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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被誉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他们把短篇小说的写作推向极致，极大地丰富了短篇小说的表现领域和艺术价值，共同地编织起了世界短篇小说的华美花环。虽然他们都善于通过尖锐的矛盾展开令人拍案叫绝的短篇佳作，但是在具体的表现过程中，三者依旧存在着差异。莫泊桑善于在精致的描摹中绘制纷繁复杂的众生图；契诃夫喜欢以诙谐的讽刺来实现对社会的整体性批判；欧·亨利则更加青睐于在出乎意料的传奇故事中完成对人性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
【关键词】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精致讽刺传奇
一、在精致的描摹中绘制纷繁复杂的众生图
莫泊桑善于在精致的描摹中绘制纷繁复杂的众生图。他师承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将描绘的精致和表达的细腻作为写作的不二法则。在这一写作指导思想的要求下，莫泊桑特别注重对描写对象进行深入地挖掘与探寻，醉心于把细致微妙的笔触放置在具体的写作过程当中，特别是其笔下人物的一颦一笑，都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描摹，把能够引发人共同情感的特质进行独一无二的表现，从而实现其写作的既定目标。与此同时，莫泊桑更擅长通过景物的有效烘托，将人物微妙的心理动向进行深入的挖掘，对人物的心灵奥秘进行有效的探索，丰富世界人物形象画廊。
莫泊桑的细致描摹首先表现在其对人物特征的精湛表现和有力刻画。通过对人物特征的精湛表现和有力刻画不仅可以有效地将人物的外貌、身份、地位等因素进行交代，读者更可以根据这些细致的描摹来窥探人物的内心，透过其外貌了解其精神内涵。在《绳子》这篇短篇小说中，莫泊桑利用其魔幻的笔触，有效地实现了对特殊人物的经典再现，使作家要表现的人物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读者面前，既不显得唐突，更不显得生硬。而且在透过莫泊桑笔下的这些人物，我们可以很自然地透过其经过作家精致描摹的外貌来窥见这些人物的内心及内心的微妙变化和活动。举例来说，在《绳子》这篇短篇小说中，莫泊桑主要塑造了三个人物，这三个人物是老实的农民奥士高纳大爷、乡政府的官员以及阴险的马具商人。这三个主要人物有着完全不同的外貌，而这些不同的外貌正好极大地映衬了这些人物的身份地位和精神状态。首先，奥士高纳大爷的外貌自然给人一种老实甚至平庸的印象，如果让其他别的作家对此类形象进行描摹也会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但是莫泊桑并没有满足于这样的简单描摹，他更注重对其表现人物的微小特质进行深度而精致的描绘，读者在这种描绘中，实现对人物形象的心灵公认。那么莫泊桑是如何做到的呢？答案其实很简单：通过奥士高纳大爷极致个人化的表情和动作的精致化描摹。在奥士高纳大爷捡绳子和在乡政府与官员辩驳的两处情节中，莫泊桑投入了大量的笔墨，特别是奥士高纳大爷颤颤巍巍的动作和木讷的言语，极致地丰富了其人物的精神内涵，使读者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产生对其特征的捕捉与把握，并在内心形成鲜明的印象，而这一切都得力于莫泊桑个人式精致的描摹。
其次，莫泊桑善于通过对不同人物的传神刻画，使之共同编织起特定历史时期的众生图。莫泊桑除了善于挖掘人物的特质外，更善于通过对不同人物的传神刻画，使之共同编织起特定历史时期的众生图，使读者在纷繁复杂的众生图的欣赏过程中感受形形色色的人物。接着上述的论述，在《绳子》这篇短篇小说中，莫泊桑不仅刻画了老实的农民：奥士高纳大爷、乡政府的官员以及阴险的马具商人，同时刻画了众多的普通群众，对这些普通群众的刻画虽然是侧面的，而且寥寥数笔，但是却传神地揭示了其精神风貌，更进一步深化的作品的主题。具体来说，这些普通的群众虽然千人一面，但是有着共同地特征，就是爱管闲事，爱充当法制与公众的代言人，喜欢在对他人的评价中完成自我精神危机的超越，获得病态的精神慰藉。而莫泊桑正是在《绳子》这篇短篇小说中对此进行有效的挖掘与深化，不仅使读者第一时间获取众多的信息，更将读者导向对奥士高纳大爷悲剧的深入探寻。奥士高纳大爷的悲剧表面上是马具商的陷害，但是，我们如果探寻其深层原因，我们不难发现，普通的民众也难逃其责。因此，正是他们的冷嘲热讽和冰冷的眼神加速了奥士高纳大爷的悲剧。他们通过舆论这个强有力的外界压力，迫使奥士高纳大爷丧失其生存的尊严和内在动力，最终导致了奥士高纳大爷的悲剧。
最后，莫泊桑通过人物众生图的绘制完成其对整个社会的体察与思考。接着上述的分析，莫泊桑通过三个经典人物的塑造，来完成其精致人物画廊的书写，通过不同人物的传神刻画，编织起特定历史时期的众生图。那么，我们透过这张特定历史时期的众生图，进而进行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进一步探寻，我们不难发现，在精致描摹的背后隐藏着莫泊桑对整个社会的体察与思考。首先，奥士高纳大爷作为一个老实的农民，勤劳朴实，本身是应该受到尊敬的，但是，由于其社会地位的低下和自我维权意识的淡薄，造成其被卑鄙阴险的马具商陷害，而代表权威的乡政府不但没有给奥士高纳大爷公道，反而对其进行深入的伤害，而广大的普通民众的煽风点火进一步加速了奥士高纳大爷的悲剧，这一系列过程，正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经典写照，极大地还原了当时人的卑鄙与阴险，社会的腐败与不公，其中饱含着作为作家的莫泊桑的深入思考。
二、在诙谐的讽刺中实现对社会的整体性批判
与莫泊桑的精致化描摹不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将写作的焦点放置在诙谐的讽刺中实现对社会的整体性批判。契诃夫更乐于以诙谐幽默的讽刺来总领其创作。与传统的讽刺作家的创作不同，契诃夫不是为了诙谐而诙谐，而是把诙谐作为一种手段，一种表现作品主题的方式。在契诃夫的作品中，他善于设置经典化的情景和诙谐化的冲突，在幽默风趣的氛围中实现其对社会的独到思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辛辣的讽刺，从而在根本上实现对社会的整体性批判。
为了更加具体而形象地阐释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创作特色，我们以其一篇经典的短篇小说创作《凶犯》为切入点，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探寻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内在意蕴和独特文学价值。在《凶犯》中，契诃夫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简单而又情节丰富的故事：格里戈里耶夫因为在铁路上偷了一颗钉子而被送上法庭。这本是一个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故事了，但是，普通的故事到了优秀的作家手里就产生了化腐朽为神奇的质变。在这里，契诃夫为了展现其对社会的整体性思考，蓄意加入了法庭辩论的情节，在这个情节中，由于法官和格里戈里耶夫二人看待问题的焦点、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了二人在阐释同一件事件的过程中产生完全不同的表述，甚至使读者感觉二人完全是在表述不同的事件，而法官与凶犯二者沟通的困难更进一步增加了幽默的气氛，法官的腐朽与上纲上线被极致的表现，作品收到了极大地讽刺效果。
然而，契诃夫追求的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讽刺，讽刺在他那里仅仅是表现的一个手段，他意在通过讽刺来完成其对社会的思考以及他极具个人化的对社会的整体性批判。具体来说，《凶犯》这篇短篇小说之所以能够引发读者的发笑，其根本原因在于作家蓄意制造了极端的矛盾冲突，在冲突中展开其有效的讽刺，进而实现作家主体性的批判。但是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虽然契诃夫是以作家主体性的方式蓄意制造的矛盾冲突，但是，这个矛盾冲突并不是完全意义上凭空捏造的，而是有着现实的原型的，否则就不可能产生强烈的讽刺意味。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现在面临两个问题：第一，这种强烈的讽刺意味是如何产生的？第二，契诃夫选择这个有讽刺意味的原型进行深入刻画寓意何在？我们现在逐一地来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凶犯》之所以能够产生强烈的讽刺意味和幽默效果，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两个主人公之间的幽默对话，那么，二者之间的沟通存在的严重的障碍，法官善于迂腐的上纲上线，把一枚单纯的铁钉视为罪恶的根源，把格里戈里耶夫一个普通农民的一时私欲兴起视为对整个国家的不忠；而在格里戈里耶夫看来，他的所作所为仅仅是为了制造一枚鱼钩，既没有伤害他人，更不可能危机社会乃至国家，所以两人之间认识根本差异种下了法庭辩论幽默的种子。而契诃夫的长处在于在这个幽默种子种下的基础上进一步施肥，使其生根发芽，法官和格里戈里耶夫二人喋喋不休的争执就是作家的幽默施肥过程，通过法官和格里戈里耶夫二人喋喋不休的争执，读者不仅接受到极大的幽默诙谐享受，更进一步收获了讽刺的戏剧效果，很自然地引发读者的进一步思考，这就自然而然地进入到第二个问题的解答。契诃夫在蓄意设置幽默场景后，将写作的关注焦点很自然地导向对社会的整体性批判。无论是法官还是格里戈里耶夫都存在着严重的价值取向问题，这种价值取向的问题与病态正是契诃夫痛心疾首的根源，也是其写作这篇小说的内在动力。而讽刺则是契诃夫的完成对社会整体性批判外表下的华丽外衣。
三、在出乎意料的传奇故事中完成对人性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
与莫泊桑和契诃夫两人的创作不同，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创作更倾向于故事情节传奇性的设计，在出乎意料而又符合现实的故事中完成对人性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欧·亨利善于把握读者的兴趣点，特别擅长于设置悬念，不到故事的结尾绝不把故事的真相揭示出来，极大地调动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而当读者在故事的结尾终于了解故事的真相后又自然而然地产生充满哲学意味的思考，将简单的故事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领域。为了更加翔实地阐释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创作特色，我们有必要选取其经典创作之一《警察与赞美诗》这篇短篇小说进行深入分析，重点探索欧·亨利是如何实现在出乎意料的传奇故事中完成对人性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的。
《警察与赞美诗》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为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苏比在故事开始唯一的企图就是能够进监狱来度过漫长的寒冬。为了实现这一企图，苏比尝试了一系列的违法乱纪的行为，但是出乎苏比的意料，警察没有拘捕他，因为他反常的行为与以往的嫌犯出入很大。当苏比在聆听到震撼心灵的赞美诗后，毅然决然地决定重新做一个好人的时候，却因为妨碍公务被警察拘捕。读者惊异于苏比的遭遇，并进而思考为什么苏比想作为一个坏人的时候不被警察逮捕，而当他想重新做一个好人后却遭受不公正的待遇？
首先，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方式，苏比在受到赞美诗的心灵洗礼之前是一个十足的流浪汉角色，是受到读者本能地鄙夷的，特别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企图被警察拘捕而无果后，进一步引发读者的欢笑，但是随着故事的深入，特别是苏比被赞美诗感动，希望重新做一个好人之时，却被警察无端地拘捕。此时，读者一方面产生一种莫名的情绪，被这种欧·亨利式的“黑色幽默”搞得不知是应该喜悦还是忧伤，另一方面，读者在反复咀嚼《警察与赞美诗》这篇短篇小说后，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对欧·亨利表现的这种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思考，探索是什么导致这种欧·亨利式的“黑色幽默”发生的根本原因？为什么一个人想做坏人，社会却不给他机会，而一个人希望做好人时却又被剥夺了机会？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呢？又是什么情愫引发欧·亨利开启了这篇短篇小说的创作呢？笔者认为，欧·亨利之所以这么创作，其根本原因并不是其对幽默的极端推崇，更不是他刻意追求传奇式的故事来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其根本原因在于欧·亨利希望通过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引发读者对人自身生存现状的反思与思考，并进一步将问题考虑的焦点导入到对人性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
在《警察与赞美诗》中，苏比的经历似乎可以看做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存现状的预言，我们都不能主宰我们自己的命运，都是被盲目的外力所胁迫，既不能保留自我意识，更不能追求真正的自我，有的仅仅是“黑色幽默”式的生存悲哀，这也许才是欧·亨利真正想向我们传达的。
【参考文献】
[1]王尧.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分析[D]. 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2]杨凯.中国的契诃夫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 .
【关键词】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精致讽刺传奇
一、在精致的描摹中绘制纷繁复杂的众生图
莫泊桑善于在精致的描摹中绘制纷繁复杂的众生图。他师承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将描绘的精致和表达的细腻作为写作的不二法则。在这一写作指导思想的要求下，莫泊桑特别注重对描写对象进行深入地挖掘与探寻，醉心于把细致微妙的笔触放置在具体的写作过程当中，特别是其笔下人物的一颦一笑，都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描摹，把能够引发人共同情感的特质进行独一无二的表现，从而实现其写作的既定目标。与此同时，莫泊桑更擅长通过景物的有效烘托，将人物微妙的心理动向进行深入的挖掘，对人物的心灵奥秘进行有效的探索，丰富世界人物形象画廊。
莫泊桑的细致描摹首先表现在其对人物特征的精湛表现和有力刻画。通过对人物特征的精湛表现和有力刻画不仅可以有效地将人物的外貌、身份、地位等因素进行交代，读者更可以根据这些细致的描摹来窥探人物的内心，透过其外貌了解其精神内涵。在《绳子》这篇短篇小说中，莫泊桑利用其魔幻的笔触，有效地实现了对特殊人物的经典再现，使作家要表现的人物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读者面前，既不显得唐突，更不显得生硬。而且在透过莫泊桑笔下的这些人物，我们可以很自然地透过其经过作家精致描摹的外貌来窥见这些人物的内心及内心的微妙变化和活动。举例来说，在《绳子》这篇短篇小说中，莫泊桑主要塑造了三个人物，这三个人物是老实的农民奥士高纳大爷、乡政府的官员以及阴险的马具商人。这三个主要人物有着完全不同的外貌，而这些不同的外貌正好极大地映衬了这些人物的身份地位和精神状态。首先，奥士高纳大爷的外貌自然给人一种老实甚至平庸的印象，如果让其他别的作家对此类形象进行描摹也会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但是莫泊桑并没有满足于这样的简单描摹，他更注重对其表现人物的微小特质进行深度而精致的描绘，读者在这种描绘中，实现对人物形象的心灵公认。那么莫泊桑是如何做到的呢？答案其实很简单：通过奥士高纳大爷极致个人化的表情和动作的精致化描摹。在奥士高纳大爷捡绳子和在乡政府与官员辩驳的两处情节中，莫泊桑投入了大量的笔墨，特别是奥士高纳大爷颤颤巍巍的动作和木讷的言语，极致地丰富了其人物的精神内涵，使读者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产生对其特征的捕捉与把握，并在内心形成鲜明的印象，而这一切都得力于莫泊桑个人式精致的描摹。
其次，莫泊桑善于通过对不同人物的传神刻画，使之共同编织起特定历史时期的众生图。莫泊桑除了善于挖掘人物的特质外，更善于通过对不同人物的传神刻画，使之共同编织起特定历史时期的众生图，使读者在纷繁复杂的众生图的欣赏过程中感受形形色色的人物。接着上述的论述，在《绳子》这篇短篇小说中，莫泊桑不仅刻画了老实的农民：奥士高纳大爷、乡政府的官员以及阴险的马具商人，同时刻画了众多的普通群众，对这些普通群众的刻画虽然是侧面的，而且寥寥数笔，但是却传神地揭示了其精神风貌，更进一步深化的作品的主题。具体来说，这些普通的群众虽然千人一面，但是有着共同地特征，就是爱管闲事，爱充当法制与公众的代言人，喜欢在对他人的评价中完成自我精神危机的超越，获得病态的精神慰藉。而莫泊桑正是在《绳子》这篇短篇小说中对此进行有效的挖掘与深化，不仅使读者第一时间获取众多的信息，更将读者导向对奥士高纳大爷悲剧的深入探寻。奥士高纳大爷的悲剧表面上是马具商的陷害，但是，我们如果探寻其深层原因，我们不难发现，普通的民众也难逃其责。因此，正是他们的冷嘲热讽和冰冷的眼神加速了奥士高纳大爷的悲剧。他们通过舆论这个强有力的外界压力，迫使奥士高纳大爷丧失其生存的尊严和内在动力，最终导致了奥士高纳大爷的悲剧。
最后，莫泊桑通过人物众生图的绘制完成其对整个社会的体察与思考。接着上述的分析，莫泊桑通过三个经典人物的塑造，来完成其精致人物画廊的书写，通过不同人物的传神刻画，编织起特定历史时期的众生图。那么，我们透过这张特定历史时期的众生图，进而进行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进一步探寻，我们不难发现，在精致描摹的背后隐藏着莫泊桑对整个社会的体察与思考。首先，奥士高纳大爷作为一个老实的农民，勤劳朴实，本身是应该受到尊敬的，但是，由于其社会地位的低下和自我维权意识的淡薄，造成其被卑鄙阴险的马具商陷害，而代表权威的乡政府不但没有给奥士高纳大爷公道，反而对其进行深入的伤害，而广大的普通民众的煽风点火进一步加速了奥士高纳大爷的悲剧，这一系列过程，正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经典写照，极大地还原了当时人的卑鄙与阴险，社会的腐败与不公，其中饱含着作为作家的莫泊桑的深入思考。
二、在诙谐的讽刺中实现对社会的整体性批判
与莫泊桑的精致化描摹不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将写作的焦点放置在诙谐的讽刺中实现对社会的整体性批判。契诃夫更乐于以诙谐幽默的讽刺来总领其创作。与传统的讽刺作家的创作不同，契诃夫不是为了诙谐而诙谐，而是把诙谐作为一种手段，一种表现作品主题的方式。在契诃夫的作品中，他善于设置经典化的情景和诙谐化的冲突，在幽默风趣的氛围中实现其对社会的独到思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辛辣的讽刺，从而在根本上实现对社会的整体性批判。
为了更加具体而形象地阐释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创作特色，我们以其一篇经典的短篇小说创作《凶犯》为切入点，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探寻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内在意蕴和独特文学价值。在《凶犯》中，契诃夫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简单而又情节丰富的故事：格里戈里耶夫因为在铁路上偷了一颗钉子而被送上法庭。这本是一个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故事了，但是，普通的故事到了优秀的作家手里就产生了化腐朽为神奇的质变。在这里，契诃夫为了展现其对社会的整体性思考，蓄意加入了法庭辩论的情节，在这个情节中，由于法官和格里戈里耶夫二人看待问题的焦点、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了二人在阐释同一件事件的过程中产生完全不同的表述，甚至使读者感觉二人完全是在表述不同的事件，而法官与凶犯二者沟通的困难更进一步增加了幽默的气氛，法官的腐朽与上纲上线被极致的表现，作品收到了极大地讽刺效果。
然而，契诃夫追求的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讽刺，讽刺在他那里仅仅是表现的一个手段，他意在通过讽刺来完成其对社会的思考以及他极具个人化的对社会的整体性批判。具体来说，《凶犯》这篇短篇小说之所以能够引发读者的发笑，其根本原因在于作家蓄意制造了极端的矛盾冲突，在冲突中展开其有效的讽刺，进而实现作家主体性的批判。但是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虽然契诃夫是以作家主体性的方式蓄意制造的矛盾冲突，但是，这个矛盾冲突并不是完全意义上凭空捏造的，而是有着现实的原型的，否则就不可能产生强烈的讽刺意味。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现在面临两个问题：第一，这种强烈的讽刺意味是如何产生的？第二，契诃夫选择这个有讽刺意味的原型进行深入刻画寓意何在？我们现在逐一地来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凶犯》之所以能够产生强烈的讽刺意味和幽默效果，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两个主人公之间的幽默对话，那么，二者之间的沟通存在的严重的障碍，法官善于迂腐的上纲上线，把一枚单纯的铁钉视为罪恶的根源，把格里戈里耶夫一个普通农民的一时私欲兴起视为对整个国家的不忠；而在格里戈里耶夫看来，他的所作所为仅仅是为了制造一枚鱼钩，既没有伤害他人，更不可能危机社会乃至国家，所以两人之间认识根本差异种下了法庭辩论幽默的种子。而契诃夫的长处在于在这个幽默种子种下的基础上进一步施肥，使其生根发芽，法官和格里戈里耶夫二人喋喋不休的争执就是作家的幽默施肥过程，通过法官和格里戈里耶夫二人喋喋不休的争执，读者不仅接受到极大的幽默诙谐享受，更进一步收获了讽刺的戏剧效果，很自然地引发读者的进一步思考，这就自然而然地进入到第二个问题的解答。契诃夫在蓄意设置幽默场景后，将写作的关注焦点很自然地导向对社会的整体性批判。无论是法官还是格里戈里耶夫都存在着严重的价值取向问题，这种价值取向的问题与病态正是契诃夫痛心疾首的根源，也是其写作这篇小说的内在动力。而讽刺则是契诃夫的完成对社会整体性批判外表下的华丽外衣。
三、在出乎意料的传奇故事中完成对人性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
与莫泊桑和契诃夫两人的创作不同，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创作更倾向于故事情节传奇性的设计，在出乎意料而又符合现实的故事中完成对人性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欧·亨利善于把握读者的兴趣点，特别擅长于设置悬念，不到故事的结尾绝不把故事的真相揭示出来，极大地调动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而当读者在故事的结尾终于了解故事的真相后又自然而然地产生充满哲学意味的思考，将简单的故事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领域。为了更加翔实地阐释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创作特色，我们有必要选取其经典创作之一《警察与赞美诗》这篇短篇小说进行深入分析，重点探索欧·亨利是如何实现在出乎意料的传奇故事中完成对人性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的。
《警察与赞美诗》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为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苏比在故事开始唯一的企图就是能够进监狱来度过漫长的寒冬。为了实现这一企图，苏比尝试了一系列的违法乱纪的行为，但是出乎苏比的意料，警察没有拘捕他，因为他反常的行为与以往的嫌犯出入很大。当苏比在聆听到震撼心灵的赞美诗后，毅然决然地决定重新做一个好人的时候，却因为妨碍公务被警察拘捕。读者惊异于苏比的遭遇，并进而思考为什么苏比想作为一个坏人的时候不被警察逮捕，而当他想重新做一个好人后却遭受不公正的待遇？
首先，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方式，苏比在受到赞美诗的心灵洗礼之前是一个十足的流浪汉角色，是受到读者本能地鄙夷的，特别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企图被警察拘捕而无果后，进一步引发读者的欢笑，但是随着故事的深入，特别是苏比被赞美诗感动，希望重新做一个好人之时，却被警察无端地拘捕。此时，读者一方面产生一种莫名的情绪，被这种欧·亨利式的“黑色幽默”搞得不知是应该喜悦还是忧伤，另一方面，读者在反复咀嚼《警察与赞美诗》这篇短篇小说后，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对欧·亨利表现的这种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思考，探索是什么导致这种欧·亨利式的“黑色幽默”发生的根本原因？为什么一个人想做坏人，社会却不给他机会，而一个人希望做好人时却又被剥夺了机会？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呢？又是什么情愫引发欧·亨利开启了这篇短篇小说的创作呢？笔者认为，欧·亨利之所以这么创作，其根本原因并不是其对幽默的极端推崇，更不是他刻意追求传奇式的故事来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其根本原因在于欧·亨利希望通过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引发读者对人自身生存现状的反思与思考，并进一步将问题考虑的焦点导入到对人性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
在《警察与赞美诗》中，苏比的经历似乎可以看做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存现状的预言，我们都不能主宰我们自己的命运，都是被盲目的外力所胁迫，既不能保留自我意识，更不能追求真正的自我，有的仅仅是“黑色幽默”式的生存悲哀，这也许才是欧·亨利真正想向我们传达的。
【参考文献】
[1]王尧.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分析[D]. 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2]杨凯.中国的契诃夫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