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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形声字形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汉字形符表义功能的统计和分析、形声字形旁在儿童阅读和识字能力中的重要作用、留学生汉字教学和留学生形旁意识发展研究等方面。
关键词:形声字 形旁 汉字
形声字是现行汉字的主体,而研究形声字,重点在于形声字的形符(意符)与声符。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形声字形旁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汉字形符表义功能的统计和分析
形声字的形旁表义、声旁表音,虽然由于古今汉字意义的变化,现行汉字中一部分形声字的形符与意义的关系不再密切,但是,表义规律是汉字教学的重要依据。因此,学界对形旁表义度的关注度依然很高。
施正宇(1992、1994)对现代汉语3500个常用字和次常用字中的形声字进行考察,得出形声字有2522个,约占常用汉字的72%,2522个形声字中,共用形符167个。形声字的有效表义率为83%(含直接表义率和间接表义率),形符不表义的仅占17%。徐玉英(1995)对现代形声字形旁表义功能的分析认为,现代形声字的形旁仍具有一定表义作用;并不是所有的形声字形旁都有表义功能;现代形声字形旁表义作用有所降低。王小彬(2003)提出伴随着形声字数量的不断增加,形旁的表义率显示出下降的趋势,示意功能也由小篆形声系统的类聚标志,变成现代的只能作为人们辩识字义的一个粗疏笼统的信号。李蕊(2005)对《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中的形声字进行了封闭性数字统计,认为等级越高,形声字形旁表义的规则性越强;形旁位置的分布与总体没有太大的出入,只是到了高等汉字中,形旁在左和在下的比例比初、中等稍高;多数形声字的形旁可以作为独立的汉字或还原为独立的汉字,且这类形声字的比例在初、中、高三等中逐步增加;形旁的等级集中在初等,构字能力较强的形旁占少数,但这少数形旁却构成了大量的形声字,且表义度相当高。同时,表义度较高的形旁构字能力也比较强。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提出了对外汉字教学中有关形声字教学的建议,把不同表义度的形旁区分开来之后,那些集中了高表义度和高构字能力的形旁,对教学还是相当有意义的。那些表义度低、构字又不多的形旁则不必作为教学对象。而少部分构字较多、表义度一般的形旁则可作为形旁表义局限性的代表来教授,以使学习者对形声字的现状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到:
1.现代形声字形符对字义有提示作用,但表义功能总体来说相对较弱;
2.由于各研究者采用的研究、计算方法不同,标准不同,所以得出的表义度结果不一。
二、儿童形旁意识的发展
汉字是非拼音文字,没有明确的形音对应关系,但是占现代汉字80%以上的都是形声字,它不但有具有一定表音功能的声旁,还有具有表意功能的形旁。形声字形旁在儿童阅读和识字能力中的重要作用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
舒华、曾红梅(1993)通过实验表明,小学儿童的汉字形旁意识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发展。舒华、宋华(1993)的实验结果显示,儿童遇到生字时,能自觉使用形旁分析帮助他们进行推理,但当儿童不知道形旁所代表的意义时,这种分析的帮助是很小的,只有当语义透明度好,且儿童知道其形旁意义的字被组在概念熟悉的词中时,儿童才可能真正进行推理,在其它情况下,儿童的推理都会遇到困难。能力高的儿童在生字词上成绩好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能更好地利用形旁进行推理。冯丽萍(1998)指出儿童对形声字形旁与语义关系的认识与年级、语文能力相关,形旁知识随年级的升高而逐渐出现并发展。低年级形旁意识尚未出现,但三至六年级儿童已意识到形旁与词义的关系,并能利用形旁来学习和推理整字意义。孟祥芝、舒华、周晓林(2000)采用听写纸笔测验考察了小学四年级儿童在汉字字形输出过程中的汉字结构意识。结果发现,汉字的形旁也作用于字形的输出,表现为形旁语义透明字的听写正确率显著高于形旁语义不透明字的正确率;声旁规则性与形旁语义透明度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刘翔平等(2006)采用测验的方法考察了小学儿童汉字识字能力与汉字规则意识的关系。结果发现,对汉字中的规则意识较早的儿童有更高的识字能力;形旁意识对中年级儿童识字能力的继续发展更加重要。由此推论,汉语阅读获得是语音技能、语义技能交互作用的结果,它们一起保证了儿童识字能力的发展。从以上研究可以得到下面两个结论:
1.儿童对形旁与语义关系的认识与年级、语文能力相关,形旁知识随年级的升高而逐渐出现并发展。小学中、高年级儿童已经发展了形旁意识,并能够在汉字识别和字形输出过程中加以利用。
2.儿童识字能力是声旁与形旁交互作用的结果。
三、留学生汉字教学和留学生形旁意识发展研究
汉字是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的重点和难点,汉字能力是衡量其汉语水平的重要标志。如何使留学生掌握汉字,并能有效地运用汉字进行交际,是对外汉语教学面临的重要课题。众多研究者从形声字形旁的角度阐释了对外汉字教学。
石定果、万业馨(1998)指出,留学生对形声字形旁的判别率很高,留学生利用形旁推测词义的比例最高,利用形旁之义分辨形似形旁则位居第三,可见形旁在帮助留学生掌握词义方面确有相当作用。施正宇(1999)认为现代汉字的形符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体现着它所要表达的字义与词义。建议在初级阶段引入表层表义中同位表义、上位表义、下位表义和提示表义的概念,有助于强化对字的形义关系的认识;而理解深层表义所凝聚的独特的文化积淀,必须以一定的汉字汉语能力和历史文化知识为基础,所以,它的教学宜归入中级乃至高级阶段进行。施正宇(1999)指出以拼音文字记录母语的外国留学生的形符书写错误,表明学生一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汉语能力,对汉字的形义关系有了一个粗浅而模糊的认识,另一方面,这些错误又混淆了词与汉字的界限,误将字所记录的词义甚至句义等同于形符的意义,并据以改写形符,将表示字义的形符当作汉语的表意单位。形符书写错误同时也表明学生对形符的把握还处于从非理性向理性过渡的中介状态。对这种中介状态的描述与研究应成为今后汉字教学与科研的重要课题。潘先军(2002)则提出了形旁表意功能在留学生汉字学习中产生的负迁移,分析了形旁表意功能产生负迁移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完善《汉字大纲》,制订教学字表。就形声字而言可以编制多种字表,涉及形声字与形旁的,可以将大纲中所收的形声字分类与分级。
(二)教学中要注意分寸,防止目的语知识的误导。
(三)机械记忆与理解记忆相互补偿。李蕊(2005)通过对留学生的形旁意识考察后认为,在第一学期就开始进行形旁教学为时过早,在留学生学习汉语7-10个月的时候,进行以形旁为系的汉字教学,可能是最佳时机。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侧重于对留学生形旁意识的研究。高立群、孟凌(2000)提出,在汉语阅读中,第二语言学习者对汉字的字形意识强于对字音的意识,并且这种趋势并没有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而出现变化,这与汉语母语者的情况有所不同。性别因素对中高级汉语水平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形、音意识发展的平衡性有显著的效应,但是这种效应随着汉语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逐渐消失。李俊岩(2004)通过实验表明,意符透明的形声字更容易被识别;留学生对熟悉度不同的形声字采用了不同的加工方式:熟悉字趋向于从记忆中直接提取整字意义,生字则倾向于根据意符推断整字意义。实验还发现,一年级留学生己经发展了初步的意符表意意识,随着年级的升高,他们的意符表意意识也越来越强。汉字圈留学生和非汉字圈留学生意符表意意识在一年级有显著差别,在二三年级差别不大。汉字圈留学生的意符意识发展比较平稳,而非汉字圈留学生意符意识发展较为迅速。李蕊(2005)的实验结果发现:
1.初级阶段的留学生具有一定的形旁表义的概念,但还不能自动运用到阅读任务中去。
2.留学生学习汉语7～10个月的时候,逐渐发展起比较自动化的形旁意识,对各种频率的目标字都能利用形旁线索进行意义相关的选择。
3.留学生学习汉语大约14～15个月后,形旁意识完全达到自动化程度,已能十分熟练地运用形旁线索来猜测字义。
4.留学生形旁意识的发展有一个从“学习到的知识”发展为“习得的知识”的自动化过程,与二语习得的发展路径有某种类似之处。荣荣(2005)考察了初级、中级、高级水平的以印尼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认知汉字形声字时声旁表音意识和形旁表意意识的发展进程。结果表明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印尼学生越来越多地运用形旁这个语义类属的线索来推测低频字的语义,但是到了高级阶段才建立起较强的“形旁—语义”联结,表现出显著的形旁表意意识,并且这种意识只出现在低频字的语义通达中。
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出:
1.形旁在帮助留学生掌握词义方面确有相当作用。
2.留学生在初级阶段已有形旁意识,随着年级的升高,这种意识也越来越强。
3.教学中要关注形旁表意功能在留学生汉字学习中产生的负迁移。
纵观形声字形旁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可以看出,研究者大多采用统计和实验的方法,使得研究更加科学、客观;研究的实用性很强,为中小学生学习汉字和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了有力帮助,但今后应尽量避免重复性研究。
参考文献:
[1]施正宇.现代形声字形符表义功能分析[J].语言文字应用,2005,
(4).
[2]舒华,曾红梅.小学儿童的汉字形旁意识的实验研究[J].心理科
学,1993,(3).
[3]舒华,宋华.小学儿童的汉字形旁意识的再研究[J].心理科学,
1993,(5).
[4]施正宇.现代形声字形符意义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3).
[5]徐玉英.现代形声字形旁表义功能浅析[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
[6]石定果,万业馨.关于对外汉字教学的调查报告[J].语言教学与
研究,1998,(1).
[7]冯丽萍.汉字认知规律研究综述[J].世界汉语教学,1998,(3).
[8]施正宇.论汉字能力[J].世界汉语教学,1999,(2).
[9]施正宇.外国留学生形符书写偏误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1999,(4).
[10]孟祥芝,舒华,周晓林.汉字字形输出过程中儿童的汉字结构
意识[J].心理科学,2000,(3).
[11]高立群,孟凌.外国留学生汉语阅读中音、形信息对汉字辨认
的影响[J].世界汉语教学,2000,(4).
[12]潘先军.形旁表意功能在留学生汉字学习中的负迁移及对策[J].
汉字文化,2002,(3).
[13]王小彬.现代形声字形旁表义分析[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3,
(2).
[14]李俊岩.留学生形声字意符表意意识的实证研究[D].北京语言
大学硕士论文,2004.
[15]李蕊.留学生形声字形旁意识发展的实验研究[J].语言教学与
研究,2005,(4).
[16]李蕊.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形声字表义状况分析[J].语言文字应
用,2005,(5).
[17]荣荣.印尼学生形声字声旁、形旁意识发展进程研究[D].北京
语言大学硕士论文,2005.
[18]刘翔平等.儿童识字能力与汉字规则意识关系研究[J].中国特
殊教育,2006,(1).
(邢怒海 河南焦作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454000)
关键词:形声字 形旁 汉字
形声字是现行汉字的主体,而研究形声字,重点在于形声字的形符(意符)与声符。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形声字形旁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汉字形符表义功能的统计和分析
形声字的形旁表义、声旁表音,虽然由于古今汉字意义的变化,现行汉字中一部分形声字的形符与意义的关系不再密切,但是,表义规律是汉字教学的重要依据。因此,学界对形旁表义度的关注度依然很高。
施正宇(1992、1994)对现代汉语3500个常用字和次常用字中的形声字进行考察,得出形声字有2522个,约占常用汉字的72%,2522个形声字中,共用形符167个。形声字的有效表义率为83%(含直接表义率和间接表义率),形符不表义的仅占17%。徐玉英(1995)对现代形声字形旁表义功能的分析认为,现代形声字的形旁仍具有一定表义作用;并不是所有的形声字形旁都有表义功能;现代形声字形旁表义作用有所降低。王小彬(2003)提出伴随着形声字数量的不断增加,形旁的表义率显示出下降的趋势,示意功能也由小篆形声系统的类聚标志,变成现代的只能作为人们辩识字义的一个粗疏笼统的信号。李蕊(2005)对《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中的形声字进行了封闭性数字统计,认为等级越高,形声字形旁表义的规则性越强;形旁位置的分布与总体没有太大的出入,只是到了高等汉字中,形旁在左和在下的比例比初、中等稍高;多数形声字的形旁可以作为独立的汉字或还原为独立的汉字,且这类形声字的比例在初、中、高三等中逐步增加;形旁的等级集中在初等,构字能力较强的形旁占少数,但这少数形旁却构成了大量的形声字,且表义度相当高。同时,表义度较高的形旁构字能力也比较强。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提出了对外汉字教学中有关形声字教学的建议,把不同表义度的形旁区分开来之后,那些集中了高表义度和高构字能力的形旁,对教学还是相当有意义的。那些表义度低、构字又不多的形旁则不必作为教学对象。而少部分构字较多、表义度一般的形旁则可作为形旁表义局限性的代表来教授,以使学习者对形声字的现状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到:
1.现代形声字形符对字义有提示作用,但表义功能总体来说相对较弱;
2.由于各研究者采用的研究、计算方法不同,标准不同,所以得出的表义度结果不一。
二、儿童形旁意识的发展
汉字是非拼音文字,没有明确的形音对应关系,但是占现代汉字80%以上的都是形声字,它不但有具有一定表音功能的声旁,还有具有表意功能的形旁。形声字形旁在儿童阅读和识字能力中的重要作用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
舒华、曾红梅(1993)通过实验表明,小学儿童的汉字形旁意识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发展。舒华、宋华(1993)的实验结果显示,儿童遇到生字时,能自觉使用形旁分析帮助他们进行推理,但当儿童不知道形旁所代表的意义时,这种分析的帮助是很小的,只有当语义透明度好,且儿童知道其形旁意义的字被组在概念熟悉的词中时,儿童才可能真正进行推理,在其它情况下,儿童的推理都会遇到困难。能力高的儿童在生字词上成绩好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能更好地利用形旁进行推理。冯丽萍(1998)指出儿童对形声字形旁与语义关系的认识与年级、语文能力相关,形旁知识随年级的升高而逐渐出现并发展。低年级形旁意识尚未出现,但三至六年级儿童已意识到形旁与词义的关系,并能利用形旁来学习和推理整字意义。孟祥芝、舒华、周晓林(2000)采用听写纸笔测验考察了小学四年级儿童在汉字字形输出过程中的汉字结构意识。结果发现,汉字的形旁也作用于字形的输出,表现为形旁语义透明字的听写正确率显著高于形旁语义不透明字的正确率;声旁规则性与形旁语义透明度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刘翔平等(2006)采用测验的方法考察了小学儿童汉字识字能力与汉字规则意识的关系。结果发现,对汉字中的规则意识较早的儿童有更高的识字能力;形旁意识对中年级儿童识字能力的继续发展更加重要。由此推论,汉语阅读获得是语音技能、语义技能交互作用的结果,它们一起保证了儿童识字能力的发展。从以上研究可以得到下面两个结论:
1.儿童对形旁与语义关系的认识与年级、语文能力相关,形旁知识随年级的升高而逐渐出现并发展。小学中、高年级儿童已经发展了形旁意识,并能够在汉字识别和字形输出过程中加以利用。
2.儿童识字能力是声旁与形旁交互作用的结果。
三、留学生汉字教学和留学生形旁意识发展研究
汉字是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的重点和难点,汉字能力是衡量其汉语水平的重要标志。如何使留学生掌握汉字,并能有效地运用汉字进行交际,是对外汉语教学面临的重要课题。众多研究者从形声字形旁的角度阐释了对外汉字教学。
石定果、万业馨(1998)指出,留学生对形声字形旁的判别率很高,留学生利用形旁推测词义的比例最高,利用形旁之义分辨形似形旁则位居第三,可见形旁在帮助留学生掌握词义方面确有相当作用。施正宇(1999)认为现代汉字的形符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体现着它所要表达的字义与词义。建议在初级阶段引入表层表义中同位表义、上位表义、下位表义和提示表义的概念,有助于强化对字的形义关系的认识;而理解深层表义所凝聚的独特的文化积淀,必须以一定的汉字汉语能力和历史文化知识为基础,所以,它的教学宜归入中级乃至高级阶段进行。施正宇(1999)指出以拼音文字记录母语的外国留学生的形符书写错误,表明学生一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汉语能力,对汉字的形义关系有了一个粗浅而模糊的认识,另一方面,这些错误又混淆了词与汉字的界限,误将字所记录的词义甚至句义等同于形符的意义,并据以改写形符,将表示字义的形符当作汉语的表意单位。形符书写错误同时也表明学生对形符的把握还处于从非理性向理性过渡的中介状态。对这种中介状态的描述与研究应成为今后汉字教学与科研的重要课题。潘先军(2002)则提出了形旁表意功能在留学生汉字学习中产生的负迁移,分析了形旁表意功能产生负迁移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完善《汉字大纲》,制订教学字表。就形声字而言可以编制多种字表,涉及形声字与形旁的,可以将大纲中所收的形声字分类与分级。
(二)教学中要注意分寸,防止目的语知识的误导。
(三)机械记忆与理解记忆相互补偿。李蕊(2005)通过对留学生的形旁意识考察后认为,在第一学期就开始进行形旁教学为时过早,在留学生学习汉语7-10个月的时候,进行以形旁为系的汉字教学,可能是最佳时机。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侧重于对留学生形旁意识的研究。高立群、孟凌(2000)提出,在汉语阅读中,第二语言学习者对汉字的字形意识强于对字音的意识,并且这种趋势并没有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而出现变化,这与汉语母语者的情况有所不同。性别因素对中高级汉语水平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形、音意识发展的平衡性有显著的效应,但是这种效应随着汉语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逐渐消失。李俊岩(2004)通过实验表明,意符透明的形声字更容易被识别;留学生对熟悉度不同的形声字采用了不同的加工方式:熟悉字趋向于从记忆中直接提取整字意义,生字则倾向于根据意符推断整字意义。实验还发现,一年级留学生己经发展了初步的意符表意意识,随着年级的升高,他们的意符表意意识也越来越强。汉字圈留学生和非汉字圈留学生意符表意意识在一年级有显著差别,在二三年级差别不大。汉字圈留学生的意符意识发展比较平稳,而非汉字圈留学生意符意识发展较为迅速。李蕊(2005)的实验结果发现:
1.初级阶段的留学生具有一定的形旁表义的概念,但还不能自动运用到阅读任务中去。
2.留学生学习汉语7～10个月的时候,逐渐发展起比较自动化的形旁意识,对各种频率的目标字都能利用形旁线索进行意义相关的选择。
3.留学生学习汉语大约14～15个月后,形旁意识完全达到自动化程度,已能十分熟练地运用形旁线索来猜测字义。
4.留学生形旁意识的发展有一个从“学习到的知识”发展为“习得的知识”的自动化过程,与二语习得的发展路径有某种类似之处。荣荣(2005)考察了初级、中级、高级水平的以印尼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认知汉字形声字时声旁表音意识和形旁表意意识的发展进程。结果表明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印尼学生越来越多地运用形旁这个语义类属的线索来推测低频字的语义,但是到了高级阶段才建立起较强的“形旁—语义”联结,表现出显著的形旁表意意识,并且这种意识只出现在低频字的语义通达中。
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出:
1.形旁在帮助留学生掌握词义方面确有相当作用。
2.留学生在初级阶段已有形旁意识,随着年级的升高,这种意识也越来越强。
3.教学中要关注形旁表意功能在留学生汉字学习中产生的负迁移。
纵观形声字形旁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可以看出,研究者大多采用统计和实验的方法,使得研究更加科学、客观;研究的实用性很强,为中小学生学习汉字和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了有力帮助,但今后应尽量避免重复性研究。
参考文献:
[1]施正宇.现代形声字形符表义功能分析[J].语言文字应用,2005,
(4).
[2]舒华,曾红梅.小学儿童的汉字形旁意识的实验研究[J].心理科
学,1993,(3).
[3]舒华,宋华.小学儿童的汉字形旁意识的再研究[J].心理科学,
1993,(5).
[4]施正宇.现代形声字形符意义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3).
[5]徐玉英.现代形声字形旁表义功能浅析[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
[6]石定果,万业馨.关于对外汉字教学的调查报告[J].语言教学与
研究,1998,(1).
[7]冯丽萍.汉字认知规律研究综述[J].世界汉语教学,1998,(3).
[8]施正宇.论汉字能力[J].世界汉语教学,1999,(2).
[9]施正宇.外国留学生形符书写偏误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1999,(4).
[10]孟祥芝,舒华,周晓林.汉字字形输出过程中儿童的汉字结构
意识[J].心理科学,2000,(3).
[11]高立群,孟凌.外国留学生汉语阅读中音、形信息对汉字辨认
的影响[J].世界汉语教学,2000,(4).
[12]潘先军.形旁表意功能在留学生汉字学习中的负迁移及对策[J].
汉字文化,2002,(3).
[13]王小彬.现代形声字形旁表义分析[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3,
(2).
[14]李俊岩.留学生形声字意符表意意识的实证研究[D].北京语言
大学硕士论文,2004.
[15]李蕊.留学生形声字形旁意识发展的实验研究[J].语言教学与
研究,2005,(4).
[16]李蕊.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形声字表义状况分析[J].语言文字应
用,2005,(5).
[17]荣荣.印尼学生形声字声旁、形旁意识发展进程研究[D].北京
语言大学硕士论文,2005.
[18]刘翔平等.儿童识字能力与汉字规则意识关系研究[J].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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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怒海 河南焦作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45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