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考试，公平竞争，公正录取，这是科举制度所昭示的精神，所标榜的特征，也是整个科举制度立脚的基础。这一基础，是由北宋前期一系列革命性的科举制度建设夯实的。
　　
　　废除公荐
　　
　　唐朝科举考试中盛行的投“行卷”的做法，不能说没有一点合理性，这毕竟在试卷之外，多了一重考量的要素，避免了单一试卷所表现出的偶然性。公荐和通榜，也能提醒考官对某些真正有才能者的注意，避免在“目眩而不欲视，心废而不欲营”的判卷时遗漏人才。但是，行卷有可能出自他人之手，公荐有可能徇私，通榜也有可能变成私下交易。随着唐朝辉煌的逐渐逝去，这些考场外因素的负面作用也日益显现。“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旧唐书·王起传》)许多“寒门俊造”，只得兴“闭户十年专笔砚，仰天无处认梯媒”之叹。
　　宋朝的科举制度建设，正是针对这些问题，从这里开始的。乾德元年(963年)，宋太祖“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宾其罪。故事，每岁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保荐抱文艺者，号日公荐。然去取不能无所私，至是禁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自唐朝以来以公荐为名、行请托之实的做法，这时被明令废止。这即便不能根除、也极大地限制了胁于权势、扰于人情、累于子弟的所谓“常情”，限制了这些考场之外因素的作用，杜绝了过去那种“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的情形，将举子的最终录取与否，限定在了场屋之内。
　　
　　实行殿试
　　
　　在争逐科举的路途上，举子与举子、举子与考官之间，结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同年登第者，指呼为同年。其情爱相视如兄弟，以至子孙累代，莫不为暱比，进相援为显荣，退相累为黜辱。”(《河东集》卷九)举子对于考官，恩情尤重。考生录取后，要向主考官谢恩，称主考官为“师门”“恩门”“座师”，而自称“门生”。为了铲除朋党的温床，防止考官徇私，师生结党，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宋太祖下诏：“今后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贡举官。子孙弟侄如违，御史台弹奏。……兼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力图通过御史的弹劾，矫治“擢第于公朝”，却“谢恩于私室”的“薄俗”。
　　宋朝初年，沿袭唐朝的科考规制，只有地方州县的解试(经地方州县考试合格的举子，送往京师应礼部试称“解”，故称州县举行的考试为“解试”)和中央尚书省礼部的省试两级考试。开宝六年(973年)三月初七，新录取的进士宋准等10人及诸科录取的28人一起到讲武殿谢恩。宋太祖觉得进士中的武济川“材质最陋，问对失次”，便将其黜落。由于武济川与权知贡举的翰林学士李防是同乡，宋太祖怀疑李防徇私袒护。恰好在这时，落第举子徐士廉等人又击登闻鼓，状告李防用情取舍，录取不公。宋太祖下令将考试终场而没有被录取的考生选出157人，连同已被录取的38人，参加由他本人亲自主持的复试。考试的结果，录取进士26人，诸科103人，而李防原来录取的38人中，有10人被黜落。殿试实行之后，皇帝直接控制了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新进士由知贡举官的门生，变为了“天子门生”。由于殿试对抑制权贵子弟升进、巩固皇权非常有效，从此，皇帝亲临殿试成为定制，解试、省试、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得以确立。但从宋朝殿试的产生来看，它是为着防弊的直接目的；所以宋太祖就曾得意地对大臣们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殿试。尽革其弊矣。”(《宋史·选举志》)
　　殿试最初实行的时候，和其他各级科举考试一样，“皆有黜落”，是不等额的淘汰性考试。根据皇帝临时的旨意，“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省试合格了，殿试并不一定能过关。很多人在这漫长的科举之路的最后关口，往往功亏一篑，甚至一而再，再而三。“累经省试取中，屡摒弃于殿试”，再加上“远方之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至失所，有赴水而死者”，(《邵氏闻见录》卷二)这也实在体现不了帝王对士人的体恤和关爱，达不到以科举为诱饵、牢笼士人的目的。在离及第只有一步之遥时被残酷地黜落，一些举子深深地失望，乃至绝望，不惜铤而走险，最后站到了皇权的对立面。当时有一个名叫张元的举子，博学多才，颇具韬略。由于多次参加殿试失败，最终“积忿”投奔了西夏。在宋夏战争中，为元昊出谋划策，侵扰宋朝边境，成为宋朝的心腹大患。朝臣们都把这归咎为殿试黜落，嘉祜二年(1057年)，宋仁宗“亲试举人，凡与殿试者，始免黜落”，这年参加殿试的388名进士、389名诸科举人全部被录取。从此，省试合格之后，科考最终及第便成为定局，殿试成了不再有黜落的等额性考试，它的作用不过是排定名次、确定“天子门生”的名份而已。
　　
　　锁院和别头试
　　
　　在唐朝，中央的科举考试由吏部主持，具体地说，最初是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来改为吏部侍郎主持。由于主持考试的部门和官员是相对固定的，所以容易出现贿赂和请托。宋朝主持会试的考官，由皇帝临时指定，因为是临时性的，所以称为“权知贡举”。“权知贡举”不常任，年年不同。此外，皇帝还会指定同知贡举二三人，作为“权知贡举”的副职。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苏易简权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由此建立了锁院制度。锁院就是在考选期间，考官进入贡院，关闭院门，暂时断绝和外界包括家人的联系。考官在院中拟定考题、收领试纸、排定考生座位，一直到考试结束、排出等第之后，才能出院。省试或礼部试的锁院时间，一般期限是一个月，如果事情未完，可以延长十天。锁院制度因考官规避请托而建立，对于防止舞弊意义深远。
　　除了锁院之外，宋朝还实行所谓的别头试。别头试又称“别头”和“别试”，是科举考试中为了回避亲嫌而采取的一种考试方法。它出现在开元年间，在唐朝时兴时废，没有成为固定的制度。宋朝的别头试始于真宗时的张士逊：“先是，监察御史张士逊为贡院监门官。时贡举初用糊名之法，士逊日：‘主司有亲戚在进士中，明日当引试，愿出以避嫌。’主司不听，士逊乃自言引去。上是之，记名于御屏，遂诏自今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皆移试别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八)从宋朝雍熙二年(985年)省试时开始，规定考官及相关官员的子弟、亲戚乃至门客，都必须回避，另派考官，另设考场，对他们另外进行考试，并规定特定的录取名额，单独录取。后来，别头试逐渐推广到国子监、开封府以及各路的解试，只有殿试是皇帝“临轩亲试，谓之天子门生，虽父兄为考官，亦不避”，不实行别头试。 　　
　　糊名和誊录
　　
　　宋朝杜绝场屋之私最有效的措施，还在于糊名和誊录。所谓的糊名，又称封弥，也就是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糊住，或截头去尾，编成字号，让评阅试卷的官员不知试卷出于何人之手。糊名法在唐朝就出现了，但只是应用于吏部试。宋朝的糊名法始于殿试，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御崇政殿复试进士，将作监丞陈靖上疏，请糊名考校，得到太宗的采纳。在此之后，糊名法逐步推行于省试、解试，所以宋人笔记中又有“真宗时，试进士初用糊名法，以革容私之弊”、“真宗时，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这样一些不同的说法。
　　糊名之后，考官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笔迹知道试卷出自何人之手，这便导致了誊录。誊录又称易书，也就是将试卷重抄一遍。考生交卷之后，由封弥院将试卷糊名，再送往誊录院，由负责誊抄的书吏，用朱笔将整个试卷誊抄一遍。最后不是将考生的原卷而是将书吏誊抄的朱卷送考官评阅，以堵住根据字迹或相约的暗号辨认出试卷的漏洞。“取士至仁宗，始有糊名考校之律。虽号至公，然尚未绝其弊。其后袁州人李夷宾上言，请别加誊录。因著为令，而后识认字画之弊始绝。”(《能改斋漫录》卷一)誊录最先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省试时实行，后来逐渐推广到殿试和各类解试。
　　“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北宋前期科举制度建设的这些措施，使科举制度在制度化和严密化的同时，也更具有客观性和公平性。由于这些制度的实行，使得“一决于文字而已”、“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成为可能。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就受到了有识之士的称赞，欧阳修的说法就很有代表性：“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为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才是择。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厚薄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文忠集》卷一一三)后世也广受称赞，历代相沿不改。这些“至公亦至善”的做法，是科举制度中可贵的客观性和公平性的核心内容和集中体现。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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