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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被誉为“文物斗士”的徐普来，国际著名的“探索频道”眼中的徽州文化保护神，如今，因为其惊世之作“徽商大宅院”的巨额文物收购资金争议而身陷囹圄。
大变迁、现代化背景下的徽州文化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更确切地说徐普来是个“犹斗的困兽”，合理的文化理想掩盖不了不合法的程序，这样一对交织的矛盾把当下中国拖入不可回避的困境，在现代化中，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在合法合规的框架下守住家园。
一个人在挑战巨大的发展车轮时，当他以某种令人称赞或者不耻的方式战斗时，他的声音是否也可以被听到？
2007年6月14日是徐普来最后一次在“徽商大宅院”里转悠，从这个院落转到另外一个院落，他毕生心血的得意之作徽商大宅院共有36个天井，其中犹以西厢的一个院落最为壮观，四层全木结构建筑为徽州建筑高度之冠，极尽奢华繁复的木雕绝品包裹在天井周围，只露出一小方的天空。徐普来坐在深深的天井里忧心忡忡，颇有老无所依之感。
为了这座大宅，二十多年来，全国各地跑了好几十万公里，汽车跑坏了两辆。有时为追一件流失他乡的“宝物”，一天行程一千多公里，与皖南两万多“吃文物饭的人”展开“疯狂”抢购。文物斗士美誉由此而来，这所大宅前后耗费了1.5亿元。
6月15日，徐普来涉嫌贪污罪被黄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5日被执行逮捕。
现代“官儒商”
记者听说徐普来，是因为美国探索频道的一部反映徽州文化的著名纪录片“Merchants of Destiny”，翻译成中文就是“天命商人”。探索频道很少会用如此的笔墨来描写一个中国地方领导，“和他的前人一样，徐普来是天生的商贾”。
但是徐普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作为现代的“官儒商”，他还是走不出徽商的历史天命。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天生指出，徽州文化的创造者徽商群体， 是“官儒商”的三位一体。因而徽州文化是一种消费性文化，被动顺应的文化，非积极创造性的文化。
“我是浙江人，浙江淳安千岛湖移民，从小离开家乡，沿着新安江流浪到这里，是歙县人民收留了我，我深爱这块神奇的土地。”徐普来曾经感慨地说。
“十岁那年，姑母给了他一双新鞋，他乐得喜形于色、难以言表，放学回家，路遇积水，他脱下心爱的新鞋，踩着刺骨冷的积水，回家擦干脚板，再穿上新鞋，这时，幼年的徐普来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喜滋滋的反复观看脚上的鞋子。”杨烨在《我所认识的徐普来》一文中写道。
徐普来复制了徽商传奇的奋斗史。商人在封建中国一直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贬义词，同样在上世纪的70年代，有着童年苦难的徐普来铤而走险，木工出身的徐普来联络了一帮意气相投的徽州工匠，组建了建筑工程队，换几个血汗钱糊口，然而，开工不久，“投机倒把”的罪名让他在1976－78年间被关押审查了一年半年之久。
1984年，徐普来一农民身份，挂靠在歙县徽城镇得以再次成立建筑队，当上工程队长。那个年头，“商品房”、“小区建设”在小小县城还闻所未闻。首批徽派庭院式民居一上市便销售一空。
几年时间几个小区相继建成，让徐普来成了远近闻名的现代徽商。
1987年，徐普来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被破格提拔为国家干部，担任歙县乡镇企业局驻徽城镇办事员。1988年，徐被破格提拔为歙县城东开发区主任、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1998年，徐被任命为歙县建设委员会主任，歙县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后被任命为政协副主席，成为掌管古徽州城市建设的一方诸侯。在建委主任任上，徐普来纵横驰骋，在古城保护开发上做了几件惊人之举，也将其推入争议的中心。
1999年3月，徐普来力排众议，投资5000万元，在徽州古城的旧城区，拆去大批民居，建成一片占地4公顷，建筑面积2.8万平方的仿明清建筑群，恢复了徽州古城的原貌。2000年11月徽园建成，一度成为古城保护的现代典范。其中的“徽州人家”收藏了徐巨资从众多古村落收集而来的徽州传世家宝。
二十年间，徐普来收购濒临坍塌的古民居20多幢，收集来的各种代表徽州文化的木雕、石雕、砖雕数以万计。为了让这些文物再现它当初的神韵，2005年他开始策划引资兴建“徽商大宅院”，因为选址在曾经是真正的徽商大院“西园”的废墟之上，所以又名为“西园”。按照“复原”的原则，徐普来将26栋明末、清代及民国期间具有徽派特色的建筑修缮之后，集体搬进了“徽商大宅院”。竣工的大宅院，占地面积1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为组合式的宅第群体。有府第26座，房屋数百间，天井36个，柱子1580根。为了将这26幢古建筑复原，200多名中老年徽州工匠，紧张施工了一年多时间。
如此耗费巨大的建设工程，需要徐有着惊人的影响力和财富，这就造就了他的“官儒商情结”，权力、财富、文化在徐的身上互为因果，缺一不可。这是徽商当年得以驰骋全国的制胜法宝，然而法治时代的官商一体，则为权力寻租预留了巨大的灰色空间。
套现路线图
徐普来曾经坦言，“徽州文化是生意文化，做官的文化，容易懂也不容易懂，真正做到就很难。”
徐普来，歙县政协副主席、歙县建委主任、歙县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徽州大酒店董事长、徽园主人、徽州学会会长、徽州大宅院主人，这样一个集官儒商于一体的现代徽商，为了徽州文化的痴迷，倾其所有收购徽州文物的大手笔，使他陷入了巨大的争议之中。
3月17日，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徐普来、徐双贵、孙小波、周军贪污案，检察机关指控徐等人贪污4900多万元。
黄检刑诉（2008）03号起诉书显示，2004年下半年，歙县企业改制领导组决定歙县房地产公司进行国有企业改制。被告人徐普来、徐双贵向歙县企业改制办公室提供了本公司472名职工的虚列名单，从而取得了政府同意其“承债式”改制的方案。
以2004年9月30日作为评估基准日，2004年12月安徽南方会计师事务所对歙县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并确定。在评估过程中，被告人徐普来通过提供虚假的材料等方式，隐匿大量的国有资产，使该公司的大量国有资产未纳入评估。经过南方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歙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净资产为负66万多元。
随后，被告人徐普来又精心安排被告人徐双贵和周军参加歙县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竞买，徐普来的儿子徐双贵以400万元的拍卖价格买到歙县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所有权，接着，徐氏父子以虚假的472名公司职工需要安置为名，骗得当地政府信任，从而未将400万元打入歙县财政改制专户。2005年3月，歙县房地产开发公司改制为徐双贵个人所有。
起诉书指控，经依法鉴定歙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改制基准日2004年9月30日的公司净资产为4664.13万元（未包括土地的价值），因此，被告人徐普来、徐双贵实际侵吞国有资产4664.13万元。
同时，检察机关调查显示，2002年到2004年间，徐普来授意孙小波、周军通过编造歙县房地产开发公司虚假工资报销表，虚列支出套取公款250多万元。起诉书显示，徐共虚构37张凭证，虚列了钱顺溪等人工资共250多万元，全部用于在全国各地收购古民居建筑构件。
和他的前辈一样，徐普来的巨额财富转换为了精致的文化。在我国由政府主导的文物和民间文化保护的背景下，徐的做法遇到了极大的争议，民间资本介入文物保护的过程不仅会遇到资金的瓶颈，更会落入法律上的真空地带。
破立之争
“黄山的徽派古民居目前正以每年5%的速度递减！黄山市1985年文物普查时，1795年以前的古民居有4700余幢。现在呢？每年都有近100幢不在世上！不是坍塌就是卖了。”这是徐普来接受众多媒体采访是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上世纪80年代，很多外地商人纷纷涌入徽州，收购这里的各种民间工艺品。因为当时的老百姓对徽文化认识不足，导致很多代表徽州灿烂历史文化的文物都逐渐流失。为了追回这些文物，保护徽文化，我从那时起便开始“徽文化”的收集。古徽州有一府六县，5000个村庄。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摸底，对于早年已拆卸、卖到外地的东西，在弄清具体地址后，不管是北京、上海，还是广州、南昌，我都会想方设法追过去，再以高价收回来。”
徐的故事在徽州流传很广，徐普来经常说，“不是我不想休息，只是有时你稍微慢一步，可能就意味着一件宝物的流失。”在古徽州范围内，他有1000多位联络员，负责随时将有关古建构件出售的信息提供给他。有一次他探听到一个村民家有一个清朝初年的“松竹梅”圆形双面透窗石雕，他便立即赶过去。令他遗憾的是，在他到达前一个小时，石雕已被主人以5000元的超低价卖给一个北京的古董商人。为了追回这件石雕精品，他一路狂追到北京。没有想到，北京的这位古董商就是不肯转让，不管徐普来怎么说，就是不愿转手。为了不让这块徽州石雕精品流失他乡，他就不停地加价，直到加到4.5万，该商人还是不愿意卖。最后徐普来急了：“你比我早一小时到，你5000元买的，我给你5万元还不行？”该商人被他的诚心打动，最终以5万元的价格成交。
对于徐普来的文物收购移植的保护行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单德启教授抱有矛盾的心态。他说，在80年代，当时古徽州歙县分散着7栋濒临倒塌的建筑，我记得好像3栋是明代的，4栋是清代的，东南大学的一位教授把它们移植保护，放在歙县的潜口村村口的山坡上，精心地加以规划保护，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与这差不多同时，江西省景德镇市从附近的婺源县收购了大约十几栋古民居，把它们移植到景德镇市保护。中外都有这样的例子，但我认为这只能是万不得已的一种保护方法，因为这种一栋或数栋建筑的搬迁，毕竟离开了它们的原生地，离开了它们所在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了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所以它们的历史文化价值无疑打了很大的折扣。所以说，这样的例子多少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例子不应该提倡，并且要加以约束。
安徽省文物管理部门则认为，“古民居是不可移动的文物，与原生自然环境、文化环境不可分割，应该原地保护。”
1998年施行的《安徽省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是我国第一个地方性保护古民居的法规，但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法规，这也成为古民居保护中的一个政策空白。1999年黄山市颁发了《关于弘扬徽派建筑文化，加强规划建设管理暂行规定》，2002年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规划建设管理，弘扬徽派建筑文化的通知》。2003年，市建委、市规划局、市建筑协会还出台了《维护黄山市地方建筑特色行动宣言》；2005年，征集了50套民居设计图纸，并编印成了《黄山市新徽民居方案集》。黄山市专门规定：凡1911年前建造的古民居，拆迁前需向文物部门申报备案，未经许可，不得出售.
但是现实是，目前仅清代以前的皖南古民居就有1.4万多幢，如果把民国时期的加起来，超过2万幢。一幢按60万元保护费计算，就需要120亿元。屋主和财政都没有这么大财力。古徽州地区境内古民居星罗棋布，点多、面广、量大，保护和管理的难度本身就大。根据“分级保护”的相关规定，未列入省保以上的古民居保护经费基本靠当地政府自筹，古民居保护面临严重的经费短缺。
因此探索频道评价徐普来时说，“他肩负重任，徽州人知道这不会改变”。
在大破大立的时代里，徽园和徽商大宅院代表了文化的重建，国企改制则代表了经济的重建，在徐普来身上，两种力量产生了某种微妙的联系，两种力量代表了不同的逻辑，徐可能始终没有弄懂。
因为他前前后后只遵循了同样的逻辑。
“现代人很现实只想赚钱，徽文化保护没有经济效益，所以我要不断地激励自己，我走这条路也不是一朝一夕，我做不成功，儿子做，儿子做不成功孙子做，把徽州文脉延伸下去。”这就是徐普来的逻辑。■
编辑：盛汉卿
我国乡土建筑保护七原则
一是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将乡土建筑保护纳入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中；
二是加强对乡土建筑的法规制度和技术标准、规范建设；
三是将乡土建筑普查纳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点，具有重要价值的乡土建筑有关部门要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将乡土建筑资源丰富、保存较好的村镇公布为历史文化名村、名镇；
四是深入研究和探索土地置换的相关政策，对已公布为文保单位或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乡土建筑，应在原地妥善保护，不能拆旧建新。引导部分居民逐步迁移到新区，合理疏减古村落和乡土建筑内的人口；
五是拓宽保护资金投入渠道，加强人才培养。按照“谁维修，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引导社会资金投入乡土建筑的保护维修，并享有相应的合法权益。加强扶持和培训民间的乡土建筑维修队伍；
六是在保护好文化遗产的前提下，引导农民群众合理利用，使保护与发展两全其美；
七是完善保护管理体制。适当简化保护维修的行政审批程序。积极开展保护的试点工作，集中技术力量做出一批样板工程，通过经验推广，使农民群众有样可循，有例可依，降低保护维修成本。
被誉为“文物斗士”的徐普来，国际著名的“探索频道”眼中的徽州文化保护神，如今，因为其惊世之作“徽商大宅院”的巨额文物收购资金争议而身陷囹圄。
大变迁、现代化背景下的徽州文化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更确切地说徐普来是个“犹斗的困兽”，合理的文化理想掩盖不了不合法的程序，这样一对交织的矛盾把当下中国拖入不可回避的困境，在现代化中，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在合法合规的框架下守住家园。
一个人在挑战巨大的发展车轮时，当他以某种令人称赞或者不耻的方式战斗时，他的声音是否也可以被听到？
2007年6月14日是徐普来最后一次在“徽商大宅院”里转悠，从这个院落转到另外一个院落，他毕生心血的得意之作徽商大宅院共有36个天井，其中犹以西厢的一个院落最为壮观，四层全木结构建筑为徽州建筑高度之冠，极尽奢华繁复的木雕绝品包裹在天井周围，只露出一小方的天空。徐普来坐在深深的天井里忧心忡忡，颇有老无所依之感。
为了这座大宅，二十多年来，全国各地跑了好几十万公里，汽车跑坏了两辆。有时为追一件流失他乡的“宝物”，一天行程一千多公里，与皖南两万多“吃文物饭的人”展开“疯狂”抢购。文物斗士美誉由此而来，这所大宅前后耗费了1.5亿元。
6月15日，徐普来涉嫌贪污罪被黄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5日被执行逮捕。
现代“官儒商”
记者听说徐普来，是因为美国探索频道的一部反映徽州文化的著名纪录片“Merchants of Destiny”，翻译成中文就是“天命商人”。探索频道很少会用如此的笔墨来描写一个中国地方领导，“和他的前人一样，徐普来是天生的商贾”。
但是徐普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作为现代的“官儒商”，他还是走不出徽商的历史天命。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天生指出，徽州文化的创造者徽商群体， 是“官儒商”的三位一体。因而徽州文化是一种消费性文化，被动顺应的文化，非积极创造性的文化。
“我是浙江人，浙江淳安千岛湖移民，从小离开家乡，沿着新安江流浪到这里，是歙县人民收留了我，我深爱这块神奇的土地。”徐普来曾经感慨地说。
“十岁那年，姑母给了他一双新鞋，他乐得喜形于色、难以言表，放学回家，路遇积水，他脱下心爱的新鞋，踩着刺骨冷的积水，回家擦干脚板，再穿上新鞋，这时，幼年的徐普来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喜滋滋的反复观看脚上的鞋子。”杨烨在《我所认识的徐普来》一文中写道。
徐普来复制了徽商传奇的奋斗史。商人在封建中国一直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贬义词，同样在上世纪的70年代，有着童年苦难的徐普来铤而走险，木工出身的徐普来联络了一帮意气相投的徽州工匠，组建了建筑工程队，换几个血汗钱糊口，然而，开工不久，“投机倒把”的罪名让他在1976－78年间被关押审查了一年半年之久。
1984年，徐普来一农民身份，挂靠在歙县徽城镇得以再次成立建筑队，当上工程队长。那个年头，“商品房”、“小区建设”在小小县城还闻所未闻。首批徽派庭院式民居一上市便销售一空。
几年时间几个小区相继建成，让徐普来成了远近闻名的现代徽商。
1987年，徐普来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被破格提拔为国家干部，担任歙县乡镇企业局驻徽城镇办事员。1988年，徐被破格提拔为歙县城东开发区主任、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1998年，徐被任命为歙县建设委员会主任，歙县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后被任命为政协副主席，成为掌管古徽州城市建设的一方诸侯。在建委主任任上，徐普来纵横驰骋，在古城保护开发上做了几件惊人之举，也将其推入争议的中心。
1999年3月，徐普来力排众议，投资5000万元，在徽州古城的旧城区，拆去大批民居，建成一片占地4公顷，建筑面积2.8万平方的仿明清建筑群，恢复了徽州古城的原貌。2000年11月徽园建成，一度成为古城保护的现代典范。其中的“徽州人家”收藏了徐巨资从众多古村落收集而来的徽州传世家宝。
二十年间，徐普来收购濒临坍塌的古民居20多幢，收集来的各种代表徽州文化的木雕、石雕、砖雕数以万计。为了让这些文物再现它当初的神韵，2005年他开始策划引资兴建“徽商大宅院”，因为选址在曾经是真正的徽商大院“西园”的废墟之上，所以又名为“西园”。按照“复原”的原则，徐普来将26栋明末、清代及民国期间具有徽派特色的建筑修缮之后，集体搬进了“徽商大宅院”。竣工的大宅院，占地面积1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为组合式的宅第群体。有府第26座，房屋数百间，天井36个，柱子1580根。为了将这26幢古建筑复原，200多名中老年徽州工匠，紧张施工了一年多时间。
如此耗费巨大的建设工程，需要徐有着惊人的影响力和财富，这就造就了他的“官儒商情结”，权力、财富、文化在徐的身上互为因果，缺一不可。这是徽商当年得以驰骋全国的制胜法宝，然而法治时代的官商一体，则为权力寻租预留了巨大的灰色空间。
套现路线图
徐普来曾经坦言，“徽州文化是生意文化，做官的文化，容易懂也不容易懂，真正做到就很难。”
徐普来，歙县政协副主席、歙县建委主任、歙县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徽州大酒店董事长、徽园主人、徽州学会会长、徽州大宅院主人，这样一个集官儒商于一体的现代徽商，为了徽州文化的痴迷，倾其所有收购徽州文物的大手笔，使他陷入了巨大的争议之中。
3月17日，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徐普来、徐双贵、孙小波、周军贪污案，检察机关指控徐等人贪污4900多万元。
黄检刑诉（2008）03号起诉书显示，2004年下半年，歙县企业改制领导组决定歙县房地产公司进行国有企业改制。被告人徐普来、徐双贵向歙县企业改制办公室提供了本公司472名职工的虚列名单，从而取得了政府同意其“承债式”改制的方案。
以2004年9月30日作为评估基准日，2004年12月安徽南方会计师事务所对歙县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并确定。在评估过程中，被告人徐普来通过提供虚假的材料等方式，隐匿大量的国有资产，使该公司的大量国有资产未纳入评估。经过南方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歙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净资产为负66万多元。
随后，被告人徐普来又精心安排被告人徐双贵和周军参加歙县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竞买，徐普来的儿子徐双贵以400万元的拍卖价格买到歙县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所有权，接着，徐氏父子以虚假的472名公司职工需要安置为名，骗得当地政府信任，从而未将400万元打入歙县财政改制专户。2005年3月，歙县房地产开发公司改制为徐双贵个人所有。
起诉书指控，经依法鉴定歙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改制基准日2004年9月30日的公司净资产为4664.13万元（未包括土地的价值），因此，被告人徐普来、徐双贵实际侵吞国有资产4664.13万元。
同时，检察机关调查显示，2002年到2004年间，徐普来授意孙小波、周军通过编造歙县房地产开发公司虚假工资报销表，虚列支出套取公款250多万元。起诉书显示，徐共虚构37张凭证，虚列了钱顺溪等人工资共250多万元，全部用于在全国各地收购古民居建筑构件。
和他的前辈一样，徐普来的巨额财富转换为了精致的文化。在我国由政府主导的文物和民间文化保护的背景下，徐的做法遇到了极大的争议，民间资本介入文物保护的过程不仅会遇到资金的瓶颈，更会落入法律上的真空地带。
破立之争
“黄山的徽派古民居目前正以每年5%的速度递减！黄山市1985年文物普查时，1795年以前的古民居有4700余幢。现在呢？每年都有近100幢不在世上！不是坍塌就是卖了。”这是徐普来接受众多媒体采访是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上世纪80年代，很多外地商人纷纷涌入徽州，收购这里的各种民间工艺品。因为当时的老百姓对徽文化认识不足，导致很多代表徽州灿烂历史文化的文物都逐渐流失。为了追回这些文物，保护徽文化，我从那时起便开始“徽文化”的收集。古徽州有一府六县，5000个村庄。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摸底，对于早年已拆卸、卖到外地的东西，在弄清具体地址后，不管是北京、上海，还是广州、南昌，我都会想方设法追过去，再以高价收回来。”
徐的故事在徽州流传很广，徐普来经常说，“不是我不想休息，只是有时你稍微慢一步，可能就意味着一件宝物的流失。”在古徽州范围内，他有1000多位联络员，负责随时将有关古建构件出售的信息提供给他。有一次他探听到一个村民家有一个清朝初年的“松竹梅”圆形双面透窗石雕，他便立即赶过去。令他遗憾的是，在他到达前一个小时，石雕已被主人以5000元的超低价卖给一个北京的古董商人。为了追回这件石雕精品，他一路狂追到北京。没有想到，北京的这位古董商就是不肯转让，不管徐普来怎么说，就是不愿转手。为了不让这块徽州石雕精品流失他乡，他就不停地加价，直到加到4.5万，该商人还是不愿意卖。最后徐普来急了：“你比我早一小时到，你5000元买的，我给你5万元还不行？”该商人被他的诚心打动，最终以5万元的价格成交。
对于徐普来的文物收购移植的保护行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单德启教授抱有矛盾的心态。他说，在80年代，当时古徽州歙县分散着7栋濒临倒塌的建筑，我记得好像3栋是明代的，4栋是清代的，东南大学的一位教授把它们移植保护，放在歙县的潜口村村口的山坡上，精心地加以规划保护，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与这差不多同时，江西省景德镇市从附近的婺源县收购了大约十几栋古民居，把它们移植到景德镇市保护。中外都有这样的例子，但我认为这只能是万不得已的一种保护方法，因为这种一栋或数栋建筑的搬迁，毕竟离开了它们的原生地，离开了它们所在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了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所以它们的历史文化价值无疑打了很大的折扣。所以说，这样的例子多少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例子不应该提倡，并且要加以约束。
安徽省文物管理部门则认为，“古民居是不可移动的文物，与原生自然环境、文化环境不可分割，应该原地保护。”
1998年施行的《安徽省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是我国第一个地方性保护古民居的法规，但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法规，这也成为古民居保护中的一个政策空白。1999年黄山市颁发了《关于弘扬徽派建筑文化，加强规划建设管理暂行规定》，2002年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规划建设管理，弘扬徽派建筑文化的通知》。2003年，市建委、市规划局、市建筑协会还出台了《维护黄山市地方建筑特色行动宣言》；2005年，征集了50套民居设计图纸，并编印成了《黄山市新徽民居方案集》。黄山市专门规定：凡1911年前建造的古民居，拆迁前需向文物部门申报备案，未经许可，不得出售.
但是现实是，目前仅清代以前的皖南古民居就有1.4万多幢，如果把民国时期的加起来，超过2万幢。一幢按60万元保护费计算，就需要120亿元。屋主和财政都没有这么大财力。古徽州地区境内古民居星罗棋布，点多、面广、量大，保护和管理的难度本身就大。根据“分级保护”的相关规定，未列入省保以上的古民居保护经费基本靠当地政府自筹，古民居保护面临严重的经费短缺。
因此探索频道评价徐普来时说，“他肩负重任，徽州人知道这不会改变”。
在大破大立的时代里，徽园和徽商大宅院代表了文化的重建，国企改制则代表了经济的重建，在徐普来身上，两种力量产生了某种微妙的联系，两种力量代表了不同的逻辑，徐可能始终没有弄懂。
因为他前前后后只遵循了同样的逻辑。
“现代人很现实只想赚钱，徽文化保护没有经济效益，所以我要不断地激励自己，我走这条路也不是一朝一夕，我做不成功，儿子做，儿子做不成功孙子做，把徽州文脉延伸下去。”这就是徐普来的逻辑。■
编辑：盛汉卿
我国乡土建筑保护七原则
一是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将乡土建筑保护纳入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中；
二是加强对乡土建筑的法规制度和技术标准、规范建设；
三是将乡土建筑普查纳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点，具有重要价值的乡土建筑有关部门要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将乡土建筑资源丰富、保存较好的村镇公布为历史文化名村、名镇；
四是深入研究和探索土地置换的相关政策，对已公布为文保单位或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乡土建筑，应在原地妥善保护，不能拆旧建新。引导部分居民逐步迁移到新区，合理疏减古村落和乡土建筑内的人口；
五是拓宽保护资金投入渠道，加强人才培养。按照“谁维修，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引导社会资金投入乡土建筑的保护维修，并享有相应的合法权益。加强扶持和培训民间的乡土建筑维修队伍；
六是在保护好文化遗产的前提下，引导农民群众合理利用，使保护与发展两全其美；
七是完善保护管理体制。适当简化保护维修的行政审批程序。积极开展保护的试点工作，集中技术力量做出一批样板工程，通过经验推广，使农民群众有样可循，有例可依，降低保护维修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