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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热带》是法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哲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代表作之一，于1955年万隆会议后在法国面世。这部人类学著作以其迥异于同类著作的风格和充满异域风气的魅力，迅即吸引了读者的关注。该书根据作者亲身的野外考察经历，集中描述了美洲数个重要印第安原始部落的生存状况与文化习俗，包括卡都卫欧族、波洛洛族、南比克瓦拉族、吐比卡瓦希普族等，并穿插回忆、反思了自身对社会人类学的认识与评价的成长过程，提出每一个种族都是作为普遍性的存在之一，对充满仇恨与排斥的种族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忧郁的热带》之背景
《忧郁的热带》写于1954年10月至1955年3月间，出版后迅速引起高度关注并给作者带来重大的形象改变。此前，按列维-斯特劳斯自己的话说，“在大学中，我被称为没有灵魂的机器，只会把人类置于公式之中”。自1948年返回法国后，他就一直未被大学正式接纳，1949年、1950年连续两次落选法兰西学院更打击了他在大学谋求教席的念头，如其所言，“如果当时能申请到任何一所大学的教职的话，这本书是永远不敢动笔的”。可以说 “仕途”的失利促成了此书的写作。然而，《忧郁的热带》诞生的时代环境却要复杂得多。
“二战”后满目疮痍的欧洲身处两大阵营交锋的腹地，历经存在主义、共产主义、保守主义等思潮的盛衰与反复。在20世纪50年代，“那种大彻大悟、个人主义和不问政治的氛围，突出地表现在当时的思想和文学之中”。战后的虚无以及之后一系列的外部事件，对于欧洲知识界而言，既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也意味着知识分子角色的剧烈转变。战争的创伤和极权主义的铁蹄促使部分知识分子对欧洲的传统进行反思，正如这一时期所出版的著作——老H.G.威尔斯的《智穷才尽》、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告别欧洲历史》、埃里克·费希尔的《欧洲时代的消失》与马塞尔的《智慧的衰落》——所指出的，物质的毁坏与灭绝犹太人行为的道德沦丧必然导致人们对欧洲传统的否定。同样，在《忧郁的热带》中，列维-斯特劳斯批判性地指出，欧洲社会是唯一产生人类学家的社会，这是它的伟大之处，但“如果我们自己不是食人魔的社会之一的话，而且如果我们不是在这种不光彩的食人魔竞赛中得第一名的话，我们就不会是人类学的发明者了，因为我们也就不会有发明人类学的需要了”。
在大多数知识分子身处战乱流徙、屠杀迫害及战后的荒凉与重建之际，列维-斯特劳斯并不处于这个漩涡的中心。他1939年因德军入侵而寻求避难，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组织的拯救欧洲学者计划来到纽约，一直到1948年返回法国。较之于遍地战火与饿殍的欧洲大陆，身处纽约的列维-斯特劳斯得以在相对安稳、平静的环境中展开其人类学研究，并且躲过灾难性的“大屠杀”。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他推崇客观、独立、科学的研究分析立场：
每一个社会都在既存人类诸种的可能性范围之内做了它自己的某种选择，而那些各种不同的选择之间无从加以比较，所有那些选择全都同样真实有效。
列维-斯特劳斯以此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事实前提。而且他认为，我们还应该充分认识到社会的天性——“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即不存在绝对善或恶的社会。比之刚从战火与屠杀的恐惧中缓解过来的欧洲居民的战后情绪，下面这段话则更突显了作者冷血般的客观态度：
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的道德足以使其成员不致产生这一类的饥饿惨状：饥荒会迫使人类什么都吃，晚近的大屠杀集中营里发现的例子即足以证明这一点。
尽管作者是抱着客观、科学的研究态度与立场，我们却不得不将它掷入与原始印第安部落相隔万里之遥的狂热世界来考察和阅读。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思潮的激流中，这部游记式的人类学著作无疑备受世界的关注。
《忧郁的热带》之旅行
“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列维-斯特劳斯以此悖论式的表达作为全书的开端。这句话的历史语境是：“探险已成为一种生意”，“探险不过是跑一堆路，拍一大堆幻灯片或记录影片”，旅行与探险逐渐丧失其原有的严肃与“史诗般”的光晕，泛化为大众休闲、消遣、娱乐、炫耀以及追求个性自由化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去认识、理解异域文明。原本，旅行对于人类学家而言至关重要，如达尔文的环球之旅与《进化论》的写作。此外，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过度侵蚀，也是列维-斯特劳斯批判的原因之一。
旅行对于人类学研究而言，最终能收获什么？是“一种文明的结束，另一种文明的开始”。异域文明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观镜者自身社会文明的状况：
西方世界最有名的成就是它所显现出来的秩序与和谐，在其中孕育着一些前所未见的复杂结构，但为了这个秩序与和谐，却不得不排泄出一大堆有毒的副产品，目前正在污染毒害整个地球。我们在世界各地旅行，最先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垃圾，丢在人类的颜面上。
列维-斯特劳斯质疑，“我的探险生涯，并没有向我展现一个新世界，反而把我带回到原来的旧世界去，那个我一直寻找的世界在我的掌握之间消失于无形”。当发现并研究一个从未被知悉的氏族部落时，人类学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其进行素描般的描述与记录，此外的任何行为只能加快这一部落的消失速度。整个探险的经历，除了带给研究者自身以新的体验与认知外，与其研究对象的历史进程无关。在宇宙洪荒中，人类学家的研究只是在努力地追赶西沉的太阳。对此，列维-斯特劳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放弃自身社会之内的所有行动，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观察研究对象，避免做出任何价值判断。如果仅仅以为这是他对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多元性与平等性的尊重，那将与其对“根源”的探寻相去甚远。在这里，人类学研究的意义被去道德化，人类作为万物主体的核心地位被消除，并被化约为一种与整体联系的个体存在，由人类中心论的“万物”意识转化为人类作为万物一个种属的“万物”意识：
就像个人并非单独存在于群体里面一样，就像一个社会并非单独存在于其他社会之中一样，人类并不是单独存在于宇宙之中。
《忧郁的热带》之“忧郁” 如果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那么列维-斯特劳斯则挖掘与丰富了美洲文化的历史与特质。在哥伦布之前的时代，美洲并不存在于欧洲人的思维观念中，而列维-斯特劳斯把目光转向了那些看似遥远的“活化石”，从另一个方向拓展我们对共时性存在的认知。在他的笔下，时间作为被发明的一个矢量，印第安氏族部落与欧洲社会坐在同一条船上，只不过，前者被无辜地、悲惨地抛至海底。经由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吐比卡瓦希普族、南比克瓦拉族、波洛洛族、卡都卫欧族等氏族部落及其习俗重新被发现、被关注。在影像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列维-斯特劳斯选择以文学叙述的手法，最大程度地记录了其具体的探险过程与考察成果。作为美洲这些随时都可能消失的土著的一个见证者，列维-斯特劳斯在进行人类学思考的同时，也感到一种“忧郁”——对遭受殖民者蹂躏的美洲感到惋惜与对人类文明的担忧。
在热带地区，植被繁茂，物种丰富，雨水充足，气候湿润，地理环境可谓优越。因此，热带地区的居住者比非热带地区的居民具有更高的自由度：
自由不是一种法律上的发明，也不是一种哲学思想的征服成果，更不是某些比其他文明更正确恰当的文明才能创造保有的东西。自由是个人及其所占有的空间之间的一种客观关系的结果，一种消费者与他所能应用的资源的客观关系的结果。
热带美洲在被殖民者及随后的以欧洲为主的移民们掠夺之前，它的原住民享有着完全有别于历经战乱纷扰的欧洲文明的“历史特权”。当那些携带种种疾病基因的外来者以“文明”的眼光看待美洲土著民时，列维-斯特劳斯提醒他们，美洲不同于欧洲，它有自身的历史传统，应该被视为“一个单一整体来考虑”。依据他的研究发现“，在两万年前人类已抵达美洲；在美洲的一些地区，人类早在三千年前就开始种植包谷”，也就是说“，前哥伦比亚时期的美洲”具有同样丰富、复杂的文明发展。美洲原始印第安氏族的社会形态与文化生活模式是受美洲特定的历史与地理环境影响而形成的。然而，并非每一位殖民者或探险家都认同上述看法，甚至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也难以避免在异域中遭遇“不由己”的“殖民者心态”。在坚船利炮与潮水般汹涌的移民浪潮围攻下，美洲原始部落在哥伦布返航后短短数百年间几乎消失殆尽，如书中所说的那个插曲：
加州的某个野蛮部族，整族被屠灭，只剩一个印第安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在几个稍大的城镇附近活了好多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仍然敲打石头制造狩猎用的石箭头。可是动物逐渐全都消失了。有一天，这个印第安人被发现在某个郊区的外围，全身赤裸，饿得快死了……后来他到加州大学当一名打杂工人，安详度过余生。
在旅行启程之前，列维-斯特劳斯就已深谙此道——一种文明被另一种文明所吞噬。故而，他说“人类学家本身的存在除了是一种取得救赎的努力以外根本就无法理解，人类学家是赎罪的象征”。然而，一位人类学家力所能为的毕竟十分有限，他只能“忧郁地”尽力澄清被误解的事实，理解他们（原始印第安部落）的生活与历史，以文学的叙述保存一点真实的氏族部落存在痕迹。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原始人是野蛮、愚昧、落后的。通过实地考察与研究，列维-斯特劳斯做出了新的解释：原始部落吃人肉是恶劣的生存环境所迫；他们的婚姻并不像大众所认为的那样混乱；他们的一些生活经验与制作技术在某些方面并不落后于当下的我们。值得一提的是，列维-斯特劳斯注意到，在一些氏族部落中，“性”的欲望并不是像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是一种原动力，而是“一种爱的游戏以及表示亲密而已”，更多地展现了土著的性情。
早在数十年前，这位犹太裔人类学家在美洲一条河流的独木舟上就写下：
不管距离有多远，也不管这些社会和欧洲文明之间有多少中间人与中间社会，这些社会还是因为欧洲文明而支离破碎。对于一片广大的无辜的人类来说，欧洲文明等于是一个庞大无比的、也是无法理解的大灾难。我们欧洲人如果忘记这件大灾难乃是我们文明的第二个面貌的话，将是一个大错误。
列维-斯特劳斯就像坐在一列极速飞驰的磁悬浮列车上，窗外飞逝而过的景象则是他远涉重洋、跋山涉水的目的地——原始印第安部落。因此，我们的这位人类学家只来得及“匆匆一瞥”，而这一瞥甚至“如蒙神助”般地让他抓住了一些特质——日落的启示。
《忧郁的热带》之“熵”
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人类学家之一，列维-斯特劳斯在其著作末尾将其探险与思考的终结归为一个物理学概念：“熵”（entropy）。在《辞海》中，对“熵”有两种解释，其中之一是“描述热力学系统状态的物理量”，熵值的大小表示“状态自发实现可能性的量度”，且与之成正比，根据“熵增加原理”，“一孤立系统达到平衡态时期熵取极大值”。在文末，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如果将整个人类文明视为一个整体，“熵”的不断创造生产则是人类世界继续存在的机会，因此，人类学也即是“熵类学”（entropology），是“研究最高层次的解体过程的学问”。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 Dosse）认为，“列维-斯特劳斯邀请我们步入真正的人类黄昏”，而“‘熵学’是一门研究分崩离析过程的科学”。
实际上，列维·斯特劳斯对“熵”的借用指向其对终极根源的探索与理解。在对人的重新定位中，列维-斯特劳斯将人类及其文明视为“熵”之一，也就是说，诸种异质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冲突是一种不断组合、分解、重新组合的过程，而这又从属于万物的“熵”聚变中。千百年来，人类自认为充满意义的诸多活动，只是一种处于“熵”序列中的不自觉。这发生在列维-斯特劳斯在从事了多年人类学研究，考察与分析了诸多印第安氏族及其他族群的文明形态，开始质疑自己从事人类学研究的理由以及人类学的本质之后。“我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人类学研究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他深感自身与人类学的关系面临重新定位的危机。
逐渐消失的原始印第安部落与现代欧洲同样处于不断瓦解的过程中，两者只存在所处历史阶段与进程、社会形态的差异，在走向终极的秩序方面却是一致的——“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人类并不存在；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人类也不会存在。”人不仅不能对既存的万有（宇宙）规律产生影响，人甚至并不是其中的“核心”，人类处于宇宙的边缘之地，作为其中一个粒子。可以说，列维·斯特劳斯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以其作为哲学家的睿智和社会人类学家的关怀，对新世纪人类即将面临的问题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材料。
《忧郁的热带》之背景
《忧郁的热带》写于1954年10月至1955年3月间，出版后迅速引起高度关注并给作者带来重大的形象改变。此前，按列维-斯特劳斯自己的话说，“在大学中，我被称为没有灵魂的机器，只会把人类置于公式之中”。自1948年返回法国后，他就一直未被大学正式接纳，1949年、1950年连续两次落选法兰西学院更打击了他在大学谋求教席的念头，如其所言，“如果当时能申请到任何一所大学的教职的话，这本书是永远不敢动笔的”。可以说 “仕途”的失利促成了此书的写作。然而，《忧郁的热带》诞生的时代环境却要复杂得多。
“二战”后满目疮痍的欧洲身处两大阵营交锋的腹地，历经存在主义、共产主义、保守主义等思潮的盛衰与反复。在20世纪50年代，“那种大彻大悟、个人主义和不问政治的氛围，突出地表现在当时的思想和文学之中”。战后的虚无以及之后一系列的外部事件，对于欧洲知识界而言，既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也意味着知识分子角色的剧烈转变。战争的创伤和极权主义的铁蹄促使部分知识分子对欧洲的传统进行反思，正如这一时期所出版的著作——老H.G.威尔斯的《智穷才尽》、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告别欧洲历史》、埃里克·费希尔的《欧洲时代的消失》与马塞尔的《智慧的衰落》——所指出的，物质的毁坏与灭绝犹太人行为的道德沦丧必然导致人们对欧洲传统的否定。同样，在《忧郁的热带》中，列维-斯特劳斯批判性地指出，欧洲社会是唯一产生人类学家的社会，这是它的伟大之处，但“如果我们自己不是食人魔的社会之一的话，而且如果我们不是在这种不光彩的食人魔竞赛中得第一名的话，我们就不会是人类学的发明者了，因为我们也就不会有发明人类学的需要了”。
在大多数知识分子身处战乱流徙、屠杀迫害及战后的荒凉与重建之际，列维-斯特劳斯并不处于这个漩涡的中心。他1939年因德军入侵而寻求避难，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组织的拯救欧洲学者计划来到纽约，一直到1948年返回法国。较之于遍地战火与饿殍的欧洲大陆，身处纽约的列维-斯特劳斯得以在相对安稳、平静的环境中展开其人类学研究，并且躲过灾难性的“大屠杀”。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他推崇客观、独立、科学的研究分析立场：
每一个社会都在既存人类诸种的可能性范围之内做了它自己的某种选择，而那些各种不同的选择之间无从加以比较，所有那些选择全都同样真实有效。
列维-斯特劳斯以此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事实前提。而且他认为，我们还应该充分认识到社会的天性——“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即不存在绝对善或恶的社会。比之刚从战火与屠杀的恐惧中缓解过来的欧洲居民的战后情绪，下面这段话则更突显了作者冷血般的客观态度：
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的道德足以使其成员不致产生这一类的饥饿惨状：饥荒会迫使人类什么都吃，晚近的大屠杀集中营里发现的例子即足以证明这一点。
尽管作者是抱着客观、科学的研究态度与立场，我们却不得不将它掷入与原始印第安部落相隔万里之遥的狂热世界来考察和阅读。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思潮的激流中，这部游记式的人类学著作无疑备受世界的关注。
《忧郁的热带》之旅行
“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列维-斯特劳斯以此悖论式的表达作为全书的开端。这句话的历史语境是：“探险已成为一种生意”，“探险不过是跑一堆路，拍一大堆幻灯片或记录影片”，旅行与探险逐渐丧失其原有的严肃与“史诗般”的光晕，泛化为大众休闲、消遣、娱乐、炫耀以及追求个性自由化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去认识、理解异域文明。原本，旅行对于人类学家而言至关重要，如达尔文的环球之旅与《进化论》的写作。此外，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过度侵蚀，也是列维-斯特劳斯批判的原因之一。
旅行对于人类学研究而言，最终能收获什么？是“一种文明的结束，另一种文明的开始”。异域文明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观镜者自身社会文明的状况：
西方世界最有名的成就是它所显现出来的秩序与和谐，在其中孕育着一些前所未见的复杂结构，但为了这个秩序与和谐，却不得不排泄出一大堆有毒的副产品，目前正在污染毒害整个地球。我们在世界各地旅行，最先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垃圾，丢在人类的颜面上。
列维-斯特劳斯质疑，“我的探险生涯，并没有向我展现一个新世界，反而把我带回到原来的旧世界去，那个我一直寻找的世界在我的掌握之间消失于无形”。当发现并研究一个从未被知悉的氏族部落时，人类学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其进行素描般的描述与记录，此外的任何行为只能加快这一部落的消失速度。整个探险的经历，除了带给研究者自身以新的体验与认知外，与其研究对象的历史进程无关。在宇宙洪荒中，人类学家的研究只是在努力地追赶西沉的太阳。对此，列维-斯特劳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放弃自身社会之内的所有行动，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观察研究对象，避免做出任何价值判断。如果仅仅以为这是他对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多元性与平等性的尊重，那将与其对“根源”的探寻相去甚远。在这里，人类学研究的意义被去道德化，人类作为万物主体的核心地位被消除，并被化约为一种与整体联系的个体存在，由人类中心论的“万物”意识转化为人类作为万物一个种属的“万物”意识：
就像个人并非单独存在于群体里面一样，就像一个社会并非单独存在于其他社会之中一样，人类并不是单独存在于宇宙之中。
《忧郁的热带》之“忧郁” 如果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那么列维-斯特劳斯则挖掘与丰富了美洲文化的历史与特质。在哥伦布之前的时代，美洲并不存在于欧洲人的思维观念中，而列维-斯特劳斯把目光转向了那些看似遥远的“活化石”，从另一个方向拓展我们对共时性存在的认知。在他的笔下，时间作为被发明的一个矢量，印第安氏族部落与欧洲社会坐在同一条船上，只不过，前者被无辜地、悲惨地抛至海底。经由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吐比卡瓦希普族、南比克瓦拉族、波洛洛族、卡都卫欧族等氏族部落及其习俗重新被发现、被关注。在影像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列维-斯特劳斯选择以文学叙述的手法，最大程度地记录了其具体的探险过程与考察成果。作为美洲这些随时都可能消失的土著的一个见证者，列维-斯特劳斯在进行人类学思考的同时，也感到一种“忧郁”——对遭受殖民者蹂躏的美洲感到惋惜与对人类文明的担忧。
在热带地区，植被繁茂，物种丰富，雨水充足，气候湿润，地理环境可谓优越。因此，热带地区的居住者比非热带地区的居民具有更高的自由度：
自由不是一种法律上的发明，也不是一种哲学思想的征服成果，更不是某些比其他文明更正确恰当的文明才能创造保有的东西。自由是个人及其所占有的空间之间的一种客观关系的结果，一种消费者与他所能应用的资源的客观关系的结果。
热带美洲在被殖民者及随后的以欧洲为主的移民们掠夺之前，它的原住民享有着完全有别于历经战乱纷扰的欧洲文明的“历史特权”。当那些携带种种疾病基因的外来者以“文明”的眼光看待美洲土著民时，列维-斯特劳斯提醒他们，美洲不同于欧洲，它有自身的历史传统，应该被视为“一个单一整体来考虑”。依据他的研究发现“，在两万年前人类已抵达美洲；在美洲的一些地区，人类早在三千年前就开始种植包谷”，也就是说“，前哥伦比亚时期的美洲”具有同样丰富、复杂的文明发展。美洲原始印第安氏族的社会形态与文化生活模式是受美洲特定的历史与地理环境影响而形成的。然而，并非每一位殖民者或探险家都认同上述看法，甚至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也难以避免在异域中遭遇“不由己”的“殖民者心态”。在坚船利炮与潮水般汹涌的移民浪潮围攻下，美洲原始部落在哥伦布返航后短短数百年间几乎消失殆尽，如书中所说的那个插曲：
加州的某个野蛮部族，整族被屠灭，只剩一个印第安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在几个稍大的城镇附近活了好多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仍然敲打石头制造狩猎用的石箭头。可是动物逐渐全都消失了。有一天，这个印第安人被发现在某个郊区的外围，全身赤裸，饿得快死了……后来他到加州大学当一名打杂工人，安详度过余生。
在旅行启程之前，列维-斯特劳斯就已深谙此道——一种文明被另一种文明所吞噬。故而，他说“人类学家本身的存在除了是一种取得救赎的努力以外根本就无法理解，人类学家是赎罪的象征”。然而，一位人类学家力所能为的毕竟十分有限，他只能“忧郁地”尽力澄清被误解的事实，理解他们（原始印第安部落）的生活与历史，以文学的叙述保存一点真实的氏族部落存在痕迹。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原始人是野蛮、愚昧、落后的。通过实地考察与研究，列维-斯特劳斯做出了新的解释：原始部落吃人肉是恶劣的生存环境所迫；他们的婚姻并不像大众所认为的那样混乱；他们的一些生活经验与制作技术在某些方面并不落后于当下的我们。值得一提的是，列维-斯特劳斯注意到，在一些氏族部落中，“性”的欲望并不是像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是一种原动力，而是“一种爱的游戏以及表示亲密而已”，更多地展现了土著的性情。
早在数十年前，这位犹太裔人类学家在美洲一条河流的独木舟上就写下：
不管距离有多远，也不管这些社会和欧洲文明之间有多少中间人与中间社会，这些社会还是因为欧洲文明而支离破碎。对于一片广大的无辜的人类来说，欧洲文明等于是一个庞大无比的、也是无法理解的大灾难。我们欧洲人如果忘记这件大灾难乃是我们文明的第二个面貌的话，将是一个大错误。
列维-斯特劳斯就像坐在一列极速飞驰的磁悬浮列车上，窗外飞逝而过的景象则是他远涉重洋、跋山涉水的目的地——原始印第安部落。因此，我们的这位人类学家只来得及“匆匆一瞥”，而这一瞥甚至“如蒙神助”般地让他抓住了一些特质——日落的启示。
《忧郁的热带》之“熵”
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人类学家之一，列维-斯特劳斯在其著作末尾将其探险与思考的终结归为一个物理学概念：“熵”（entropy）。在《辞海》中，对“熵”有两种解释，其中之一是“描述热力学系统状态的物理量”，熵值的大小表示“状态自发实现可能性的量度”，且与之成正比，根据“熵增加原理”，“一孤立系统达到平衡态时期熵取极大值”。在文末，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如果将整个人类文明视为一个整体，“熵”的不断创造生产则是人类世界继续存在的机会，因此，人类学也即是“熵类学”（entropology），是“研究最高层次的解体过程的学问”。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 Dosse）认为，“列维-斯特劳斯邀请我们步入真正的人类黄昏”，而“‘熵学’是一门研究分崩离析过程的科学”。
实际上，列维·斯特劳斯对“熵”的借用指向其对终极根源的探索与理解。在对人的重新定位中，列维-斯特劳斯将人类及其文明视为“熵”之一，也就是说，诸种异质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冲突是一种不断组合、分解、重新组合的过程，而这又从属于万物的“熵”聚变中。千百年来，人类自认为充满意义的诸多活动，只是一种处于“熵”序列中的不自觉。这发生在列维-斯特劳斯在从事了多年人类学研究，考察与分析了诸多印第安氏族及其他族群的文明形态，开始质疑自己从事人类学研究的理由以及人类学的本质之后。“我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人类学研究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他深感自身与人类学的关系面临重新定位的危机。
逐渐消失的原始印第安部落与现代欧洲同样处于不断瓦解的过程中，两者只存在所处历史阶段与进程、社会形态的差异，在走向终极的秩序方面却是一致的——“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人类并不存在；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人类也不会存在。”人不仅不能对既存的万有（宇宙）规律产生影响，人甚至并不是其中的“核心”，人类处于宇宙的边缘之地，作为其中一个粒子。可以说，列维·斯特劳斯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以其作为哲学家的睿智和社会人类学家的关怀，对新世纪人类即将面临的问题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