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中的元宵佳节与喧闹风俗

来源 :博览群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hcjw248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元宵节是中国春节年俗中最后一个重要节令,又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更是古往今来,被赋予了爱情、亲情、平等等多种寓意的节日。它的独特性也许正显现在它意义的繁复多样性。民间俗语有“正月十五闹元宵”的说法,一个“闹”字诠释出的正是元宵节的节日氛圍和人们乐在其中、放松惬意的感受,何其传神!所以又有人称元宵节为“民间的狂欢节”。而闹腾的元宵节亦成了作家心中最美的回忆,年幼时光乐翻天的快乐无忧藉着元宵佳节诉诸笔端,传达出的岂不正是萦绕心头永远的亲情、友情?而凡俗生活的欢乐和感动终会以穿越时空的魅力回荡在节日和每一个不是节日的平凡日子里。
  闹元宵的主要方式是赏灯。按中国民间的传统,在大地回春、天上明月高悬的节日夜晚,地上彩灯万盏,人们观灯、猜灯谜、吃元宵,阖家团圆、其乐融融。于是,元宵节里的花灯更多地承载了作家们的喜乐情愫。老舍在《北京的春节》里写道:“大街上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火炽而美丽,男男女女都出来踏月、看灯、看焰火;街上的人拥挤不动。”美丽的灯盏在吸引人走进店铺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意,“这,在当年,也就是一种广告;灯一悬起,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晚间灯中都点上烛,观者就更多。这广告可不庸俗。干果店在灯节还要做一批杂拌儿生意,所以每每独出心裁的,制成各样的冰灯,或用麦苗作成一两条碧绿的长龙,把顾客招来。”(老舍:《北京的春节》)专门卖花灯的店铺在冰心的笔下亦有别样的景致,“我家门口的‘万兴桶石店’,平时除了卖各种红漆金边的伴嫁用的大小桶子之外,就兼卖各种的灯。那不就是孩子们举着玩的灯笼了,而是上面画着精细的花鸟人物的大玻璃灯、纱灯、料丝灯、牛角灯等等,元宵之夜,都点了起来,真是‘花市灯如昼’,游人如织,欢笑满街!”(冰心:《童年的春节》)
  好一个“游人如织,欢笑满街”!元宵节里,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出游玩耍。大街小巷,熙熙攘攘的人群拥挤不动。百姓在娱神以外更不忘娱己,经历了腊月的忙碌、除夕或从初一开始的祭祀,元宵节更像是百姓们想方设法犒劳自己的节日,是新年的高潮!“元宵(汤圆)上市,新年的高潮到了——元宵节(从正月十三到十七)。”(老舍:《北京的春节》)赏灯、观戏、舞龙、耍狮等民俗集合了民众的节日兴奋点,“舞龙”是台湾散文家琦君盼望着“再多舞一下,再多舞一下”的节目:
  龙开始舞动了,每个舞龙者手举一段龙身,穿花似的美妙滚舞。他们平时都是普普通通的农夫,但这时都变成了龙的一部分,那样神奇的契合,看得我目瞪口呆。
  元宵节这一天,男男女女都出来踏月、看灯、看舞龙,这亦成了中国青年男女浪漫的时节。元宵节独异的气质正来自于充满叛逆意味的青春气息。古人强调男女之大防,青年男女极少有亲近的机会。元宵佳节,少男少女们可以结伴出来游玩逛街,礼教严防密守下的一个疏忽,给青年男女提供了一见钟情、约会的机会。“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诗中所描绘的意境是人们心向往之的元宵乐事。难能可贵的是,女性的自由和权利在这个民间的节日里得以“实现”。不少的现代作家都写到了人们尤其是女人在春节、元宵节里所享有的那份自由,比如老舍在《北京的春节》中写道,“在旧社会里,女人们轻易不出门,她们可以在灯节里得到些自由。”巴金在《家》中写道瑞珏和淑英姐妹们在元宵节的小心思:
  元宵节一过,新年佳节就完了,各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再不能够像在新年里那样痛快地游玩了。于是大家聚在一起,在觉新的房里商量怎样度过这个晚上。大家都赞成觉新的提议:到花园里划船去。
  女性的自由得元宵节之恩赐,如同这节日漫天的烟火虽绚丽,却稍纵即逝,唯其短暂而弥显珍贵。还有,民间的仁义慷慨、平等友爱等礼乐情怀在节日得以彰显:
  父亲失了他们的威严,祖父更比以前和蔼,孩子们吹口笛,戴假面具,玩泥娃娃。乡下姑娘穿红戴绿,跑三四里路到邻村去看草台戏。村上的纨绔少年,恣意的卖弄他们的风情。那天是女人的解放日,洗衣烧饭的苦工解放日,有人饿了,就煎年糕来吃,或用现成的材料下一碗面,或到厨房里偷两块冷鸡肉。
  “不能在元旦责骂女佣,最奇怪的是中国劳苦女人也清闲了,嚼着瓜子,不洗衣,不烧饭,甚至拿一把菜刀都不肯。”(林语堂:《我并不要旧历新年,但旧历新年自己来了》)。女佣、乡下姑娘、纨绔少年、洗衣烧饭的苦工等底层人物笑着、唱着,享受着元宵节不同于往日的自由,似乎忘记了尊卑礼法,但也不会被人责骂。夫权、父权的暂时隐退、主仆界限的模糊带来的是别样的民众齐欢。礼教章法的松弛还体现在娱乐方式的“开禁”,普通民众平日里在家绝不玩的赌博到了“过年则几乎家家开赌,推牌九、状元红、呼么喝六,老少咸宜。赌禁的开放可以延长到元宵,这是唯一的家庭娱乐”。(老舍:《北京的春节》)
  传统佳节传承的是民族的文化和精神。无论什么节日,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里百姓们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演义传说仍是最受欢迎的题材内容。刘备、关羽等英雄好汉的故事描绘在了元宵节的展灯上,更是人们心中口中永远的传奇,历史的回忆在青年男女、妇孺儿童的观灯中再次泛起并代代相传。元宵节里“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老舍:《北京的春节》)”。汪曾祺在老家所看的围屏(蜡烛照亮的连环画)上,画的正是《三国》和《封神榜》(汪曾祺:《故乡的元宵》)。冰心在屋墙上挂的“走马灯”,上面的人物是“三英战吕布”(冰心:《漫谈过年》),民间故事以超越时空的魅力竞相上演。各地的元宵节风俗异彩纷呈,但不变的是祭祀祈福。祭祖的高潮在除夕、初一时已过,但在元宵节,祭祀仪式仍会继续,但元宵节的祈福更多的是期盼团圆和美,这是它特有的人间烟火气的显露。在女作家琦君的回忆里,“外面的鞭炮声又响起来,我擦根洋火,把长桌上的一对风水烛点燃”,“风烛”就是“丰足”的意思。“风水烛,一年到头都顺风顺水。”人们点上福烛,摆上福礼,祭拜福神,可是她还顺便写到因为自己是女孩子而不能去祭拜。其实,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女人都有如此待遇,最典型的如《祝福》里被呵斥的祥林嫂,可怜的她连触碰祭品的权利都没有。一句“你放下吧”对于一个封建女人脆弱的内心是何等的重创。女性所遭遇的社会偏见可见一斑,这些传统文化中没落腐朽的东西终究会被淘汰。   人们对传统佳节的回忆延续不变的是亘古的亲情,友情抑或爱情。元宵节的文章最温暖人心的就是怀旧中的亲情流露,这以琦君的作品为典型。她的《灯景旧情怀》“总觉得有点冷清”的诉说,难道不是自己的思乡情结在作祟?外公给她糊的鼓子灯,母亲搓的汤团永存内心。而此类的温情场面在许多作家的文章里比比皆是,冰心回忆了各人从自己的“姥姥家”得到许多好东西,有一盒一盒的灶糖、灶饼,还有灯笼,“最忙的是母亲了。她忙着打点我们过年穿的新衣鞋帽,还有一家大小半个月吃的肉”,父亲则是为放学的孩子们准备新年的娱乐。(冰心:《漫谈过年》)回忆视角和童年视角的运用使得此类文章格外動人,他们往往在记叙快乐吉祥的节日中寄寓了思念父母亲、祖父母的深情,一幅幅浓得化不开的感人场景弥足珍贵,成为作家们铭刻心头的隽永回忆。每个人童年的回忆里总有故乡作底色,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我故乡的元宵盛会,那是被称为华北第一庙会的浚县社火,是整个正月古会的高潮。可是,忙于养儿育女的我已多年没有回老家赶会了,但我总会通过微信观看现场直播,那些花船、高跷一类的表演年年有,年年看,却总没有看烦的时候,它们是我在物质条件匮乏的童年里最期待的娱乐,那些被大人抱着驮着争相去看社火表演的日子永不再来,但每每想来便心生感慨。无论身处何地,童年、亲人、故乡所汇聚成的情结最难忘却最暖人心,并且随着年岁的增长,那种再也回不去的怅然和寂寥只能在思乡忆旧中得到补偿。
  元宵过后,一年一度的光采辉煌的日子,就完结了。元宵节作为春节压轴大戏,格外特殊,所以玩要玩得尽兴但又不得不说再见的遗憾终也难免。往往是刚过完节,大人们就把许多玩够了的灯笼,放在一起烧了,说:从明天起,好好收收心上学去吧。孩子们看着天井里那些灯笼的星星余烬,恋恋不舍地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寂寞之感,上床睡觉的时候,这一夜的滋味真不好过(冰心:《漫谈过年》)。老舍亦写道:一眨眼,到了残灯末庙,学生该去上学,大人又去照常做事,过了灯节,天气转暖,大家就又去忙着干活了。(老舍:《北京的春节》)相比其他的节日,元宵节别具一番曲终人散、月圆则亏的伤感意味,《红楼梦》关于元宵节的镂刻便格外传神,为人称道。书中第一次元宵节记事写的是英莲丢失,甄士隐夫妇痛失爱女,整篇小说笼罩在悲凉气氛之下。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谜贾政悲谶语”,以贾政因灯谜的不祥预兆心生悲伤,隐喻了元春及贾府难逃颓势的命运。明代四大奇书中有关上元节的描写,与红楼梦有异曲同工之妙。作品透过不同时空的对比,传达出了物是人非、今昔对比、盛衰难料的沧桑感,《金瓶梅》借烟花说道:“总然费去万般心,只落得火灭烟销成煨烬”,暗示西门家的鼎盛只不过是一瞬烟火而已。只是,无论小说里的元宵节如何惊心动魄,凡俗百姓的元宵节却是闹腾而不奢华的,温馨而不狂乱的。千百年来,这一热闹喧哗的节日独具活泼绚丽的民俗特色,并因熔铸了民间百姓的悲欢喜乐而烙上了凡俗人生的生命色彩。
  (作者系郑州师范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海派话剧和传统戏曲的关系研究”(2019-ZZJH-704)阶段性成果。)
其他文献
宋代民间旧俗以农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也叫元宵节,元夕节、烧灯节、三五等。此日民俗活动极多,宋词中多有描述。据笔者统计,现存宋词有200多首对上元节的风俗和娱乐活动做了生动的描摹,其作者上至帝王,下至百姓,为我们留下了情趣盎然的民俗画卷。  赏灯。宋词中又称“放灯”,上元节无灯不欢,“重寻旧曲声韵,收拾放灯欢计”。(晁端礼《玉叶重黄》)整个都城是灯海,“帝城三五,灯光花市盈路。”(李邴《女冠子》)
“余闲居,爱重九之名”(陶渊  明《九日闲居序》),九九重阳,因其月日并应纯阳之数,谐音“久久”,不仅陶渊明爱之,世人无不爱之。相关研究认为,九月九日作为中国古代四大重数节日之一,当产生于序数纪日法得以使用后的东汉中后期(郭佳《九月九日重阳节探源》,《文化遗产》2017年第5期)。《旧唐书》卷十三载德宗五年春正月乙卯诏曰:“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巳,晋纪重阳。”可见,重阳节在晋朝才成为受重视的
沈圣时(1914—1943),江苏苏州甪直人。原名储,后更名潜,字圣时。曾用名沈激。笔名有刚克、草间、聚文、秋山、红树、红叶等。现代诗人、作家。1932年就读苏州美专,中途退学。编过报纸副刊,做过中学语文教师。曾在《申报·自由谈》《现代》《文艺月刊》《小雅》等发表诗歌、散文等。出版有专著《中国诗人》(光明书局,1933年,蔡元培题字)、散文集《落花生船》(自刊本,苏州新苏印刷所承印,1936年5月
博览群书编辑部:  科技创新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一项新技术从诞生、发展到最后转化为生产力,是科技和经济活动相互衔接的一体化过程,是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共同作用催生的产物,其结果受到各个环节及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然而,有些关于科技成果的宣传文章忽视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陷入了概念炒作和价值夸大的窠臼,不仅会对社会公众产生误导,还可能会给产业发展带来影响。  诚然,由于科研工作者的不断努力,近年来涌现
1984年冬,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笔书写的“博览群书”四个遒劲大字,送来了;彭真、方毅、胡愈之、茅以升等名家的贺词手迹送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把他1983年7月29日在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评选授奖大会上的内部讲话亲笔摘选修改后,送来了;中宣部出版局局长许力以撰写的创刊前言送来了;敢峰、刘开渠、李燕杰、来新夏、王维玲、方成、刘乃和、李学勤等名家的文章送来了;《博览群书》杂志首任主编王强
冯雪峰这封信不是新发现的,它以《答王实味先生》为题原载于1930年6月1日的《新地月刊》,后收入《雪峰文集》中。此信将我们带回到那个波涛起伏、暗流涌动的革命年代,不仅能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冯雪峰的思想与人品,更重要的是,它也透露出了王实味当时的思想状态与个性特质,但它并未引起相关学者的重视,因而值得关注:  实味先生:  本刊第五期我所译的《苏联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技术底任务》一文中,“Kulak”一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艾思奇无疑是最具有标志意义的人物。20世纪30年代,一代杰出哲学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横空出世,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中国化,并使之变成大众的、现实
《博览群书》编辑部:  前不久,一个亲戚回国探亲,特意带来几张国外报纸。其中一张报纸在2017年12月7日的专栏文章中,以《博览群书好习惯》为题,介绍了中国光明日报主办的著名读书评论类期刊《博览群书》。  刊发这篇文章的,是马来西亚的《中国报》。该报由知名侨领李孝式等人创刊于1946年2月,迄今已有72年的历史,与《星洲日报》、新加坡《联合早报》并称东南亚华文报业的“三驾马车”,在海外华人中有口皆
我是晚生后辈,得识先生时间不长。早在上世纪80年代,余先生与业师金景芳先生及吕绍刚师就有密切的学术联系,最近我还在网上看到余先生任职南京大学时写给金老的讨论易学的书信。金老和绍刚师对余先生的学问人品赞扬有加,我在吉林大学时,对此亦颇有耳闻,虽未谋面,已隐然对先生有一分内心的景慕。来北京工作后,我开始在一些学术会议、博士生论文答辩一类的场合,得以当面向余先生请益,也曾有幸得到过几次与先生一起开怀畅饮
刘黎明,长春市人,四川大学教师,2013年5月20日因病逝世,享年57岁。  平常,我们称呼他阿明。这是川大古代教研室的传统,不论资历尊卑,统统以“阿”相称。说是传统,想来也没多久,是从阿明05年任教研室主任开始的。教研室主任是阿明当的最大的官了。教研室的一道风景是请学生吃饭,不吃学生的饭是教研室的成规,请学生吃饭是老师们的家常。这不能说是阿明定下的规矩,但阿明显然是在这个环节上较真的人,阿明总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