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读书》九月份“文化研究与文化空间”讨论会的记录与感想
　　
　　初回北京的几天里，最触目惊心的不是人的改变，而是环境的改变，尤其是繁华的闹市区的面貌的改变。我们家就住在这样一个闹市区的一幢高楼里。既非胡同又非大杂院，我们一直以为周围的环境没有什么继续开发的可能了。这次回来，却发现还是有余地变化。除了在楼房的缝隙里挤出了不少新门脸儿之外，门口的那条大马路的名字也变了。走在马路上，我指指点点可以说出不少老建筑，对我来说那都是“过去”留下的痕迹。但是也有不少“新”的痕迹我无法命名。我觉得我所在的城区似曾相识，又不全认识，处于这“似曾”和“不全”之中，挺尴尬的。
　　描述家门口的变化，比走出去体验和理解一个“美丽的新世界”要难。因为像我们家门口，新的痕迹和旧的痕迹就总是纠缠在一起，拎不清楚。有时候，即便没有痕迹也是痕迹。最明显的是门口的大街。下午三、四点钟开始，因为有太多的“面的”和“夏利”，常常会造成交通堵塞。仔细观察一下，人为的因素除外，原来是路面上、路边上没有足够的标志，无法强迫汽车、自行车、行人各行其道而造成的。马路中间没有一条黄线，“面的”司机们大概因此觉得可以随意掉头，因此造成了不少堵塞。这“没有”实际上也是一个痕迹(trace)，因为它告诉我们这条马路本来不是为了走那么多车，尤其是那么多为生活、挣钱而疲于奔命的人开着和坐着的车，而设计的。北京有多少小胡同本来一年也见不到几辆车，现在非但频繁地走车，而且两个方向地走。且不忙拆毁民居，拓宽马路，在胡同口安上一个“单向通行”的标记，比什么都来得便捷、有效。
　　听到了一个笑话，觉得很能生动地体现现代生活中新旧混杂所引起的困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北京的公共汽车上都安了个录音机。汽车到站的时候，录音机里的女声含含糊糊地提醒众人“靠边行驶”。有一次，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头没有注意，被“别”倒在地。车上的男售票员不得不下车与老头交涉。老头儿爬了起来，气势汹汹地说：“我不和你说。我要找那个女的。”
　　路名、马路上的标记、汽车上的录音声音，这些都是交通问题，同时也是文化符号，被有心人拿去，可以大书特书，作成文章。《读书》杂志的内容够杂的了，办了十几年，还没有人就马路文化、轿车文化作成文章发在上面，是因为它觉得自己谈的应该是“书”，至多是印刷文化。虽然题材上还比较专一，但是历年来，《读书》主张不只读书，而且“读”书里书外的人和事，以及读《读书》本身，这种谈论的方式早已包涵了它近来提倡的“文化研究”的意味。所以《读书》杂志继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热”之后，在连续几期刊登有关文化研究与地区研究、有关“东方主义”及“西方霸权”之后，再次集中的以讨论会的方式重提“文化”问题，这实际上蛮顺理成章的。
　　只不过九月份的这次有关“文化研究与文化空间”的讨论会，不从理论甚至问题入手，而着重于个案的研究、情况的介绍；不只谈书或者印刷文化，而且谈电视、谈绘画、谈建筑；在散漫地讨论之前有时间限制、有专人针对谈话作出质疑地谈话，这种种姿态应该说是对于这个刊物对自己的内容、谈话方式、题材等方面的一个补充和修改。
　　这些虽然是形式上的问题，但是一个杂志既是一个空间，也是一个语境。这个语境多少年来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于民族／国家与个人、政治与文化、中国与西方、甚至于雅与俗之间的，这个语境在多大程度上给作者、读者以规范和自由，这些问题应该有人从史的角度给以探讨。《读书》杂志召开有关“文化空间”的讨论会，没有对自己的“空间”或者没有“空间”加以描述，这总让人觉得缺了点什么。不过，这是后话。
　　言归正传。九月十二日的讨论会一共有七位发言：社会学家黄平讨论“当代中国的消费文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电视片制作人时间讨论《东方时空》的生产与制作；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李湛介绍西方文化研究的学科背景及知识背景；《爱乐》杂志主编朱伟介绍近五年的刊物及其走向；艺术史专家栗宪庭对于九十年代的绘画风格及手法进行了分析；建筑史学者王明贤通过幻灯片介绍了北京这个新旧混杂、中西交融的建筑空间，集中讨论了其中的不协调性和矛盾性。最后哈佛大学的李欧梵教授针对文化研究与中国研究的关系问题发言。八、九个小时里谈到了文学、美术、社会学、哲学、建筑学等多门学科，涉及到政治、经济体制、国家政策、多种媒体的运作，以及中西文化等等问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谈得那么杂，有人不禁要问，这些都算是“文化问题”吗？“文化研究”又是如何界定的呢？
　　“文化研究”的确很容易琐碎、平庸。尖刻点的人把它看成是文人脚边的字纸篓，写完、没写完的文章都一古脑扔进去，化成纸浆，起码也算废物利用。另一更为深刻的比喻来自杜克大学英语系教授斯坦利·费什(StanleyFish)。他嘲笑地说现在美国大学里多元文化学科的设置，像开老古玩店(“boutiquemulticulturalism”)，看上去琳琅满目，实际上华而不实，至多可以装装门面。这次有关“文化”的讨论会的确涉及到文化的“多元化”(multiplicity)，共生性(hybridity)，以及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ness)，但是它的意义不只在于“多”而“杂”。与其说它想解决某个具体学科中的“文化”问题，不如说它试图把知识分子一贯关心的老问题重新提出来，放在“文化研究”这个范畴里来考察，希望借此激发一些新的想法、新的视角。
　　“文化研究”这个范畴在美国和中国的意义大不一样。考察其学科背景，在美国文化研究的诞生是对于大学文科日益技术化、专门化的反应。以前，文科为整个社会提供“价值的来源”(李湛态)。小说家同时又是社会的批评家和教育家。现在，文科的优越地位不受到冲击，公共知识分子越来越少，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越来越专。李湛态提到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的年会，每次上万人参加，分成无数小组，不管你搞的课题多么偏，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有共同志趣的人。
　　因此在美国学院的环境里写作，只需对本专业的人负责。但是当专门化的知识无法跨越学科的界限时，理论作为一种“普遍语言”(李湛)应运而生了。文学系的学生读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是司空见惯的事。理论之所以能为许多学科所接受，是因为美国文科受形式主义的影响，向语言学转化，于是社会、政治、历史都可以当作文本(text)来阅读。这样一来，就引出了一系列新问题，比如说描述者与描述对象的问题，叙述内容与叙述模式的问题，话语与语境的问题等。
　　文化研究的社会政治背景是美国作为统一的文化、政治认同的对象所面临的危机。随着“大熔炉”(meltingpot)的神话的破灭，少数民族、女性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知识分子对于“什么是美国”，“什么是美国人”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质疑。这一点在《读书》杂志第七、八期中多有介绍，这里勿须赘言。值得补充的倒是少数民族、女性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对于“国家性”的反思。以亚美文化研究为例。六、七十年代，受黑人的民权运动的影响，亚裔美国人重新考察自己的“双重身份”，掀起了确立亚美人自己的身份的文化热潮。现在看起来，那时候的策略是一方面强调“亚美人”与“美国人”的差异，另一方面又借助这种差异打入美国的主流社会。这个策略虽然在政治上十分有效地区分了“亚美人”和“白人”，但是在文化上，它却很难解释亚美文学所特有的跨国家、跨文化的属性。亚美作家根据切身体验对于亚洲传统文化和美国文学进行了大量的改写。这些改写是六十年代所确立的“亚美文化”的标准所无法解释的。比如华裔美国女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Kingston)就被斥责为向“白人”贩卖中国文化，因此被排斥在“正统”的“亚美文学”的范畴之外。二十年之后，亚美研究者开始重新考察“亚美”这一文化、政治属性，发现它的初衷虽然是强调“亚美人”区别于“白人”的特异性，现在却忽略“亚美人”这个群体之中的差别。其原因在于“亚美文化”演变为一种类似民族／国家的属性，作家的创作要么从属于“亚美”这个民族／国家，反映它的历史、为它的政治利益而服务；要么背叛这个民族／国家。现在亚美文化、黑人文化圈子中的女性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于“亚美人”和“非裔美国人”这种民族／国家的属性的不满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