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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连锁反应
1858年，在完成人生第一部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同時，马克思专门研究了中英的鸦片贸易史，为的是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出发，从欧洲外部来进行世界经济史的叙述。今天我们的许多观点参考自马克思的论断，而身处英国的他，更真切的感受，反而来自中国输掉战争后对欧洲的反作用。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巨额赔款、大量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和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手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加之晚清一直以来的贪污腐化问题，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已经一发不可收拾。这种危机所面临的第一个连锁反应，就是太平天国运动。
由此产生的第二个连锁反应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1850年以来的英国工业空前繁荣。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在解决市场扩张赶不上工业增长速度的问题，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解决的就是中国因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所引起的市场突然缩小的问题。由于中国社会动荡，百姓疯狂抢购贮藏金银，白银也几乎在市面上难觅。一来，英国想要出口的棉毛织品卖不出去，市场严重缩水；二来，战时茶叶涨价，而且英国要想在中国收购大量茶叶，必须要付给足够的现金才行。如此一来，马克思判断：“工厂主们的市场就要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都要相应地减少。”
马克思眼中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马克思对英国人染指遥远的亚洲是十分厌恶的。之前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施行可怕的刑讯制度时，马克思就撰文称这些人厚颜无耻。而今，当英国人在为自己对中国人的残暴行为进行辩护时，马克思又一次怒不可遏。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开始，马克思就看到英、美报刊中对中国大量的负面报道。这些报道大肆攻击中国人违背条约义务、侮辱英国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等等。这些罪名多来源于一个著名的事件——“亚罗号”事件，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1856年10月8日，清广东水师根据举报，在广州江面上检查了一艘名为“亚罗号”的船，并带走船上12名中国水手。英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以“亚罗号”曾在香港登记为由要求释放全部被捕水手，但被水师官员拒绝。于是，巴夏礼一面向英国公使包令报告，谎称水师官兵扯下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侮辱了英国的尊严，一面致电主管外交事务的叶名琛，要求道歉、放人并保证今后不发生此类事件。
身处英国的马克思判断，这不过是英国发动战争的一次借口。当马克思批判着英国人的无耻时，英法美俄已经达成联盟，共同对付中国了。
身居英国的马克思，揭露了英国在华的暴行：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商人惨遭屠杀，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借口下发生的。人们看不到对鸦片贸易一边摧残人命一边填满国库的报道，听不到被骗华工在古巴遭受虐待的消息，只因为当时的欧美没人关心中国人的生存状况。
一场双输的闹剧
1858年，马克思的经济状况愈加窘迫。他本来签订了一份出版政治经济学方面著作的合同，著作会以分册的形式出版，出版人要求先出版3册试试看，每册都会支付稿酬，但如果成本入不敷出，出版也会中止。长期困窘的生活令马克思肝病复发，第一册的书稿直到9月才完成，当这一册的稿酬到达马克思手中时，已经是次年1月。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同英国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但在英国人眼里，这次条约并不成功。因为他们无视中国人需求，盲目地向中国市场倾销商品，出口贸易并不乐观。这种现象，在马克思看来并不新鲜。当年拿破仑垮台后，欧洲大陆开放通商，英国的出口同欧洲大陆的购买能力就很不相称，贸易结果还不如封锁时期。这种现象不过是“一切新市场所共有的命运——市场上的商品既超过了它的支付能力也超过了它的消费能力”。但中国市场的特别之处在于，《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的茶叶和丝的出口一直在增长，而英国的工业品输入则停滞不前，英国人过高地估计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
中英《天津条约》在形式上禁止英国商人输入鸦片，而英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清朝的一个海关官吏的角色。表面上看，英国人的目的达到了，但马克思认为，这对中国来说，反而是一个将鸦片合法化的机会，一旦中国这么做了，英国的鸦片垄断利益就会丧失。
马克思还发现，英国根据条约所得到的商业利益很少，不仅不能巩固和平，相反，战争必然重起。
就在英法等国的胃口还没被填满时，咸丰皇帝主动送上了一份大礼。中英《天津条约》曾规定，清政府应派官员至上海与英方谈判修订关税则例，降低关税，同时，条约批准后一年内在北京互换。这让咸丰皇帝看到了挽回权益的希望。
而这时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里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超越了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资本论》的基础。那一年的马克思也没有预料到，在他身后的20世纪，那个他曾遥望的亚洲，将会有一个吸收他的理论并应用于本国实践的社会主义政权诞生。直到今天，这个国家仍在纪念着他。
（摘自《今古传奇·人物》）
1858年，在完成人生第一部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同時，马克思专门研究了中英的鸦片贸易史，为的是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出发，从欧洲外部来进行世界经济史的叙述。今天我们的许多观点参考自马克思的论断，而身处英国的他，更真切的感受，反而来自中国输掉战争后对欧洲的反作用。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巨额赔款、大量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和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手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加之晚清一直以来的贪污腐化问题，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已经一发不可收拾。这种危机所面临的第一个连锁反应，就是太平天国运动。
由此产生的第二个连锁反应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1850年以来的英国工业空前繁荣。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在解决市场扩张赶不上工业增长速度的问题，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解决的就是中国因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所引起的市场突然缩小的问题。由于中国社会动荡，百姓疯狂抢购贮藏金银，白银也几乎在市面上难觅。一来，英国想要出口的棉毛织品卖不出去，市场严重缩水；二来，战时茶叶涨价，而且英国要想在中国收购大量茶叶，必须要付给足够的现金才行。如此一来，马克思判断：“工厂主们的市场就要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都要相应地减少。”
马克思眼中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马克思对英国人染指遥远的亚洲是十分厌恶的。之前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施行可怕的刑讯制度时，马克思就撰文称这些人厚颜无耻。而今，当英国人在为自己对中国人的残暴行为进行辩护时，马克思又一次怒不可遏。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开始，马克思就看到英、美报刊中对中国大量的负面报道。这些报道大肆攻击中国人违背条约义务、侮辱英国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等等。这些罪名多来源于一个著名的事件——“亚罗号”事件，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1856年10月8日，清广东水师根据举报，在广州江面上检查了一艘名为“亚罗号”的船，并带走船上12名中国水手。英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以“亚罗号”曾在香港登记为由要求释放全部被捕水手，但被水师官员拒绝。于是，巴夏礼一面向英国公使包令报告，谎称水师官兵扯下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侮辱了英国的尊严，一面致电主管外交事务的叶名琛，要求道歉、放人并保证今后不发生此类事件。
身处英国的马克思判断，这不过是英国发动战争的一次借口。当马克思批判着英国人的无耻时，英法美俄已经达成联盟，共同对付中国了。
身居英国的马克思，揭露了英国在华的暴行：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商人惨遭屠杀，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借口下发生的。人们看不到对鸦片贸易一边摧残人命一边填满国库的报道，听不到被骗华工在古巴遭受虐待的消息，只因为当时的欧美没人关心中国人的生存状况。
一场双输的闹剧
1858年，马克思的经济状况愈加窘迫。他本来签订了一份出版政治经济学方面著作的合同，著作会以分册的形式出版，出版人要求先出版3册试试看，每册都会支付稿酬，但如果成本入不敷出，出版也会中止。长期困窘的生活令马克思肝病复发，第一册的书稿直到9月才完成，当这一册的稿酬到达马克思手中时，已经是次年1月。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同英国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但在英国人眼里，这次条约并不成功。因为他们无视中国人需求，盲目地向中国市场倾销商品，出口贸易并不乐观。这种现象，在马克思看来并不新鲜。当年拿破仑垮台后，欧洲大陆开放通商，英国的出口同欧洲大陆的购买能力就很不相称，贸易结果还不如封锁时期。这种现象不过是“一切新市场所共有的命运——市场上的商品既超过了它的支付能力也超过了它的消费能力”。但中国市场的特别之处在于，《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的茶叶和丝的出口一直在增长，而英国的工业品输入则停滞不前，英国人过高地估计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
中英《天津条约》在形式上禁止英国商人输入鸦片，而英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清朝的一个海关官吏的角色。表面上看，英国人的目的达到了，但马克思认为，这对中国来说，反而是一个将鸦片合法化的机会，一旦中国这么做了，英国的鸦片垄断利益就会丧失。
马克思还发现，英国根据条约所得到的商业利益很少，不仅不能巩固和平，相反，战争必然重起。
就在英法等国的胃口还没被填满时，咸丰皇帝主动送上了一份大礼。中英《天津条约》曾规定，清政府应派官员至上海与英方谈判修订关税则例，降低关税，同时，条约批准后一年内在北京互换。这让咸丰皇帝看到了挽回权益的希望。
而这时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里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超越了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资本论》的基础。那一年的马克思也没有预料到，在他身后的20世纪，那个他曾遥望的亚洲，将会有一个吸收他的理论并应用于本国实践的社会主义政权诞生。直到今天，这个国家仍在纪念着他。
（摘自《今古传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