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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5月，我被从北京大学史学系三年级抽调出来，分配到学校政治课教学委员会工作。同年9月，又被派送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进修《中国革命史》。一年后回到北大燕园新址，成为一名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师，准备登上北大讲台。
这时国家教育部下达文件，规定高校开设四门公共政治理论课，即《中国革命史》(一年级必修)、《马列主义基础》(二年级必修)、《政治经济学》(三年级必修)、《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四年级必修)。我的任务是给一年级学生教授《中国革命史》。
1953年9月，我第一次走上北大讲台，给当年入学的北大数学力学系一年级新生六个班约150人讲授《中国革命史》。这个年级的学生很优秀，出了多名院士，姜伯驹、石青云是其代表。陈堃鲸(王选院士夫人)也在这个年级。站在高洁庄严的讲台上，面对如此多的学生，第一次讲课，要说不发憷、不紧张，那是假的。但由于上课前已做了充分准备，把要讲的课程内容(包括重点、条理性)烂熟于胸，因而我还是比较好地把这门课讲下来，完成了任务。
从当时的情况看，我感觉学生对《中国革命史》这门课还是比较重视，愿意学的。在讲课时，只听到学生做笔记的声音，再听不到别的声响，学生听课是精神专注的，课堂秩序是良好的。在其后多年我给多个系级学生讲课，情况还是这样。一般来说，当时学生对《中国革命史》教学，反映都比较好。之所以如此，我认为有以下几条原因：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威信高，学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的历史，知之甚少，对毛泽东的传奇一生，更希望多有了解，喜欢听这门课。
第二，教师备课认真，讲课十分投入，对学生有吸引力，学生接受，认为是信史。
第三，这门课是必修课，还要考核，因而学生听课很认真，把教师讲的内容全记下来以应对考试，希望考个好成绩，怕漏记了，复习不全面，考不好。有一则笑谈，一位教师讲课很认真，课堂上一板一眼，不仅每句话讲得很清楚，标点符号也读出来。每讲完一段，他要说句“另起一行”，告诉学生记笔记从下一行开始。这则笑谈反映了某种真实，也预示后来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形式单一，课程内容千篇一律，问题是越积越多。
公共政治理论课班级大，听课学生多。一个班几十人，多到二百多人，其特点是“一大”、“二公”。课程的思想性强、要求高。教师在课堂上要把课程的内容，用清晰而规范的语言，一句一句送人每个学生的耳朵、心田，并不容易，因此教师大都律己严，有使命感、责任感，确实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不过，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师既要教学，又要做思想政治工作。每周还规定一段时间下到班级与学生谈心，做相应的、必要的沟通，地位比较奇特。这种状况给他们带来某些困难，备课时间减少，影响教学质量。对有些较敏感的政治历史问题，既不能不按已有的结论和上级的指示讲，但又或心存悬疑，把握不定，处于上下两难之间，地位有点尴尬，因而也会招来白眼、非议，心灵时有困惑。每当政治运动来时，更是如此。这其中的酸甜苦辣，或许不是外人所能理解想象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拨乱反正工作中，提出了20世纪50、60、70年代公共政治理论课《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教学，是不是真实，是不是宣传假、大、空，是否信史的问题。当时我颇感意外，也有点难受，觉得干了大半辈子教学工作，落个假、大、空，想不通，总觉得不是这样。有位朋友对我说，中共党史就是为了突出和神化一个人编造的。言下之意中共党史，不是信史。这个天大的问题，当然不是我所能回答的。不过我还是想结合个人的教学经历，讲一点感受和谬见，以就教于方家。
在时过半个多世纪之后，回头看历史，无需多所论列，可以肯定，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教学，存在假、大、空。我在拙著《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代序》中坦言：“在我的讲课中有些假、大、空的东西，这是肯定的。我是不自觉其为假、大、空而宣讲了假、大、空。”那个年代教《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用不少时间和篇幅讲“路线斗争”，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一时错误行为上升为所谓“左”倾或右倾错误路线，加以批判；把一种派别分裂活动上升为有理论有纲领的错误政治路线，进行斗争，如此等等。这样定性并不准确，也不符合(起码是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这样讲，不是在做虚假的宣传是什么?讲历史，不重在用详尽的历史材料，阐明历史发展的全部进程，而是把十几篇著作串起来，重在讲著作发表的历史背景、著作内容及其意义，尽管这也传送了不少真知灼见和有价值的知识，但是作为一门以历史进程为基础和主要内容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来说，就免不了会流于大而空。
但是，即便如此，能不能说那个年代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教学，宣讲的全是假、大、空呢?能不能进而由此推论，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没有信史可言，教师所讲的不符合历史真实，许多人物的悲壮事迹、英雄创举都是虚构的呢?
否!我认为是不能这样说的。
诚然，那个年代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教学，宣讲了一些假、大、空，但同时也讲了真实的历史，讲了许多真实感人的历史故事，讲了广大干部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英勇无畏的真实革命实践，如果不是那样，当时就不会那样吸引学生。什么是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信史?什么是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真实?我认为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民族获得独立，人民获得解放，国家建设获得发展。讲出了这一点就是信史。因为这是中共党史的最大真实，本质的真实。某些历史情节讲错了，或没有讲，这诚然是缺点，但还不足以据此论定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讲授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不是信史的结论。
历史不能没有细节。没有细节，历史就是一个空洞，什么也没有，失去了真实。但历史也不能被琐碎的细节所充塞，细节充塞，历史就是一个黑洞，什么也分辨不清，同样失去了真实。编写、讲述历史，要坚持大历史观。立足历史高度，鸟瞰历史全局，用真实的历史资料，评人论事，方中肯綮。评价历史人物，尤其政治人物，主要看其政治行为对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如何，宜粗不宜细，不宜过于追求一些细节。评价历史政治人物，尤其政治领袖，应偏重于其全部政治行为价值的功利判断，而不应偏重于其一时一地行为价值的道德判断。对政治人物做道德的价值判断，对其违反道德的行为给予相应的实事求实的说明，不为亲者讳，为尊者隐，是必要的，否则就是成者王、败者寇了。但如果过乎偏重于道德的价值判断，那就会是洪洞县里没好人，千古江山无英雄了。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没有英雄的历史是不真实的。政治人物之间，尤其在互有政治歧见的政治人物之间、政敌之间，为了实现其自认为正确的政治主张，相互会使用各种不同的手段，包括明显违反道德的手段，务欲击败对手。这是符合某些政治人物的行为准则的。
我写这篇回忆性小文章，告诫自己要遵守两条：一是披露事实，二是坦陈心迹。我是想努力这样去做的，但肯定会有缺失。是非曲直，留待贤者评之，吾所愿也。
(责任编辑 刘荣刚)
这时国家教育部下达文件，规定高校开设四门公共政治理论课，即《中国革命史》(一年级必修)、《马列主义基础》(二年级必修)、《政治经济学》(三年级必修)、《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四年级必修)。我的任务是给一年级学生教授《中国革命史》。
1953年9月，我第一次走上北大讲台，给当年入学的北大数学力学系一年级新生六个班约150人讲授《中国革命史》。这个年级的学生很优秀，出了多名院士，姜伯驹、石青云是其代表。陈堃鲸(王选院士夫人)也在这个年级。站在高洁庄严的讲台上，面对如此多的学生，第一次讲课，要说不发憷、不紧张，那是假的。但由于上课前已做了充分准备，把要讲的课程内容(包括重点、条理性)烂熟于胸，因而我还是比较好地把这门课讲下来，完成了任务。
从当时的情况看，我感觉学生对《中国革命史》这门课还是比较重视，愿意学的。在讲课时，只听到学生做笔记的声音，再听不到别的声响，学生听课是精神专注的，课堂秩序是良好的。在其后多年我给多个系级学生讲课，情况还是这样。一般来说，当时学生对《中国革命史》教学，反映都比较好。之所以如此，我认为有以下几条原因：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威信高，学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的历史，知之甚少，对毛泽东的传奇一生，更希望多有了解，喜欢听这门课。
第二，教师备课认真，讲课十分投入，对学生有吸引力，学生接受，认为是信史。
第三，这门课是必修课，还要考核，因而学生听课很认真，把教师讲的内容全记下来以应对考试，希望考个好成绩，怕漏记了，复习不全面，考不好。有一则笑谈，一位教师讲课很认真，课堂上一板一眼，不仅每句话讲得很清楚，标点符号也读出来。每讲完一段，他要说句“另起一行”，告诉学生记笔记从下一行开始。这则笑谈反映了某种真实，也预示后来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形式单一，课程内容千篇一律，问题是越积越多。
公共政治理论课班级大，听课学生多。一个班几十人，多到二百多人，其特点是“一大”、“二公”。课程的思想性强、要求高。教师在课堂上要把课程的内容，用清晰而规范的语言，一句一句送人每个学生的耳朵、心田，并不容易，因此教师大都律己严，有使命感、责任感，确实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不过，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师既要教学，又要做思想政治工作。每周还规定一段时间下到班级与学生谈心，做相应的、必要的沟通，地位比较奇特。这种状况给他们带来某些困难，备课时间减少，影响教学质量。对有些较敏感的政治历史问题，既不能不按已有的结论和上级的指示讲，但又或心存悬疑，把握不定，处于上下两难之间，地位有点尴尬，因而也会招来白眼、非议，心灵时有困惑。每当政治运动来时，更是如此。这其中的酸甜苦辣，或许不是外人所能理解想象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拨乱反正工作中，提出了20世纪50、60、70年代公共政治理论课《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教学，是不是真实，是不是宣传假、大、空，是否信史的问题。当时我颇感意外，也有点难受，觉得干了大半辈子教学工作，落个假、大、空，想不通，总觉得不是这样。有位朋友对我说，中共党史就是为了突出和神化一个人编造的。言下之意中共党史，不是信史。这个天大的问题，当然不是我所能回答的。不过我还是想结合个人的教学经历，讲一点感受和谬见，以就教于方家。
在时过半个多世纪之后，回头看历史，无需多所论列，可以肯定，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教学，存在假、大、空。我在拙著《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代序》中坦言：“在我的讲课中有些假、大、空的东西，这是肯定的。我是不自觉其为假、大、空而宣讲了假、大、空。”那个年代教《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用不少时间和篇幅讲“路线斗争”，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一时错误行为上升为所谓“左”倾或右倾错误路线，加以批判；把一种派别分裂活动上升为有理论有纲领的错误政治路线，进行斗争，如此等等。这样定性并不准确，也不符合(起码是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这样讲，不是在做虚假的宣传是什么?讲历史，不重在用详尽的历史材料，阐明历史发展的全部进程，而是把十几篇著作串起来，重在讲著作发表的历史背景、著作内容及其意义，尽管这也传送了不少真知灼见和有价值的知识，但是作为一门以历史进程为基础和主要内容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来说，就免不了会流于大而空。
但是，即便如此，能不能说那个年代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教学，宣讲的全是假、大、空呢?能不能进而由此推论，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没有信史可言，教师所讲的不符合历史真实，许多人物的悲壮事迹、英雄创举都是虚构的呢?
否!我认为是不能这样说的。
诚然，那个年代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教学，宣讲了一些假、大、空，但同时也讲了真实的历史，讲了许多真实感人的历史故事，讲了广大干部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英勇无畏的真实革命实践，如果不是那样，当时就不会那样吸引学生。什么是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信史?什么是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真实?我认为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民族获得独立，人民获得解放，国家建设获得发展。讲出了这一点就是信史。因为这是中共党史的最大真实，本质的真实。某些历史情节讲错了，或没有讲，这诚然是缺点，但还不足以据此论定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讲授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不是信史的结论。
历史不能没有细节。没有细节，历史就是一个空洞，什么也没有，失去了真实。但历史也不能被琐碎的细节所充塞，细节充塞，历史就是一个黑洞，什么也分辨不清，同样失去了真实。编写、讲述历史，要坚持大历史观。立足历史高度，鸟瞰历史全局，用真实的历史资料，评人论事，方中肯綮。评价历史人物，尤其政治人物，主要看其政治行为对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如何，宜粗不宜细，不宜过于追求一些细节。评价历史政治人物，尤其政治领袖，应偏重于其全部政治行为价值的功利判断，而不应偏重于其一时一地行为价值的道德判断。对政治人物做道德的价值判断，对其违反道德的行为给予相应的实事求实的说明，不为亲者讳，为尊者隐，是必要的，否则就是成者王、败者寇了。但如果过乎偏重于道德的价值判断，那就会是洪洞县里没好人，千古江山无英雄了。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没有英雄的历史是不真实的。政治人物之间，尤其在互有政治歧见的政治人物之间、政敌之间，为了实现其自认为正确的政治主张，相互会使用各种不同的手段，包括明显违反道德的手段，务欲击败对手。这是符合某些政治人物的行为准则的。
我写这篇回忆性小文章，告诫自己要遵守两条：一是披露事实，二是坦陈心迹。我是想努力这样去做的，但肯定会有缺失。是非曲直，留待贤者评之，吾所愿也。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