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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1994年大学毕业到新华社工作，转眼间，从事新闻工作已将近17年。从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到一个三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在业内小有影响的高级记者，其间经历了数不清的酸甜苦辣。这其中既有挖出独家新闻的喜悦，也有采访失败的苦恼。
做一名合格的记者，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或者说，有什么样性格特点的人，更适合从事新闻工作？回顾自己业务成长的经历，笔者认为，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除了要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基本的表达能力外，还要有对社会变化见微知著的悟性，为了正义拍案而起的血性，以及面对困难百折不挠、从容应对的韧性。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后三者才是决定一个记者能否成功、成才的关键。
悟性：记者是否合格的关键无悟性则无新闻
所谓的悟性，其实就是对新闻的敏感程度。我国当代著名记者郭梅尼曾说过：“要当好一个记者，首先要有一双时代的慧眼，要抓住这个时代最新的东西，要反映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人物。”
“时代慧眼”，指的就是记者特有的敏锐感。一个记者对新闻的敏感程度，也就是悟性的高低，则是决定其是否合格、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著名新闻人、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先生曾强调，有五种人不可以做记者，其中之一便是无悟性的人。由此可见悟性对一个记者的重要。
如何提高自己的悟性呢？笔者认为，除了先天的条件外，勤于学习和思考，并将之和实践充分相结合，则是提高悟性的主要方法。
记得初入行时，笔者有次下乡采访，有群众反映生猪屠宰税（俗称“猪头税”）的问题：本来应该在屠宰环节征收的税，在一些地方，不但杀猪的要缴，养猪的、收猪的也要缴，有的地方甚至不养猪也要缴。当时觉得这种事太小，没有啥报道价值，也就没有深入采访。谁料想，没过多长时间，新华社著名记者、当时在河南分社任副社长的解国记老师，竟然抓住这件“小事”，写出了一篇轰动全国的大新闻《怪哉！“猪头税”竟按人头收》。在为该稿配发的评论《警惕农民负担的七十二变》中，解老师特别指出，这种“猪头税按人头收”问题的实质，其实就是变相加重农民负担。看到解老师的稿子被各大媒体纷纷转载、国务院专门为此出台规范文件，我当时后悔得直跺脚：自己咋没看出这件事情背后的新闻价值呢？
为了培养自己对新闻的感觉，提高自己的悟性，十几年来，我不管工作多忙，对自己认为办的比较有特色的报纸杂志，几乎都能一份不差地翻看一遍，因出差没顾上看的，回来后补上。多年来，家人已养成了习惯，凡是我没翻过的报纸杂志，都叠放得整整齐齐，女儿两三岁时就知道，那是爸爸的宝贝，不能乱动。对社内外同行采写的有特色的稿件，經常用心揣摩：这个选题好在哪里？要是自己会怎么写？同时，我还十分注意认真学习国家颁布的各项法律政策，多深入基层采访，力争能“吃透两头”、“见微知著”。
付出总有回报。有一次回农村老家，我偶然间发现，在当地人认为最神圣的中堂位置，许多农户不再贴过去常见的财神像，而是挂上了花花绿绿的地图。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变化，遂认真进行采访，写了一篇短消息《去掉神像挂地图》（与王方杰合作），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一版头题。后来，在第五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该稿不仅荣获二等奖，而且作为一篇反映中国农村变化的经典作品，多次被选入高校新闻专业教材。
通过大量的新闻实践，笔者还发现，随着社会信息的泛滥、新闻竞争的激烈，记者的悟性高低，已不仅仅表现在发现“独家”的能力上，更为重要的是，要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
近两年，豫北某市打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强力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宣称要让农民像城里人一样住上高楼大厦。当地媒体纷纷给予肯定报道。然而，记者实地调查后却发现，这种所谓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由于操作不规范，在不少地方已经演变成一种逼农民上楼的政绩工程。还有个别地方，打着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名义，未经批准就把耕地卖给开发商，大搞商品房建设，并因此闹出人命。在掌握大量事实的基础上，记者采写了《是建设新农村，还是乱占耕地？》和《“新型农村社区”变形记》两篇稿件，对这种打着“建设新农村”幌子、违法占用土地的做法进行了批评。
稿件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作出批示，要求相关部门派人调查，纠正当地的错误做法。此后不久，国务院又专门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规范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规模和范围，坚决防止违背农民意愿搞大拆大建、盲目建高楼等现象。
血性：记者的价值和良知之所在无血性则无价值
正义——从古至今，都被人们看做“百德之总”，是“一种最高的价值观念”。秉持正义，同样是历代中外优秀记者孜孜以求的伟大理想。因此，要做一名合格的记者，必须要有一种为正义拍案而起的血性。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不仅是记者的职责之所在，也是记者职业的价值和良知之所在。“书生报国无他物，惟有手中笔如刀。”记者的职业特点，也决定了记者不仅要有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的责任感，而且要有为国家为正义敢于拍案而起的使命感。
记者的血性，不仅表现在对事实真相的维护上，在报道遇到较大阻力、个人前途和安危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时，是知难而退，还是勇往直前、继续战斗，对记者更是一个考验。
近几年，上访群众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的案例，在各地时有耳闻。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报道一直是个禁区。2003年，记者接到一个线索，因村级财务不清、村委换届选举不成功，河南省唐河县上屯镇张清寨村岳春栓、张明才等村民集体上访，要求重新组织选举，结果被当地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分别判处2～5年有期徒刑。
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提出批评建议，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对通过上访反映问题的公民，怎么能随便判刑呢？唐河县这样做，是基于何种考虑？经分社总编室领导同意，记者赶到唐河，针对此事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调查。
获悉新华社要报道此事，当地党委政府非常紧张。为了阻止发稿，他们先是四处找人求情，被拒绝后，竟以盖有大红公章的公函形式，给党中央和中纪委主要领导写信，说什么“新华社权威记者偏听偏信”，“基层党委政府万般无奈上书中央”，向分社和记者施压，并对记者进行威胁。
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笔者丝毫没有畏惧，一方面坦然接受调查，把自己的采访录音、采访笔记等资料提供给有关部门，说明笔者的采访是客观公正的，并未偏听偏信；另一方面，以自己采访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和事实，驳斥告状信中的不实之词，并说明这一报道对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治形象的必要性。
在认真调查之后，总社有关部门肯定了笔者的采访和报道设想。由笔者撰写的长篇调查报告《上访该不该被判刑？河南省唐河县五名上访村民被判刑的调查》在《瞭望》上顺利刊出。在文章中，笔者结合自己的调查，旗帜鲜明地提出，上访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对确因上访造成扰乱社会秩序后果的，应以批评教育为主，而不宜以犯罪论处。如果动不动就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抓捕和打击上访群众，就会堵塞言路。
为了驳斥个别地方官员有关“上访影响社会稳定”的歪理邪说，编辑部在刊发该稿时，又专门配发了评论《压制上访的官场“潜规则”可以休矣》和背景资料《关于公民上访的相关法律法规》。
稿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下，该案二审被改判。事情过去几年以后，在一次会议上，当地司法机关一位负责人告诉我，虽然他也认为不应对上访群众动辄判处刑罚，但该案却是此前发生的因上访被判刑的数起案例中，唯一被改判的案件，新华社对此功不可没。
韧性：提高报道水平的必由之路无韧性则无成功
近几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记者的采访环境并不十分宽松，记者采访吃“闭门羹”、被“踢皮球”甚至被打等现象都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成功采访到第一手材料，必须要有百折不挠的韧性。
这种韧性，首先表现在对事实真相的追求和挖掘上。2007年初，濮阳县一些干部群众向记者反映，作为省级重点扶贫县，濮阳县近年来刮起一股奢侈之风：县委县政府及一些县直机关竞相建起豪华办公楼，这些单位的头头脑脑们也纷纷搬进高档住宅。最大的一套领导别墅，面积竟然达600多平方米。
为了盖办公大楼，有的单位不惜挪用下岗职工的养老金等保命钱，有的则四处“揩油”，增加企业和社会负担，有的办公楼已竣工几年，还欠着人家的工程款，以至于影响了社会稳定。
然而，采访却异常艰难。第一次去濮阳，刚到采访现场，当地领导就迅速赶来，对笔者寸步不离、“贴身”陪同，采访一直无法进行。笔者声称单位有事要回郑州，准备乘他们不备，杀一个“回马枪”。孰料这些领导竟以“正好要去郑州开会”为由，坚持送我一块儿回郑州。随后，他们又通过各种关系，找笔者本人和分社领导说情，希望新华社不要再做这个报道。
采访遇到的阻力，没有让笔者轻易止步。正面不好突破，就迂回包抄。在分社领导的支持下，笔者一方面与当地知情人联系，进一步了解濮阳县兴建豪华办公楼和领导别墅的详细情况，以及国家的相关政策。另一方面，为了启动国家权力机关的硬监督，笔者又多次主动和省市相关职能部门联系，说明濮阳县问题的严重性，并将自己采访到的情况与他们沟通，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配合。
笔者的韧性和坚持，不仅赢得了当地知情群众的信任，为调查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而且使省市相关部门不得不开始主动出击，对事情展开调查，并最终在记者第二次到濮阳采访时，将初步调查结果向记者“和盘托出”。在认真核实相关细节后，笔者很快写出了深度调查稿件《贫困县刮起奢侈风》。
由于主题重大，采访扎实，文风朴实严谨，《贫困县刮起奢侈风》一稿在总社“新华视点”栏目播发后，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包括濮阳县两任县委书记在内的18名责任人，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撤销党内外职务等党政纪处分。濮阳县纪委办公楼和33套干部违规住宅被没收，拍卖。全国由此掀起了一场清理党政机关豪华楼堂馆所的风暴。后来，在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贫困县刮起奢侈风》一稿被评为一等奖。
近几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记者的专业性要求不断提高。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还必须持之以恒地加强学习，不断完善和更新知识结构，才能写出与社会要求相适应的作品。因为，在提高报道质量方面，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作者为新华社河南分社农村采访部主任、高级记者）
編校：施宇
做一名合格的记者，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或者说，有什么样性格特点的人，更适合从事新闻工作？回顾自己业务成长的经历，笔者认为，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除了要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基本的表达能力外，还要有对社会变化见微知著的悟性，为了正义拍案而起的血性，以及面对困难百折不挠、从容应对的韧性。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后三者才是决定一个记者能否成功、成才的关键。
悟性：记者是否合格的关键无悟性则无新闻
所谓的悟性，其实就是对新闻的敏感程度。我国当代著名记者郭梅尼曾说过：“要当好一个记者，首先要有一双时代的慧眼，要抓住这个时代最新的东西，要反映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人物。”
“时代慧眼”，指的就是记者特有的敏锐感。一个记者对新闻的敏感程度，也就是悟性的高低，则是决定其是否合格、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著名新闻人、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先生曾强调，有五种人不可以做记者，其中之一便是无悟性的人。由此可见悟性对一个记者的重要。
如何提高自己的悟性呢？笔者认为，除了先天的条件外，勤于学习和思考，并将之和实践充分相结合，则是提高悟性的主要方法。
记得初入行时，笔者有次下乡采访，有群众反映生猪屠宰税（俗称“猪头税”）的问题：本来应该在屠宰环节征收的税，在一些地方，不但杀猪的要缴，养猪的、收猪的也要缴，有的地方甚至不养猪也要缴。当时觉得这种事太小，没有啥报道价值，也就没有深入采访。谁料想，没过多长时间，新华社著名记者、当时在河南分社任副社长的解国记老师，竟然抓住这件“小事”，写出了一篇轰动全国的大新闻《怪哉！“猪头税”竟按人头收》。在为该稿配发的评论《警惕农民负担的七十二变》中，解老师特别指出，这种“猪头税按人头收”问题的实质，其实就是变相加重农民负担。看到解老师的稿子被各大媒体纷纷转载、国务院专门为此出台规范文件，我当时后悔得直跺脚：自己咋没看出这件事情背后的新闻价值呢？
为了培养自己对新闻的感觉，提高自己的悟性，十几年来，我不管工作多忙，对自己认为办的比较有特色的报纸杂志，几乎都能一份不差地翻看一遍，因出差没顾上看的，回来后补上。多年来，家人已养成了习惯，凡是我没翻过的报纸杂志，都叠放得整整齐齐，女儿两三岁时就知道，那是爸爸的宝贝，不能乱动。对社内外同行采写的有特色的稿件，經常用心揣摩：这个选题好在哪里？要是自己会怎么写？同时，我还十分注意认真学习国家颁布的各项法律政策，多深入基层采访，力争能“吃透两头”、“见微知著”。
付出总有回报。有一次回农村老家，我偶然间发现，在当地人认为最神圣的中堂位置，许多农户不再贴过去常见的财神像，而是挂上了花花绿绿的地图。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变化，遂认真进行采访，写了一篇短消息《去掉神像挂地图》（与王方杰合作），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一版头题。后来，在第五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该稿不仅荣获二等奖，而且作为一篇反映中国农村变化的经典作品，多次被选入高校新闻专业教材。
通过大量的新闻实践，笔者还发现，随着社会信息的泛滥、新闻竞争的激烈，记者的悟性高低，已不仅仅表现在发现“独家”的能力上，更为重要的是，要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
近两年，豫北某市打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强力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宣称要让农民像城里人一样住上高楼大厦。当地媒体纷纷给予肯定报道。然而，记者实地调查后却发现，这种所谓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由于操作不规范，在不少地方已经演变成一种逼农民上楼的政绩工程。还有个别地方，打着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名义，未经批准就把耕地卖给开发商，大搞商品房建设，并因此闹出人命。在掌握大量事实的基础上，记者采写了《是建设新农村，还是乱占耕地？》和《“新型农村社区”变形记》两篇稿件，对这种打着“建设新农村”幌子、违法占用土地的做法进行了批评。
稿件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作出批示，要求相关部门派人调查，纠正当地的错误做法。此后不久，国务院又专门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规范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规模和范围，坚决防止违背农民意愿搞大拆大建、盲目建高楼等现象。
血性：记者的价值和良知之所在无血性则无价值
正义——从古至今，都被人们看做“百德之总”，是“一种最高的价值观念”。秉持正义，同样是历代中外优秀记者孜孜以求的伟大理想。因此，要做一名合格的记者，必须要有一种为正义拍案而起的血性。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不仅是记者的职责之所在，也是记者职业的价值和良知之所在。“书生报国无他物，惟有手中笔如刀。”记者的职业特点，也决定了记者不仅要有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的责任感，而且要有为国家为正义敢于拍案而起的使命感。
记者的血性，不仅表现在对事实真相的维护上，在报道遇到较大阻力、个人前途和安危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时，是知难而退，还是勇往直前、继续战斗，对记者更是一个考验。
近几年，上访群众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的案例，在各地时有耳闻。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报道一直是个禁区。2003年，记者接到一个线索，因村级财务不清、村委换届选举不成功，河南省唐河县上屯镇张清寨村岳春栓、张明才等村民集体上访，要求重新组织选举，结果被当地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分别判处2～5年有期徒刑。
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提出批评建议，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对通过上访反映问题的公民，怎么能随便判刑呢？唐河县这样做，是基于何种考虑？经分社总编室领导同意，记者赶到唐河，针对此事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调查。
获悉新华社要报道此事，当地党委政府非常紧张。为了阻止发稿，他们先是四处找人求情，被拒绝后，竟以盖有大红公章的公函形式，给党中央和中纪委主要领导写信，说什么“新华社权威记者偏听偏信”，“基层党委政府万般无奈上书中央”，向分社和记者施压，并对记者进行威胁。
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笔者丝毫没有畏惧，一方面坦然接受调查，把自己的采访录音、采访笔记等资料提供给有关部门，说明笔者的采访是客观公正的，并未偏听偏信；另一方面，以自己采访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和事实，驳斥告状信中的不实之词，并说明这一报道对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治形象的必要性。
在认真调查之后，总社有关部门肯定了笔者的采访和报道设想。由笔者撰写的长篇调查报告《上访该不该被判刑？河南省唐河县五名上访村民被判刑的调查》在《瞭望》上顺利刊出。在文章中，笔者结合自己的调查，旗帜鲜明地提出，上访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对确因上访造成扰乱社会秩序后果的，应以批评教育为主，而不宜以犯罪论处。如果动不动就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抓捕和打击上访群众，就会堵塞言路。
为了驳斥个别地方官员有关“上访影响社会稳定”的歪理邪说，编辑部在刊发该稿时，又专门配发了评论《压制上访的官场“潜规则”可以休矣》和背景资料《关于公民上访的相关法律法规》。
稿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下，该案二审被改判。事情过去几年以后，在一次会议上，当地司法机关一位负责人告诉我，虽然他也认为不应对上访群众动辄判处刑罚，但该案却是此前发生的因上访被判刑的数起案例中，唯一被改判的案件，新华社对此功不可没。
韧性：提高报道水平的必由之路无韧性则无成功
近几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记者的采访环境并不十分宽松，记者采访吃“闭门羹”、被“踢皮球”甚至被打等现象都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成功采访到第一手材料，必须要有百折不挠的韧性。
这种韧性，首先表现在对事实真相的追求和挖掘上。2007年初，濮阳县一些干部群众向记者反映，作为省级重点扶贫县，濮阳县近年来刮起一股奢侈之风：县委县政府及一些县直机关竞相建起豪华办公楼，这些单位的头头脑脑们也纷纷搬进高档住宅。最大的一套领导别墅，面积竟然达600多平方米。
为了盖办公大楼，有的单位不惜挪用下岗职工的养老金等保命钱，有的则四处“揩油”，增加企业和社会负担，有的办公楼已竣工几年，还欠着人家的工程款，以至于影响了社会稳定。
然而，采访却异常艰难。第一次去濮阳，刚到采访现场，当地领导就迅速赶来，对笔者寸步不离、“贴身”陪同，采访一直无法进行。笔者声称单位有事要回郑州，准备乘他们不备，杀一个“回马枪”。孰料这些领导竟以“正好要去郑州开会”为由，坚持送我一块儿回郑州。随后，他们又通过各种关系，找笔者本人和分社领导说情，希望新华社不要再做这个报道。
采访遇到的阻力，没有让笔者轻易止步。正面不好突破，就迂回包抄。在分社领导的支持下，笔者一方面与当地知情人联系，进一步了解濮阳县兴建豪华办公楼和领导别墅的详细情况，以及国家的相关政策。另一方面，为了启动国家权力机关的硬监督，笔者又多次主动和省市相关职能部门联系，说明濮阳县问题的严重性，并将自己采访到的情况与他们沟通，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配合。
笔者的韧性和坚持，不仅赢得了当地知情群众的信任，为调查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而且使省市相关部门不得不开始主动出击，对事情展开调查，并最终在记者第二次到濮阳采访时，将初步调查结果向记者“和盘托出”。在认真核实相关细节后，笔者很快写出了深度调查稿件《贫困县刮起奢侈风》。
由于主题重大，采访扎实，文风朴实严谨，《贫困县刮起奢侈风》一稿在总社“新华视点”栏目播发后，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包括濮阳县两任县委书记在内的18名责任人，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撤销党内外职务等党政纪处分。濮阳县纪委办公楼和33套干部违规住宅被没收，拍卖。全国由此掀起了一场清理党政机关豪华楼堂馆所的风暴。后来，在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贫困县刮起奢侈风》一稿被评为一等奖。
近几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记者的专业性要求不断提高。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还必须持之以恒地加强学习，不断完善和更新知识结构，才能写出与社会要求相适应的作品。因为，在提高报道质量方面，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作者为新华社河南分社农村采访部主任、高级记者）
編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