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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苏轼词中的归隐情结的角度出发，从归隐情结的表现、缘由、特点、实质这四个方面分析，窥探苏轼这一大文豪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 苏轼词 归隐情结 精神归隐
苏轼词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强烈的归隐情结，这源自其漂泊动荡的政治人生和沉浮起落的仕途经历。然而，仕与隐的矛盾却成为其人生道路上的艰难抉择，最终苏轼通过精神归隐的方式实现心灵的自由。
一、归隐情结的表现
黄州时期，苏轼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身心获得前所未有的超脱与释然。他在《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写道：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作于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的第三个春天，为醉归遇雨抒怀之作。“莫听穿林打叶声”，既描绘了狂风骤雨的画面，更以“莫听“二字体现外物不足以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展。“竹杖芒鞋轻胜马”，以竹杖芒鞋搏击风雨，从容前行，传达出笑傲人生的旷达超逸之情。“一蓑烟雨任平生”，表达了不畏人生风雨的超然情怀。“料峭春风”、“山头斜照”等雨过天晴的景色为下文感悟打好基础。“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乃全词的点睛之笔。自然界尚有阴晴圆缺，人生长河中的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归去”二字透露出苏轼浓浓的归隐情怀。
“归去”一词在苏轼词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苏轼屡屡唱诵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崇拜陶渊明弃官归隐的气节，自适于饮酒自适的闲趣。“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云何得一适，亦有如生时。寸心无荆棘，佳处正在兹。纵心与事往，所遇无复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①，表达了对陶渊明弃官归隐的钦佩，同时也流露出了欲逃离官场樊笼而归耕田园的心声。这一情怀在《满庭芳·归去来兮》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归去来兮”，引自陶渊明的《归去来辞》首句，非常贴切地表达了自己思归故里的强烈愿望。“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以时光易逝的感叹营造了失意思乡的感情氛围。接着笔锋一转，撇开满腔愁思，抒发因在黄州居住五年所产生的对此地山川人物的留恋与不舍。“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抒发了对黄州山水和老友的深情厚谊。“来往如梭”，感叹漂泊不定、失意坎坷的仕途。词末“莫剪柔柯“、”晒渔蓑“等表达了苏轼对黄州父老的留恋，将惜别之情推向高潮。全词以对黄州浓浓的不舍之情反衬强烈的归隐愿望。
二、归隐情结的缘由
苏轼的归隐情结源自漂泊动荡的政治人生和沉浮起落的仕途经历。苏轼晚年的政治生活，屡遭诬陷，危机四伏，他不愿与黑暗的官场同流合污，也不愿为世俗所累。“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艰苦的生活条件和险恶的政治处境更让他体会到人生的艰难险峻和命运的变幻无常，正如他在《谢量移汝州表》②中所写的：
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
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
贬谪之悲、颠沛流离之苦，令苏轼清醒地认识到世俗社会对心灵的羁绊，自然而然地产生归隐情结。如何在纷扰的人生中寻找一方净土，如何使多舛的命途得以安顿，便成为苏轼重要的人生命题。在《和陶游斜川》③中苏轼写道：“谪居澹无事，何异老且休。虽过靖节年，未失斜川游。”苏轼在游历山水中感受到大自然的乐趣和美妙，忘却尘世的痛苦与烦闷，这份归隐情怀体现了其身处逆境时的超然豁达，也成为苏轼应对频繁遭贬的政治生涯和居无定所的生存环境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三、归隐情结的特点——仕与隐的矛盾
仕与隐是中国古代士人在人生道路上面对的两难选择。仕与隐、出与处、进与退等重大抉择直接关系到如何实现其人生价值，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仕隐矛盾是困扰苏轼人生的一大课题，也是其文学创作中情不由衷的一大主题。苏轼黄州创作尽管表现出浓郁的隐逸情结，但终其一生却从未有过真正的归隐。这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从时代的角度而言，北宋时期的封建制度趋于成熟，专制集权愈加强化，士人的言行举止不能像魏晋名士般放纵任诞。此外，宋代重文轻武，儒学已成为官学，士人除了出仕为官外，很难有生存之道。因此，士人莫不熟读儒家经典，以求进用，寄望于仕宦，以建立功业。
从个人的角度而言，苏轼生于儒生之家，接受的教育主要为儒家经典，而儒家强烈的用世思想和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成为苏轼根本的人生思想，故其不可能置国家社会于事外，不可能对民生疾苦如一名冷漠看客熟视无睹。即便在遭到政治打击之际、在三次贬谪之时，苏轼也从未停止过对劳动人民、国家命运的关注，从未放弃过与险恶环境和顽固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他在《自仙游回至黑水见居民桃氏山亭高绝可爱复憩其上》④中写道：
爱此山中人，缥缈如仙子。平生慕独往，官爵同一屣。
胡为此溪造，眷眷若有埃。国恩久未报，念此惭且眦。
“爱此山中人，缥缈如仙子”体现了词人独游山水的悠然仙趣，“平生慕独往，官爵同一屣”，点明了官爵仿佛敝屣一般，毫无留恋之处。但为何还于溪边眷眷而待呢？归结于“国恩久未报，念此惭且眦”。苏轼希望能像陶渊明一样归隐田园，但儒家执著于世、兼济天下的思想始终盘踞心头，故其始终牵挂着世事的胜败兴衰。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无论其个人遭际多么不幸，每到一处，皆以一颗赤诚的爱民之心造福一方百姓，留下千古美名。岭海自古为瘴疠蛮荒之地，文教落后，疾病瘟疫常常流行。苏轼来到岭海后，“收葬暴骨，助修两桥，施药造屋，务散此物，以消尘障。今则索然，仅存朝暮，渐觉此身轻安矣”（摘自《与南华辩老九首》⑤之九）。他在密州时，恰逢饥荒之年，百姓无力养活初生的婴儿，苏轼“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摘自《与朱鄂州书》⑥），可谓是当地百姓的福音。 就士人这一社会群体而言，其仕途人生与心灵自由之间往往存在激烈的冲突。苏轼内心隐藏着强烈的仕隐矛盾，在如梦的人间和宦海的风波中久久流连。一方面虽身居寒舍，但三亩薄地，夕阳西下，老牛哞哞，独饮小酌，别有仙趣。另一方面他对自身的功名未就感到很羞愧，内心对往日的抱负和当下的处境满怀感伤。当世人给他戴上旷达和超脱的冠冕时，往往容易忽略他萦绕在心、纠缠不清的仕隐矛盾。在仕与隐的两难选择中，他徘徊着，挣扎着，犹疑不定，难以取舍，欲仕欲隐，似隐非隐。“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是他在百折不回之后的伤痛；“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是他理想受挫之后的无奈；“拣尽寒枝不肯栖，冷枫落吴江”是他心事无处排解的凄苦孤寂。因此，他的旷达传达出沉重的人生空漠之感，每每品味，令人隐隐心酸。
四、归隐情结的本质：精神归隐
士大夫希望进仕途施展人生抱负，实现人生的最高理想。当面对人生的失意与不遇，或如陶渊明般隐于山林，将生命消融隐退到大自然以获得独立人格，或如李白一般冲决宇宙，蔑视权威，一身傲骨。但苏轼既没有像陶渊明那样隐遁桃源，不问世事，又没有李白一般的张力和冲击力，而是消除了仕与隐的隔阂，改变了仕与隐的对立。一方面苏轼一生都怀着一种强烈的归隐情结，另一方面在现实的人生历程中，苏轼始终没有走上归隐田园的道路。他热爱恬静美好的田园世界，但无法果断地和官场诀别，抛弃万丈红尘，“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他热爱的正是这样一个有着缺陷和烦恼的世界，他以豁达开阔的心胸容纳人生的一切苦难与不幸，以卓越的智慧面对这个充满追名逐利、是非争斗、悲欢离合的俗世。苏轼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表现出中国文人的传统文化心理，满怀济世之志，执著于功成身退的理想，但同时吸收并融合中国各种传统思想元素，以儒雅旷达自命，以超然之姿自适，通过精神归隐进行自我化解与升华。
精神归隐是宋代文人一种较普遍的文化心理现象，在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基础、文化氛围下，他们采取“身在魏阙之下、心在江湖之中的”精神归隐的方式，关键在于无我，而万物为我。他们清晰地意识到陶渊明所构建与描绘的世外桃源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允许他们放弃个人的职责成为真正的隐士。这就使得宋代文人把心中的理想社会通过诗歌、绘画、音乐等艺术手段传达和表露，凭借实现精神的归隐，达到身处烦嚣尘世而精神自远的不隐亦隐的境界。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苏轼已经具备了一颗禅心，不用归田隐退，便可以调节内心，在纷纷扰扰的尘事中随缘自适，以禅宗式的顿悟超越生命的得失利害，充分感悟到生命的美好与灿烂。即便不归田隐退，也可调节内心，在纷纷扰扰的尘事中随缘自适，让心灵和精神远离尘嚣俗世。这种旷达心境和精神归隐在苏轼作品中作更是不胜枚举。他在《记游松风亭》⑦中表明：
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外，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这首词表明了苏轼执著而又超脱的人生态度。所谓执著，苏轼虽漂泊一生，但从未否定世俗人生和社会现实。他总是深怀儒家悲天悯人式的情怀对天下苍生寄予深远广袤的同情。所谓超脱，苏轼不再执著于一时一事的得失，不再执著于起落沉浮的命运，而是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人生、看待生命、看待周遭的一切苦难与幸福，从而使心灵超越世俗，通过精神归隐达到更辽阔明朗的境界。一花一草、一木一叶，或阴或晴，或圆或缺，都是大千世界赋予的体验和享用不尽的财富。
精神归隐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人生境界，它可以使人安居于寸田尺宅而不向外求索，一切苦难与不幸都在内心化解与释怀，一切如意和喜悦都在内心淬炼与升华。当拥有这份情怀之后，苏轼便能将自然界中的山川河流、清风明月纳入自己的胸怀中，正如他在《赤壁赋》⑧写道：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这首词既蕴含“水流花开”、“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宗式的智慧，又包含回归自然后获得心灵自由的超然，更流露出新儒家涵泳天理的从容。苏轼心中的大自然是经过他心灵、生命、思想过滤和洗涤后的大自然，也是他向往的神圣而又美妙的净土。苏轼感受到宇宙与生命合一的律动，用这样赤诚的生命观体验现实人生，用一颗温柔细腻又丰富深厚的心感受生活的喜怒哀乐和点点滴滴，将现实人生纳入提升自我心灵的范畴，创造一个更博瞻而深厚的精神世界，迈入更高远与广阔的天地。精神归隐，是经历人生磨砺沉淀之后的厚积薄发，是绚烂之极的宁静淡泊，宛如一条静静的溪流，出于绿树根底或岩层深处，饱濡春夏秋冬，历经千岩万仞，义无反顾地涌向远方。
五、结语
苏轼内心深处奔涌着风物无涯、人生有限、今古成空、虚名何益的潜流，但他从荣辱得失中摆脱出来，保持旷达的心境。苏轼词中既流露出浓浓的隐逸情结，又蕴含仕与隐、进与退的矛盾，最终通过精神归隐实现自我化解，走向更广袤的天地。死生不足道，富贵不足道，功名事业不足道。祸来不避，处之泰然；福来不喜，安之若素；祸来不避，处之泰然；贱而不卑，穷而不怨；因缘而合，随遇而安，则何处不安然？梦里不知身是客，此心安处是吾乡。
注释：
①③王文浩，孔凡礼.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②傅成，穆俦.苏轼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④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⑤⑥⑧苏轼.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⑦苏轼.苏东坡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
参考文献：
[1]傅成，穆俦.苏轼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苏轼.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3]苏轼.苏东坡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
[4]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5]王文浩，孔凡礼.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关键词： 苏轼词 归隐情结 精神归隐
苏轼词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强烈的归隐情结，这源自其漂泊动荡的政治人生和沉浮起落的仕途经历。然而，仕与隐的矛盾却成为其人生道路上的艰难抉择，最终苏轼通过精神归隐的方式实现心灵的自由。
一、归隐情结的表现
黄州时期，苏轼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身心获得前所未有的超脱与释然。他在《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写道：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作于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的第三个春天，为醉归遇雨抒怀之作。“莫听穿林打叶声”，既描绘了狂风骤雨的画面，更以“莫听“二字体现外物不足以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展。“竹杖芒鞋轻胜马”，以竹杖芒鞋搏击风雨，从容前行，传达出笑傲人生的旷达超逸之情。“一蓑烟雨任平生”，表达了不畏人生风雨的超然情怀。“料峭春风”、“山头斜照”等雨过天晴的景色为下文感悟打好基础。“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乃全词的点睛之笔。自然界尚有阴晴圆缺，人生长河中的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归去”二字透露出苏轼浓浓的归隐情怀。
“归去”一词在苏轼词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苏轼屡屡唱诵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崇拜陶渊明弃官归隐的气节，自适于饮酒自适的闲趣。“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云何得一适，亦有如生时。寸心无荆棘，佳处正在兹。纵心与事往，所遇无复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①，表达了对陶渊明弃官归隐的钦佩，同时也流露出了欲逃离官场樊笼而归耕田园的心声。这一情怀在《满庭芳·归去来兮》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归去来兮”，引自陶渊明的《归去来辞》首句，非常贴切地表达了自己思归故里的强烈愿望。“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以时光易逝的感叹营造了失意思乡的感情氛围。接着笔锋一转，撇开满腔愁思，抒发因在黄州居住五年所产生的对此地山川人物的留恋与不舍。“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抒发了对黄州山水和老友的深情厚谊。“来往如梭”，感叹漂泊不定、失意坎坷的仕途。词末“莫剪柔柯“、”晒渔蓑“等表达了苏轼对黄州父老的留恋，将惜别之情推向高潮。全词以对黄州浓浓的不舍之情反衬强烈的归隐愿望。
二、归隐情结的缘由
苏轼的归隐情结源自漂泊动荡的政治人生和沉浮起落的仕途经历。苏轼晚年的政治生活，屡遭诬陷，危机四伏，他不愿与黑暗的官场同流合污，也不愿为世俗所累。“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艰苦的生活条件和险恶的政治处境更让他体会到人生的艰难险峻和命运的变幻无常，正如他在《谢量移汝州表》②中所写的：
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
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
贬谪之悲、颠沛流离之苦，令苏轼清醒地认识到世俗社会对心灵的羁绊，自然而然地产生归隐情结。如何在纷扰的人生中寻找一方净土，如何使多舛的命途得以安顿，便成为苏轼重要的人生命题。在《和陶游斜川》③中苏轼写道：“谪居澹无事，何异老且休。虽过靖节年，未失斜川游。”苏轼在游历山水中感受到大自然的乐趣和美妙，忘却尘世的痛苦与烦闷，这份归隐情怀体现了其身处逆境时的超然豁达，也成为苏轼应对频繁遭贬的政治生涯和居无定所的生存环境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三、归隐情结的特点——仕与隐的矛盾
仕与隐是中国古代士人在人生道路上面对的两难选择。仕与隐、出与处、进与退等重大抉择直接关系到如何实现其人生价值，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仕隐矛盾是困扰苏轼人生的一大课题，也是其文学创作中情不由衷的一大主题。苏轼黄州创作尽管表现出浓郁的隐逸情结，但终其一生却从未有过真正的归隐。这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从时代的角度而言，北宋时期的封建制度趋于成熟，专制集权愈加强化，士人的言行举止不能像魏晋名士般放纵任诞。此外，宋代重文轻武，儒学已成为官学，士人除了出仕为官外，很难有生存之道。因此，士人莫不熟读儒家经典，以求进用，寄望于仕宦，以建立功业。
从个人的角度而言，苏轼生于儒生之家，接受的教育主要为儒家经典，而儒家强烈的用世思想和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成为苏轼根本的人生思想，故其不可能置国家社会于事外，不可能对民生疾苦如一名冷漠看客熟视无睹。即便在遭到政治打击之际、在三次贬谪之时，苏轼也从未停止过对劳动人民、国家命运的关注，从未放弃过与险恶环境和顽固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他在《自仙游回至黑水见居民桃氏山亭高绝可爱复憩其上》④中写道：
爱此山中人，缥缈如仙子。平生慕独往，官爵同一屣。
胡为此溪造，眷眷若有埃。国恩久未报，念此惭且眦。
“爱此山中人，缥缈如仙子”体现了词人独游山水的悠然仙趣，“平生慕独往，官爵同一屣”，点明了官爵仿佛敝屣一般，毫无留恋之处。但为何还于溪边眷眷而待呢？归结于“国恩久未报，念此惭且眦”。苏轼希望能像陶渊明一样归隐田园，但儒家执著于世、兼济天下的思想始终盘踞心头，故其始终牵挂着世事的胜败兴衰。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无论其个人遭际多么不幸，每到一处，皆以一颗赤诚的爱民之心造福一方百姓，留下千古美名。岭海自古为瘴疠蛮荒之地，文教落后，疾病瘟疫常常流行。苏轼来到岭海后，“收葬暴骨，助修两桥，施药造屋，务散此物，以消尘障。今则索然，仅存朝暮，渐觉此身轻安矣”（摘自《与南华辩老九首》⑤之九）。他在密州时，恰逢饥荒之年，百姓无力养活初生的婴儿，苏轼“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摘自《与朱鄂州书》⑥），可谓是当地百姓的福音。 就士人这一社会群体而言，其仕途人生与心灵自由之间往往存在激烈的冲突。苏轼内心隐藏着强烈的仕隐矛盾，在如梦的人间和宦海的风波中久久流连。一方面虽身居寒舍，但三亩薄地，夕阳西下，老牛哞哞，独饮小酌，别有仙趣。另一方面他对自身的功名未就感到很羞愧，内心对往日的抱负和当下的处境满怀感伤。当世人给他戴上旷达和超脱的冠冕时，往往容易忽略他萦绕在心、纠缠不清的仕隐矛盾。在仕与隐的两难选择中，他徘徊着，挣扎着，犹疑不定，难以取舍，欲仕欲隐，似隐非隐。“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是他在百折不回之后的伤痛；“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是他理想受挫之后的无奈；“拣尽寒枝不肯栖，冷枫落吴江”是他心事无处排解的凄苦孤寂。因此，他的旷达传达出沉重的人生空漠之感，每每品味，令人隐隐心酸。
四、归隐情结的本质：精神归隐
士大夫希望进仕途施展人生抱负，实现人生的最高理想。当面对人生的失意与不遇，或如陶渊明般隐于山林，将生命消融隐退到大自然以获得独立人格，或如李白一般冲决宇宙，蔑视权威，一身傲骨。但苏轼既没有像陶渊明那样隐遁桃源，不问世事，又没有李白一般的张力和冲击力，而是消除了仕与隐的隔阂，改变了仕与隐的对立。一方面苏轼一生都怀着一种强烈的归隐情结，另一方面在现实的人生历程中，苏轼始终没有走上归隐田园的道路。他热爱恬静美好的田园世界，但无法果断地和官场诀别，抛弃万丈红尘，“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他热爱的正是这样一个有着缺陷和烦恼的世界，他以豁达开阔的心胸容纳人生的一切苦难与不幸，以卓越的智慧面对这个充满追名逐利、是非争斗、悲欢离合的俗世。苏轼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表现出中国文人的传统文化心理，满怀济世之志，执著于功成身退的理想，但同时吸收并融合中国各种传统思想元素，以儒雅旷达自命，以超然之姿自适，通过精神归隐进行自我化解与升华。
精神归隐是宋代文人一种较普遍的文化心理现象，在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基础、文化氛围下，他们采取“身在魏阙之下、心在江湖之中的”精神归隐的方式，关键在于无我，而万物为我。他们清晰地意识到陶渊明所构建与描绘的世外桃源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允许他们放弃个人的职责成为真正的隐士。这就使得宋代文人把心中的理想社会通过诗歌、绘画、音乐等艺术手段传达和表露，凭借实现精神的归隐，达到身处烦嚣尘世而精神自远的不隐亦隐的境界。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苏轼已经具备了一颗禅心，不用归田隐退，便可以调节内心，在纷纷扰扰的尘事中随缘自适，以禅宗式的顿悟超越生命的得失利害，充分感悟到生命的美好与灿烂。即便不归田隐退，也可调节内心，在纷纷扰扰的尘事中随缘自适，让心灵和精神远离尘嚣俗世。这种旷达心境和精神归隐在苏轼作品中作更是不胜枚举。他在《记游松风亭》⑦中表明：
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外，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这首词表明了苏轼执著而又超脱的人生态度。所谓执著，苏轼虽漂泊一生，但从未否定世俗人生和社会现实。他总是深怀儒家悲天悯人式的情怀对天下苍生寄予深远广袤的同情。所谓超脱，苏轼不再执著于一时一事的得失，不再执著于起落沉浮的命运，而是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人生、看待生命、看待周遭的一切苦难与幸福，从而使心灵超越世俗，通过精神归隐达到更辽阔明朗的境界。一花一草、一木一叶，或阴或晴，或圆或缺，都是大千世界赋予的体验和享用不尽的财富。
精神归隐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人生境界，它可以使人安居于寸田尺宅而不向外求索，一切苦难与不幸都在内心化解与释怀，一切如意和喜悦都在内心淬炼与升华。当拥有这份情怀之后，苏轼便能将自然界中的山川河流、清风明月纳入自己的胸怀中，正如他在《赤壁赋》⑧写道：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这首词既蕴含“水流花开”、“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宗式的智慧，又包含回归自然后获得心灵自由的超然，更流露出新儒家涵泳天理的从容。苏轼心中的大自然是经过他心灵、生命、思想过滤和洗涤后的大自然，也是他向往的神圣而又美妙的净土。苏轼感受到宇宙与生命合一的律动，用这样赤诚的生命观体验现实人生，用一颗温柔细腻又丰富深厚的心感受生活的喜怒哀乐和点点滴滴，将现实人生纳入提升自我心灵的范畴，创造一个更博瞻而深厚的精神世界，迈入更高远与广阔的天地。精神归隐，是经历人生磨砺沉淀之后的厚积薄发，是绚烂之极的宁静淡泊，宛如一条静静的溪流，出于绿树根底或岩层深处，饱濡春夏秋冬，历经千岩万仞，义无反顾地涌向远方。
五、结语
苏轼内心深处奔涌着风物无涯、人生有限、今古成空、虚名何益的潜流，但他从荣辱得失中摆脱出来，保持旷达的心境。苏轼词中既流露出浓浓的隐逸情结，又蕴含仕与隐、进与退的矛盾，最终通过精神归隐实现自我化解，走向更广袤的天地。死生不足道，富贵不足道，功名事业不足道。祸来不避，处之泰然；福来不喜，安之若素；祸来不避，处之泰然；贱而不卑，穷而不怨；因缘而合，随遇而安，则何处不安然？梦里不知身是客，此心安处是吾乡。
注释：
①③王文浩，孔凡礼.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②傅成，穆俦.苏轼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④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⑤⑥⑧苏轼.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⑦苏轼.苏东坡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
参考文献：
[1]傅成，穆俦.苏轼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苏轼.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3]苏轼.苏东坡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
[4]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5]王文浩，孔凡礼.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