情人英儿。虽然三个主要人物在现代文明社会里都是典型代表，但作为人物形象，只有诗人G是立体丰富的。诗人G受到《红楼梦》和《浮士德》的影响，是一个遁世退隐的现代诗人。他拒绝主动快速地融入新的文化与社会，他对虚假的社交和布尔乔亚式的群体也充满了厌恶。他的古怪和退隐主要是因为他对理想人性的设定和憧憬。他具有极强的佛教情结，主张心性的洁净。他追求理想爱情，向往身心合一的绝美恋情。他将这两面的理想寄予于自己所爱的两位女性身上，以此作为对世俗存在的反抗。在他看来，他深爱的妻子和情人都是不完美的，她们都被现实生存和世俗利益所玷污。诗人G反抗世俗的精神困境和自我救赎的出发点，既无法越过身体情欲而追求纯粹纯净的人性，这最终成了一道可怕的情感紧箍咒，也成了一場注定沦陷也无法解开的生命死扣。更让人唏嘘和悲叹的是，诗人G对自己的绝望和病态是清醒和绝望的，他不断自责、反思、质疑和忏悔。这种清晰是对“发疯”的解构，而发疯是对叙述可靠性的解构。应该说G是一位隐居弃世、具有现代性反思精神、却又沦陷于俗世情欲的诗人。与G相比，那个贤淑美丽失却道德伦理的妻子C和布尔乔亚式的浪漫情人英儿的形象反而变得面目模糊不清了。正如顾城自己所界定那样，《英儿》是一部开放型小说。[19]《英儿》的结尾也是开放的，其塑造的主要人物都是现代性困境中无望救赎的文学形象。“看看1910年（伍尔夫声称在这一年人性发生了改变），小说结尾走向了七零八落。当然，现代性，更具体地说现代主义，决定它不再需要确定性”。[20]《英儿》的不可靠叙述意识、叙述声音、结尾与人物形象的不确定性，彰显了作者现代主义叙事试验性的文体自觉意识。 结 语
小说作为公共写作，其叙事营构正是美学意义独特的生长空间。“公共写作作为一种潜在的有社会价值的行为，会涉及叙事的建构、传播、争论和发展”。[21]《英儿》取材于作者的离散经验，但作品包含的内容远远大于情节。时隔20多年后，2015年《顾城海外遗集》最大规模结集出版。其中的散文、诗歌、小说、演讲对话录，以及哲思录等多是其从未见刊的海外时期作品。《顾城海外遗集》十分完整地呈现了顾城1987年至1993年间离散时期的创作与思考。《英儿》是顾城往返于新西兰与德国之间讲学时期最终完成的。1993年陷入生命进退难题的顾城，试图通过叙事暴露自我现实的困境并将问题外化。这种叙事姿态是大胆而诚恳的，也带有主观的叙事疗治意图。“叙事疗法并不是一种解放个体的方式，也不在于帮助个体去挑战或推翻压迫的力量从而重新获得力量，成为真正的自我，发现真实的自己，并且真正地表达出这些。叙事疗法让个体在多重的情境中去看待自己和问题”。[22] 自传体忏悔类小说能让作者在多重情境中重新审视自己，此外，顾城也在尝试性地开启了一种颇具现代主义意味的文学叙事伦理：叙事并不是要给生活经验贴上标签或者直接对生活经验把脉诊断。《英儿》小说没有繁复的情节架构，人物线索也较为简单，但其以第一人称不可靠叙述模式和较丰富的意識流手法凸显了现代主义文学独有的含混开放性美学。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装置锈迹斑斑、举步维艰之时，现代主义文学通过对人物内心精神世界的深度开掘、复活个人性话语而区别于传统文学所建构的世界统一性。1993年《英儿》的书稿完成后，顾城从新西兰捎回国内交给作家刘震云并由华艺出版社率先出版。[23] 就在同一年，贾平凹的《废都》也出版了。在顾城探索小说叙事的美学现代性的同时，《废都》依然采取了明清古典小说全知叙事的方式讲述故事：“一千九百八十年间，西京出了桩异事……”。这种全知叙事模式源于古典史传叙事传统，也保留了我国古代志人志怪小说的叙述口吻。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的小说环境里，《英儿》的叙事探索就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英儿》的双重叙事声音的张力，对故事事实和价值判断两个方面的悬置处理，作者与隐含作者、叙述者与人物之间保持的道德价值距离，为读者营构了阐释空间，彰显了小说特有的现代性美学价值。虽然顾城仅仅只留下这一部长篇小说，但其在叙事模式、叙事伦理和叙事美学等方面做了一些自觉和有益的探索。跳过作家生活道德价值的判断，正视离散文化困境中的人伦关系，立足于表达个体生命经验的个人化写作也是现代人抵抗深沉焦虑和缓解精神危机的一个重要出口。
本文系四川外国语大学2017年度课题“顾城海外文学作品研究”（编号：sisu20172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
注释：
[1] [英] 弗吉尼亚·伍尔芙著：《伍尔芙随笔全集》，石云龙等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37页。
[2] Raoul David Findeisen，Two Works——Hong（1930）and Ying’er（1993）as Inderdeminate Joint Ventures，参见Li Xia，Essays，Interviews，Recollections and Unpublished Materials of Gu Cheng，20TH century Chinese Poet.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99. p162. 原文如下：For the evaluation of Ying’er which derives most of its interest from the murder/suicide of its author，the designation of this event presents a core criterion.
[3] 顾城著：《英儿及其他》，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第96页。
[4] [NZ] Li Xia：叙事散文（Narrative Prose）一说见李侠的文章Gu Cheng’s Ying’er：Journey to the West.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Vol.10.1998）原话为Gu Cheng’s narrative prose text Ying’er was completed in March，1993 in Germany and published in China in the same year.
[5] 王永志：《澳华文学风景线》，《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11月28日，第8版。
[6] 谢冕：《绝笔的反思——关于顾城和他的〈英儿〉》，《小说评论》，1994年，第3期，第73-74页。
[7] [捷克] 米兰·昆德拉著：《小说的艺术》，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2页。
[8] [美] W·C·布斯著：《小说修辞学》，华明等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3页。
[9] [美] 托马斯·福斯特著：《如何阅读一本小说》，梁笑 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第64页。
[10] [美] W·C·布斯著：《小说修辞学》，华明等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33页。
[11] 顾城著：《英儿及其他》，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第243页。
[12] 顾城著：《英儿及其他》，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第119页。
[13] 顾城著：《英儿及其他》，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第409页。
[14] 顾城著：《英儿及其他》，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第132页。
[15] 申丹、王丽亚编著：《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5页。
[16] [英] 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页。
[17] 顾城著：《英儿及其他》，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第235页。
[18] [美] 托马斯·福斯特著：《如何阅读一本小说》，梁笑 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第272页。
[19] 顾乡著：《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4年，第48页。
[20] [美] 托马斯·福斯特著：《如何阅读一本小说》，梁笑 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第276页。
[21] [UK] Anne Surma. Public and Professional Writing，Palgrave Macmillan，London，2005，p107.原文为“I argue for public relations writing as a potentially valuable social activity involving the construction，circulation，contes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s.”
[22] [加] 斯蒂芬·麦迪根著：《叙事疗法》，刘建鸿、王锦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6页。
[23] 刘震云：《恶梦与惊醒——代跋》，见顾城、雷米著《英儿》，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年，第308页。
关键词：《英儿》不可靠叙述 叙事疗治 澳华文学 审美现代性
从20世纪早期开始，现代主义小说从总体上呈现出十分明显的个人化倾向。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现代小说》一文中宣布了小说家的任务是向普通人的内心看看，去描写变化万端、错综复杂甚至脱离常轨的精神意识。“生活并不是一连串左右对称的马车车灯，生活是一圈光晕，一个始终包裹着我们意识的半透明层。”[1] 从此，现代小说就不再以某种完整的世界图式为最恰当的素材。小说的讲述方式也开始转向更加个人化的开放叙述。由于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对人的意识领域的重要发掘，意识流书写与不可靠叙述成为小说文体现代性最重要的表现。不可靠叙述的不稳定性和开放性本身已然呈现出生命时间的绵延性美学意义。
从不可靠叙述的视角来看，《英儿》是一部极典型的现代主义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热潮中，顾城以抒情性语言和不可靠叙述模式书写了海外华人的悲情恋爱故事。然而人们对作者突然死亡的过多舆论热情抑制了对其小说的诗性分析。汉学家冯铁曾指出这部作品受到的关注主要源于作者之死，甚至死亡事件本身成了评论的核心标准。[2] 许多人将小说《英儿》作为探索诗人死亡之谜的一手资料，从而偏离了审美研究，也忽视了这部澳华文学作品的重要代表作。早在《英儿》书稿面世之初，就有相关人士大声疾呼应该重视这部作品的诗学价值。评论家的任务并不是去解开作者的死亡之谜，而应该通过剖析文本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作家的艺术秘密。小说作为生命的原始叙事，不是要给予人们去探索作者生活经验的机会，任何个体的生活经验都比小说叙述的内容更丰富更真切。话语的叙事结构组织经验并赋予粗粝现实经验以特定的美学意义。《英儿》是一部情爱小说，全书保留了诗歌语言的抒情特质，其最大的叙事特色在于不可靠叙述模式产生的现代性不确定性含混美学意义。不可靠叙述者的设置、双重叙述声音的张力、唯美诗性的语言营构了极大的阐释空间。与同时期国内同类小说相比，《英儿》的叙述开放性与含混美学凸显了小说的现代性文体意识。
一、“实验性自我”的小说不是叙事散文
海外时期（1987至1993年）的顾城创作颇丰，除了600多首诗歌，以及大量的随笔散文、哲思与演讲录外，《英儿》是其唯一的长篇小说。《英儿》重叙述而轻情节、多意识流技法而轻人物形象塑造，呈现出极强的现代主义小说风格。《英儿》是顾城1993年3月由新西兰重返德国访问期间起笔写作的一部作品。创作之始作者意欲以记叙性散文的形式写作，而最终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版。[3]《英儿》的“本书指南”部分中道明了人物取材于现实生活，在书的附录还收入了生活散文《你叫小木耳》，以及顾城的画和生前最后一首诗《回家》，这些都使读者自然而然地将此书等同于纪实性散文来接受。纪实性散文文体的界定与作者死亡事件的舆论导致该书研究的长期偏离。一些海外汉学家，如新西兰学者李侠，在论及此书时也将之定性为一部“叙事散文”。[4]
2015年，《顾城海外遗集》出版以前，《英儿》有三个版本。虽然三个版本出版时间、内容都略有差异，但内容简介基本上是一致的，尤其是将该书定义为“情爱忏悔小说”的说法是完全相同的。忏悔作为一种话语体系是以基督教信仰中的原罪意识作为基本出发点的。卢梭的《忏悔录》在18世纪启蒙主义思潮中以其反基督教文化原罪说的人文立场，坦率真诚地图解自我人性嬗变的过程而成为重要的人文经典。顾城在自序里明确标注《英儿》作为情爱忏悔小说，其自我救赎与疗治的叙事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小说里部分章节直接借用基督教文化符号作为标题，如《新约》与《十字》等，以此讲述与探讨了宗教之爱与世俗性爱的冲突，以及东西方文化差异等重要话题。同时顾城在小说中也大胆细腻地解剖了俗世情欲的唯美与危险，世俗功利与纯净人性的深刻矛盾。
自1987年跨出国门后，顾城在欧洲游学后于1988年定居于新西兰激流岛，并任教于新西兰奥克兰多大学。小说《英儿》的故事也以新西兰和德国为背景，描摹了海外华人离散语境下的情感与生活，是澳洲华文文学的重要代表作。“澳华新移民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处，亲身体验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自身已处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相互碰撞与较量之中，诸如生存的压力、寻梦的失落、无根的虚幻、文化的归宿，乃至华人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等，并伴随着不同的年代生产不同的心境，这些成为作家笔下最好的培养基。”[5] 这篇《澳华文学风景线》一文列举了大量20世纪90年代澳华文学作品代表，但并未提及顾城的作品。对《英儿》的评论中，最中肯的是1994年谢冕教授在“热点小说讨论会”中提出的界定。他说：“我们现今的任务是剥离那些真实事件对于文本的纠缠，使文学的独立品格得以维持。尽管这样做起来有相当的难度，这甚至包括了阅读心理。《英儿》无疑是一部为中国当代文学带来新意的作品。它的坦露和真率使人观感一新。我们的文学被伪饰浸淫已久，我们不能不以严肃的态度面对该书作者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和自以为是的情感性质追求，纯真的陶醉和邪恶的嬉戏集于一身，这作品不顾世间毁誉的率性而为，使人感受到作者创作拥有的自由心态和独立精神。”[6] 谢冕教授的评点既有专业视角的深刻与宏阔，也有师长的恕道，但他还没指出这部小说的现代性文体意义。现实伦理、爱与意志的冲突激荡与小说文体意义有着根本的美学分野。《英儿》不可靠叙述風格的实验探索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当代的同类小说中也显得独树一帜。
《英儿》通过对话、书信、讲述、回忆、转述、演义等方式架构全篇。该书叙事风格看似并不非常老道，容易让读者感觉简单随意并无多少章法。自传性色彩也让读者把其中的人物与现实人物进行简单的对应，并一一考证。米兰·昆德拉指出小说人物不是对一个现实人物的简单模拟;即使是自传性极强的小说人物，也最多只是作家的“实验性的自我”。[7] 简单地将小说人物“实验性的自我”与作家生平对应提取式阅读与批评，必然会遮蔽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性阐释。探讨顾城长篇小说《英儿》的不可靠叙述模式及其文体现代性意义，是重估顾城海外时期小说现代性审美的文体自觉的重要视角。正如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关于小说的房屋的比喻，也许大门被关住了，但每一扇可能的或将被开凿的窗户，都是进入文学作品的独特视角。《英儿》的不可靠叙述者，故事情节与价值判断两个方面的含混化处理，叙述者与主要人物的声音形成了独特的乖谬张力。不可靠叙述通过作者与隐含作者、叙述人与人物角色之间的审美距离把控，既互相抵牾又不断妥协，塑造了现代性文化冲突中的典型人物形象。 二、不可靠叙述者——作者的第二自我
W·C·布斯认为小说作者可以选择伪装，但永远不可能选择消失。[8] 小说世界中始终有一个小说作者潜在的替身或代理人，即作者的“第二自我”，这就是所谓隐含的作者。如果叙述者的叙述与隐含作者的规范保持一致，那么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倘若不一致，则是不可靠的。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往往出现在第一人称叙述中。《英儿》以叙述者“我”的口吻和视角，交代、穿插、展现了主要情节与人物。“我”——无名无姓，计算机博士，主人公G和C的好友，邻居。叙述人只在全书的《引子》《尾声》部分出现，并不充当核心情节的人物，因此“我”作为叙述人与作为人物的功能基本是分离的。
托马斯·福斯特曾指出，使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无非有这样六大类：关于不解内情的人物的故事;关于藏有秘密的人物的故事;关于不同人物讲述同一事件不同版本的故事;关于收拾残局的人物的故事;关于现实多重性或者没有定论的现实的故事;关于十足的坏人或者怪兽的故事。[9] 《英儿》的叙述类型与以上四种类型吻合：不解内情的叙述人、藏有秘密的人物故事、不同版本的传闻以及不合逻辑情理的人物故事，等等。不解内情的叙述人“我”多年前在德国B城攻读计算机专业博士，与主人公G和C作为邻居而相识。邻居视角属于有限视角，所知故事多是来自传闻和传说。G和C从南半球一个海岛来到德国。B城的朋友圈里流传着G在海岛上与妻子和情人共同生活的传闻。特立独行的诗人G，从不参加文人雅士的社交活动，也不看电影，几乎没有城市人的爱好。在“我”的眼中，G的妻子C欣悦、端庄、谨守传统，勤勉细致地照顾着诗人的一切生活起居。这部分的情节交代实际上是对叙述人知情权的有意限制。纷纷扬扬的传闻让“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让“我”迷惑的还有G许多不合逻辑常规、道德习惯的观念和行为。这对夫妇在德国多次搬家，听说后来回归了海岛。故事发生在多年前，这是从时间上拉开了叙事的距离。G多次搬家以至于最后回归南半球的海岛是从空间上对情节进行了适当的限制;时间轴与空间轴上的双重限制，降低了叙述人信息的可信度，从而制造了更多的含混与悬念。
不可靠叙述人虽不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却担当了极重要的叙事功能。“我”对传闻的热心探索，提供了小说叙述视角的重要转换。多年后，“我”作为普通游客来到南半球的海岛上，见到了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的C夫人，而诗人G已经因为情变而离奇失踪。情节时空的流转，审美距离的设置，使叙述人获得了道德评判的自由空间。面对“我”的追问，依然淡定从容的C交给“我”一个盒子，嘱咐“我”看完交回。盒子里面有五个袋子，分别装着五件物品：匕首、忏悔、情爱回忆记录、绘画和小说。这些物件是全书情节的主要线索与主题的象征，故事也就慢慢叙述铺展开来。“我”对海岛恋情的巨大热情与C夫人的云淡风轻形成了反差悖谬。在情爱回忆录的引导下，叙述人的游客视角，控制着全书的叙事节奏，也见证了传闻中的部分场景：依山而建的山顶小屋已经颓败;旧屋里的天花板有几处已经坍塌，生锈的爐子和留在墙上的壁画都完好无损。总体来说，海岛游客的视角与开篇的邻居视角，都还是外视角。当“我”接过盒子，打开袋子，开始阅读G的情爱回忆录的同时，便接受了隐含作者的授权。叙述人的外视角就与诗人G的视角重合并切换到内视角了。在小说里，不同的视角包含了审美距离的意义。成熟的读者不会随意与人物打成一片，完全失去距离感。在内、外视角的转换过程中，读者对情节信息反复审视，多次重新解码，并不会轻易做出道德和价值判断。这时候叙述人再一次跳出内视角，回到外视角立场，在讲述的同时又与读者站到了同一立场。海岛游客的身份是临时的。“我”读完这些信件、回忆和故事后，海岛的旅行也画上了句号。在《尾声》部分，“我”把盒子还给C夫人，这些故事像风吹过，似乎没在她那里留下任何痕迹，“我”更不解的是C的安详与处变不惊。故事中的事情既离奇不合逻辑，又似乎也合情合理，但妻子与丈夫情人之间友爱微妙的关系让“我”十分震惊。尾声部分以“我”登上轮渡远眺海岛时产生的幻觉结尾，仿佛回到了海岛岩石湾山路上，山野里采花的诗人与英儿深情对话的场景增添了不少神秘美感。
根据W·C·布斯的界定，不可靠叙述主要表现在第一人称对故事事实与价值判断两个方面的不稳定。“从这一立场出发，作者对非人格化、不确定的技巧选择有着一个道德尺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客观的叙述，特别是当它通过一个非常不可靠的叙述者这样做时，便形成了使读者误入歧途的特殊诱惑。”[10]《英儿》较好地运用了这两个方面的不可靠叙事策略。作为整个情爱故事的局部知情人和探索者，叙事距离的设定，为读者对书中事实进行双重解码提供了空间。首先计算机专业博士以科学常规和逻辑理性来审视婚姻与情爱的冲突，与诗人G形成鲜明对立。但是随着情节的推进，叙述人的知情权越来越大，这位专业技术人士，他的世界观、情爱观也受到了冲击甚至产生了明显的自我怀疑。他将一个难以置信的传闻层层剥开到最后将信将疑又不得不接受的无解结局展现出来，为全书制造了夸张悖谬的美学张力。叙述人在为读者展现情节的过程中，也质疑了自己所代表的理性逻辑立场的可靠性。他对人物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一开始的迷惑不解到慢慢理解甚至到了同情的地步。这里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包含两个方面：叙述人是情爱记录的读者之一，而这叙述人与人物的关系确实若即若离。这种叙事距离的设置，其实是隐含作者自我的巧妙抽离。在上篇尾声《一夜之后》中，“我”与G和C虽然曾是邻居，但并未见过英儿，一切都只是听闻。即使多年后作为游客来到海岛上，再次见到C，进入到故事的现场，遗憾的是主要人物都已经失踪。因此，“我”的见闻可靠性依然是不可靠的：多年后的叙述人自己的价值观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从当初青涩、未谙世事的留学生到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因此，他对自己作为讲述人的身份也产生了质疑：“我无缘无故到这个岛上来了。我突然意识到，我无缘无故。我站在这里，我正置身于一场命运的争斗中。我厌恶。当我的目光落到有苔的石块上的时候，嘴里生出一种凉森森的腥气，一种树林的味道。我似乎感到了英儿的恐惧。”[11] 这里的“无缘无故”是隐含作者对叙述人立场合法性的瓦解与颠覆。随着视角权限的增加，恍惚之间，“我”亲临人物对话现场——“我”突然进入了英儿的恐惧情绪里去，与人物产生了共鸣。叙述人与人物距离之间的忽远忽近，更增加了全书的神秘色彩和不可靠意味。 《英儿》遵循了不可靠叙述的基本原则：叙述语言绝不僭越叙述者自我。不可靠叙述者仅仅是该文本作者的第二自我。叙述者局限于自己的所知以及立场，描述着故事，传播着传闻，推动情节进展。计算机博士是海岛恋情的探索者，他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他引领读者阅读故事并代替读者去打探现场，但他与真相之间永远棋输一着;他只尊崇自己的现场感受，仅表达从自己价值观以及道德观出发的真实想法。虽然他也质疑自己的价值观，但最终都没有对海岛三角恋中的人物做出明晰的判断。对于《英儿》来说，这个无名无姓的叙述者起着十分重要的叙事修辞性作用。
三、叙述声音、结尾与人物形象的不确定性
小说的叙述声音是文体、语气和价值观的融合，声音萦绕于人物之间的空间中。小说中除了主要人物直接对话以外的文字往往会形成独特的叙述语言和独特的声音，而叙述声音往往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叙述语言是小说风格最重要的要素之一，虽然小说的风格并不仅仅限于语言。《英儿》中叙述语言主要由两重独特的叙述声音形成的：计算机博士相对理性冷静的声音与诗人G的诗性含混的感性声音。这两重声音既互相区别又互相呼应。“我”代表一个与诗性逻辑相对立的理性思维与价值判断，叙述语言上呈现出冷静观察、谨慎探索、矛盾辩证的风格。“我是熟悉G的。但在他失踪以后，他以前的事情就好像全部变成了谜。人们对他不是知道得太少，就是知道得太多。起码关于他最后做的事，我就听到过好几种版本。每一种都带有强烈的编造痕迹。我是指那些故事内部曲折的合理性。我是个理性主义者，但我也相信生活是由某种我们所无法把握的阴差阳错构成的”。[12] 这种充满辩证反思意味的理性声音在《引子》与《尾声》部分是保持一致的。这个叙述人的人格和价值体系总体来说是相对稳定性的。到了《尾声》，“汽车驰行，岛上风景迅速消失的时候，我才好像从一个梦寐中逐渐清醒过来。说实在的，我还是不太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13] 总体来说，这一个叙述声音始终保持了有限视角的冷静、理性与自省式的语言风格。
《英儿》最重要的叙述声音是诗人G的声音。他是一个偏执敏感、自我怀疑、行为怪异终至失常失踪的诗人。G的叙述声音总体上是具有诗性的、神经质的个性化的主观声音。情爱记录、随笔、信件充满了自相矛盾、喜悦与自责、忏悔与不断自我颠覆和自我解构的痕迹。这是符合一个处于情爱漩涡而情绪常常失控甚至疯癫的诗人形象的。日记、信件和情爱忏悔主要面向的是自我心灵，有大量的比喻、隐喻、象征和反讽等修辞充斥其间。情爱回忆录里上篇的章节标题下都有一句诗作为题注，如《在玻格家》一节的题记是诗句“所有花都睡去/风一点点走进篱笆”。这是情爱秘密发生的隐喻。G的叙述语言里许多字句段落都似散文诗式的充满甜美与激情。一些标题如《错乱》《礁石》《雪山》等都是直接取自文中一个意象，仿佛诗集的编排，并不揭示任何情节关联与逻辑。如《礁石》一节以潮水拥抱、砍杀、耕犁礁石的意象，是性爱隐晦唯美的表征，传递对情人的思念。另外如《死囚》一节里“你无声无息地走了，到生活里去了。这是我憎恨的事情。我生来不属于我的生活。我爱你，我要你到我的生活里来，到我的牢房里来。你们是生活所生，我要给你们的礼物，是死亡和灵魂。没有个人要这礼物。你们都到生活里去了，生活里人口众多”。这里的中心喻体“生活”重复六次，形成复沓的修辞效果，其能指与所指自由随意转换，充满了诗人敏感而强烈的情绪。这里“生活”至少有三层所指：世俗;日常起居场所;无处不在的社会规约。这种叙述语言风格是贴近一个敏感多情、偏执癫狂的诗人人格的，也是神经质诗人内心的声音。正如诗人G对自己主观判断一样，“我其实早疯了”。
《英儿》是一部重心理描画而轻人物塑造的作品。小说的《上篇：英儿没有了》和《下篇：英子手上有一个苹果》里还有大量的意识流书写。意识流语言追踪人的心理活动，同时还诉诸人的视觉、嗅觉和味觉等生理感受，时时联系沟通精神世界和外在世界。意识流语言往往是反逻辑而跳跃性的，与诗性语言和谐一致。意识流语言主要集中在诗人G记录的岛上情爱生命体验中。诗人G对外界世界产生了迷惑，对自己的情感行为抱有幻觉。上篇的《遗嘱》《断章》《错乱》标题本身就是带有症候性的呓语：“我渴，我得喝水。我知道你们是胆小鬼。我知道你们不真实。”[14] 这既是G高烧时的梦呓，也是诗人在情感漩涡中颠倒混乱的内心独白。内心独白是意识流最基本的形式，刻画了人物情绪极度的痛苦和精神错乱，又凸显情感漩涡中的人物的自我矛盾。意识流语言能唤起读者去体验小说人物的内心活动，具有诱导读者去进行自我体验的特殊魅力。
计算机博士看似冷静逻辑性的叙述声音，与主要角色诗人G神经质、充满意识流情绪的叙述声音产生了极强的含混张力，呈现的是情爱忏悔小说独特的叙事魅力。“这种主观叙述可以真实反映出叙述者本人的思维和性格特征，但它恰恰说明了这一叙述中介为何会不可靠”。[15] 随着情节的推移，读者必须在两种声音中寻求答案，进行双重解码才能获得一些信息。日记、情爱忏悔录为读者提供了直接进入人物内心世界的途径。在两种声音中，人物说话的抒情性声音模式往往强烈地感染读者，使得读者模仿地参与到人物的对话当中来。这种技巧使读者意识到人物的复杂性因素。“然而，很多当代小说正是通过对道德上令人生厌的人物表示同情而引起对作品的道德之争的……这些小说就是通过让读者进入人物的内心创造了读者与道德魔鬼间的亲近关系。由于这种亲近关系，读者往往直到发现小说中另一些代表正常心理的人物的判断时，才发现自己由于技术原因而站到了自己道德立场的反面”。[16]《英儿》通过对叙事视角的控制、两重叙述声音的交替融合营造了独特的审美距离。两个叙述声音看似背离反差，其实互相照应呼应。诗人G对自己乖谬困境的自嘲，最终赢得了叙述人“我”的同情甚至略带欣羡的赞同。“我心里竟懵然生出一种羡慕般的欣喜，似乎竟是遗憾着：我还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这样活一回就够了，他够幸运的”。[17]
此外，不可靠叙述小说往往会通过小说人物形象的不确定性来强化叙事效果。《英儿》并没有着墨太多精心描摹人物、塑造性格类型。“我主要的不满来自美学：过分的清晰会杀死小说”[18]，小说理论家托马斯·福斯特也充分肯定了现代主义小说开放性的美学意义。《英儿》塑造了三位现代男女形象：现代浮士德式诗人G、端庄善良却失却现代伦理准则的妻子C和布尔乔亚式的浪漫情人英儿。虽然三个主要人物在现代文明社会里都是典型代表，但作为人物形象，只有诗人G是立体丰富的。诗人G受到《红楼梦》和《浮士德》的影响，是一个遁世退隐的现代诗人。他拒绝主动快速地融入新的文化与社会，他对虚假的社交和布尔乔亚式的群体也充满了厌恶。他的古怪和退隐主要是因为他对理想人性的设定和憧憬。他具有极强的佛教情结，主张心性的洁净。他追求理想爱情，向往身心合一的绝美恋情。他将这两面的理想寄予于自己所爱的两位女性身上，以此作为对世俗存在的反抗。在他看来，他深爱的妻子和情人都是不完美的，她们都被现实生存和世俗利益所玷污。诗人G反抗世俗的精神困境和自我救赎的出发点，既无法越过身体情欲而追求纯粹纯净的人性，这最终成了一道可怕的情感紧箍咒，也成了一場注定沦陷也无法解开的生命死扣。更让人唏嘘和悲叹的是，诗人G对自己的绝望和病态是清醒和绝望的，他不断自责、反思、质疑和忏悔。这种清晰是对“发疯”的解构，而发疯是对叙述可靠性的解构。应该说G是一位隐居弃世、具有现代性反思精神、却又沦陷于俗世情欲的诗人。与G相比，那个贤淑美丽失却道德伦理的妻子C和布尔乔亚式的浪漫情人英儿的形象反而变得面目模糊不清了。正如顾城自己所界定那样，《英儿》是一部开放型小说。[19]《英儿》的结尾也是开放的，其塑造的主要人物都是现代性困境中无望救赎的文学形象。“看看1910年（伍尔夫声称在这一年人性发生了改变），小说结尾走向了七零八落。当然，现代性，更具体地说现代主义，决定它不再需要确定性”。[20]《英儿》的不可靠叙述意识、叙述声音、结尾与人物形象的不确定性，彰显了作者现代主义叙事试验性的文体自觉意识。 结 语
小说作为公共写作，其叙事营构正是美学意义独特的生长空间。“公共写作作为一种潜在的有社会价值的行为，会涉及叙事的建构、传播、争论和发展”。[21]《英儿》取材于作者的离散经验，但作品包含的内容远远大于情节。时隔20多年后，2015年《顾城海外遗集》最大规模结集出版。其中的散文、诗歌、小说、演讲对话录，以及哲思录等多是其从未见刊的海外时期作品。《顾城海外遗集》十分完整地呈现了顾城1987年至1993年间离散时期的创作与思考。《英儿》是顾城往返于新西兰与德国之间讲学时期最终完成的。1993年陷入生命进退难题的顾城，试图通过叙事暴露自我现实的困境并将问题外化。这种叙事姿态是大胆而诚恳的，也带有主观的叙事疗治意图。“叙事疗法并不是一种解放个体的方式，也不在于帮助个体去挑战或推翻压迫的力量从而重新获得力量，成为真正的自我，发现真实的自己，并且真正地表达出这些。叙事疗法让个体在多重的情境中去看待自己和问题”。[22] 自传体忏悔类小说能让作者在多重情境中重新审视自己，此外，顾城也在尝试性地开启了一种颇具现代主义意味的文学叙事伦理：叙事并不是要给生活经验贴上标签或者直接对生活经验把脉诊断。《英儿》小说没有繁复的情节架构，人物线索也较为简单，但其以第一人称不可靠叙述模式和较丰富的意識流手法凸显了现代主义文学独有的含混开放性美学。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装置锈迹斑斑、举步维艰之时，现代主义文学通过对人物内心精神世界的深度开掘、复活个人性话语而区别于传统文学所建构的世界统一性。1993年《英儿》的书稿完成后，顾城从新西兰捎回国内交给作家刘震云并由华艺出版社率先出版。[23] 就在同一年，贾平凹的《废都》也出版了。在顾城探索小说叙事的美学现代性的同时，《废都》依然采取了明清古典小说全知叙事的方式讲述故事：“一千九百八十年间，西京出了桩异事……”。这种全知叙事模式源于古典史传叙事传统，也保留了我国古代志人志怪小说的叙述口吻。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的小说环境里，《英儿》的叙事探索就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英儿》的双重叙事声音的张力，对故事事实和价值判断两个方面的悬置处理，作者与隐含作者、叙述者与人物之间保持的道德价值距离，为读者营构了阐释空间，彰显了小说特有的现代性美学价值。虽然顾城仅仅只留下这一部长篇小说，但其在叙事模式、叙事伦理和叙事美学等方面做了一些自觉和有益的探索。跳过作家生活道德价值的判断，正视离散文化困境中的人伦关系，立足于表达个体生命经验的个人化写作也是现代人抵抗深沉焦虑和缓解精神危机的一个重要出口。
本文系四川外国语大学2017年度课题“顾城海外文学作品研究”（编号：sisu20172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
注释：
[1] [英] 弗吉尼亚·伍尔芙著：《伍尔芙随笔全集》，石云龙等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37页。
[2] Raoul David Findeisen，Two Works——Hong（1930）and Ying’er（1993）as Inderdeminate Joint Ventures，参见Li Xia，Essays，Interviews，Recollections and Unpublished Materials of Gu Cheng，20TH century Chinese Poet.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99. p162. 原文如下：For the evaluation of Ying’er which derives most of its interest from the murder/suicide of its author，the designation of this event presents a core criterion.
[3] 顾城著：《英儿及其他》，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第96页。
[4] [NZ] Li Xia：叙事散文（Narrative Prose）一说见李侠的文章Gu Cheng’s Ying’er：Journey to the West.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Vol.10.1998）原话为Gu Cheng’s narrative prose text Ying’er was completed in March，1993 in Germany and published in China in the same year.
[5] 王永志：《澳华文学风景线》，《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11月28日，第8版。
[6] 谢冕：《绝笔的反思——关于顾城和他的〈英儿〉》，《小说评论》，1994年，第3期，第73-74页。
[7] [捷克] 米兰·昆德拉著：《小说的艺术》，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2页。
[8] [美] W·C·布斯著：《小说修辞学》，华明等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3页。
[9] [美] 托马斯·福斯特著：《如何阅读一本小说》，梁笑 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第64页。
[10] [美] W·C·布斯著：《小说修辞学》，华明等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33页。
[11] 顾城著：《英儿及其他》，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第243页。
[12] 顾城著：《英儿及其他》，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第119页。
[13] 顾城著：《英儿及其他》，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第409页。
[14] 顾城著：《英儿及其他》，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第132页。
[15] 申丹、王丽亚编著：《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5页。
[16] [英] 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页。
[17] 顾城著：《英儿及其他》，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第235页。
[18] [美] 托马斯·福斯特著：《如何阅读一本小说》，梁笑 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第272页。
[19] 顾乡著：《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4年，第48页。
[20] [美] 托马斯·福斯特著：《如何阅读一本小说》，梁笑 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第276页。
[21] [UK] Anne Surma. Public and Professional Writing，Palgrave Macmillan，London，2005，p107.原文为“I argue for public relations writing as a potentially valuable social activity involving the construction，circulation，contes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s.”
[22] [加] 斯蒂芬·麦迪根著：《叙事疗法》，刘建鸿、王锦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6页。
[23] 刘震云：《恶梦与惊醒——代跋》，见顾城、雷米著《英儿》，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年，第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