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院秋声落枣红，拾来旋转戏儿童。”这两句诗描绘的是儿童游戏的场景，是乾隆题写在《秋庭戏婴图》上的。婴戏图，也称作戏婴图，简而言之便是小孩子游戏玩耍题材的画作，是古代风俗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
　　麟趾图（局部）
　　绢本设色 39.6×327.7Cm 唐 周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秋庭戏婴图 绢本设色 197.5cm×108.7cm 宋 苏汉臣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青花嬰戏图碗 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现存最早的瓷器婴戏纹装饰也是出现在唐朝，当时的长沙窑瓷器上就有釉下褐绿彩婴戏莲纹。该纹样出现在注子（酒壶）的流下部分，使用褐彩绘制了一名肩负莲枝、手挽飘带的胖娃，外施青釉，生动可爱。宋代耀州窑址曾发掘出唐代素胎黑花盘，盘面上绘有—上身赤裸的跳绳儿童，意趣盎然。此外，在镇江市丁卯桥唐代金银器窖藏中出土的鎏金小银瓶上面也饰有3幅婴戏图案。
　　婴戏图及相关纹样在唐代大规模出现，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随着大唐盛世的到来，整个社会对儿童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在科举方面，唐代设置了专门的“童子科”，文学诗歌里也出现了大量的儿童形象，这样的社会现实反映在艺术领域就是以儿童为题材的绘画、瓷器和金银器大量涌现出来。作品的大量涌现，使得人们在创作中更注重技法的运用，正如《宣和画谱》里总结的那样：“盖婴儿形貌态度自是一家，要于大小岁数间，定其面目髫稚。世之画者，不失之于身小而貌壮，则失之于似妇人。又贵贱气调与骨法，尤须各别。”唐及五代艺术家们的探索，使婴戏题材开始定型，也为两宋此类作品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为高峰

　　婴戏图的发展顶峰是在宋代。一方面是婴戏图从人物绘画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儿童题材，有“—人，二婴，三山，四花，五兽，六神佛”的说法。另一方面就是出现了大批婴戏图创作高手，如勾龙爽、刘宗道、杜孩儿、苏汉臣、徐世荣、李嵩等。其中尤以苏汉臣最为著名，人们评价他画的婴儿“着色鲜润，体态如生，熟玩之不啻相与言笑者，可谓神矣”，像活的一样。杜孩儿是民间画家，但官方画院里的画工们常常向他求画，以此满足宫廷里的需求，由此可见其画功的精湛以及儿童题材创作之难。刘宗道擅长在扇面上画“照盆孩儿”，就是小孩照水盆，用手指着水里的影子，而影子也同时指着小孩。为了防止别人抄袭，刘宗道一次画数百幅，一次性卖出，一天内卖完，抢占先机。由于题材热门，一些山水画大师也涉足其中，如马远创作了《蟋蟀图》，高克明创作了《村学图》等，助推了婴戏图的发展。
　　这一时期，婴戏图涉及的题材广泛，大致可以分为游戏、宗教祭祀、节令、故事4个门类。游戏类题材中展现的内容最为丰富，一类是展现城市儿童下棋、玩鸟、看戏、耍枪、击球、逗猫、歌舞、戏水、斗蛐蛐等活动。比如刘松年所画的《傀儡婴戏图》，描绘的是4个孩子模仿傀儡戏的场景。在假山围栏、蝶穿牡丹的背景之下，一个孩子在幕布后操纵着木偶，两个孩子充当观众，他们前面还扔着铙钹，仿佛是因为受傀儡戏的吸引而扔掉了玩具，旁边还有一个孩子在敲鼓，煞有介事。虽然是小孩子的玩具，但是这套傀儡戏的装置颇为齐全，不仅木偶有两三个，还有多套布景，孩子们像模像样地舞弄，颇为有趣。
　　冬日戏婴图 绢本设色 196.2×107.1cm 宋 苏汉臣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类是农村儿童读书、闹学以及放牛玩耍的情景。比如仇英所摹宋人的《村童闹学图》，课堂上老师睡着了，学堂就成了孩子们玩闹的场地。一共8个学生，7个离开了座位，有的把老师的帽子摘了，有的蹲在地上给老师画像，有的扮鬼脸，有的干脆躺在桌子上脚顶着凳子玩杂耍，还有的头顶茶壶，手拿戒尺，身披着狂草书法卷轴，嘴唇上画了两撇胡子，扮演老道作法。这样的场景基本上不可能在学堂里出现，却成为婴戏图中颇为经典的主题，直到明清依然流行。 　　再一类就是“货郎图”，尤以南宋李嵩的作品最為著名，是当时乡间孩童生活的写照。图中，货郎仿佛是一座流动的超市，肩挑的担子中货品琳琅满目，从锅碗瓢盆、瓜果糕点、儿童玩具到眼药水，应有尽有。当他来到乡间，最快乐的莫过于孩子们了，小朋友前后簇拥着货郎，仿佛嘴里喊着“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妇人也闻风而动，脚步快的已经拉着孩子在挑选商品了，脚步慢的则是怀里抱着、身后跟着孩子，朝着货郎走来。还有很多跟着的孩子们边走边打闹，好不热闹。这热闹的场面，引得狗儿欢闹，鸟儿也落下来停驻在货郎担上。
　　宗教祭祀类的婴戏图大约有两个方向，一个便是以苏汉臣的《灌佛戏婴图》为代表，4个孩子模仿大人进行礼佛的游戏，一个孩子双手合十跪下顶礼膜拜，一个则手抬佛像，一个手提水瓶在浴佛，一个则手捧花篮扮作信徒。此时佛教世俗化，佛教的一些仪式也被小孩当成了游戏。另一个便是佚名的《大傩图》，图中为12名少年，排着“龙摆尾”的队形走着，他们戴着面具扮成老翁，为首的手举簸箕、笤帚，后面的则有的戴米斗，有的戴蟹篓、筛子，有的背蚌壳，还有的拍板、击鼓等，来驱鬼、逐瘟疫，同时也有祈求丰收的意味，这是传统民间信仰在娱乐活动中的生动写照。
　　节令性婴戏图较为经典的代表作要数苏汉臣的《长春百子图》。在这幅长521.9厘米的图卷上，苏汉臣描绘了春夏秋冬4个季节百童嬉戏的情景，有荡秋千、骑木马、下棋、钓鱼、采荷、扑蝶、斗蟋蟀、踢球等各种游戏。户外庭院，四季景色分明，各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尽情地玩耍，个个天真活泼，远远观望，儿童的嬉闹之声仿佛呼之欲出。苏焯所绘的《端阳戏婴图》也颇有特色，画中3个婴孩，较大的孩子一手拿着石榴，一手则拴着蟾蜍搞恶作剧，一个孩子则出手阻拦，而被耍的孩子被吓得蹲在地上，双手抱头想要躲开。时值端午，节俗中将蟾蜍视为五毒之一，而小孩子拿蟾蜍来玩耍，调皮可见一斑。
　　百子嬉春图
　　绢本设色 37.2×65cm 宋 苏汉臣 故宫博物院藏
　　婴戏荷叶形金枕 宋
　　磁州窑白地黑花婴戏纹枕 宋 故宫博物院藏

流行自有因

　　纵观历史流变，婴戏图在宋代达到高峰，自有其历史的因由。
　　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在农业方面，北宋结束了五代割据的局面，使社会环境安定，给农业生产创造了良好条件。到了南宋，长江以南农业的大发展、水利设施的大建设，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局面。农业基础得到了稳固，手工业和商业活动日益繁荣。我们通过《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这些画作和书籍，可以窥见当时的情景。商业的发达，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前代坊市的界限被打破，人们活动的时间拉长，勾栏瓦舍、食肆店铺等消费场所林立，促进了市民阶层和市井文化的形成。这些“农转非”的市民，物质生活得到极大丰富的同时，精神需求日益强烈，于是，绘画就成为商品开始平民化、商品化。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相国寺每月开放古玩交易时，赵文秀笔和潘谷墨占了一廊，说明交易量甚大。当时已经出现了专门倒卖绘画为生的“牙侩”和“投机商”。无论是在汴梁还是临安，都有专门卖字画的摊铺。与此同时，宋朝皇室热衷购画收藏，贵族官僚也有赏画的风气，也推动了绘画的商品化。进入流通领域的绘画当然需要遵循市场规律，于是迎合大众口味的风俗画广泛流行，婴戏图便为其中之一。 　　其次便是文化的因素。宋朝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官方從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国子监、太学、州学、县学等各级学校，以及律学、算学、书学、画学等专科学校，私人则建立了白鹿洞、石鼓、茅山等书院，两者交叉互补，扩大了教育的涵盖面。此时活字印刷术发明，各种书籍大量刊行，也为民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市民阶层文化素质不及贵族，但又优于山野农夫，于是富有情趣又贴近普通人生活的风俗画最符合他们的欣赏口味。与此同时，宋代吸取五代时武人割据的教训，从立国时起便重文抑武，将军政财大权都交给了文官集团，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文化人阶层，也为文化艺术的大繁荣创造了条件。而在心理上，佛道儒三教融合，理学兴起，人们开始向心性本源复归，在心理上不再对陌生事物产生好奇与兴奋，而是停驻下来，感受日常熟悉事物的亲切与温馨。于是从上到下，沉溺于对现世物质享受和对欢乐的追求之中，这也使得反映日常生活的艺术走向繁荣。在专业上，宋代自建国之初便设立了翰林画院，将四散各地的画家招进京供养起来。南宋时对画家们进行分科培训，不仅培训技术，而且重视文学素养和各方面的综合素质的培养，并将创作的题材转向表现生活、市民等世俗方面。特殊的体制造就了特殊的“院体”画风，高标准的考核要求成就了一大批优秀的画师，苏汉臣、李嵩都曾经在画院服务。与此同时，画院也吸引着大量民间画师，但这个门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去的。他们虽然很努力，如前述杜孩儿的画在政和年间很流行，而且画院的画工都向他求画，他却进不了官方机构。但是，这在客观上也刺激了民间画师队伍的形成，他们与官方画工一起，推动了风俗画的繁荣。
　　粉彩岁朝婴戏果盘 清 故宫博物院藏
　　再次，便是对儿童的重视。两宋前有五代割据，后有靖康之耻，时代变动、战争离乱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都会造成人口的巨大损失，因此朝廷对于生育特别重视，将人口、户数的增长列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之中。由此，宋代也形成了烦琐的育子礼俗，包括催生、三朝、三腊、满月等。官方还广设慈幼局，收养民间遗弃的幼婴。太医局为小儿建立了独立的专科，加上前述的教育体系，可以说，从生育到教育，儿童得到了社会全方位的关怀，因此，婴戏图的出现也就不稀奇了。
　　总之，观览婴戏图，如同照镜子一般，既能照出数千年来儿童在社会中的地位变迁，照出中国人审美趣味、审美观念的流变，也能照出经济社会在这千余年中的变化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