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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及总体城乡收入基尼系数的分析，以考察我国的贫富差距状况。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贫富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本文最后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基尼系数；收入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然而贫困、失业、能源消费与价格也部分证实了我们存在的危机。尤其是贫富差距问题，成了许多人关注的焦点。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差距以及东部、西部、中部的地区差异在不断缩小，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两类收入差距又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深入，一边逐渐向高消费高信息化的社会转变，另一方面，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日益表面化、深刻化，交通，网络信息迅速发展的城市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农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大部分地区的高收入层和贫困地区的低收入层的形成，使地区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由此产生的机会不均等带来的财富不均等，财富的不均等又带来了机会的不均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分化就越来越大。过大的贫富差距会让低收人人群产生不平衡心理，加之当前我国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还相对滞后，这些在政治上埋下了不稳定的隐患，经济上加剧了泡沫现象的产生，因此贫富差距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
二、我国居民收入差别状况
基尼系数是可以用来定量测定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的指标，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等分配的百分比。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但超过0.4就算警戒状态，达到0.6则说明收入差距悬殊，随时可能发生社会动乱。如今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中国20％最贫困的人口收入份额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额则高达50％。从2004年起，国家和发展改革委员会就业与收入分配司在国家统计局的协助下开始公布自1978年以来的城市和农村的基尼系数，但其数据自身和推算方法的说明并不明确，因而很难依赖这些数据。CHIP调查的可信度较高，根据CHIP调查的推算值，1978年至今，我国整体的基尼系数都在增大，2002年农村，城市和全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7，0.32，0.45，与1988年、1995年相比，城市和全国的收入分配有所恶化。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均在提高，但城市差距对全国的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为最大。中国全体的基尼系数在上升。
三、我国贫富差距的成因及对策
(一)收入分配不规范。今天中国的改革应该是市场化改革和宪政改革同时进行。国有制，极强的政府管制以及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利，是导致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这些年腐败盛行，之所以如此，一是权利不受民主监督制约，二是通过国有制与行政管理让政府控制的资源权利太多，这两者加剧了腐败行为的发生。当政府掌握的所有资源同时行政权利又不受制约的时候，政策在代替市场分配资源时，资源的配置就会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又不符合公平原则，而只会符合权利原则。因此我们要加快市场化改革，同时也要看到其他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要给各地区，各社会群体平等的收入增长的发展机会。除了必须建立对权利完善的监督问责机制外，同时必须减少权利所能控制的资源范围。这就是说要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保留政府管制等于是保留腐败的温床。对转轨国家来说，市场化的一大作用是削弱行政权利空间，缩小权利对收入机会的扭曲作用。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历史进程，只有加速发展才能较快越过这个阶段。
(二)就社会而言，政府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主要是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维持一定的社会平等，按照累进所得税的方式向富人收税，把这些钱用于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这种政策的结果不能是绝对平等，但它却保持了一种社会可接受的不平等。因为，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多纳税，增进了社会的总效用，而社会的总效用是由社会中每个人的满足程度相加后的总和。而对于同样的一元钱，从高收入者口袋掏出来，这点心理损失对高收入者也许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将这一元钱给穷人，却可能意味者一天的吃饭钱有了着落，这个穷人会获的很大的满足。而这种满足程度远高于高收入者损失一元钱带来的心理损失。因此，通过累进所得税的形式，将高收入者部分收入转移的穷人那里，社会总体效用水平会提高，但是仅仅强调依靠以效率为主的初次分配和政府财税为主的二次分配，还不能够足以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应该大力提倡慈善事业等三次分配，鼓励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来帮助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
其次，在此过程中特别要注意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进一步完善的推进社会保障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谋求平等和提高效率是一致的。弱势群体缺乏保护是改革后在起点不平等的基础上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主要原因。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但贫富差距问题不好解决，而且是社会动乱的导因。要解决贫困人口在医疗方面的燃眉之急。政府要为低收人家庭提高基本的社会医疗保障，除了政府提供医院外，还必须鼓励商业性和非商业性的民间医院，诊所的出现，提升医疗服务的供应量，改善医疗服务质量，让医疗服务多元化，既有国有的，也有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民营医院，因为医疗是一种特殊的服务产品。另外，保护弱势群体的劳动所得能够不被侵犯，并且有平等的就业机会或自谋职业。相应的，我们还必须尽快完善劳动力市场，为充分就业提供一个机会均等的外部环境，减少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民族歧视，增加就业机会，扩展就业门路，从而提高他们的就业收平。
(三)由城乡差距，地区差异引起的贫富差距实际上是产业之间的差异，城镇依托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农村依托与第一产业，是产业空间布局的结果，而产业演进和发展速度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因此，要缩小贫富差距，应该扩大人力资本投资。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还大大落后与城市地区，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是提高农村地区，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另外，经济发达地区应该对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进行补偿。中、西部地区高级人才流失比一般人才流失更严重，并形成一种人才外流一经济不发达一人才更外流一经济更难发展的恶性循环，使地区间的贫富差距更大。因此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确立补偿机制和补偿原则。最后，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培训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当前的培训主要集中在对第一次进城农民的初级培训上，集中在“先培训后就业”的模式上，而对进城后农民的培训还不够，与对农民工的初期培训要政府的强力介入不同，对农民工的再培训，应该更多的利用市场的力量。再培训需要多样性，复杂性，政府直接参与反而会约束市场的发展。因而，应该以民办的职业的培训为主，让民间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一个问题上，政府的作为是进一步放宽对新学校的准入门槛，对新办民工再培训学校给予税收优惠，政府还可以通过招标方式，支持一些民办示范学校，帮助这些学校摸索出一条适合于农民工的再培训的模式。政府有必要十分重视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将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农村内部与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列为头等重要的课题加以解决。
关键词：基尼系数；收入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然而贫困、失业、能源消费与价格也部分证实了我们存在的危机。尤其是贫富差距问题，成了许多人关注的焦点。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差距以及东部、西部、中部的地区差异在不断缩小，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两类收入差距又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深入，一边逐渐向高消费高信息化的社会转变，另一方面，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日益表面化、深刻化，交通，网络信息迅速发展的城市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农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大部分地区的高收入层和贫困地区的低收入层的形成，使地区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由此产生的机会不均等带来的财富不均等，财富的不均等又带来了机会的不均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分化就越来越大。过大的贫富差距会让低收人人群产生不平衡心理，加之当前我国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还相对滞后，这些在政治上埋下了不稳定的隐患，经济上加剧了泡沫现象的产生，因此贫富差距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
二、我国居民收入差别状况
基尼系数是可以用来定量测定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的指标，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等分配的百分比。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但超过0.4就算警戒状态，达到0.6则说明收入差距悬殊，随时可能发生社会动乱。如今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中国20％最贫困的人口收入份额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额则高达50％。从2004年起，国家和发展改革委员会就业与收入分配司在国家统计局的协助下开始公布自1978年以来的城市和农村的基尼系数，但其数据自身和推算方法的说明并不明确，因而很难依赖这些数据。CHIP调查的可信度较高，根据CHIP调查的推算值，1978年至今，我国整体的基尼系数都在增大，2002年农村，城市和全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7，0.32，0.45，与1988年、1995年相比，城市和全国的收入分配有所恶化。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均在提高，但城市差距对全国的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为最大。中国全体的基尼系数在上升。
三、我国贫富差距的成因及对策
(一)收入分配不规范。今天中国的改革应该是市场化改革和宪政改革同时进行。国有制，极强的政府管制以及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利，是导致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这些年腐败盛行，之所以如此，一是权利不受民主监督制约，二是通过国有制与行政管理让政府控制的资源权利太多，这两者加剧了腐败行为的发生。当政府掌握的所有资源同时行政权利又不受制约的时候，政策在代替市场分配资源时，资源的配置就会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又不符合公平原则，而只会符合权利原则。因此我们要加快市场化改革，同时也要看到其他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要给各地区，各社会群体平等的收入增长的发展机会。除了必须建立对权利完善的监督问责机制外，同时必须减少权利所能控制的资源范围。这就是说要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保留政府管制等于是保留腐败的温床。对转轨国家来说，市场化的一大作用是削弱行政权利空间，缩小权利对收入机会的扭曲作用。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历史进程，只有加速发展才能较快越过这个阶段。
(二)就社会而言，政府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主要是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维持一定的社会平等，按照累进所得税的方式向富人收税，把这些钱用于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这种政策的结果不能是绝对平等，但它却保持了一种社会可接受的不平等。因为，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多纳税，增进了社会的总效用，而社会的总效用是由社会中每个人的满足程度相加后的总和。而对于同样的一元钱，从高收入者口袋掏出来，这点心理损失对高收入者也许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将这一元钱给穷人，却可能意味者一天的吃饭钱有了着落，这个穷人会获的很大的满足。而这种满足程度远高于高收入者损失一元钱带来的心理损失。因此，通过累进所得税的形式，将高收入者部分收入转移的穷人那里，社会总体效用水平会提高，但是仅仅强调依靠以效率为主的初次分配和政府财税为主的二次分配，还不能够足以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应该大力提倡慈善事业等三次分配，鼓励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来帮助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
其次，在此过程中特别要注意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进一步完善的推进社会保障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谋求平等和提高效率是一致的。弱势群体缺乏保护是改革后在起点不平等的基础上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主要原因。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但贫富差距问题不好解决，而且是社会动乱的导因。要解决贫困人口在医疗方面的燃眉之急。政府要为低收人家庭提高基本的社会医疗保障，除了政府提供医院外，还必须鼓励商业性和非商业性的民间医院，诊所的出现，提升医疗服务的供应量，改善医疗服务质量，让医疗服务多元化，既有国有的，也有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民营医院，因为医疗是一种特殊的服务产品。另外，保护弱势群体的劳动所得能够不被侵犯，并且有平等的就业机会或自谋职业。相应的，我们还必须尽快完善劳动力市场，为充分就业提供一个机会均等的外部环境，减少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民族歧视，增加就业机会，扩展就业门路，从而提高他们的就业收平。
(三)由城乡差距，地区差异引起的贫富差距实际上是产业之间的差异，城镇依托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农村依托与第一产业，是产业空间布局的结果，而产业演进和发展速度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因此，要缩小贫富差距，应该扩大人力资本投资。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还大大落后与城市地区，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是提高农村地区，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另外，经济发达地区应该对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进行补偿。中、西部地区高级人才流失比一般人才流失更严重，并形成一种人才外流一经济不发达一人才更外流一经济更难发展的恶性循环，使地区间的贫富差距更大。因此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确立补偿机制和补偿原则。最后，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培训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当前的培训主要集中在对第一次进城农民的初级培训上，集中在“先培训后就业”的模式上，而对进城后农民的培训还不够，与对农民工的初期培训要政府的强力介入不同，对农民工的再培训，应该更多的利用市场的力量。再培训需要多样性，复杂性，政府直接参与反而会约束市场的发展。因而，应该以民办的职业的培训为主，让民间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一个问题上，政府的作为是进一步放宽对新学校的准入门槛，对新办民工再培训学校给予税收优惠，政府还可以通过招标方式，支持一些民办示范学校，帮助这些学校摸索出一条适合于农民工的再培训的模式。政府有必要十分重视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将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农村内部与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列为头等重要的课题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