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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为什么干不过市场经济?专制制度为什么被民主制度冲垮?探寻这些东西的心理基础，也许很有意思。
人类组成社会，大家最喜欢玩的游戏无非就是心理竞争、利益争夺——而利益争夺的实质也是心理竞争。相互贬损、炫耀性消费、打架骂娘、争权夺利、拼命往上爬、划分成功者和失败者并努力追求成功……人类玩得不亦乐乎。
这么玩最终目的只有一个，证明“我，比你牛X!”
穷人是这场游戏中的失败者。但人有一个弱点，只要你让他感觉到，他在理论上还有富的希望，并且，他穷只能怪自己没本事，怪不了其他人——那么，他一般不会去质疑游戏规则的合理性，更不会想着要重新洗牌。
专制制度的玩法是这样：你，因为你爸爸是农民，所以你只能当农民；而民主制度说：没关系，你爸爸是农民不是你的错，没有什么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可以限制你利用你的努力去成为上等人。
于是，巨大的不同出现了：专制制度下，稀缺资源无法在理论上“平等”地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没有希望的人，骨子里就仇恨这一制度。人们在心理竞争中的失败，自然而然地就会把账算到垄断了稀缺资源的集团身上。但在民主制度下，这一切很少发生——机会都给你了，你自己不行，能怪谁?
专制制度最终只能被心理竞争冲垮。心理竞争还可以让任何一种与市场经济对着干的经济体制最终失败。像计划经济的心理基础，明显就不牢固。对于物质财富来说，人是一定要分个“你的”、“我的”的，而且要比谁占有的东西更多更好。计划经济把它压抑了，但市场经济则不。它放手让人去争去抢，去尽力达成他们的“成功”。
“市场经济”不远万里传到中国，和权力一起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地造成了整个社会的贫富悬殊。今天，很多人都在思考：这局游戏，还能玩多久?
在网上，有人发帖厉声质疑现行“收入分配”规则：一个农民工，一个月只能休息一两天，每天从早上拼命干到晚上，累死累活且忍受着噪声、有毒物质对身体的毒害，一个月的收入也才一两千块钱，而雇佣他们的企业老板一个月却至少拿几万的收入，为什么?
肯定有人这样回答：那是因为老板创造的价值、他对社会的贡献比农民工多。更有激动的资本辩手，直接就会上纲上线地反问：你想搞平均主义，让大家一起返回计划经济时代吗?
为了能更看清楚问题，也为了让为不平等辩护的人不处于道德劣势，在这里，我假定这个老板并不黑心，完全遵守劳动法。很自然地，这个问题极容易被转化为“是资本贡献大，还是劳动贡献大”和“工人是否被资本家榨取了剩余价值”的问题。但我们还是不要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类意识形态影响，从“社会合作”的角度分析或许会好些。
从表象上看，不在老板的厂里干，农民工这一两千的工资可能拿不到；同样，没有农民工给他干活，老板也不可能像变法术一样月入几万。因此，他们都需要和对方合作，即进行“社会合作”。断言谁养活了谁是无聊的，因为双方都无法离开对方。
既然老板和农民工的收入都仰赖社会合作，那么，问题只在于：他们之间巨大的收入差异是如何在社会合作中形成的，是谁让农民工收入这么少，而让和他合作的老板收入那么多?合作需要自愿，相应产生的就是关于利益分配的成文或不成文契约。那么很显然，如此巨大的收入差异，证明农民工和老板关于利益分配的契约极不利于农民工。
在这里，就有了一个谈判能力的差异：在掌握可以购买到很多东西(包括权力对自身的服务)的资本的老板面前，除了出卖劳动力便一无所有的农民工的谈判能力极低，他们的意志无法影响到他们和老板的契约。在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拥有资本这一稀缺资源的老板占据了一个强势的地位，而在这个结构中处于弱者的农民工只能对他俯首称臣。因此，老板和农民工的收入差异在更深的层次上而言并非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内嵌于一个社会结构的阶层力量设定的结果。假如回到原始社会，或者把农民工和老板置于野外生存的处境中，那么情况很可能颠倒过来。所以，用“贡献不同”来为他们的收入差异辩护，纯属扯淡。
为了看清这一点，让我们再举一个其比较性不再局限于公司、工厂、单位这种小系统内，而是“社会”这一大系统内的例子。比如一个农民和公司经理的收入差异：一个年薪一百万，一个一年的收入一万块，相差一百倍。由于一个是生产粮食，一个是搞管理，到底谁创造的“价值”
(而不是转化为商品以后的价格)大，无法直接比较。但很多人肯定认为，经理的收入是农民的一百倍，这不算什么过分的事情。
作出这个判断时，这些人的预设是：一个社会有不同的职业和职位，有的职业阶层较高，有的职业阶层较低；有的职位较高，有的职位较低。而无疑，职业和职位都较高的人，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比职业职位较低的人大得多，因此收入应该比后者高。经理和农民收入差不多，饭店服务员和写字楼的金领收入相差无几，这不是闹笑话么?
其实平庸的经理多得是，他收入高和他本人可能没有一点关系，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经理而已，也就是说，是社会的游戏规则，给“经理”这个位子设定了高收入，于是，他坐到这个位子上，就拿到那么多钱了。
那么真相只可能如此：农民远比经理收入低，和个人特质和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根本没有一点关系，唯一的原因只是，他们分处于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不同节点。这个节点代表不同的阶层、职业、职位。相应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对每个节点进行了不平等的资源配置，并产生不同的收入分配的结果。
分明是社会游戏规则不利于农民，却被说成是贡献少，这简直就是强词夺理了。
编辑 姚晟
人类组成社会，大家最喜欢玩的游戏无非就是心理竞争、利益争夺——而利益争夺的实质也是心理竞争。相互贬损、炫耀性消费、打架骂娘、争权夺利、拼命往上爬、划分成功者和失败者并努力追求成功……人类玩得不亦乐乎。
这么玩最终目的只有一个，证明“我，比你牛X!”
穷人是这场游戏中的失败者。但人有一个弱点，只要你让他感觉到，他在理论上还有富的希望，并且，他穷只能怪自己没本事，怪不了其他人——那么，他一般不会去质疑游戏规则的合理性，更不会想着要重新洗牌。
专制制度的玩法是这样：你，因为你爸爸是农民，所以你只能当农民；而民主制度说：没关系，你爸爸是农民不是你的错，没有什么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可以限制你利用你的努力去成为上等人。
于是，巨大的不同出现了：专制制度下，稀缺资源无法在理论上“平等”地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没有希望的人，骨子里就仇恨这一制度。人们在心理竞争中的失败，自然而然地就会把账算到垄断了稀缺资源的集团身上。但在民主制度下，这一切很少发生——机会都给你了，你自己不行，能怪谁?
专制制度最终只能被心理竞争冲垮。心理竞争还可以让任何一种与市场经济对着干的经济体制最终失败。像计划经济的心理基础，明显就不牢固。对于物质财富来说，人是一定要分个“你的”、“我的”的，而且要比谁占有的东西更多更好。计划经济把它压抑了，但市场经济则不。它放手让人去争去抢，去尽力达成他们的“成功”。
“市场经济”不远万里传到中国，和权力一起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地造成了整个社会的贫富悬殊。今天，很多人都在思考：这局游戏，还能玩多久?
在网上，有人发帖厉声质疑现行“收入分配”规则：一个农民工，一个月只能休息一两天，每天从早上拼命干到晚上，累死累活且忍受着噪声、有毒物质对身体的毒害，一个月的收入也才一两千块钱，而雇佣他们的企业老板一个月却至少拿几万的收入，为什么?
肯定有人这样回答：那是因为老板创造的价值、他对社会的贡献比农民工多。更有激动的资本辩手，直接就会上纲上线地反问：你想搞平均主义，让大家一起返回计划经济时代吗?
为了能更看清楚问题，也为了让为不平等辩护的人不处于道德劣势，在这里，我假定这个老板并不黑心，完全遵守劳动法。很自然地，这个问题极容易被转化为“是资本贡献大，还是劳动贡献大”和“工人是否被资本家榨取了剩余价值”的问题。但我们还是不要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类意识形态影响，从“社会合作”的角度分析或许会好些。
从表象上看，不在老板的厂里干，农民工这一两千的工资可能拿不到；同样，没有农民工给他干活，老板也不可能像变法术一样月入几万。因此，他们都需要和对方合作，即进行“社会合作”。断言谁养活了谁是无聊的，因为双方都无法离开对方。
既然老板和农民工的收入都仰赖社会合作，那么，问题只在于：他们之间巨大的收入差异是如何在社会合作中形成的，是谁让农民工收入这么少，而让和他合作的老板收入那么多?合作需要自愿，相应产生的就是关于利益分配的成文或不成文契约。那么很显然，如此巨大的收入差异，证明农民工和老板关于利益分配的契约极不利于农民工。
在这里，就有了一个谈判能力的差异：在掌握可以购买到很多东西(包括权力对自身的服务)的资本的老板面前，除了出卖劳动力便一无所有的农民工的谈判能力极低，他们的意志无法影响到他们和老板的契约。在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拥有资本这一稀缺资源的老板占据了一个强势的地位，而在这个结构中处于弱者的农民工只能对他俯首称臣。因此，老板和农民工的收入差异在更深的层次上而言并非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内嵌于一个社会结构的阶层力量设定的结果。假如回到原始社会，或者把农民工和老板置于野外生存的处境中，那么情况很可能颠倒过来。所以，用“贡献不同”来为他们的收入差异辩护，纯属扯淡。
为了看清这一点，让我们再举一个其比较性不再局限于公司、工厂、单位这种小系统内，而是“社会”这一大系统内的例子。比如一个农民和公司经理的收入差异：一个年薪一百万，一个一年的收入一万块，相差一百倍。由于一个是生产粮食，一个是搞管理，到底谁创造的“价值”
(而不是转化为商品以后的价格)大，无法直接比较。但很多人肯定认为，经理的收入是农民的一百倍，这不算什么过分的事情。
作出这个判断时，这些人的预设是：一个社会有不同的职业和职位，有的职业阶层较高，有的职业阶层较低；有的职位较高，有的职位较低。而无疑，职业和职位都较高的人，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比职业职位较低的人大得多，因此收入应该比后者高。经理和农民收入差不多，饭店服务员和写字楼的金领收入相差无几，这不是闹笑话么?
其实平庸的经理多得是，他收入高和他本人可能没有一点关系，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经理而已，也就是说，是社会的游戏规则，给“经理”这个位子设定了高收入，于是，他坐到这个位子上，就拿到那么多钱了。
那么真相只可能如此：农民远比经理收入低，和个人特质和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根本没有一点关系，唯一的原因只是，他们分处于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不同节点。这个节点代表不同的阶层、职业、职位。相应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对每个节点进行了不平等的资源配置，并产生不同的收入分配的结果。
分明是社会游戏规则不利于农民，却被说成是贡献少，这简直就是强词夺理了。
编辑 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