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多欧洲国家，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在西班牙，竟有高达四成多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越来越多的哪怕是来自知名学府的女大学生，包括哈佛、牛津的天之骄女，为了交学费索性去卖淫；希腊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有老人家因为不想“在垃圾桶里找食物”而在国会外吞枪自杀……“悲惨世界”如今在现实中一幕又一幕重演。近日，《孤星泪》这部音乐剧电影横扫全球，未必无因。
　　只是没想到，这样沉重的电影，在香港这样的地方，竟也叫好叫座，票房直扑5000万，是同期上映电影《十二生肖》的4倍，让人不得不对香港人的品位刮目相看。或许贫富悬殊恶化、楼价比天高、底层市民无立锥之地，让观众对这个题材格外有共鸣吧。

　　能够写出如此悲天悯人的一部小说，它的作者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呢？
　　法国大文豪雨果，童年时曾在巴黎街头目睹一件事，激发起他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和觉醒，改变了其一生。
　　那一天，在法院大门前的木柱上，绑着一位年轻的妇女，旁边的告示公布她犯的是“奴仆偷窃罪”。雨果好奇地驻足观看。时间到了，一个彪形大汉上前行刑。他把这位女子的衣衫从后背撕开，再从炭火中抽出一块烧红的烙铁，冷酷无情地朝女子赤裸的肩上烙去。一阵“咝咝”声和焦灼气味伴着凄厉惨的叫，接着再是一轮嚎哭。
　　这凄厉的惨叫，刺痛了一颗赤子之心，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激发起雨果对苛政的深恶痛绝。
　　我想，《孤星泪》里男主角的故事，或许正是受到这一幕的启发。
　　男主角为了饱受饥饿煎熬的姐姐一家，偷了一个面包，却因此被重囚。更悲惨的是，出狱后，他仍摆脱不了阶下囚的烙印，让他变得神憎鬼厌，所有人对他都惟恐避之不及。男主角因此找不到工作，连两餐一宿都有问题，走投无路，幸亏一位神父搭救了他。为了一条活路，他不惜违反释囚守则，隐姓埋名，以求抹掉自己的过去，重新开始。
　　结果，男主角真的重新做人，还行善积德，以报答神父当年的恩典。但一位铁面无私近乎偏执狂的警官，却苦苦相逼，踏破铁鞋也要缉捕他归案，让他毕生受此梦魇纠缠，亡命天涯。
　　我想，这个故事桥段，可能正是雨果对童年时法院门前一幕的感怀吧：都显示了在苛法之下，公义、人性和尊严可以受到怎样的践踏。
　　如果社会充满不公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那么，统治阶级以苛法保护他们的财富和特权，就不是“法治”（rule of law），而只是“依法办事”，或称“依法而治”（rule by law），执法者也只会沦为“依法办事”的鹰犬而已。
　　“法治”与“依法办事”，两个概念的最大区别是，后者完全按法律治理事情，不计较法律本身是否苛刻甚至残酷。前香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杨铁梁先生，便曾经解释过，法律内涵包括了保障人权及各种自由，那才叫“法治”，如果法律本身非常严苛，依法律办事也不算“法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代宗师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曾在其名著《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中指出：“法治，当然假设完全按法律条文和法定程序办事，但这并不足够，如果一条法律给予政府无限的权力去为所欲为，它的所有举动皆为合法，这一定不会是法治。因此法治不止于宪政主义，它要求所有的法律符合某一些原则。”
　　那么真正的“法治”，应该包括哪些元素呢？西方普通法传统下的“法治”，除了按照法律办事之外，还包括以下要求：法律必须经公开及具透明度的程序制定而成，应该是公开和清晰的；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执政者的权力受到限制，不能滥权；司法独立，司法机关独立于政府之外，且不受政府干预；保障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如生命、自由和财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