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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群众游行是每次国庆庆典活动中最引人注目、最热烈欢快的活动。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迄今，首都北京共举行了24次国庆群众游行活动，参加游行的主要是工、农、商、学、兵、党政机关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人数累计约800多万人次。我从1956年开始，有幸一直参与国庆群众游行活动的筹备和具体组织工作。每当国庆游行群众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时，他们以高昂的爱国热情、饱满的精神风貌、高度的组织纪律、整齐的队列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时，我们组织工作者无不感到发自内心的喜悦和自豪。
怎么办呢？让阅兵部队减少时间不可能。如果让群众游行队伍减少人数，群众热情很高，并已经训练了很长时间，让他们临时撤下，谁都不愿意，但超过的2分多钟时间必须要减下来。而此时时间紧迫，再过2天就到“十一”了。
在这紧急时刻，我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就是把群众游行队伍行进乐曲的节奏速度加快半拍。也就是说，把原规定的每分钟行进116步调快到每分钟行进120步。这样，队伍的行进速度略微加快，就把超过的2分多钟时间找了回来。
节日当天，群众游行的庆祝时间用了两个小时。12点整，游行队伍的队尾通过天安门广场。这时，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的中外来宾拍手叫好。有的来宾说：“几十万人的游行队伍，按预定两小时一分不差地通过天安门广场，真是神了！就是机械化也不一定分秒不差，中国人、北京人真了不起，组织有方，科学性很强，给人留下美好而难忘的印象。”有的外宾说：“我活了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雄壮、美丽的游行场面。印象终身难忘！”有的外宾说：“在世界上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伟大的场面。中华民族实在了不起！”有的美籍华人对这次国庆庆典活动给予高度评价：“国庆游行壮国威，振民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伟大成就的检阅，是人民感情的自然流露，是对过去的很好总结，也是对将来的很好誓师，是一次顺应民意的庆典，也是对全体炎黄子孙的生动教育。”
游行队伍整齐有序
群众游行队伍的顺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排列。随着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和东西长安街路面的扩宽，群众游行队伍的横排面也发生了相应改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天安门广场两侧尚有东、西三座门时，群众游行队伍横排面为60人，分五路纵队通过。1965年以前，国庆节群众游行队伍的顺序一般为：仪仗队、工人队伍、农民队伍、工商界队伍、城区队伍、机关干部队伍、高校队伍、首都民兵师、体育大队、文艺大队和少先队。
三座门拆除后，东西长安街路面加宽。1964年国庆节，群众游行队伍的横排面增至150 人，分九路纵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游行队伍的顺序略有改动，分别是：前卫队、三军队伍、工人队伍、农民队伍、居民队伍、机关干部队伍、中学师生队伍、大学师生队伍和文艺大队。
1984年的国庆群众游行，采取了方阵编制队伍，共编成67个方阵，每个方阵内设立纵横标兵，控制行进速度和间隔距离，确保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的精确时间。群众队伍的横排面改为100人，分四路纵队在南池子南口汇合成一个个方阵，整齐有序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游行的顺序也有较大调整，分别是：仪仗队、农业队伍、工业队伍、科教队伍、居民队伍、体育大队、文艺大队和少先队。队伍行进各有相应的乐曲对照，别出心裁，仪仗队是《歌唱祖国》，农业队伍是《在希望的田野上》，工业队伍是《咱们工人有力量》，科教和居民队伍是《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体育大队是《运动员进行曲》，文艺大队是《祝酒歌》，少先队是《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1999年的国庆节，群众游行队伍的顺序又有了很大改变。顺序排列是：先是仪仗队，之后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开国·创业”，有毛主席画像彩车方队、雕塑彩车方队、舞狮方队、大型红旗方队等。第二部分是“改革·辉煌”，有邓小平画像彩车方队、农业水利方队、工业方队、环保卫生方队、各种经济成分和特区建设方队、首都居民方队、民族艺术表演方队、群众文艺体育方队、科技教育方队等。第三部分是“世纪·腾飞”，有江泽民画像彩车方队、奋斗目标和31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彩车方队和少先队员方队等。
争先恐后磨练意志
每次国庆游行，各方面的人士都很向往，十分希望能够参加国庆游行活动。我记得有一年，在国庆游行任务下达后，北京各高等院校的同学们争先恐后，报名十分踊跃，人数大大超额，一些学校只好优中选优，张榜公布名单。有的同学看到自己榜上无名，流着泪找学校负责人要求参加游行。
北京五中有一名高一的学生在决心书中写道：“我们要通过游行让世界人民看到中华民族的欣欣向荣、兴旺发达的景象，热爱祖国不是一句空话，我们一定向祖国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以实际行动为国争光。”清华大学参加游行的同学们说：“我们有幸代表全国的青年向祖国表达赤诚，一定以优异的成绩向祖国献礼，让世界人民从我们身上看到中华民族的腾飞和中国的希望。”北京七七四厂800多名参加游行的职工，虽然女同志和年过四旬的人占半数以上，但他们在训练时精神抖擞，一丝不苟。许多同志练完队列后，又回到车间加班完成生产任务。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厂职工的生产热情和干劲倍增，组织性和纪律性明显增强。
参加国庆游行的队列训练活动，对参加者的意志、品质、思想作风都是一种磨练与考验。我记得有一年国庆游行训练期间，清华大学一名同学不慎把腿摔伤了，训练时裤腿磨着伤口，鲜血直流。他把裤腿卷起来，坚持训练。当别人问他是什么力量支配他坚持训练时，这个同学回答：“参加国庆的游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考验和磨练，它在我的一生中是一次十分重要的经历，并将永远留下令人难忘的回忆，我一定要克服困难，坚持把队练好。”北京电力学校一名同学说：“我们是热血青年，是祖国母亲的儿女，作为儿女，为了母亲的荣誉、祖国的尊严，训练中流再多的汗、掉再多的肉也是值得的。”
参加游行鼓号训练的少先队员们，每天早晨6点钟就开始训练，他们从不缺勤，用很短的时间就学会了多套号谱。我记得有一年，北京一七八中有位同学右手骨折打了石膏，他用左手持号坚持练习，别人问他是什么动力鼓舞他坚持训练，他说：“每当想到‘十一’那天我们将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中央领导检阅的幸福时刻，我就浑身是劲，再痛也不怕。”有的队员吹号把嘴唇吹肿了，仍然坚持练习；有的队员打镲把手磨破了，贴上胶布继续训练。
纪律性强默默奉献
1964年国庆节的群众游行，通过天安门广场的队伍横排面为150人，分为九路。由于各路队伍来自不同方向，因此，各路队伍到达天安门广场的速度有一定的差异，各路队尾通过天安门广场时会出现长短不齐的现象。为解决好这一问题，当时采取了取长补短的“补尾”方法，即将个别队尾过长的队伍在进入广场之前切补到队尾短的队伍上，使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始终保持150人的横排面，保证队尾美观、整齐。
“补尾”一般是在南河沿南口附近开始切补，一直切补到队尾进入天安门广场。如此往复，基本上能把各路队伍的队尾切补整齐，使游行队伍美观地通过天安门广场。因此，“补尾”可谓庆典游行的一“绝”。
“补尾”进行的时间很短，行动很迅速。补尾的任务由大专院校的学生担任，他们年轻，反映灵敏，节奏快，政治热情高，组织纪律性强，服从命令听指挥，指到哪里就冲到哪里。为了取长补短，这些学生像跑100米的速度前进，有时还需要来回跑。他们毫无怨言，总能圆满地完成所有的“补尾”任务。
在“补尾”时，各路队伍前后左右调动，秩序一度比较乱。为了掩盖这种忙乱的局面，不让天安门前观礼台上的中外来宾看到，我们采取了“声东击西”的办法。在天安门广场前的少先队队伍中，有意安排五彩缤纷的气球，当“补尾”开始时，就让少先队员放气球，把观礼台上中外来宾的目光集中到广场上空的气球处。当中外来宾的目光又转向游行队伍时，“补尾”工作已经结束，各路队伍的队尾正在整齐地通过天安门广场，从而始终给中外来宾留下十分美好的印象。
在历次国庆游行中，为体现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成就，在游行队伍中常常安排各种各样的大型模型彩车。每部彩车的重量有十几吨，行进时，彩车要跟随群众游行队伍同步前进。因车速很慢，行进途中很容易发生熄火现象，若一时打不着火，彩车一停步，就会影响整个游行队伍的行进速度和队容的整齐。
为避免彩车抛锚，每辆彩车都安排约20名群众藏在车内，遇到熄火时，他们立即下地在模型内推车。推车的同志看不到外面的热闹场面，外边的人也看不到他们的工作。推车时必须掌握好速度，推快了，车头就会碰撞到车前的人，容易出事故；推慢了，车前就会出现空档，影响队伍的美观。如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游行的时候，这次游行队伍中共有100多部模型彩车，推车人员约2000多人。他们藏在车内，工作很辛苦，空间不大，站时要弯着腰，坐时需悬着腿，而且车内又闷又热，很不好受，但这些同志为了祖国的荣誉，默默奉献，甘当无名英雄。
忙碌不停无怨无悔
新中国成立59年来的24次国庆群众游行活动，也凝结了组织者的很多心血。为了实现群众游行实施方案，节日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两侧的东、西标语塔下，都要设立指挥总站，全面负责整个游行队伍的集合、密集、行进、疏散、计时的指挥工作。指挥总站的工作，都由北京市的同志负责。我记得曾任指挥总站指挥的有张彭、宋硕、韩光和徐世正，曾参与组织工作的有何平、张剑平（市政府）、边宝骏、孙玉华（市委）、赵知敬（市规划局）、马林森（市建材局）、薛阴广（市房管局）、孙伯戡（市政协）等同志。
每次国庆群众游行时，在游行队伍经过的东、南、西、北城的主要路口，一般还设有40多个负责集合、行进、疏散任务的指挥分站，指挥分站的负责人多由北京市委、市政府、各部、委、办、局、处、室的年轻力壮的领导同志担任，各站工作人员大都有500名左右，他们为确保各路段游行队伍按规定的时间和速度通过各指挥分站所辖区域，避免队伍出现交叉、堵塞、停留、追赶甚至倒灌现象，做了大量工作。
各指挥分站的工作人员工作非常辛苦，却又默默无闻。各指挥分站的现场地点大部分都远离天安门广场，这些工作人员坚守岗位，指挥游行队伍，却从未亲眼看过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的壮观场面，只能从广播中听到一些情况。他们一大早就要来到现场，当队伍出现问题时，他们就要不断地来回奔跑，对队伍进行调整、疏导。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后，有的群众想早点回家，加快了疏散速度，很可能导致广场内队伍出现断档，工作人员又得跑来跑去，来回地进行疏导、调整，尽管满头大汗，却没人叫苦。
上面我曾讲到1964年国庆节群众游行时进行了队伍“补尾”。当时，由于通讯设备落后，没有对讲机、手机等设备，只好请部队战士背着重量达四五十斤的报发器，在游行队尾随时向指挥总站报告各路队尾的行进速度和到达各地点的时间，使指挥总站及时掌握各路队尾的情况，为最后的“补尾”提供可靠的依据。战士们随队尾只能行进到南河沿南口，不进入天安门广场。在行进中，他们要寻找事先画好的速度标志，有时还要边跑边找，跑得气喘嘘嘘，大汗淋漓，但他们毫无怨言。他们虽然为不能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而感到遗憾，但却为自己付出的汗水和辛劳换得通过天安门广场整齐壮观的游行队伍而倍感欣慰。
苦中有甜 累中有乐
国庆游行活动的组织者多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系统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每当中央作出举行国庆游行的决定后，他们就被临时抽调到国庆游行指挥部工作，通常是提前两三个月，逢五逢十的国庆节则提前五六个月开始准备筹备工作。这些同志有的从1949年开国大典就开始参与群众游行的组织工作，虽然每次国庆筹备工作都增加一些新同志参与，但几十年始终保留了一批有丰富游行活动组织经验的老同志，如吴垣、李大伟、张道一、郭福长、崔琨、青韦、何其祥、袁力荣等。他们轻车熟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各项艰巨任务。
即使在政治环境不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也是想尽办法，圆满地完成游行组织工作。当时为了工作方便，领导给我临时安了一个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的头衔，主任是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张世杰。记得在1966年8月的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天安门国庆群众游行指挥部紧张地进行筹备工作，突然有十几个中学生红卫兵来到指挥部造反。他们先是把我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围住，然后把我们集中在一间房子里，让我们学习毛主席语录，并提出要参加指挥部的筹备工作。
当时我想，指挥部的工作人员都是市里从各个部门抽调政治可靠、有工作经验的工作人员参加，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的，红卫兵决不能参加。可形势所迫，不能硬顶，那样会误事。正十分焦急、犯愁之际，我灵机一动，对红卫兵说我要上厕所。借这个机会，我从指挥部后门溜了出来，直接到人民大会堂找到叶剑英（当时叶剑英负责国庆节游行工作）。我向他汇报完情况后，他非常生气，拍着桌子说：“这些红卫兵是胡闹！不能让他们参加，让他们走。”我听了叶剑英的话，心里有了底。在回来的路上，我想，对红卫兵是硬不得，也软不得。怎样才能让他们走呢？必须琢磨出一个招儿。
于是我先去市政府外事办公室找张世杰商量。我提出建议：把指挥部大部分工作人员临时撤到市政府办公，在天安门指挥部只留几个工作人员，对付红卫兵。张世杰同意了我的意见。
这一招儿还真灵。没过几天，红卫兵呆在指挥部里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没趣地走了。他们走后，我们又回到天安门指挥部办公，筹备工作没有被耽误，游行方案也及时搞了出来。向叶剑英汇报后，他同意了这个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国庆节当天，群众游行队伍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检阅。
我们这些参加游行组织工作的同志都深深地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任务光荣，为了国家的荣誉，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最高的工作热情，最强的组织纪律性，最佳的精神状态，团结一致，全力以赴，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多年来，我们中的许多同志为此放弃了数不清的休息日，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虽然工作十分紧张、艰苦而又劳累，但当每次圆满完成国庆游行任务之后，大家都有说不出的喜悦，感到苦中有甜，累中有乐。时至今日，想起这些往事，仍历历在目，感慨不已。
（责任编辑 刘荣刚）
怎么办呢？让阅兵部队减少时间不可能。如果让群众游行队伍减少人数，群众热情很高，并已经训练了很长时间，让他们临时撤下，谁都不愿意，但超过的2分多钟时间必须要减下来。而此时时间紧迫，再过2天就到“十一”了。
在这紧急时刻，我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就是把群众游行队伍行进乐曲的节奏速度加快半拍。也就是说，把原规定的每分钟行进116步调快到每分钟行进120步。这样，队伍的行进速度略微加快，就把超过的2分多钟时间找了回来。
节日当天，群众游行的庆祝时间用了两个小时。12点整，游行队伍的队尾通过天安门广场。这时，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的中外来宾拍手叫好。有的来宾说：“几十万人的游行队伍，按预定两小时一分不差地通过天安门广场，真是神了！就是机械化也不一定分秒不差，中国人、北京人真了不起，组织有方，科学性很强，给人留下美好而难忘的印象。”有的外宾说：“我活了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雄壮、美丽的游行场面。印象终身难忘！”有的外宾说：“在世界上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伟大的场面。中华民族实在了不起！”有的美籍华人对这次国庆庆典活动给予高度评价：“国庆游行壮国威，振民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伟大成就的检阅，是人民感情的自然流露，是对过去的很好总结，也是对将来的很好誓师，是一次顺应民意的庆典，也是对全体炎黄子孙的生动教育。”
游行队伍整齐有序
群众游行队伍的顺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排列。随着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和东西长安街路面的扩宽，群众游行队伍的横排面也发生了相应改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天安门广场两侧尚有东、西三座门时，群众游行队伍横排面为60人，分五路纵队通过。1965年以前，国庆节群众游行队伍的顺序一般为：仪仗队、工人队伍、农民队伍、工商界队伍、城区队伍、机关干部队伍、高校队伍、首都民兵师、体育大队、文艺大队和少先队。
三座门拆除后，东西长安街路面加宽。1964年国庆节，群众游行队伍的横排面增至150 人，分九路纵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游行队伍的顺序略有改动，分别是：前卫队、三军队伍、工人队伍、农民队伍、居民队伍、机关干部队伍、中学师生队伍、大学师生队伍和文艺大队。
1984年的国庆群众游行，采取了方阵编制队伍，共编成67个方阵，每个方阵内设立纵横标兵，控制行进速度和间隔距离，确保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的精确时间。群众队伍的横排面改为100人，分四路纵队在南池子南口汇合成一个个方阵，整齐有序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游行的顺序也有较大调整，分别是：仪仗队、农业队伍、工业队伍、科教队伍、居民队伍、体育大队、文艺大队和少先队。队伍行进各有相应的乐曲对照，别出心裁，仪仗队是《歌唱祖国》，农业队伍是《在希望的田野上》，工业队伍是《咱们工人有力量》，科教和居民队伍是《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体育大队是《运动员进行曲》，文艺大队是《祝酒歌》，少先队是《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1999年的国庆节，群众游行队伍的顺序又有了很大改变。顺序排列是：先是仪仗队，之后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开国·创业”，有毛主席画像彩车方队、雕塑彩车方队、舞狮方队、大型红旗方队等。第二部分是“改革·辉煌”，有邓小平画像彩车方队、农业水利方队、工业方队、环保卫生方队、各种经济成分和特区建设方队、首都居民方队、民族艺术表演方队、群众文艺体育方队、科技教育方队等。第三部分是“世纪·腾飞”，有江泽民画像彩车方队、奋斗目标和31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彩车方队和少先队员方队等。
争先恐后磨练意志
每次国庆游行，各方面的人士都很向往，十分希望能够参加国庆游行活动。我记得有一年，在国庆游行任务下达后，北京各高等院校的同学们争先恐后，报名十分踊跃，人数大大超额，一些学校只好优中选优，张榜公布名单。有的同学看到自己榜上无名，流着泪找学校负责人要求参加游行。
北京五中有一名高一的学生在决心书中写道：“我们要通过游行让世界人民看到中华民族的欣欣向荣、兴旺发达的景象，热爱祖国不是一句空话，我们一定向祖国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以实际行动为国争光。”清华大学参加游行的同学们说：“我们有幸代表全国的青年向祖国表达赤诚，一定以优异的成绩向祖国献礼，让世界人民从我们身上看到中华民族的腾飞和中国的希望。”北京七七四厂800多名参加游行的职工，虽然女同志和年过四旬的人占半数以上，但他们在训练时精神抖擞，一丝不苟。许多同志练完队列后，又回到车间加班完成生产任务。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厂职工的生产热情和干劲倍增，组织性和纪律性明显增强。
参加国庆游行的队列训练活动，对参加者的意志、品质、思想作风都是一种磨练与考验。我记得有一年国庆游行训练期间，清华大学一名同学不慎把腿摔伤了，训练时裤腿磨着伤口，鲜血直流。他把裤腿卷起来，坚持训练。当别人问他是什么力量支配他坚持训练时，这个同学回答：“参加国庆的游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考验和磨练，它在我的一生中是一次十分重要的经历，并将永远留下令人难忘的回忆，我一定要克服困难，坚持把队练好。”北京电力学校一名同学说：“我们是热血青年，是祖国母亲的儿女，作为儿女，为了母亲的荣誉、祖国的尊严，训练中流再多的汗、掉再多的肉也是值得的。”
参加游行鼓号训练的少先队员们，每天早晨6点钟就开始训练，他们从不缺勤，用很短的时间就学会了多套号谱。我记得有一年，北京一七八中有位同学右手骨折打了石膏，他用左手持号坚持练习，别人问他是什么动力鼓舞他坚持训练，他说：“每当想到‘十一’那天我们将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中央领导检阅的幸福时刻，我就浑身是劲，再痛也不怕。”有的队员吹号把嘴唇吹肿了，仍然坚持练习；有的队员打镲把手磨破了，贴上胶布继续训练。
纪律性强默默奉献
1964年国庆节的群众游行，通过天安门广场的队伍横排面为150人，分为九路。由于各路队伍来自不同方向，因此，各路队伍到达天安门广场的速度有一定的差异，各路队尾通过天安门广场时会出现长短不齐的现象。为解决好这一问题，当时采取了取长补短的“补尾”方法，即将个别队尾过长的队伍在进入广场之前切补到队尾短的队伍上，使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始终保持150人的横排面，保证队尾美观、整齐。
“补尾”一般是在南河沿南口附近开始切补，一直切补到队尾进入天安门广场。如此往复，基本上能把各路队伍的队尾切补整齐，使游行队伍美观地通过天安门广场。因此，“补尾”可谓庆典游行的一“绝”。
“补尾”进行的时间很短，行动很迅速。补尾的任务由大专院校的学生担任，他们年轻，反映灵敏，节奏快，政治热情高，组织纪律性强，服从命令听指挥，指到哪里就冲到哪里。为了取长补短，这些学生像跑100米的速度前进，有时还需要来回跑。他们毫无怨言，总能圆满地完成所有的“补尾”任务。
在“补尾”时，各路队伍前后左右调动，秩序一度比较乱。为了掩盖这种忙乱的局面，不让天安门前观礼台上的中外来宾看到，我们采取了“声东击西”的办法。在天安门广场前的少先队队伍中，有意安排五彩缤纷的气球，当“补尾”开始时，就让少先队员放气球，把观礼台上中外来宾的目光集中到广场上空的气球处。当中外来宾的目光又转向游行队伍时，“补尾”工作已经结束，各路队伍的队尾正在整齐地通过天安门广场，从而始终给中外来宾留下十分美好的印象。
在历次国庆游行中，为体现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成就，在游行队伍中常常安排各种各样的大型模型彩车。每部彩车的重量有十几吨，行进时，彩车要跟随群众游行队伍同步前进。因车速很慢，行进途中很容易发生熄火现象，若一时打不着火，彩车一停步，就会影响整个游行队伍的行进速度和队容的整齐。
为避免彩车抛锚，每辆彩车都安排约20名群众藏在车内，遇到熄火时，他们立即下地在模型内推车。推车的同志看不到外面的热闹场面，外边的人也看不到他们的工作。推车时必须掌握好速度，推快了，车头就会碰撞到车前的人，容易出事故；推慢了，车前就会出现空档，影响队伍的美观。如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游行的时候，这次游行队伍中共有100多部模型彩车，推车人员约2000多人。他们藏在车内，工作很辛苦，空间不大，站时要弯着腰，坐时需悬着腿，而且车内又闷又热，很不好受，但这些同志为了祖国的荣誉，默默奉献，甘当无名英雄。
忙碌不停无怨无悔
新中国成立59年来的24次国庆群众游行活动，也凝结了组织者的很多心血。为了实现群众游行实施方案，节日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两侧的东、西标语塔下，都要设立指挥总站，全面负责整个游行队伍的集合、密集、行进、疏散、计时的指挥工作。指挥总站的工作，都由北京市的同志负责。我记得曾任指挥总站指挥的有张彭、宋硕、韩光和徐世正，曾参与组织工作的有何平、张剑平（市政府）、边宝骏、孙玉华（市委）、赵知敬（市规划局）、马林森（市建材局）、薛阴广（市房管局）、孙伯戡（市政协）等同志。
每次国庆群众游行时，在游行队伍经过的东、南、西、北城的主要路口，一般还设有40多个负责集合、行进、疏散任务的指挥分站，指挥分站的负责人多由北京市委、市政府、各部、委、办、局、处、室的年轻力壮的领导同志担任，各站工作人员大都有500名左右，他们为确保各路段游行队伍按规定的时间和速度通过各指挥分站所辖区域，避免队伍出现交叉、堵塞、停留、追赶甚至倒灌现象，做了大量工作。
各指挥分站的工作人员工作非常辛苦，却又默默无闻。各指挥分站的现场地点大部分都远离天安门广场，这些工作人员坚守岗位，指挥游行队伍，却从未亲眼看过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的壮观场面，只能从广播中听到一些情况。他们一大早就要来到现场，当队伍出现问题时，他们就要不断地来回奔跑，对队伍进行调整、疏导。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后，有的群众想早点回家，加快了疏散速度，很可能导致广场内队伍出现断档，工作人员又得跑来跑去，来回地进行疏导、调整，尽管满头大汗，却没人叫苦。
上面我曾讲到1964年国庆节群众游行时进行了队伍“补尾”。当时，由于通讯设备落后，没有对讲机、手机等设备，只好请部队战士背着重量达四五十斤的报发器，在游行队尾随时向指挥总站报告各路队尾的行进速度和到达各地点的时间，使指挥总站及时掌握各路队尾的情况，为最后的“补尾”提供可靠的依据。战士们随队尾只能行进到南河沿南口，不进入天安门广场。在行进中，他们要寻找事先画好的速度标志，有时还要边跑边找，跑得气喘嘘嘘，大汗淋漓，但他们毫无怨言。他们虽然为不能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而感到遗憾，但却为自己付出的汗水和辛劳换得通过天安门广场整齐壮观的游行队伍而倍感欣慰。
苦中有甜 累中有乐
国庆游行活动的组织者多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系统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每当中央作出举行国庆游行的决定后，他们就被临时抽调到国庆游行指挥部工作，通常是提前两三个月，逢五逢十的国庆节则提前五六个月开始准备筹备工作。这些同志有的从1949年开国大典就开始参与群众游行的组织工作，虽然每次国庆筹备工作都增加一些新同志参与，但几十年始终保留了一批有丰富游行活动组织经验的老同志，如吴垣、李大伟、张道一、郭福长、崔琨、青韦、何其祥、袁力荣等。他们轻车熟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各项艰巨任务。
即使在政治环境不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也是想尽办法，圆满地完成游行组织工作。当时为了工作方便，领导给我临时安了一个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的头衔，主任是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张世杰。记得在1966年8月的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天安门国庆群众游行指挥部紧张地进行筹备工作，突然有十几个中学生红卫兵来到指挥部造反。他们先是把我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围住，然后把我们集中在一间房子里，让我们学习毛主席语录，并提出要参加指挥部的筹备工作。
当时我想，指挥部的工作人员都是市里从各个部门抽调政治可靠、有工作经验的工作人员参加，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的，红卫兵决不能参加。可形势所迫，不能硬顶，那样会误事。正十分焦急、犯愁之际，我灵机一动，对红卫兵说我要上厕所。借这个机会，我从指挥部后门溜了出来，直接到人民大会堂找到叶剑英（当时叶剑英负责国庆节游行工作）。我向他汇报完情况后，他非常生气，拍着桌子说：“这些红卫兵是胡闹！不能让他们参加，让他们走。”我听了叶剑英的话，心里有了底。在回来的路上，我想，对红卫兵是硬不得，也软不得。怎样才能让他们走呢？必须琢磨出一个招儿。
于是我先去市政府外事办公室找张世杰商量。我提出建议：把指挥部大部分工作人员临时撤到市政府办公，在天安门指挥部只留几个工作人员，对付红卫兵。张世杰同意了我的意见。
这一招儿还真灵。没过几天，红卫兵呆在指挥部里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没趣地走了。他们走后，我们又回到天安门指挥部办公，筹备工作没有被耽误，游行方案也及时搞了出来。向叶剑英汇报后，他同意了这个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国庆节当天，群众游行队伍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检阅。
我们这些参加游行组织工作的同志都深深地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任务光荣，为了国家的荣誉，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最高的工作热情，最强的组织纪律性，最佳的精神状态，团结一致，全力以赴，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多年来，我们中的许多同志为此放弃了数不清的休息日，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虽然工作十分紧张、艰苦而又劳累，但当每次圆满完成国庆游行任务之后，大家都有说不出的喜悦，感到苦中有甜，累中有乐。时至今日，想起这些往事，仍历历在目，感慨不已。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