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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失真”是文学翻译中的一种现象，本文运用接受理论的观点对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失真”进行了分析，并对文学翻译中的有意、无意“失真”进行了探讨，进而对文学翻译中文化“失真”的失与得进行了概括总结。
关键词：文学翻译 文化“失真” 接受理论
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A
一 文学翻译中文化“失真”的理据
传统的文学研究重点放在作家和作品层面，强调文学作品的教育意义、认识意义、审美意义。认为作品本身是一套完整的体系，读者要做的只是被动地认识它，理解它。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接受美学彻底改变了这一观点。其兴起标志为德国康斯坦泽大学学者伊塞尔和尧斯建立的文本接受理论和文学史理论，哲学基础是现象学文学理论，尤其是英伽登的阅读理论，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学理论。
接受美学是对西方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文学批评理论的反驳，它旨在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对那一时期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来说是极大的促进和改观，丰富了原命题的讨论视角。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读者中心论”，他们认为读者的阅读活动、接受程度，对作品的意义、价值及历史作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任何文学作品都具有“未定性”，都不是决定性的和自足的存在，而是一个多层面的未完成的图式结构。它的存在本身并不产生独立的意义，而意义的实现是靠读者使之具体化，即以读者的感觉和知觉经验将作品中的空白处填充起来，使作品中的未定性得以确定，最终达到文学作品的再现。
其主要观点概述如下：首先，文本意义的未定性。接受美学反驳以“新批评”、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本中心论，强调读者研究的重要性。在接受美学中，文学作品并不等同于文学本文。文学作品的概念包含两极：一是具有未定性的文学本文；一是经由读者阅读后的具体化文本。作品本身既不等于本文，也不同于本文的实现，它必须被确定为两者之间的中途点上；其次，读者阅读的主体性。姚斯认为，文学文本的接受是一种解释活动，作品的意义是读者从文本中发掘出来的。意义的实现要靠读者通过感觉和知觉经验将作品中的许多“空白”或“未定点”加以填充，从而使文学作品最终得以实现。读者的积极参与是解读文本潜在意义的重要因素。接受美学还十分重视读者接受过程中的审美教育，认为培养读者的知解力和想象力尤为重要，读者的期待视野提高了，才能促使作者创造出更好的文学文本；再次，文学的历史性。文本是历史的文本，所以研究文学理论也就是研究文学史。姚斯提出，文学作品只能作为连续几代读者的集体阐释而存在。每一代观众或读者都可通过特殊的期待视界的透镜对文学作品作出反应。（姚斯，1987：90）
二 文学翻译中文化的无意“失真”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具有形象化、个性化、民族化、典型化的特点。因此，文学语言必须具有形象性、直观性、民族性。常见的文学体裁有神话、史诗、寓言、童话、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等。任何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都必须是作品外在形态和内在意义的高度统一。文学作品的形态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民族文学传统的沉积，而语言的差异又使得要在目的语中重现原语作品的形态，几乎是不可能，如中国的五律、七律、词曲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瑰宝。在诗作中，音步的第一个音节可能不合格律，这就是常说的“一三五不论”（当然有时不能不论），但音步的后一音节却不能通融，这就是常说的“二四六”分明，其对仗工整，音韵铿锵，格式整齐，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独有的财富，要完整地移植到他种语言是几乎不可能的。英语文学的十四行诗，斯宾赛体等也是如此。
美国新诗运动领袖厄·庞德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时的“失真”可算个典型例子。他译唐诗人王维的《送元使安西》一首，原文为：
“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庞德把后两句翻译成：
But you,sir,had better take wine ere your departure,
For you will have no friends about you
When you come to the gates of Go.
首先，原文的兩行被译成了三行，失去了中国诗歌的形式之美。庞德不懂中文，对中国文化理解甚少，通过美国东方学者费诺罗萨的日文笔记，把中国诗歌转换成英文。但由于对中国十分重要的文化意象——“阳关”缺乏了解，因此，“西出阳关”被译成了“come to the gates of Go”。处在河西走廊西尽头的阳关，和它北面的玉门关相对，从汉代以来，一直是内地通向西域的交通要塞，在盛唐人心中，从军或出使阳关，是一种令人向往的壮举，“西出阳关”也因此而成为中国文学一个常见文化意象，被人反复咏颂，具有了丰富的文化意义。值得一提的是，《阳关三叠》是一首感人至深的古曲，为中国十大古琴曲之一，也是我国古代音乐作品中难得的精品，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传唱，有着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这首乐曲产生于唐代，是根据著名诗人、音乐家王维的名篇《送元二使安西》谱写而成的。因为诗中有“渭城”、“阳关”等地名，所以，又名《渭城曲》、《阳关曲》。而庞德的译文“gates of Go”将之泛化，普通化了。“西出阳关”在中国读者心中唤起的那种遥远、广袤、大漠的联想，不可能在英美读者心中再现了。
三 文学翻译中文化的有意“失真”
与价值观一样，不同文化有着迥异的审美取向，如同一事物，在这一民族看来非常美好，而在另一民族却可能被视为丑陋不堪。在各种文化意象中，“龙”应该是提到最多、争议最大的一个；自古以来就是华夏民族顶礼膜拜的神圣象征，诸如成语有：飞龙在天、龙子龙孙、龙腾虎跃、龙凤呈祥、生龙活虎等等，有不少带给我们美好联想的词语。但“龙”在西方人心里却会产生相反的感受。翻译时，如不注意不同民族在审美取向上的差异，就很容易造成文化误读。比如“望子成龙”如果译成“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 dragon”，就算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也会本能地在心中产生异样的感觉。所以，不如直接意译为“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person”，效果反而更好。华东师大副教授黄佶曾在网上高呼要“为龙正名”，倡议将中国龙英译为“Loong”，弃用错误翻译“Dragon”，并认为这是避免中国龙受到误解的根本之道。又如：
原文：两公子要邀杨执中到家盘桓几日，杨执中说：“新年略有俗务，三四日后，自当敬造高斋，为平原十日之饮。”
译文：The two brothers wanted to invite Yang Chih-chung to their house for a few days;but he declined.“There are somemundane matters to attend to during New Year,”he said.“However,in three or four days I shall count it a great honor to drink wine in your distinguished house.”（杨宪益、戴乃迭译注）
其中，“平原十日之饮”是战国时代的一个典故，当时的秦昭王邀请赵国的平原君到秦国参加酒宴十日，后来该典故用来形容时间持续很长的宴会。如果将“平原十日之饮”翻译成“ten-day drink of Lord Pingyuan”，目标语读者势必会不知所云，如果再加以解释又显累赘，因此，翻译时可以直接将该文化缺省隐去不译。此种译法由于删去了原文中含有文化缺省并有可能造成“文化失真”，但却较好地保存了语义的连贯性，而它的最大缺点在于使目标语读者了解不到应该了解的源语文化信息。
四 文学翻译中文化“失真”的失与得
从其消极作用来看，“失真”顾名思义是一种对原作的“曲解”、“丢失”、“改变”，因而它导致了文学传播中的部分失败，使读者看不到异质文化文学的真相。如上世纪30年代，中国学界有人讨论哈姆雷特的“孝”与“不孝”问题，应该说就是翻译造成的后果。文化交流的目的就是为了互相了解、相互促進、共同发展，如果翻译中出现“失真”，那交流的质量就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就翻译界已取得的共识而言，文学翻译就是应在最大程度地在各个层面上忠实于原作，那么，“失真”显然又与翻译的宗旨是相悖的。因而，任何一位译者都应尽量避免翻译中的“失真”。但是，异质文化的相互认识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文学翻译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又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它的存在合法性是无可厚非的。
“失真”在多数情况下会阻碍文化的交流，但有时也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如使外国文学作品很容易在本国传播，与本国读者达到沟通,建立起文化交流。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把波斯诗人欧玛尔·哈亚姆的《柔巴依集》译成英文，成为传诵诗坛的名作。译本是否如实传达了原诗的文化内涵，英美国家许多人对此提出质疑。这本诗集的自由度太大、创作程度太高，误读、错读、漏读也都在所难免。但是读者对它的喜爱之情却丝毫没有因此而削减，它仿佛是营养剂，滋润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失真”往往是由于译者自身文化的历史需求造成的，因而，它也能促进本民族文学的发展，甚至产生质的飞跃。庞德是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意象派诗人，因为翻译中国古诗而享誉文坛。庞德认为诗歌翻译不应该过分强调直译，而要注重文本所蕴含的感情。因此，在译诗时他不仅突出了原诗的意象，甚至还打破了英语遵循的语法结构，把汉语诗句中各个词的英语意思按照原诗的词语搭配关系来组成新的英语句子。（刘岩，1999：4）庞德富有创造性的翻译实践，非但没有降低他的地位,反而成为他的特色，经久不衰。但是，人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文化误读只能偶尔产生积极影响。我们决不能偏执地夸大文化误读的积极意识。因为偏执地夸大文化误读，是不负责任的，是故意以一种非理性的心态颠覆原文本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人类文明和人文精神的积淀。（刘全福，2006：6）
从广义上讲，所有异质文化间的文学翻译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失真”，但由此可能会阐发出原作中一些未被发掘的新意，重新发现原作的价值。因此，应该重视文学翻译中文化“失真”的研究；同时，文化“失真”研究对加强文化交流，促进异质文化之间对话也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它一方面有助于揭示不同文化的各自特征，更重要的是，它能帮助我们认识在跨文化文学对话中，外国文学是怎样通过本土文化的“过滤”而传播和产生影响的。
语言与文化、文学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使翻译中的文化“传真”只能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文学翻译中的文化缺失只能为译语读者留下一种缺憾美或想象的空间。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要超越时代与环境、语言与文化、作者与读者的种种束缚与障碍，把异域作品呈现给本族读者，而读者在领略异域文化时必然会有文化缺失或误读。庞德现象毕竟属于个例，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应该奉为圭臬，正如Nida所讲：“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来讲,双文化甚至比双语更重要，因为词汇在文化中才能彰显意义。词典和百科全书是获得文化信息的重要来源，但是它们永远不能代替个人在异邦的生活体验。”
参考文献：
[1] Eugene A.Nida.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81-82.
[2] 曹雪芹，杨宪益、戴乃迭译：《红楼梦》，外文出版社，1994年版。
[3] 黄杲：《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 刘凤梅：《从接受美学视角论翻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5] 刘全福：《关于“误读”的反思》，《外语教学》，2006年第6期。
[6] 刘岩：《意象派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译》，《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7] 尧斯·霍拉勃，周宁等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
彭志洪，男，1974—，江西南康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瑶湖校区）。
陈忠荣，男，1973—，江西万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国家社会文化，工作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瑶湖校区）。
关键词：文学翻译 文化“失真” 接受理论
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A
一 文学翻译中文化“失真”的理据
传统的文学研究重点放在作家和作品层面，强调文学作品的教育意义、认识意义、审美意义。认为作品本身是一套完整的体系，读者要做的只是被动地认识它，理解它。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接受美学彻底改变了这一观点。其兴起标志为德国康斯坦泽大学学者伊塞尔和尧斯建立的文本接受理论和文学史理论，哲学基础是现象学文学理论，尤其是英伽登的阅读理论，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学理论。
接受美学是对西方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文学批评理论的反驳，它旨在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对那一时期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来说是极大的促进和改观，丰富了原命题的讨论视角。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读者中心论”，他们认为读者的阅读活动、接受程度，对作品的意义、价值及历史作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任何文学作品都具有“未定性”，都不是决定性的和自足的存在，而是一个多层面的未完成的图式结构。它的存在本身并不产生独立的意义，而意义的实现是靠读者使之具体化，即以读者的感觉和知觉经验将作品中的空白处填充起来，使作品中的未定性得以确定，最终达到文学作品的再现。
其主要观点概述如下：首先，文本意义的未定性。接受美学反驳以“新批评”、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本中心论，强调读者研究的重要性。在接受美学中，文学作品并不等同于文学本文。文学作品的概念包含两极：一是具有未定性的文学本文；一是经由读者阅读后的具体化文本。作品本身既不等于本文，也不同于本文的实现，它必须被确定为两者之间的中途点上；其次，读者阅读的主体性。姚斯认为，文学文本的接受是一种解释活动，作品的意义是读者从文本中发掘出来的。意义的实现要靠读者通过感觉和知觉经验将作品中的许多“空白”或“未定点”加以填充，从而使文学作品最终得以实现。读者的积极参与是解读文本潜在意义的重要因素。接受美学还十分重视读者接受过程中的审美教育，认为培养读者的知解力和想象力尤为重要，读者的期待视野提高了，才能促使作者创造出更好的文学文本；再次，文学的历史性。文本是历史的文本，所以研究文学理论也就是研究文学史。姚斯提出，文学作品只能作为连续几代读者的集体阐释而存在。每一代观众或读者都可通过特殊的期待视界的透镜对文学作品作出反应。（姚斯，1987：90）
二 文学翻译中文化的无意“失真”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具有形象化、个性化、民族化、典型化的特点。因此，文学语言必须具有形象性、直观性、民族性。常见的文学体裁有神话、史诗、寓言、童话、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等。任何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都必须是作品外在形态和内在意义的高度统一。文学作品的形态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民族文学传统的沉积，而语言的差异又使得要在目的语中重现原语作品的形态，几乎是不可能，如中国的五律、七律、词曲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瑰宝。在诗作中，音步的第一个音节可能不合格律，这就是常说的“一三五不论”（当然有时不能不论），但音步的后一音节却不能通融，这就是常说的“二四六”分明，其对仗工整，音韵铿锵，格式整齐，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独有的财富，要完整地移植到他种语言是几乎不可能的。英语文学的十四行诗，斯宾赛体等也是如此。
美国新诗运动领袖厄·庞德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时的“失真”可算个典型例子。他译唐诗人王维的《送元使安西》一首，原文为：
“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庞德把后两句翻译成：
But you,sir,had better take wine ere your departure,
For you will have no friends about you
When you come to the gates of Go.
首先，原文的兩行被译成了三行，失去了中国诗歌的形式之美。庞德不懂中文，对中国文化理解甚少，通过美国东方学者费诺罗萨的日文笔记，把中国诗歌转换成英文。但由于对中国十分重要的文化意象——“阳关”缺乏了解，因此，“西出阳关”被译成了“come to the gates of Go”。处在河西走廊西尽头的阳关，和它北面的玉门关相对，从汉代以来，一直是内地通向西域的交通要塞，在盛唐人心中，从军或出使阳关，是一种令人向往的壮举，“西出阳关”也因此而成为中国文学一个常见文化意象，被人反复咏颂，具有了丰富的文化意义。值得一提的是，《阳关三叠》是一首感人至深的古曲，为中国十大古琴曲之一，也是我国古代音乐作品中难得的精品，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传唱，有着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这首乐曲产生于唐代，是根据著名诗人、音乐家王维的名篇《送元二使安西》谱写而成的。因为诗中有“渭城”、“阳关”等地名，所以，又名《渭城曲》、《阳关曲》。而庞德的译文“gates of Go”将之泛化，普通化了。“西出阳关”在中国读者心中唤起的那种遥远、广袤、大漠的联想，不可能在英美读者心中再现了。
三 文学翻译中文化的有意“失真”
与价值观一样，不同文化有着迥异的审美取向，如同一事物，在这一民族看来非常美好，而在另一民族却可能被视为丑陋不堪。在各种文化意象中，“龙”应该是提到最多、争议最大的一个；自古以来就是华夏民族顶礼膜拜的神圣象征，诸如成语有：飞龙在天、龙子龙孙、龙腾虎跃、龙凤呈祥、生龙活虎等等，有不少带给我们美好联想的词语。但“龙”在西方人心里却会产生相反的感受。翻译时，如不注意不同民族在审美取向上的差异，就很容易造成文化误读。比如“望子成龙”如果译成“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 dragon”，就算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也会本能地在心中产生异样的感觉。所以，不如直接意译为“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person”，效果反而更好。华东师大副教授黄佶曾在网上高呼要“为龙正名”，倡议将中国龙英译为“Loong”，弃用错误翻译“Dragon”，并认为这是避免中国龙受到误解的根本之道。又如：
原文：两公子要邀杨执中到家盘桓几日，杨执中说：“新年略有俗务，三四日后，自当敬造高斋，为平原十日之饮。”
译文：The two brothers wanted to invite Yang Chih-chung to their house for a few days;but he declined.“There are somemundane matters to attend to during New Year,”he said.“However,in three or four days I shall count it a great honor to drink wine in your distinguished house.”（杨宪益、戴乃迭译注）
其中，“平原十日之饮”是战国时代的一个典故，当时的秦昭王邀请赵国的平原君到秦国参加酒宴十日，后来该典故用来形容时间持续很长的宴会。如果将“平原十日之饮”翻译成“ten-day drink of Lord Pingyuan”，目标语读者势必会不知所云，如果再加以解释又显累赘，因此，翻译时可以直接将该文化缺省隐去不译。此种译法由于删去了原文中含有文化缺省并有可能造成“文化失真”，但却较好地保存了语义的连贯性，而它的最大缺点在于使目标语读者了解不到应该了解的源语文化信息。
四 文学翻译中文化“失真”的失与得
从其消极作用来看，“失真”顾名思义是一种对原作的“曲解”、“丢失”、“改变”，因而它导致了文学传播中的部分失败，使读者看不到异质文化文学的真相。如上世纪30年代，中国学界有人讨论哈姆雷特的“孝”与“不孝”问题，应该说就是翻译造成的后果。文化交流的目的就是为了互相了解、相互促進、共同发展，如果翻译中出现“失真”，那交流的质量就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就翻译界已取得的共识而言，文学翻译就是应在最大程度地在各个层面上忠实于原作，那么，“失真”显然又与翻译的宗旨是相悖的。因而，任何一位译者都应尽量避免翻译中的“失真”。但是，异质文化的相互认识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文学翻译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又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它的存在合法性是无可厚非的。
“失真”在多数情况下会阻碍文化的交流，但有时也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如使外国文学作品很容易在本国传播，与本国读者达到沟通,建立起文化交流。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把波斯诗人欧玛尔·哈亚姆的《柔巴依集》译成英文，成为传诵诗坛的名作。译本是否如实传达了原诗的文化内涵，英美国家许多人对此提出质疑。这本诗集的自由度太大、创作程度太高，误读、错读、漏读也都在所难免。但是读者对它的喜爱之情却丝毫没有因此而削减，它仿佛是营养剂，滋润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失真”往往是由于译者自身文化的历史需求造成的，因而，它也能促进本民族文学的发展，甚至产生质的飞跃。庞德是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意象派诗人，因为翻译中国古诗而享誉文坛。庞德认为诗歌翻译不应该过分强调直译，而要注重文本所蕴含的感情。因此，在译诗时他不仅突出了原诗的意象，甚至还打破了英语遵循的语法结构，把汉语诗句中各个词的英语意思按照原诗的词语搭配关系来组成新的英语句子。（刘岩，1999：4）庞德富有创造性的翻译实践，非但没有降低他的地位,反而成为他的特色，经久不衰。但是，人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文化误读只能偶尔产生积极影响。我们决不能偏执地夸大文化误读的积极意识。因为偏执地夸大文化误读，是不负责任的，是故意以一种非理性的心态颠覆原文本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人类文明和人文精神的积淀。（刘全福，2006：6）
从广义上讲，所有异质文化间的文学翻译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失真”，但由此可能会阐发出原作中一些未被发掘的新意，重新发现原作的价值。因此，应该重视文学翻译中文化“失真”的研究；同时，文化“失真”研究对加强文化交流，促进异质文化之间对话也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它一方面有助于揭示不同文化的各自特征，更重要的是，它能帮助我们认识在跨文化文学对话中，外国文学是怎样通过本土文化的“过滤”而传播和产生影响的。
语言与文化、文学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使翻译中的文化“传真”只能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文学翻译中的文化缺失只能为译语读者留下一种缺憾美或想象的空间。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要超越时代与环境、语言与文化、作者与读者的种种束缚与障碍，把异域作品呈现给本族读者，而读者在领略异域文化时必然会有文化缺失或误读。庞德现象毕竟属于个例，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应该奉为圭臬，正如Nida所讲：“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来讲,双文化甚至比双语更重要，因为词汇在文化中才能彰显意义。词典和百科全书是获得文化信息的重要来源，但是它们永远不能代替个人在异邦的生活体验。”
参考文献：
[1] Eugene A.Nida.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81-82.
[2] 曹雪芹，杨宪益、戴乃迭译：《红楼梦》，外文出版社，1994年版。
[3] 黄杲：《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 刘凤梅：《从接受美学视角论翻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5] 刘全福：《关于“误读”的反思》，《外语教学》，2006年第6期。
[6] 刘岩：《意象派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译》，《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7] 尧斯·霍拉勃，周宁等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
彭志洪，男，1974—，江西南康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瑶湖校区）。
陈忠荣，男，1973—，江西万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国家社会文化，工作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瑶湖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