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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久以来，对鲁迅的评价几乎已经盖棺定论了——“民族魂”、“硬骨头”、“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等。鲁迅的被神圣化令公众与鲁迅产生了很大的隔阂。本文从鲁迅矛盾的性格和孤苦的心境着手，展示了一个有着丰富多面的鲁迅：鲁迅正是经历了和常人一样的挣扎、痛苦，获得了“鲁迅式”的特质，方才凤凰涅槃，成为一代伟人。
关键词： 鲁迅矛盾 孤独 痛苦 伟大
一、矛盾的鲁迅
1.希望与绝望的统一
吸取了诸多教训后，鲁迅对“希望”和“绝望”形成了辩证统一的认识：希望和绝望相互渗透，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因此，在大革命的高潮时期，鲁迅提醒大家要警惕革命精神的腐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期，鲁迅又呼唤着民族的“自信力”［1］，积极实践着“绝望的抗战”。
鲁迅的“绝望”，实质是看透黑暗现实和破除种种幻想后的现实主义精神，扫除了常人概念中的悲观主义色彩。卸下心理包袱后的背水一战往往倾注着坚毅、果敢和信念，因而鲁迅的“抗战”往往能获得胜利。
“看透人生以后，是很容易滑入虚无、悲观、消极隐退那一路上去的”［2］，一如周作人，这样的人常常被讽为“世故”。出于强烈的民族危机感、知识分子的责任感，鲁迅没有退隐，坚持作战，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之一。难道鲁迅不懂“世故”吗？不是的，《野草·立论》一文证明鲁迅深谙“世故”之道。鲁迅用大智慧统照了人生，知道什么事情该“世故”，什么事情不该“世故”，这样才能持久地作战。
2.个人与社会的抵牾
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封建专制思想对人性的压抑，强烈要求重视个性的发展。但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知识分子应当引领人民追求独立和富强；同时，进化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长者应该为幼者而牺牲，以保证生命的延续和民族的发展。
尽管鲁迅有着“发展自我”的强烈要求的，但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令他最终做出了“牺牲自我”的艰难抉择，成为先驱者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但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牺牲自我”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唯有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觉悟、国家富强，他才愿意牺牲，一旦有人利用他的牺牲，高度警觉的他便会无情地反击、“复仇”，同时陷入极端痛苦中。鲁迅曾对一些青年学生给予热情的帮助，但他认为高长虹“利用”了他，于是愤怒地写道：“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这实在使我愤怒了，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3］
3.生与死的囹圄
与“发展自我”和“牺牲自我”一脉相承的便是“生”与“死”的矛盾。鲁迅聚焦于“生”，因为“生”不但是保障人权的基本形式，而且是履行人生责任、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载体。但是，当时社会上杀戮纷纷，疾病无情地折磨着鲁迅，“生”与“死”便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一度困扰着鲁迅。
后来，鲁迅领悟了真谛，自称为“死的随便党”。他这么说不是为了逃脱痛苦，他乐观地面对死亡：“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地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地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个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4］鲁迅的生死观之所以产生了这样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进化论和“历史中间物”的意识给了他重大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后期接受了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认为个人的“死亡”、“牺牲”是在为人类的“新生”、“发展”做铺垫，实现了“死”与“生”的转化和统一，获得了永恒的价值。
4.爱与憎的矛盾
在我们的印象里，鲁迅是一个“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冷峻“战士”。但是，真实的鲁迅也是一个充满爱恨情仇的人，爱与憎矛盾着，又交织着。
鲁迅的爱以尊重彼此、互相理解、互相宽容为前提，一如他和许寿裳。尽管他们常常因观点不同而论争，但他们保持独立、互相尊重，求同存异，成为了心灵相通的密友。鲁迅的爱博大、真挚、无私，这一点在他与“敌人”林语堂、成仿吾的关系中可见一斑。一旦“敌人”承认并改正了错误，鲁迅则继续以爱待之，毫无芥蒂。
鲁迅的“爱”很容易被忽视，人们更多地聚焦于鲁迅的“憎”上。因为他作品里的“复仇”色彩是那么强烈：《复仇》中主人公让看客无戏可看，并反观看客；《复仇（二）》中耶稣“玩味”以色列人；《颓败线的颤动》中老妇“遗弃”下一代说出无词的言语……
实质上，鲁迅的“复仇”精神不是心胸狭隘、睚眦必报，而是以极端的方式去“疗救”国民们麻木的肉体与灵魂。“憎”的表象下裹藏着鲁迅炽热的爱，倾注了他对民众真诚的关怀和深切的同情。可见，鲁迅的“憎”植根于对民众深厚的爱，“憎”是表达“爱”的一种极端的方式。
5.婚姻和爱情的抉择
鲁迅和朱安的婚姻是鲁迅母亲一手包办的，两人毫无感情基础，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当鲁迅遇到心灵伴侣许广平后，他面临着保全婚姻还是追求爱情的艰难抉择：一方面，他认为无爱情的婚姻违背了人性，渴望自由的爱情，另一方面，旧式女子的不幸和沉重的母爱又让他动摇。
“打破鲁迅在新旧两性道德原则间徘徊的僵局，给他们的爱情以决定性推动的，必然是思想更加‘现代’的许广平，而不是鲁迅”。［5］她批判了叫人们“吃苦”、“委曲忍苦”的传统道德观，否定了鲁迅半新半旧的牺牲观，促使鲁迅获得了觉醒，迎来了幸福温馨的家庭生活。
6.鲁迅的矛盾性格溯源
鲁迅的种种矛盾性格首先是时代和教育的反映。“五四”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传入的文化共存，互相攻击又互相影响。此外，鲁迅生于没落的书香门第，后来师从章太炎，因而精通中国古典文化；他又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前往日本留学，接受了世界上最新的思想。因此，东西方文化的并存和抵牾在鲁迅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
其次，缘于鲁迅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无产阶级战士瞿秋白、李大钊、陈独秀，发动复古的章太炎、章士钊；新女性许广平、刘和珍，旧式女性母亲和朱安；学识渊博的钱玄同、沈钧儒，目不识丁的章运水和阿长……面对不同类型的人，鲁迅必须采取不同的交往方式。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矛盾的生活环境，也许比动荡的时代和空洞的书本对鲁迅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刻。
最后，缘于鲁迅坎坷的个人经历。家庭由小康坠入困顿，走投无路之下求学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前夕前途黯淡，却有幸留学日本；“幻灯片事件”令其弃医从文，奋力“呐喊”，归国后又陷于沉寂；出山后继续战斗；婚姻、爱情困扰着他，兄弟失和打击了他，战友对他频放冷箭……鲁迅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铸就了他矛盾重重的世界观、人生观。
为什么鲁迅身上存在那么多的矛盾之处，我们却觉得他的性格是完整统一的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数个二元对立经过渐变会达到总体上的统一。可见，鲁迅的这种矛盾性格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辩证思维，这也是鲁迅精神被视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
二、孤苦的鲁迅
鲁迅的孤独意识萌发于青少年时期：家道中落，人情冷漠，下层人民的贫困深深触及着鲁迅敏感的心灵。留学日本期间，鲁迅由“幻灯片事件”感受到了国人的麻木，由此产生了震惊和愤慨之情；《新生》杂志的失败令他的美梦骤然破灭，孤独感、痛苦感迅速滋生；辛亥革命的失败再次强化了他的孤独和痛苦。鲁迅孤独感、痛苦感的高潮期出现在“五四”退潮的这一阶段：由于自身世界观、人生观的种种矛盾，一连串的人生波折（像兄弟失和、婚姻爱情纠葛和疾病折磨等），因而不得已而采取了“横站”方式。
明明有一种敌对势力包围，却找不到明确的敌人，无法形成明确的战线，这便是“无物之阵”。敌人的“无物之阵”造成了鲁迅的高度敏感和警觉，让他充满怀疑、否定精神。这既造就了鲁迅作品的深刻性、预见性，又给他带来了诸多流言谤议。“无物之阵”的攻击力量不仅来源于敌人，还来自亲密的“战友”，这正是鲁迅极大的痛苦之处。
先驱者实现了强大的个性，磨砺出了超前而深刻的思想，与平庸者的愚昧麻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先驱者已认识到时代的要求、历史的趋势与现实的黑暗、希望的破灭因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鲁迅作为一个先驱者，他和民众之间的隔膜必然会令他感受到侵入骨髓的痛苦、失望和寂寞。
前有敌人，后有“奴隶总管”，旁边还有麻木的群众，唯有“横站”才能抵挡住来自四面八方的枪林弹雨；同时，鲁迅不得不承受因严重隔膜而采取的“横站”方式所带来的孤独感和寂寞感。
三、伟大的鲁迅
鲁迅的伟大并不是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他以笔为枪，不遗余力地创造着革命文学，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代言人”。确实，他翻译过一些苏联共产党人的著作，亲近、帮助过共产党人，但这不是他“伟大”的主要理由。
超越他振聋发聩的文学作品、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国民性矢志不渝的疗救等层面，我们才能理解鲁迅“伟大”的真正缘由：他忍受着孤苦孤独和痛苦的侵袭，在深刻、超前的思想的指导下，始终追求着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在重重矛盾中作出了艰难而睿智的抉择，在鞭挞社会后坚定地实践着“立人”的道路。正因为如此，鲁迅才得以凤凰涅槃，才能够跨越政治和时间的局限，至今仍焕发着无限的魅力。
参考文献：
［1］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7.
［2］［5］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6.
［3］鲁迅.两地书·九五.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49.
［4］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九.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39.
［6］孔庆东.正说鲁迅.中国海用出版社，2007：141.
关键词： 鲁迅矛盾 孤独 痛苦 伟大
一、矛盾的鲁迅
1.希望与绝望的统一
吸取了诸多教训后，鲁迅对“希望”和“绝望”形成了辩证统一的认识：希望和绝望相互渗透，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因此，在大革命的高潮时期，鲁迅提醒大家要警惕革命精神的腐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期，鲁迅又呼唤着民族的“自信力”［1］，积极实践着“绝望的抗战”。
鲁迅的“绝望”，实质是看透黑暗现实和破除种种幻想后的现实主义精神，扫除了常人概念中的悲观主义色彩。卸下心理包袱后的背水一战往往倾注着坚毅、果敢和信念，因而鲁迅的“抗战”往往能获得胜利。
“看透人生以后，是很容易滑入虚无、悲观、消极隐退那一路上去的”［2］，一如周作人，这样的人常常被讽为“世故”。出于强烈的民族危机感、知识分子的责任感，鲁迅没有退隐，坚持作战，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之一。难道鲁迅不懂“世故”吗？不是的，《野草·立论》一文证明鲁迅深谙“世故”之道。鲁迅用大智慧统照了人生，知道什么事情该“世故”，什么事情不该“世故”，这样才能持久地作战。
2.个人与社会的抵牾
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封建专制思想对人性的压抑，强烈要求重视个性的发展。但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知识分子应当引领人民追求独立和富强；同时，进化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长者应该为幼者而牺牲，以保证生命的延续和民族的发展。
尽管鲁迅有着“发展自我”的强烈要求的，但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令他最终做出了“牺牲自我”的艰难抉择，成为先驱者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但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牺牲自我”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唯有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觉悟、国家富强，他才愿意牺牲，一旦有人利用他的牺牲，高度警觉的他便会无情地反击、“复仇”，同时陷入极端痛苦中。鲁迅曾对一些青年学生给予热情的帮助，但他认为高长虹“利用”了他，于是愤怒地写道：“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这实在使我愤怒了，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3］
3.生与死的囹圄
与“发展自我”和“牺牲自我”一脉相承的便是“生”与“死”的矛盾。鲁迅聚焦于“生”，因为“生”不但是保障人权的基本形式，而且是履行人生责任、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载体。但是，当时社会上杀戮纷纷，疾病无情地折磨着鲁迅，“生”与“死”便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一度困扰着鲁迅。
后来，鲁迅领悟了真谛，自称为“死的随便党”。他这么说不是为了逃脱痛苦，他乐观地面对死亡：“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地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地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个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4］鲁迅的生死观之所以产生了这样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进化论和“历史中间物”的意识给了他重大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后期接受了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认为个人的“死亡”、“牺牲”是在为人类的“新生”、“发展”做铺垫，实现了“死”与“生”的转化和统一，获得了永恒的价值。
4.爱与憎的矛盾
在我们的印象里，鲁迅是一个“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冷峻“战士”。但是，真实的鲁迅也是一个充满爱恨情仇的人，爱与憎矛盾着，又交织着。
鲁迅的爱以尊重彼此、互相理解、互相宽容为前提，一如他和许寿裳。尽管他们常常因观点不同而论争，但他们保持独立、互相尊重，求同存异，成为了心灵相通的密友。鲁迅的爱博大、真挚、无私，这一点在他与“敌人”林语堂、成仿吾的关系中可见一斑。一旦“敌人”承认并改正了错误，鲁迅则继续以爱待之，毫无芥蒂。
鲁迅的“爱”很容易被忽视，人们更多地聚焦于鲁迅的“憎”上。因为他作品里的“复仇”色彩是那么强烈：《复仇》中主人公让看客无戏可看，并反观看客；《复仇（二）》中耶稣“玩味”以色列人；《颓败线的颤动》中老妇“遗弃”下一代说出无词的言语……
实质上，鲁迅的“复仇”精神不是心胸狭隘、睚眦必报，而是以极端的方式去“疗救”国民们麻木的肉体与灵魂。“憎”的表象下裹藏着鲁迅炽热的爱，倾注了他对民众真诚的关怀和深切的同情。可见，鲁迅的“憎”植根于对民众深厚的爱，“憎”是表达“爱”的一种极端的方式。
5.婚姻和爱情的抉择
鲁迅和朱安的婚姻是鲁迅母亲一手包办的，两人毫无感情基础，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当鲁迅遇到心灵伴侣许广平后，他面临着保全婚姻还是追求爱情的艰难抉择：一方面，他认为无爱情的婚姻违背了人性，渴望自由的爱情，另一方面，旧式女子的不幸和沉重的母爱又让他动摇。
“打破鲁迅在新旧两性道德原则间徘徊的僵局，给他们的爱情以决定性推动的，必然是思想更加‘现代’的许广平，而不是鲁迅”。［5］她批判了叫人们“吃苦”、“委曲忍苦”的传统道德观，否定了鲁迅半新半旧的牺牲观，促使鲁迅获得了觉醒，迎来了幸福温馨的家庭生活。
6.鲁迅的矛盾性格溯源
鲁迅的种种矛盾性格首先是时代和教育的反映。“五四”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传入的文化共存，互相攻击又互相影响。此外，鲁迅生于没落的书香门第，后来师从章太炎，因而精通中国古典文化；他又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前往日本留学，接受了世界上最新的思想。因此，东西方文化的并存和抵牾在鲁迅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
其次，缘于鲁迅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无产阶级战士瞿秋白、李大钊、陈独秀，发动复古的章太炎、章士钊；新女性许广平、刘和珍，旧式女性母亲和朱安；学识渊博的钱玄同、沈钧儒，目不识丁的章运水和阿长……面对不同类型的人，鲁迅必须采取不同的交往方式。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矛盾的生活环境，也许比动荡的时代和空洞的书本对鲁迅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刻。
最后，缘于鲁迅坎坷的个人经历。家庭由小康坠入困顿，走投无路之下求学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前夕前途黯淡，却有幸留学日本；“幻灯片事件”令其弃医从文，奋力“呐喊”，归国后又陷于沉寂；出山后继续战斗；婚姻、爱情困扰着他，兄弟失和打击了他，战友对他频放冷箭……鲁迅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铸就了他矛盾重重的世界观、人生观。
为什么鲁迅身上存在那么多的矛盾之处，我们却觉得他的性格是完整统一的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数个二元对立经过渐变会达到总体上的统一。可见，鲁迅的这种矛盾性格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辩证思维，这也是鲁迅精神被视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
二、孤苦的鲁迅
鲁迅的孤独意识萌发于青少年时期：家道中落，人情冷漠，下层人民的贫困深深触及着鲁迅敏感的心灵。留学日本期间，鲁迅由“幻灯片事件”感受到了国人的麻木，由此产生了震惊和愤慨之情；《新生》杂志的失败令他的美梦骤然破灭，孤独感、痛苦感迅速滋生；辛亥革命的失败再次强化了他的孤独和痛苦。鲁迅孤独感、痛苦感的高潮期出现在“五四”退潮的这一阶段：由于自身世界观、人生观的种种矛盾，一连串的人生波折（像兄弟失和、婚姻爱情纠葛和疾病折磨等），因而不得已而采取了“横站”方式。
明明有一种敌对势力包围，却找不到明确的敌人，无法形成明确的战线，这便是“无物之阵”。敌人的“无物之阵”造成了鲁迅的高度敏感和警觉，让他充满怀疑、否定精神。这既造就了鲁迅作品的深刻性、预见性，又给他带来了诸多流言谤议。“无物之阵”的攻击力量不仅来源于敌人，还来自亲密的“战友”，这正是鲁迅极大的痛苦之处。
先驱者实现了强大的个性，磨砺出了超前而深刻的思想，与平庸者的愚昧麻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先驱者已认识到时代的要求、历史的趋势与现实的黑暗、希望的破灭因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鲁迅作为一个先驱者，他和民众之间的隔膜必然会令他感受到侵入骨髓的痛苦、失望和寂寞。
前有敌人，后有“奴隶总管”，旁边还有麻木的群众，唯有“横站”才能抵挡住来自四面八方的枪林弹雨；同时，鲁迅不得不承受因严重隔膜而采取的“横站”方式所带来的孤独感和寂寞感。
三、伟大的鲁迅
鲁迅的伟大并不是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他以笔为枪，不遗余力地创造着革命文学，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代言人”。确实，他翻译过一些苏联共产党人的著作，亲近、帮助过共产党人，但这不是他“伟大”的主要理由。
超越他振聋发聩的文学作品、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国民性矢志不渝的疗救等层面，我们才能理解鲁迅“伟大”的真正缘由：他忍受着孤苦孤独和痛苦的侵袭，在深刻、超前的思想的指导下，始终追求着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在重重矛盾中作出了艰难而睿智的抉择，在鞭挞社会后坚定地实践着“立人”的道路。正因为如此，鲁迅才得以凤凰涅槃，才能够跨越政治和时间的局限，至今仍焕发着无限的魅力。
参考文献：
［1］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7.
［2］［5］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6.
［3］鲁迅.两地书·九五.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49.
［4］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九.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39.
［6］孔庆东.正说鲁迅.中国海用出版社，2007：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