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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载写成一部书——上将萧克创作《浴血罗霄》始末
我刚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当编辑的时候，就听老同志说，萧克手里有一部长篇小说。我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直接找到了萧克家里。得到的回答是：首长现在还很忙，等空下来再和你们联系。过了不久，我就接到萧克秘书的电话，说可以去谈一谈。
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如约来到萧克的家里。老将军和我说起了这部书稿的来历：
长征结束后，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苏区党代会。在会后返回部队的路上，他和战友们策马扬鞭，畅谈革命的前途和对未来的憧憬。路旁的高山，勾起了他对血与火的红军生活的追忆，激起了他的创作冲动，他决定要写一部像苏联《铁流》那样的小说。
他感慨万端地对笔者说：“你不知道哇，我读完《铁流》，心里很不平静。我们经历的战争，远比《铁流》里写的要复杂得多，精彩得多。所以我要写出来。”
在黄土高原上一个叫镇原的小城外，萧克开始了《浴血罗霄》的创作。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他身为一二○师的副师长，和贺龙、关向应一起，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战事繁忙，小说创作自然中断了。
1938年8月，八路军收复晋西北7城之后，部队有段短暂的休整，萧克又重新执笔，利用夜晚的时间写起小说来。每天晚饭后，他在小饭桌上点一支洋蜡，放一摞白纸，一写就到深夜。
《浴血罗霄》完成初稿，是在京西的百花山里。那时，萧克是冀热察挺进军的司令员。每天的工作都是很紧张的，但是他会见缝插针，利用躲敌机的时间，在膝头上奋笔疾书。当时躲敌机没有像样的防空洞，多是在老乡挖煤的洞子里。所以有人说，这是完成于煤洞子里的小说。
《晋察冀日报》的主编邓拓看了初稿，对萧克说，还可以再充实一些，多了可以删。由少变多难，由多变少易。萧克虚心听取了意见。但他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静下心来养病。
他没料到从此再也没有时间动它了。这部用毛边纸、粉连纸等杂七杂八的纸写成的小说交给了他的夫人蹇先佛。此后，行军的路上，转移的途中，蹇先佛除了照顾孩子，还要特别留心这部稿子。这是萧克的心血结晶啊！
新中国成立后，按说这部小说可以送到出版社了。萧克没有送出去，他还想修改一遍，只是苦于没有时间。到了1958年，这部还没有出版的书就开始遭厄运了。有人打电话给萧克，要他把书稿拿出来。他说，拿就拿，我的小说能有什么问题！书稿被打印出来，供批判用。在批判会上，有人居然指着书中国民党士兵的一句口号说：“你居然喊打倒共产党！”这让萧克哭笑不得。翻来覆去的批判气得他吐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这部书稿的批判也逐步升级。“为错误路线歌功颂德”、“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蹇先佛说：“要早知道这样，不如把稿子烧了！”
为了改好这部书，我们随同萧克回到了他当年浴血苦战的罗霄山脉，到当年的战地考察，和老红军、老乡交谈。萧克改稿，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我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他认为可以接受的，都会接受；他认为不可接受的，也要说出为什么不能那样改动的原因。稿子他先后改了四遍，从近40万字删到25万字，又增加了不少情节、细节。直到二校时，他还逐字逐句推敲了一遍，才在校样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198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浴血罗霄》出版了，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浴血罗霄》是一部真实再现红军生活的小说，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给读者一种全新的感受，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写出这种韵味。
1991年春天，《浴血罗霄》荣获“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一次养病的收获——上将萧华和《长征组歌》的渊源
说到红色经典，就不能不提及被称为“不朽的作品”的《长征组歌》。那么，这部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长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生命力？为此，笔者曾经采访过萧华将军的夫人王新兰。
1964年，身为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上将积劳成疾，得了肝炎。他不得不放下手上的工作，到杭州去养病。
这一年，是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30周年，不少同志多次约他写些有关长征的作品。他自己也一直想动笔，但由于公务繁忙，一直动不了笔。决定去养病时，他和夫人王新兰商量，利用这次休养的机会写点东西。
萧华和王新兰都亲身经历了伟大的长征。每每回忆起那艰苦卓绝的岁月，他们就激动不已。萧华说：作为幸存者，我有责任把这一段经历写出来，告慰战友，也教育后来者。
用什么形式来反映长征这一人间壮举？萧华认真征询了许多人的意见，最后确定用诗歌的形式。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采用一种新的诗歌体例，即“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就是每段诗歌用四个三字句，八个七字句共12行68字组成，押一个统一的韵脚。
萧华工作起来是不要命的，创作也是如此。每天除了日常生活起居，不是服药就是看书、写作。桌上的资料照样像工作时一样堆得像小山一样。
长征组诗的构架刚刚搭起来，跟他们一起到杭州的医生来找王新兰了：“新兰同志，情况不好，萧主任的转氨酶升高了。”
他们一起劝说萧华，要求他停止创作。医生说：“萧主任，这可不是开玩笑，您的身体要是不能康复，我们可是没有办法向军委交代。”
经过一番“斗争”，萧华答应注意休息。谁知没过两天，他半夜又起来写东西了。
王新兰生气了，对他说：“这样下去，别说医生，就是我也没法交代。来之前，总理专门对我说，到了杭州就是要你好好休息。你去向总理说。”
萧华见她真生气了，就说：“新兰，你应该能理解我，只要一想起长征时的经历，我的心就放不下呀！我和你说过，我们少共国际师的师长吴高群同志，那天敌人的飞机来轰炸，一颗炸弹下来，大树被炸飞了，我抱起他来，他浑身是血，对我说：‘老弟，我是不行了，你要把咱们的师带好，你可要为我报仇呀……’他就这么死在了我的怀里，多么好的同志啊！”
说着，说着，萧华泪流满面。王新兰也被感动得掉下了眼泪。就这样，第二天一早，萧华又坐在了桌前。
在创作长征组诗的过程中，萧华的转氨酶升高了4次，王新兰和医生不知和他“吵”了多少次。
1965年7月1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长征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解放军文艺》7月号同时登载，立即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舆论一致认为，长征组诗是萧华的一个创造。它以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长征这一伟大的历史奇迹，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赞扬了中国工农红军英勇顽强、百折不挠、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专业创作人员对这部作品喜爱有加，精心为长征组诗谱了曲，这就成为了我们熟知的《长征组歌》。组歌分别运用了红军传统歌曲和江西采茶、湖南花鼓、苗家山歌、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各族民歌的曲调，塑造了鲜明的长征音乐形象。这是对长征组诗的一次再创作。这些曲调，配之以独唱、重唱、齐唱、合唱等艺术变化，收到了非常好的艺术表现效果。
在创作排演过程中，周恩来多次亲临现场，和主创人员一起修改作品，甚至和大家一起演唱，使萧华非常感动，他对这部作品又进行了精心修改，使之更趋完美。
《长征组歌》完成后，先在天津预演，8月1日建军节在北京正式演出。连续演出30余场，观众反应强烈，一炮打响，成为举国上下传唱的曲目。
这部倾注着萧华和许多人心血的作品，在萧华心中留有什么样的位置呢？有一个生动感人的细节告诉了我们：萧华将军病重和弥留之际，还和夫人、子女一起哼唱《长征组歌》。
我刚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当编辑的时候，就听老同志说，萧克手里有一部长篇小说。我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直接找到了萧克家里。得到的回答是：首长现在还很忙，等空下来再和你们联系。过了不久，我就接到萧克秘书的电话，说可以去谈一谈。
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如约来到萧克的家里。老将军和我说起了这部书稿的来历：
长征结束后，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苏区党代会。在会后返回部队的路上，他和战友们策马扬鞭，畅谈革命的前途和对未来的憧憬。路旁的高山，勾起了他对血与火的红军生活的追忆，激起了他的创作冲动，他决定要写一部像苏联《铁流》那样的小说。
他感慨万端地对笔者说：“你不知道哇，我读完《铁流》，心里很不平静。我们经历的战争，远比《铁流》里写的要复杂得多，精彩得多。所以我要写出来。”
在黄土高原上一个叫镇原的小城外，萧克开始了《浴血罗霄》的创作。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他身为一二○师的副师长，和贺龙、关向应一起，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战事繁忙，小说创作自然中断了。
1938年8月，八路军收复晋西北7城之后，部队有段短暂的休整，萧克又重新执笔，利用夜晚的时间写起小说来。每天晚饭后，他在小饭桌上点一支洋蜡，放一摞白纸，一写就到深夜。
《浴血罗霄》完成初稿，是在京西的百花山里。那时，萧克是冀热察挺进军的司令员。每天的工作都是很紧张的，但是他会见缝插针，利用躲敌机的时间，在膝头上奋笔疾书。当时躲敌机没有像样的防空洞，多是在老乡挖煤的洞子里。所以有人说，这是完成于煤洞子里的小说。
《晋察冀日报》的主编邓拓看了初稿，对萧克说，还可以再充实一些，多了可以删。由少变多难，由多变少易。萧克虚心听取了意见。但他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静下心来养病。
他没料到从此再也没有时间动它了。这部用毛边纸、粉连纸等杂七杂八的纸写成的小说交给了他的夫人蹇先佛。此后，行军的路上，转移的途中，蹇先佛除了照顾孩子，还要特别留心这部稿子。这是萧克的心血结晶啊！
新中国成立后，按说这部小说可以送到出版社了。萧克没有送出去，他还想修改一遍，只是苦于没有时间。到了1958年，这部还没有出版的书就开始遭厄运了。有人打电话给萧克，要他把书稿拿出来。他说，拿就拿，我的小说能有什么问题！书稿被打印出来，供批判用。在批判会上，有人居然指着书中国民党士兵的一句口号说：“你居然喊打倒共产党！”这让萧克哭笑不得。翻来覆去的批判气得他吐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这部书稿的批判也逐步升级。“为错误路线歌功颂德”、“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蹇先佛说：“要早知道这样，不如把稿子烧了！”
为了改好这部书，我们随同萧克回到了他当年浴血苦战的罗霄山脉，到当年的战地考察，和老红军、老乡交谈。萧克改稿，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我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他认为可以接受的，都会接受；他认为不可接受的，也要说出为什么不能那样改动的原因。稿子他先后改了四遍，从近40万字删到25万字，又增加了不少情节、细节。直到二校时，他还逐字逐句推敲了一遍，才在校样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198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浴血罗霄》出版了，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浴血罗霄》是一部真实再现红军生活的小说，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给读者一种全新的感受，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写出这种韵味。
1991年春天，《浴血罗霄》荣获“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一次养病的收获——上将萧华和《长征组歌》的渊源
说到红色经典，就不能不提及被称为“不朽的作品”的《长征组歌》。那么，这部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长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生命力？为此，笔者曾经采访过萧华将军的夫人王新兰。
1964年，身为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上将积劳成疾，得了肝炎。他不得不放下手上的工作，到杭州去养病。
这一年，是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30周年，不少同志多次约他写些有关长征的作品。他自己也一直想动笔，但由于公务繁忙，一直动不了笔。决定去养病时，他和夫人王新兰商量，利用这次休养的机会写点东西。
萧华和王新兰都亲身经历了伟大的长征。每每回忆起那艰苦卓绝的岁月，他们就激动不已。萧华说：作为幸存者，我有责任把这一段经历写出来，告慰战友，也教育后来者。
用什么形式来反映长征这一人间壮举？萧华认真征询了许多人的意见，最后确定用诗歌的形式。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采用一种新的诗歌体例，即“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就是每段诗歌用四个三字句，八个七字句共12行68字组成，押一个统一的韵脚。
萧华工作起来是不要命的，创作也是如此。每天除了日常生活起居，不是服药就是看书、写作。桌上的资料照样像工作时一样堆得像小山一样。
长征组诗的构架刚刚搭起来，跟他们一起到杭州的医生来找王新兰了：“新兰同志，情况不好，萧主任的转氨酶升高了。”
他们一起劝说萧华，要求他停止创作。医生说：“萧主任，这可不是开玩笑，您的身体要是不能康复，我们可是没有办法向军委交代。”
经过一番“斗争”，萧华答应注意休息。谁知没过两天，他半夜又起来写东西了。
王新兰生气了，对他说：“这样下去，别说医生，就是我也没法交代。来之前，总理专门对我说，到了杭州就是要你好好休息。你去向总理说。”
萧华见她真生气了，就说：“新兰，你应该能理解我，只要一想起长征时的经历，我的心就放不下呀！我和你说过，我们少共国际师的师长吴高群同志，那天敌人的飞机来轰炸，一颗炸弹下来，大树被炸飞了，我抱起他来，他浑身是血，对我说：‘老弟，我是不行了，你要把咱们的师带好，你可要为我报仇呀……’他就这么死在了我的怀里，多么好的同志啊！”
说着，说着，萧华泪流满面。王新兰也被感动得掉下了眼泪。就这样，第二天一早，萧华又坐在了桌前。
在创作长征组诗的过程中，萧华的转氨酶升高了4次，王新兰和医生不知和他“吵”了多少次。
1965年7月1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长征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解放军文艺》7月号同时登载，立即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舆论一致认为，长征组诗是萧华的一个创造。它以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长征这一伟大的历史奇迹，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赞扬了中国工农红军英勇顽强、百折不挠、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专业创作人员对这部作品喜爱有加，精心为长征组诗谱了曲，这就成为了我们熟知的《长征组歌》。组歌分别运用了红军传统歌曲和江西采茶、湖南花鼓、苗家山歌、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各族民歌的曲调，塑造了鲜明的长征音乐形象。这是对长征组诗的一次再创作。这些曲调，配之以独唱、重唱、齐唱、合唱等艺术变化，收到了非常好的艺术表现效果。
在创作排演过程中，周恩来多次亲临现场，和主创人员一起修改作品，甚至和大家一起演唱，使萧华非常感动，他对这部作品又进行了精心修改，使之更趋完美。
《长征组歌》完成后，先在天津预演，8月1日建军节在北京正式演出。连续演出30余场，观众反应强烈，一炮打响，成为举国上下传唱的曲目。
这部倾注着萧华和许多人心血的作品，在萧华心中留有什么样的位置呢？有一个生动感人的细节告诉了我们：萧华将军病重和弥留之际，还和夫人、子女一起哼唱《长征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