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一直在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亚洲经济体的特点。因此，长期以来中国的对外经贸关系中，贸易都是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相对而言，海外投资的地位就要低得多。但是，受全球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可能会不断削减，中国将不得不面对净出口不断缩水的现实。
　　首先，随着国内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也会上升，这将会从两个方面影响到净出口。一方面，出口会下降；另一方面，进口会上升。如果考虑到居民出国旅游购物中未被海关统计的部分，中国的进口增长速度要比统计的高得多。
　　其次，受全球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中国的出口可能会受到越来越大的阻力。这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欧美等国陷入金融泡沫破灭和主权债务双重危机，受此影响，居民消费能力下滑，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也下降。另一方面，为了走出经济低迷，欧美等国纷纷出台措施，尤其是美国，在严重财政赤字与国家债务高垒的情况下，仍然出台刺激本地投资和就业的措施。这些政策，势必会增加当地的投资，一些以美国为出口对象的生产活动将有可能在美国完成，这也会减少中国的出口。
　　再者，中国经济与发展模式的变化也会导致中国的出口减少。一方面，中国工资水平的提高可能对中国的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国的净出口中，加工贸易贡献了相当大的比例。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的加工中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低，所以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跨国公司选择将一些劳动力密集的环节（如组装等）放在中国。但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这将使得一些企业选择其他国家作为加工基地，或者是将生产迁回欧美。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居民对环境的要求更高，环保意识更强，将会促使中国的环保门槛提高，使一些污染型的企业无法再选择中国作为污染排放的乐园。近年来，中国国内因居民对环保状态不满而引发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正是折射出了这一变化。
　　在出口作用不断削弱的同时，中国的对外经贸关系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海外投资在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引起了全球的关注。由于高储蓄的特点，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一直低于生产能力，从而导致大量的净出口，净出口的积累形成了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根据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这些外汇资产最终会转变为亚洲国家在海外的投资，但是这个转变过程需要两个条件为支持：一是巨额的外汇储备，二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本土企业。中国已经有了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也正在形成，已经有不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国门并取得了成功，如华为、三一等。从趋势上看，中资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与国际化经营势在必行，随之而发生的，将是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从主权财富转变为私人部门（企业）在海外的净资产。因此，在出口作用下滑的同时，海外投资在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中的地位将会不断上升。但与此同时，海外投资的阻力也会不断增加，因为在主权财富投资海外时，多投资于海外的主权债，这种投资行为不会产生任何的副作用，又让各国政府直接受益，所以一直是受各国欢迎的。但是，如果主权财富投资转变为私人部门的海外投资，将威胁到投资接受国企业、产业甚至国土安全，同时也会引发当地居民的反应，并牵动政客的神经。
　　事实上，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遭受到的阻力，只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自然反应，并将持续下去。要化解这一不断上升的阻力，中国只有推动全球投资规则的制订，并积极参与其中，才有可能缓解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阻力。由于投资问题涉及投资接受国企业、政治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所以投资规则的制订一直都是全球治理中的难题，经合组织、联合国贸发会都曾经尝试推动全球投资体制的建设，但都无果而终。在全球经济低迷、多边贸易谈判久谈无果的情况下，各国政府都希望通过吸引海外投资来促进本地的就业与经济增长，这为全球投资体制的建设提供了非常良好的时机。目前，美国在这方面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而欧洲忙于解决主权债务危机，仍然把销售国债作为工作重点，然而一旦债务危机有所缓和，也必然会回到吸引实体部门投资的轨道上来。因此，推动全球投资体制谈判的外部环境只会越来越好。在具体内容上，应当把投资准入与利润汇出、投资保护、国家安全特别保障条款作为谈判的重点，通过将国家安全等概念具体化，将投资保护主义限定在一定产业或区域以内，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部分产业对海外投资开放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