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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逼仄的小公寓里，独自如厕使很多孩子获得了人生第一次的自信。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食物和粪便。英国学者玛丽·道格拉斯有一本人类学著作叫《洁净与危险》，专门讲述人们怎么习得找干净的东西吃。法国学者多米尼克·拉波特则有一本小册子叫《屎的历史》。我们的《史记》中有廉颇吃饭拉屎的故事，他“一饭斗米，肉十斤”，但是“一饭三遗矢”，赵王由此得知，廉颇衰老得丧失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一个无法控制自己身体的人是不能获得他人的尊敬的，排泄物消解了他作为人的能力和尊严。
前不久，在香港的一泡屎尿扯开了一番论战。在摩天大楼林立、商业文明昌盛之地，污秽之物总显得唐突。然而，怎么对待污秽之物，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旅游胜地巴黎，有一个著名景点就是巴黎下水道，冉阿让背着人事不省的马吕斯穿过巴黎的肠子，头顶的街道上不断有人死去，而藏污纳垢之所拯救了生命。认真想一下，我们吃那么多东西，造就那么多粪便，但却不愿意看见污秽之物，也不愿意去想象一下。卡洛琳·斯蒂尔，《饥饿城市》一书作者说，我们依赖于自然，而生活于城市的人对自然循环一事视而不见——一个大小如伦敦的城市，每天做出来三千万顿饭，进而被运送，被购买，被加工，最终送进人们的肚子，或者被浪费。这样的情形每天都在地球上发生，堪称一个奇迹。
1539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所有人在巴黎城内及郊区的街道广场倾倒垃圾，所有的排泄物都不许在室内保留，统一倒入沟渠用清水冲走。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今天用抽水马桶和下水道武装的城市肠道雏形。颁布这条法令的缘故是当时的巴黎实在太脏了，城市充满污泥、粪便、渣土和其他垃圾，已经给居住的人造成极大的不便。而这种不便又恰恰是因为城市作为居民定居点这个特性所带来的，当一个地区人口密集又疏于管理，则必然会产生失控现象，垃圾的泛滥只是最表层的体现，但它又暗示着最深层的恐惧，即人类最终会无法忍受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生活可能在最低贱的层次上，意味着制造垃圾并把周围环境搞得一团糟。这是神圣的国家所不能忍受的，因为再神圣的国家也是由一个个肉体组成的。它在获得了权威之后不得不来训练自己的人民，让他们管好自己，管好社会的括约肌。
1694年，也就是上面这条法令颁布之后100多年，枫丹白露的行宫里还没有厕所。奥尔良公爵夫人在寄给汉诺威选帝侯夫人的一封信上这样写道：“我们这里可不一样，我不得不憋着屎到晚上；森林里的房屋里没有茅坑，我不幸就住着这么一座，所以不幸要到外面去……所有人都看着我们……如果人不用屙屎，那么在枫丹白露我将会如鱼得水般自在。” 而现代社会里，除了旧城区的很老的房子，几乎每一个公寓都带有卫生间，在每一个家庭里，它的重要性都仅次于卧室。许多人起床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厕所。它的存在对于家庭感情的作用不那么明显，客厅是秩序的、整洁的，父母的卧室是禁忌的、温馨的，而厕所的意义恰恰是它遮住的那些——私密性。排泄行为和排泄物是绝对的隐私，在这种对污物的私有化条件下，厕所是无法分享的。
历史上的家庭本来并不是现在我们都熟悉的这个样子，且不说中国旧式的宗亲大家庭，在工业化最早进行的英国，19世纪的家庭关系和隐私观念也和现在不一样。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1849-1850）当年的插图里，大卫的母亲在起居室里当着大卫在给他的异父弟弟喂奶。在许多空间逼仄的小公寓里，独自如厕这一件事使很多孩子获得了人生第一次的自信，他摆脱了父母的控制，处于一个面对自己的空间。当排便成为一种和快感有关的技术时，他发现在这方面原来是可以依靠自己的。一直以来，用于排泄的空间都是内心独白的绝佳场所，乔伊斯在《尤利西斯》里如此多地提到厕所，以至于同时代的小说家威尔斯嘲笑他写了一本迷恋厕所的小说。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食物和粪便。英国学者玛丽·道格拉斯有一本人类学著作叫《洁净与危险》，专门讲述人们怎么习得找干净的东西吃。法国学者多米尼克·拉波特则有一本小册子叫《屎的历史》。我们的《史记》中有廉颇吃饭拉屎的故事，他“一饭斗米，肉十斤”，但是“一饭三遗矢”，赵王由此得知，廉颇衰老得丧失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一个无法控制自己身体的人是不能获得他人的尊敬的，排泄物消解了他作为人的能力和尊严。
前不久，在香港的一泡屎尿扯开了一番论战。在摩天大楼林立、商业文明昌盛之地，污秽之物总显得唐突。然而，怎么对待污秽之物，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旅游胜地巴黎，有一个著名景点就是巴黎下水道，冉阿让背着人事不省的马吕斯穿过巴黎的肠子，头顶的街道上不断有人死去，而藏污纳垢之所拯救了生命。认真想一下，我们吃那么多东西，造就那么多粪便，但却不愿意看见污秽之物，也不愿意去想象一下。卡洛琳·斯蒂尔，《饥饿城市》一书作者说，我们依赖于自然，而生活于城市的人对自然循环一事视而不见——一个大小如伦敦的城市，每天做出来三千万顿饭，进而被运送，被购买，被加工，最终送进人们的肚子，或者被浪费。这样的情形每天都在地球上发生，堪称一个奇迹。
1539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所有人在巴黎城内及郊区的街道广场倾倒垃圾，所有的排泄物都不许在室内保留，统一倒入沟渠用清水冲走。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今天用抽水马桶和下水道武装的城市肠道雏形。颁布这条法令的缘故是当时的巴黎实在太脏了，城市充满污泥、粪便、渣土和其他垃圾，已经给居住的人造成极大的不便。而这种不便又恰恰是因为城市作为居民定居点这个特性所带来的，当一个地区人口密集又疏于管理，则必然会产生失控现象，垃圾的泛滥只是最表层的体现，但它又暗示着最深层的恐惧，即人类最终会无法忍受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生活可能在最低贱的层次上，意味着制造垃圾并把周围环境搞得一团糟。这是神圣的国家所不能忍受的，因为再神圣的国家也是由一个个肉体组成的。它在获得了权威之后不得不来训练自己的人民，让他们管好自己，管好社会的括约肌。
1694年，也就是上面这条法令颁布之后100多年，枫丹白露的行宫里还没有厕所。奥尔良公爵夫人在寄给汉诺威选帝侯夫人的一封信上这样写道：“我们这里可不一样，我不得不憋着屎到晚上；森林里的房屋里没有茅坑，我不幸就住着这么一座，所以不幸要到外面去……所有人都看着我们……如果人不用屙屎，那么在枫丹白露我将会如鱼得水般自在。” 而现代社会里，除了旧城区的很老的房子，几乎每一个公寓都带有卫生间，在每一个家庭里，它的重要性都仅次于卧室。许多人起床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厕所。它的存在对于家庭感情的作用不那么明显，客厅是秩序的、整洁的，父母的卧室是禁忌的、温馨的，而厕所的意义恰恰是它遮住的那些——私密性。排泄行为和排泄物是绝对的隐私，在这种对污物的私有化条件下，厕所是无法分享的。
历史上的家庭本来并不是现在我们都熟悉的这个样子，且不说中国旧式的宗亲大家庭，在工业化最早进行的英国，19世纪的家庭关系和隐私观念也和现在不一样。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1849-1850）当年的插图里，大卫的母亲在起居室里当着大卫在给他的异父弟弟喂奶。在许多空间逼仄的小公寓里，独自如厕这一件事使很多孩子获得了人生第一次的自信，他摆脱了父母的控制，处于一个面对自己的空间。当排便成为一种和快感有关的技术时，他发现在这方面原来是可以依靠自己的。一直以来，用于排泄的空间都是内心独白的绝佳场所，乔伊斯在《尤利西斯》里如此多地提到厕所，以至于同时代的小说家威尔斯嘲笑他写了一本迷恋厕所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