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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师”，不管人们对它的认识如何歧异，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凡当得起“大师”称号者，必定是我民族文化事业中的卓越人才，罕见的人中菁华。因此，真正配戴大师桂冠的人才，即使在人才辈出的时代，也不可能多如过江之鲫。恩格斯在评价群星闪耀的文艺复兴时代时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以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巨人”，就是我们今天所惯用的“大师”。像达·芬奇、伽利略、莎士比亚这些巨人，既是时代潮流的产儿和时代精神的体现，同时又是流芳百世、彪炳千秋的大师。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演变开始于19世纪中叶之后。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传统社会受到西方社会的全面冲击，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变，与此相适应，中国思想学术也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蜕变。这种蜕变经过几十年的缓慢积累，到20世纪初叶终于显现其突兀峥嵘的面貌，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是这一演化过程的具体表现。新兴学者团体的形成，一批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思想学术巨人的出现，成为中国走向世界文化前沿的桥梁。正如文艺复兴时代，这确是一个需要大师且产生了大师的时代，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可视为现代中国文化巨人的代表。
然而，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这是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称呼——为时极为短暂，它的繁荣未及充分展开，便为激烈的国内冲突和可恶的外族（日本）入侵所打断，剧烈的社会变革以及与之相随的社会动荡，终结了转折时代大显身手的第一代文化巨人的创造活动。
在新文化运动谢幕后登上文化舞台的新一代思想学术人才，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饱受煎熬，但凭着此前的积累和坚韧而顽强的开拓，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这一代文化巨人以陈寅恪等人为代表，融会东西学术文化传统，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者，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以其开创性贡献确立了其学术地位。然而，在此后的岁月中，除了一部分人（如赵元任等）机缘凑巧，能继续自己的事业外，大多不能以自然之态，尽展其学术才华。但是，以既有的成就和才赋气象论，这一代人很多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学院派的学术大师。
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生的一代学者，所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承继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并且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本完成了其应有的学术研究训练，本应该是走向世界学术舞台的一代。然而，这一代人在进入盛年之后，遇到的是一个与其生活和思维迥然不同的环境，其学术思想成就毫无例外地受到极大限制，大多不如前辈，称得上大师者少而又少。
至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出生的几代人，或文化养料贫乏，或受政治运动影响，或学业成绩正处在扩展过程之中，故不可过早以大师桂冠相赠。
因此，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大师。
中国文化传统中很早就有“好大”的因子。这种因子的生成，缘于历史上中国文化的较早发达。当前经济建设成就促生的乐观情绪，使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好大”積习又渐次出现。前些年流行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所反映的“积弱不再”的急切心态，近年来日见高涨的“大国崛起”呐喊之声，使人明显地感到浓重的“大国”情结下一种似曾相识的思潮在强烈地涌动，并逐渐凝聚成一股力量。
与此相伴而生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膨胀。这种自我膨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学复兴意识演为思潮，“儒家文化拯救世界”的论调逐渐高涨，许多人沉浸在这种鼓噪中手舞足蹈而不自觉；二是文化盛世到来的幻觉令许多人兴奋不已，不少耗费国家巨大且宝贵资源的“盛世工程”纷纷上马，并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与这两种现象互为表里的，则是“大师”桂冠的漫天飞舞。
然而，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这“大师”云集的“盛况”完全是人为“制造”的结果。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中专”升格为“学院”，“学院”升格为“大学”，已经蔚为潮流；与此相适应，全国高校你追我赶的“硕士”、“博士”扩招，国家干部在职“攻读”学位，已经使中国成为“制造”硕士、博士数量最多的国家；“博士后”已演变为“博士”之后的学位。在教职人员队伍中，“博导”已经成为教授之上的职称。“博导”的近乎泛滥，使那个比“博导”更高贵的“大师”称号应运而生，于是各地“大师”云集的“盛况”成为必然。前些年流行一个说法：“博士到处走，教授不如狗。”正如滥发钞票必然造成货币贬值，“大师”桂冠的漫天飞舞，其结果则是“大师”称号的严重贬值。
文化的发展繁荣并非与经济的发展繁荣并时共步，也不是仅仅由经济发展这一个条件所促成；即使我们的物质力量真的达到了一定的发展高度，“大师”群体的养成也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和几代人的努力。19世纪中叶以来我们民族历经艰辛而培育的学术氛围，和20世纪初叶以来积累半个世纪的人才，包括其中真正的大师级人才，在一个时期内早已被摧毁殆尽。这样的人才空缺绝对不是一代人可以填补的；而要出现大师级的卓越人才，则更需要时日。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演变开始于19世纪中叶之后。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传统社会受到西方社会的全面冲击，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变，与此相适应，中国思想学术也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蜕变。这种蜕变经过几十年的缓慢积累，到20世纪初叶终于显现其突兀峥嵘的面貌，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是这一演化过程的具体表现。新兴学者团体的形成，一批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思想学术巨人的出现，成为中国走向世界文化前沿的桥梁。正如文艺复兴时代，这确是一个需要大师且产生了大师的时代，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可视为现代中国文化巨人的代表。
然而，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这是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称呼——为时极为短暂，它的繁荣未及充分展开，便为激烈的国内冲突和可恶的外族（日本）入侵所打断，剧烈的社会变革以及与之相随的社会动荡，终结了转折时代大显身手的第一代文化巨人的创造活动。
在新文化运动谢幕后登上文化舞台的新一代思想学术人才，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饱受煎熬，但凭着此前的积累和坚韧而顽强的开拓，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这一代文化巨人以陈寅恪等人为代表，融会东西学术文化传统，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者，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以其开创性贡献确立了其学术地位。然而，在此后的岁月中，除了一部分人（如赵元任等）机缘凑巧，能继续自己的事业外，大多不能以自然之态，尽展其学术才华。但是，以既有的成就和才赋气象论，这一代人很多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学院派的学术大师。
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生的一代学者，所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承继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并且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本完成了其应有的学术研究训练，本应该是走向世界学术舞台的一代。然而，这一代人在进入盛年之后，遇到的是一个与其生活和思维迥然不同的环境，其学术思想成就毫无例外地受到极大限制，大多不如前辈，称得上大师者少而又少。
至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出生的几代人，或文化养料贫乏，或受政治运动影响，或学业成绩正处在扩展过程之中，故不可过早以大师桂冠相赠。
因此，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大师。
中国文化传统中很早就有“好大”的因子。这种因子的生成，缘于历史上中国文化的较早发达。当前经济建设成就促生的乐观情绪，使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好大”積习又渐次出现。前些年流行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所反映的“积弱不再”的急切心态，近年来日见高涨的“大国崛起”呐喊之声，使人明显地感到浓重的“大国”情结下一种似曾相识的思潮在强烈地涌动，并逐渐凝聚成一股力量。
与此相伴而生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膨胀。这种自我膨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学复兴意识演为思潮，“儒家文化拯救世界”的论调逐渐高涨，许多人沉浸在这种鼓噪中手舞足蹈而不自觉；二是文化盛世到来的幻觉令许多人兴奋不已，不少耗费国家巨大且宝贵资源的“盛世工程”纷纷上马，并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与这两种现象互为表里的，则是“大师”桂冠的漫天飞舞。
然而，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这“大师”云集的“盛况”完全是人为“制造”的结果。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中专”升格为“学院”，“学院”升格为“大学”，已经蔚为潮流；与此相适应，全国高校你追我赶的“硕士”、“博士”扩招，国家干部在职“攻读”学位，已经使中国成为“制造”硕士、博士数量最多的国家；“博士后”已演变为“博士”之后的学位。在教职人员队伍中，“博导”已经成为教授之上的职称。“博导”的近乎泛滥，使那个比“博导”更高贵的“大师”称号应运而生，于是各地“大师”云集的“盛况”成为必然。前些年流行一个说法：“博士到处走，教授不如狗。”正如滥发钞票必然造成货币贬值，“大师”桂冠的漫天飞舞，其结果则是“大师”称号的严重贬值。
文化的发展繁荣并非与经济的发展繁荣并时共步，也不是仅仅由经济发展这一个条件所促成；即使我们的物质力量真的达到了一定的发展高度，“大师”群体的养成也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和几代人的努力。19世纪中叶以来我们民族历经艰辛而培育的学术氛围，和20世纪初叶以来积累半个世纪的人才，包括其中真正的大师级人才，在一个时期内早已被摧毁殆尽。这样的人才空缺绝对不是一代人可以填补的；而要出现大师级的卓越人才，则更需要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