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和一位“北漂”的欧洲老外聊起他们本国的民主，没想到他上来一句就是：“Fuck the democracy！”紧接着用英文和三句半的中文大骂他们政府，特别说明了：“他们非常腐败，政策全是为了他们自己，更可恨的是他们表面上还都很光鲜。外国也不民主！”这下使我又开始反思民主这个老话题。这时候，我看到了青年作家王千马推出的《民主不是万能的》，全书以对话录形式记录了作者与刘瑜、加藤嘉一、徐贲、玛雅、田原等各个行业的知名人士关于国际形势、民主民生、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对谈，这些人都有长年在异国他乡工作留学的经历，而且涵盖了欧洲、美国、非洲、日本、中国等热点国家和地区，是标准的“跨国公民”，他们的视野会更加开阔，观念更犀利。
　　 在访谈中，他们每个人的倾向性不同，但都对中国当今的一些现象做出了深刻的反思，从高房价、高税收到贫富过度分化，垄断行业与普通行业差距过大，社会风气过于腐朽堕落，还有“80后”一代缺乏理想，迷茫而不知所踪。其实往以前看，早在国外，“二战”以后也都有过类似的现象，那一代人也都遇到过类似的困惑，随后就有了“迷茫的一代”和美国上世纪60年代“嬉皮士”似的生活。但他们对民主这个问题都没有那么头疼过，似乎民主是与生俱来的，并且一直作为普世价值在全球推广。
　　 本书并没有像以往的作品一样，讨论“民主有没有用”这个问题，而是把目光转向了世界各地的民主，从而发现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实际上不论民主有用与否，它都是存在的，和每个人生活相关的。我们不再谈论外国怎么好而中国怎么不好，要谈论这一地区的民主是否与之相适应。从集权到民主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但汉娜·阿伦特曾在《共和危机》一书中说：“民主社会的政治谎言正像极权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它们都提供了一套虚假的、看似符合逻辑的说辞来合理化当权者的政策。”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极端特殊的国家，而民主同样是国人追求的道路。仿佛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样一个轨迹，年轻时极力宣扬激进的、先锋的、另类的、后现代的、西方式的民主，认为中国的一切都应该摧毁掉，而到了晚年却变得传统保守起来。“无政府主义”的巴金晚年说要弘扬传统文化，“废除文言文”的胡适也开始研究《水经注》。其实，当胡适这一代人的自由主义发展到瓶颈时，他们都开始了反思。
　　 正如哈耶克所说：“坚信个人自由的时代，始终亦是诚信个人责任的时代。”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从过去只有少数头戴假发、穿着紧身长裤和长筒皮靴、拄着文明棍留着大胡子的贵族精英关心和谈论的问题，转化为大众问题。任何人都可以上网对上述重大问题做一番草根立场的评论，并且煞有介事地说出个一二三了。不论是民主还是不够民主的国家，都已经逐步进入后工业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平民化、大众化、世俗化、个人化，主体的思想和观念都已经解体，人们似乎到了“你不带我玩，我就自己跟自己玩”的境界。早在近七十年前，本雅明就曾在他《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等书中描写了这个时代民主应该具有的特征：它是消极的，辩证的，批判的。
　　 时代在变，但人的本性是不变的。拿文艺作品打个比方，以前的人爱看有关战争、爱情、权势斗争、励志成功等方面的书或电影，现在仍是这类作品畅销。《故事会》、《知音》等杂志几十年来都畅销不衰，因为上面的故事是人们需要的。同理，人们对于民主的需要就像对小说的需要，古代要的是《三侠五义》和《红楼梦》，前些年要的是金庸和琼瑶，现在要的是《盗墓笔记》和《步步惊心》，而世界人民一直需要的是大仲马和《飘》，区别是有的，但本质没变。对什么样的读者要给他什么样的作品，外国人肯定读不懂《红楼梦》，我们看着《飘》好看，但确实过不了里面“嫁了三次都没嫁对”的生活。
　　 在全书的最后，王千马在后记中说道，今后中国和世界所关注的问题，会集中在“如何让这个国家的人民活得更有尊严；如何让这个大国在国际上更有话语权……”等等，而这一切都是关于民主的对话中最为关键的，也是人们都应该为之付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