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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长期流行于江苏昆山一带，以昆山方言吟唱，故名为“昆山腔”。经历代艺人口传心授，干有余年，脉络清晰，斑斑可考，是中华戏曲文化的活化石，被尊为“百戏之祖”。
追根溯源
昆曲之源头，最早可追溯到唐玄宗李隆基时代。据清康熙《昆山志》载：“陶岘，唐开元中(726年前后)，家昆山……生知八音，撰《乐录》八章。陶岘有女乐一部，善奏清商之曲。”文中所谓“八音”者，指古代制造乐器的八种物质，即金、石、革、匏、土、木、丝与竹也。“女乐一部”则指家伎之属，即当今之乐队。可见当时昆山一带的民间音乐便已初具规模。
比陶岘稍晚者，有黄幡绰。明人魏良辅所著《南词引正》谈道：昆曲“唯昆山为正声，乃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清人刘亮采所辑《梨园原序伦·论四方音》则云：“黄幡绰，昆山人，始变为昆腔，其取平上去入四声，正而无腔，字有肩，板有眼，阴阳清浊。”
经两宋数百年发展，昆曲至元代已眉目初具。蒙元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各民族分为四等，原南宋人被划为最低等级。文人士大夫与朝廷感情疏离，大多数隐逸江湖，以诗文、书画、声伎自遣。同时，在思想控制方面，元代却相当宽松。上述两方面共同为昆曲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元后期，江南名士昆山顾阿瑛出现，为昆曲的发展和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顾阿瑛(1310～1369)才性高旷，精于音律，擅长吹、拉、弹、唱，以声伎广交四方宾客。他轻财结客，汇集了一批热心创作、才情焕发的词曲家及杂剧、南戏作家和表演艺术家。外地名士有柯九思、倪云林等。本地名士除主人顾阿瑛外，还有袁华和顾坚。顾坚，昆山千灯人，生活于元末明初，为昆山腔创始人。其“精于南辞，善作古赋”，兼作家、戏曲音乐家、歌唱家于一身。顾坚整理、加工了南曲的不少声腔如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青阳腔等，将当时昆山的歌谣小曲，升华为一种不用乐器伴奏的清唱与和唱的艺术形式，其声腔又是非常悦耳动听的曲调，逐渐形成为“昆山腔”。
简而言之，“昆山腔”也就是用昆山方言吟唱文人的典雅之词，通常还有笛子等乐器来伴奏，可称清客、清曲，一般为坐唱，并不上台表演。顾阿瑛及其同道雄厚的财力和高雅的性情，加之对艺术的痴迷与执著，是昆曲成长的基础。
登堂入室
真正的戏剧，必须有台上的正式表演。明嘉靖十年至二十年间(1531～1541)，居住在太仓的魏良辅借张野塘、谢林泉等民间艺术家的帮助，总结昆曲演唱艺术的成就，吸取海盐、弋阳等腔的长处，对昆腔加以改革，总结出一系列唱曲理论，从而建立了委婉细腻、流利悠远，号称“水磨调”的昆腔歌唱体系。但这时的昆腔也仅仅是清唱。其后，昆山人梁辰鱼等对昆腔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改革。隆庆末，他编写了第一部昆腔传奇《浣纱记》。这部传奇的上演，扩大了昆腔的影响，文人学士争用昆腔新声撰作传奇，习昆腔演唱者日益增多。由是昆腔遂与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并称为明代四大声腔。到万历年间它的影响已从吴中扩展到江浙各地。万历末，已是“四方歌曲必宗吴门”，并且“声各小变，腔调略同”，形成了众多流派，一跃而居诸腔之首。昆腔传入北京，又迅速取代了当时盛行于北京的弋阳腔。它不仅为士大夫所喜爱，而且也深受群众欢迎，遂逐渐发展成全国性剧种，称为“官腔”。
作为戏曲，唱腔是最重要的因素。就当前而论，黄幡绰所传的昆曲早已失传，顾坚所创的昆曲也已成绝响，今人已难以评点其唱腔的优劣。但透过史料记载的蛛丝马迹，从“善发南曲之奥”(明·魏良辅)、“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明·顾起元)、“听之最足荡人”(明·徐渭)，还是能体味出昆曲的艺术优势。在此基础上，明代魏良辅锐意革新，贡献实多。他的具体做法一是“尽洗乖声”，即清除违背音律的“倒字腔”，以达到字正腔圆的艺术效果；二是“调用水磨”，即把曲调设计得委婉细腻，像“水磨”的效果那样软绵滑润；三是“拍挨冷板”，即制订舒缓的清唱板式，并交给鼓师指挥，使唱腔优美动人。此外，还将昆曲语言改为“中州官话”，因而去除了大范围传播的障碍。他还选定曲笛作为昆曲的主奏乐器，与“水磨腔”珠联璧合。经魏良辅一系列的改良，昆山腔脱离了里巷歌谣、村坊小曲式的低迷阶段，成为可登大雅之堂的正声。一时昆曲名望陡增，知音者众，出现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繁荣局面。
盛极而衰
经魏良辅对昆曲的锐意革新，昆曲进入蓬勃兴盛的时期。至清朝中叶，昆曲达到鼎盛，已从坐唱的形式发展到舞台表演，产生了更诱人的艺术魅力。
初期，昆腔班多演出全本传奇，一本有四五十出，须两晚或更多时间才能演完。明代末叶，弋阳诸腔的传奇演出风行南北，以大量新编历史故事戏及生动的情节，热烈的场面吸引广大观众，倚重生、旦格局，讲究曲词典丽的昆山腔传奇难以匹敌。于是明末清初的艺人通过演出实践，对整本名剧紧缩凝炼，删除枝节；同时，又从剧中选其特别精彩的一出或数出，加以充实、丰富，使之成为可供独立演出的短剧，这就是“折子戏”的诞生。
折子戏以其生动的内容，细致的表演，多样的艺术风格弥补了当时剧本创作冗长、拖沓、雷同的缺陷，给乾隆、嘉庆年间的昆曲活动带来了生动活泼的局面。如《断桥》、《游园》、《惊梦》、《山门》等，都是观众百看不厌的精品。然而单演折子戏也带来了一些弊病，如造成大量整本传奇的湮没，使剧目锐减；表演凝滞，唱做过分持重，束缚了创新；剧目陈旧，缺乏新鲜气息。加之格律过分谨严，文辞古奥典雅，这就使昆曲逐渐脱离大众，步入萧条。就在此时，各种地方戏曲形式乘虚而入，纷纷吸收昆曲中的精华而有所更张，新的板腔体系逐渐形成，并与昆曲展开生死竞争。
乾隆末年，昆曲在南方虽仍占优势，但在北方却不得不让位给后来兴起的其他声腔剧种。但到同治末，光绪初，以新鲜、通俗见长的徽班与京班相继南下，昆曲不敌对手，处于下风。一度辉煌的昆曲此时在乡间难有市场，在城市难以支撑，昆曲艺人纷纷改行，昆曲团队纷纷解散，已到了奄奄一息、日暮途穷的地步。
枯木逢春
然而，不少昆曲痴迷者仍留恋着经过数百年锤炼的经典艺术，不甘就此任其沉沦。1921年，在昆曲的发祥地苏州成立了“昆曲传习所”，聘请名家教授，招收少年习艺，主学昆曲，兼学文化，打造出富有文化底蕴和艺术特长的昆曲表演人才，使昆曲摆脱了困境，迎来了转危为安的曙光。
新中国成立后，昆曲得到承传。1955年，浙江昆曲团根据清初朱素臣同名传奇改编的《十五贯》上演。针对传奇本语言深奥晦涩、堆砌典故的弊病，改编者又做了通俗化、性格化的文学加工，使作品的舞台搬演变得平易、简洁、清晰又富于表现力。推出后，经久不衰，被称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自此，昆曲走向复兴，现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等地均有成建制的昆曲团。
昆曲的历史源远流长，回首历历往事，千余年正声大雅，数不尽名士风流。一批批仁人志士为保护昆曲而前赴后继、呕心沥血，才使昆曲薪尽火传，绵延不绝，才有今天“鹤立鸡群”超凡脱俗的艺术价值。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昆曲”列入世界首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名录”，这标志着它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2003年3月文化部命名昆山市为“中国昆曲之乡”，“昆曲”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将得到永久保护，中华民族戏曲文化魅力也将地久天长。
[责任编辑] 姜 冰
追根溯源
昆曲之源头，最早可追溯到唐玄宗李隆基时代。据清康熙《昆山志》载：“陶岘，唐开元中(726年前后)，家昆山……生知八音，撰《乐录》八章。陶岘有女乐一部，善奏清商之曲。”文中所谓“八音”者，指古代制造乐器的八种物质，即金、石、革、匏、土、木、丝与竹也。“女乐一部”则指家伎之属，即当今之乐队。可见当时昆山一带的民间音乐便已初具规模。
比陶岘稍晚者，有黄幡绰。明人魏良辅所著《南词引正》谈道：昆曲“唯昆山为正声，乃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清人刘亮采所辑《梨园原序伦·论四方音》则云：“黄幡绰，昆山人，始变为昆腔，其取平上去入四声，正而无腔，字有肩，板有眼，阴阳清浊。”
经两宋数百年发展，昆曲至元代已眉目初具。蒙元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各民族分为四等，原南宋人被划为最低等级。文人士大夫与朝廷感情疏离，大多数隐逸江湖，以诗文、书画、声伎自遣。同时，在思想控制方面，元代却相当宽松。上述两方面共同为昆曲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元后期，江南名士昆山顾阿瑛出现，为昆曲的发展和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顾阿瑛(1310～1369)才性高旷，精于音律，擅长吹、拉、弹、唱，以声伎广交四方宾客。他轻财结客，汇集了一批热心创作、才情焕发的词曲家及杂剧、南戏作家和表演艺术家。外地名士有柯九思、倪云林等。本地名士除主人顾阿瑛外，还有袁华和顾坚。顾坚，昆山千灯人，生活于元末明初，为昆山腔创始人。其“精于南辞，善作古赋”，兼作家、戏曲音乐家、歌唱家于一身。顾坚整理、加工了南曲的不少声腔如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青阳腔等，将当时昆山的歌谣小曲，升华为一种不用乐器伴奏的清唱与和唱的艺术形式，其声腔又是非常悦耳动听的曲调，逐渐形成为“昆山腔”。
简而言之，“昆山腔”也就是用昆山方言吟唱文人的典雅之词，通常还有笛子等乐器来伴奏，可称清客、清曲，一般为坐唱，并不上台表演。顾阿瑛及其同道雄厚的财力和高雅的性情，加之对艺术的痴迷与执著，是昆曲成长的基础。
登堂入室
真正的戏剧，必须有台上的正式表演。明嘉靖十年至二十年间(1531～1541)，居住在太仓的魏良辅借张野塘、谢林泉等民间艺术家的帮助，总结昆曲演唱艺术的成就，吸取海盐、弋阳等腔的长处，对昆腔加以改革，总结出一系列唱曲理论，从而建立了委婉细腻、流利悠远，号称“水磨调”的昆腔歌唱体系。但这时的昆腔也仅仅是清唱。其后，昆山人梁辰鱼等对昆腔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改革。隆庆末，他编写了第一部昆腔传奇《浣纱记》。这部传奇的上演，扩大了昆腔的影响，文人学士争用昆腔新声撰作传奇，习昆腔演唱者日益增多。由是昆腔遂与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并称为明代四大声腔。到万历年间它的影响已从吴中扩展到江浙各地。万历末，已是“四方歌曲必宗吴门”，并且“声各小变，腔调略同”，形成了众多流派，一跃而居诸腔之首。昆腔传入北京，又迅速取代了当时盛行于北京的弋阳腔。它不仅为士大夫所喜爱，而且也深受群众欢迎，遂逐渐发展成全国性剧种，称为“官腔”。
作为戏曲，唱腔是最重要的因素。就当前而论，黄幡绰所传的昆曲早已失传，顾坚所创的昆曲也已成绝响，今人已难以评点其唱腔的优劣。但透过史料记载的蛛丝马迹，从“善发南曲之奥”(明·魏良辅)、“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明·顾起元)、“听之最足荡人”(明·徐渭)，还是能体味出昆曲的艺术优势。在此基础上，明代魏良辅锐意革新，贡献实多。他的具体做法一是“尽洗乖声”，即清除违背音律的“倒字腔”，以达到字正腔圆的艺术效果；二是“调用水磨”，即把曲调设计得委婉细腻，像“水磨”的效果那样软绵滑润；三是“拍挨冷板”，即制订舒缓的清唱板式，并交给鼓师指挥，使唱腔优美动人。此外，还将昆曲语言改为“中州官话”，因而去除了大范围传播的障碍。他还选定曲笛作为昆曲的主奏乐器，与“水磨腔”珠联璧合。经魏良辅一系列的改良，昆山腔脱离了里巷歌谣、村坊小曲式的低迷阶段，成为可登大雅之堂的正声。一时昆曲名望陡增，知音者众，出现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繁荣局面。
盛极而衰
经魏良辅对昆曲的锐意革新，昆曲进入蓬勃兴盛的时期。至清朝中叶，昆曲达到鼎盛，已从坐唱的形式发展到舞台表演，产生了更诱人的艺术魅力。
初期，昆腔班多演出全本传奇，一本有四五十出，须两晚或更多时间才能演完。明代末叶，弋阳诸腔的传奇演出风行南北，以大量新编历史故事戏及生动的情节，热烈的场面吸引广大观众，倚重生、旦格局，讲究曲词典丽的昆山腔传奇难以匹敌。于是明末清初的艺人通过演出实践，对整本名剧紧缩凝炼，删除枝节；同时，又从剧中选其特别精彩的一出或数出，加以充实、丰富，使之成为可供独立演出的短剧，这就是“折子戏”的诞生。
折子戏以其生动的内容，细致的表演，多样的艺术风格弥补了当时剧本创作冗长、拖沓、雷同的缺陷，给乾隆、嘉庆年间的昆曲活动带来了生动活泼的局面。如《断桥》、《游园》、《惊梦》、《山门》等，都是观众百看不厌的精品。然而单演折子戏也带来了一些弊病，如造成大量整本传奇的湮没，使剧目锐减；表演凝滞，唱做过分持重，束缚了创新；剧目陈旧，缺乏新鲜气息。加之格律过分谨严，文辞古奥典雅，这就使昆曲逐渐脱离大众，步入萧条。就在此时，各种地方戏曲形式乘虚而入，纷纷吸收昆曲中的精华而有所更张，新的板腔体系逐渐形成，并与昆曲展开生死竞争。
乾隆末年，昆曲在南方虽仍占优势，但在北方却不得不让位给后来兴起的其他声腔剧种。但到同治末，光绪初，以新鲜、通俗见长的徽班与京班相继南下，昆曲不敌对手，处于下风。一度辉煌的昆曲此时在乡间难有市场，在城市难以支撑，昆曲艺人纷纷改行，昆曲团队纷纷解散，已到了奄奄一息、日暮途穷的地步。
枯木逢春
然而，不少昆曲痴迷者仍留恋着经过数百年锤炼的经典艺术，不甘就此任其沉沦。1921年，在昆曲的发祥地苏州成立了“昆曲传习所”，聘请名家教授，招收少年习艺，主学昆曲，兼学文化，打造出富有文化底蕴和艺术特长的昆曲表演人才，使昆曲摆脱了困境，迎来了转危为安的曙光。
新中国成立后，昆曲得到承传。1955年，浙江昆曲团根据清初朱素臣同名传奇改编的《十五贯》上演。针对传奇本语言深奥晦涩、堆砌典故的弊病，改编者又做了通俗化、性格化的文学加工，使作品的舞台搬演变得平易、简洁、清晰又富于表现力。推出后，经久不衰，被称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自此，昆曲走向复兴，现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等地均有成建制的昆曲团。
昆曲的历史源远流长，回首历历往事，千余年正声大雅，数不尽名士风流。一批批仁人志士为保护昆曲而前赴后继、呕心沥血，才使昆曲薪尽火传，绵延不绝，才有今天“鹤立鸡群”超凡脱俗的艺术价值。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昆曲”列入世界首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名录”，这标志着它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2003年3月文化部命名昆山市为“中国昆曲之乡”，“昆曲”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将得到永久保护，中华民族戏曲文化魅力也将地久天长。
[责任编辑] 姜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