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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强盗》在席勒作品中乃至整个德国文学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席勒的处女作，也是狂飙运动时期重要的果实之一。《强盗》这部作品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是因为作品中蕴涵的反专制思想深切的迎合了彼时德国青年的心理。当时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已经发展至高潮，《强盗》一剧的主人公卡尔就是一个典型的狂飙突进青年形象。但席勒在对他这个角色尤其是他的心理和性格的刻画中，表现出来的是突进性和保守性相互冲突又相互妥协的矛盾统一体。他不满于专制与割据并存的社会现状，却由无力改变。他追求自由，对当时的社会提出挑战，是典型的叛逆者，最后却只能悲剧收场。他希望用豪侠行为改变社会现状，却最终只能求助于上帝祈求得到怜悯。然而，这种矛盾又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可以说它的出现是当时社会历史的必然。
关键词： 突进性；保守性；狂飙突进；路德宗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2236-1879（2018）05-0045-02
一、喷薄而出的突进意识和反叛精神
狂飙突进运动是德国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阶段发生的大规模的文學运动。“狂飙突进”这个名称，象征着一种力量，含有摧枯拉朽之意。它得名于德国剧作家克林格尔在1776年出版的一部同名悲剧《狂飙突进》。此剧宣扬反抗精神，剧中的青年主人公维尔德这样说：“让我们发狂大闹，使感情冲动，好像狂风中屋顶上的风标。”[1]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很充分地体现在《强盗》这部作品中。《强盗》是席勒早期最成功的一部充满着反抗精神的剧本，反映了青年人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反抗。
在当时的德国，强盗意味着绿林好汉，绿林好汉就是反对压迫、追求自由、劫富济贫的正义之士，因此青年席勒是把强盗当作现有社会秩序的反叛者来描写的。在这部剧作中，主人公卡尔是穆尔伯爵的长子，他容貌出众，是热烈的理想主义者，酷爱民主自由，富有正义感，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虽然他获得年老父亲的宠爱与信赖，却因大学时代追求放纵的生活，被父亲驱逐，混在一群无赖之间。由于他的兄弟弗兰茨对他的多次造谣中伤，最终穆尔伯爵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在出于对个人生活和时代不满的情况下，卡尔愤而与一群无以为是的青年人遁入波希米亚森林为盗，并被选为首领，他试图以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侠义行动来向不公正的社会进行报复，来改造社会。
卡尔·穆尔是这样的一位年轻人：“身内燃烧着的火热的精神，使他对于伟大和美好的事物非常敏感；他那直率，能够把灵魂在眼睛里反映出来；他那深情，对任何不幸都会洒出同情之泪；他那豪迈的胆气，使他可以爬上百年之久的大橡树顶，纵游于城濠、寨栅、和急湍之间；他那天真无邪的荣誉感，他那不可战胜的顽强，以及一切在父亲的这爱儿心上萌芽着的光辉美好的德性，可以使他成为一个有肝胆有义气的朋友，出色的公民，英雄，乃至一个极其伟大的人物。” 同时，他的突进精神和反叛意识在作品中喷薄而出。和席勒自己一样，卡尔也有着他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理想，他希望在德意志建立一个共和国，让罗马和斯巴达比起来只像尼姑庵一样！但是改造社会的道路怎么走呢？命运把他推上了叛逆之路。卡尔·穆尔接到弗兰茨伪造父亲诅咒的那封信之后，终于成了一帮强盗的头领。“我原来还想回到鸟笼里去，那时候我真是个大傻瓜！我的精神要做一番事业，我的呼吸要追求自由！杀人犯，强盗！我就要用这些称号，把法律踏在脚底下。他们是要叫我把我的身体放进妇女束胸的紧身衣里，叫我把我的意志放在法律里去。法律只会把老鹰的飞翔变成蜗牛的缓步。法律永远不能产生伟大人物，只有自由才能造成巨人和英雄。他们是被暴君似的脾胃钳制住了，做了他的脾胃的奴隶，甘心为他所放的臭屁所控制。”[2]虽然是强盗，他却代表着正义。他嫉恶如仇，经常杀富济贫，带领的队伍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曾以80人打败1700多官兵，这场战斗只牺牲1人而杀死300多名官兵，因而声威大振，队伍不断壮大。此时卡尔·穆尔的形象正是呼应了《强盗》扉页上所题的“药治不了的，要用铁；铁治不了的，要用火。”和“打倒暴虐者”的内容。
《强盗》这部剧作像一星火种，点燃了德国人民心中反抗暴政的革命激情；它像一股劲风，给“狂飙突进”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德国文学批评家梅林赞扬说，《强盗》在人们心目中是“永受崇敬的”，是席勒“最具天才的一部作品”，而且是“德国戏剧的不朽财富”。[3]恩格斯在提到这部作品时曾说：“他（指席勒--笔者）在这本书中歌颂了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青年。”另外，这部作品具有丰富的激情，这种激情是市民知识分子不满现状的呐喊，充满了强烈的反抗意识，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洋溢着对整个德国社会挑战和叛逆的精神”。
二、无法抑制的宗教伦理尤其是路德宗的驱动牵制
在这部剧作中，作者除了对狂飙突进精神和气概进行了大量的突出和渲染，也以另一无形因素的影响为暗线来丰满人物性格，还原当时社会现状。以往对于这部剧作的阐释，通常被习惯性地归纳为“追求自由”、“歌颂豪侠”。但实际上，席勒在该剧中呈现的除了“行动宏伟的英雄”之外，尚有“限制行动的偏狭”。他笔下的强盗卡尔，不仅仅有激烈奔放、呐喊怒吼的一面，而且也有优柔寡断、悲观绝望的一面。《强盗》中几乎所有的保守性因素，都可以找到其背后宗教伦理的驱动。[4]
因为当时盛行的启蒙主义作家们以及狂飙突进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是“牺牲了宗教来显露聪明，这也是现在很流行的事，甚至一个人在他的著作里如果不以无神论的嘲讽来揶揄最神圣的宗教真理的话，人们就不会把他看作是一个天才。诚然，‘圣经’的高贵单纯，已经在所谓聪明头脑的日常集会中被歪曲了，被践踏成可笑的东西了；因为无论怎样神圣严肃的事情，如果一旦被曲解，怎么会不招致嘲笑呢？”
席勒的《强盗》却用一个罪大恶极的强盗都能皈依神和上帝来阐明他所认为的“真正的宗教和道德”，因为“任何人，即使是最坏的人，他们的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地映现出上帝的影子来的；而且，最坏的人通向最正直的人的道路，也许并不是像做小恶的人那样的疏远，因为道德行为和精神力量是并行的，所以陷入迷途越广越深的人，做的过错越有分量的人，他的转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强盗》中宗教因素对主角心理的波澜起伏和深度刻画以及对其道路选择所施加的重要影响正是席勒对揶揄神圣宗教的人的嘲讽驳斥和对真正宗教和道德的捍卫和深刻理解，这也是他创作这部剧的部分原因。 另外，卡尔的矛盾反复背后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性因素，具体结合德国的宗教背景来说，就是16世纪以来，为基督新教先导的路德宗。路德宗教义实际上是一种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马丁.路德试图以摈除《圣经》中无记载的教会教义，恢复《圣经》信仰的方式来拯救堕落的基督教世界。对《圣经》的张扬则导致这样的结果--以顺服的姿态信仰上帝而不是购买“赎罪券”才是通往天堂之路。这样，卡尔的矛盾挣扎就找到了它的历史源头，即基督教传统中一贯的“顺服”姿态。卡尔以暴力的形式反抗未果，终于走回了基督教教义，走回了路德宗传统。
其实《强盗》中路德宗伦理的影响在很多情节和对人物的刻画中都有迹可循。如卡尔请求父亲的宽恕，又在渴求宽恕、回到父亲膝下的愿望被拒绝之后，才呼号，愤而成为强盗帮的首领，进而加深了他的罪恶，这个故事的原型来自于《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故事，可以说，整个《强盗》的情节，就建筑在对这个经典故事的改写之上。又比如卡尔凭借其自由意志选择了做一个强盗，但同时也深深知道将为这一选择付出代价--“在公开的绞架上和车轮上咽气丧命”，他选择了“罪”，也预备承受“罚”，从这个意义上，对路德宗伦理仍然是认同的。同时，这也可以解释卡尔在全剧中自始至終的“返回纯洁状态”的诉求，卡尔反复感叹“要是能做孩子--要是又能做孩子就好了”，而这样的想法也有幽远的历史渊源，在《马太福音》中，门徒问耶稣“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过一个小孩子来，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进不得天国。”再比如在卡尔身上，隐喻的是中世纪与现代神权政治与自由意志、上帝与自我之间的撕裂与对抗。这样一种分裂导致了卡尔在剧中的一系列矛盾行为，他在犹疑中抱有希望，在希望破灭后又追求复仇。最初他试图作一个服罪者，最后却成为了犯罪者。卡尔没有服从上帝的旨意和立法，因此在超验的领域，他成为了一个罪人。但他也没有服从世俗的习惯和立法，因此在世俗的领域他还是一个罪人。更重要的是对他自己而言，他没能够坚持自己的意志，没能够完善地为自我立法，始终问心有愧。无论从哪一个尺度来看，他都无法逃避罪人的身份。于是，卡尔的生命与罪、与罪恶感紧密相连，这一身份决定了剧情的日后发展，也决定了卡尔以后的命运。
可以看到，在《强盗》中，路德宗伦理是一个无所不在、意义复杂的存在，它以极度的强势，决定持不同价值立场的主人公们的命运。作为一个终审者，路德宗伦理判明了每一个角色的罪责，并让他们悲惨死去。那些微弱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精神，在它的笼罩下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由此可见，与路德宗伦理相比启蒙精神着实弱小。
三、突进性和保守性的抗争和妥协
席勒生活的时代，正是德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和最腐朽的时期。国家四分五裂， 诸候争霸割据， 经济极端凋敝， 思想文化窒息， 人民苦不堪言。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一切都烂透了， 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 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5]但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新生资产阶级要求得到自由、实现发展诉求的愿望越来越明显。新旧势力之间的较量势在必行。然而，德国封建因素根基深厚，难以动摇。软弱无能的德国资产阶级又没有法国资产阶级那种强烈的革命要求， 在政治领域里去进行一场革命， 仅是把斗争局限在纯精神领域，在意识形态范围内进行一场如同歌德所说的文学革命“狂飙突进”运动。
在《强盗》这部剧作中，席勒歌颂和赞扬主角卡尔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反叛意识和抗争精神，因为它象征了当时社会的一种新生的力量，但他又不得不承认宗教尤其是路德宗的影响并把它扩大化地呈现在作品中，使作品中几乎任何角色任何行为背后都渗透着它的影响，这又表现出他的妥协性和保守性。
卡尔是当时不满现状而又无力改变现状的狂飙突进分子的缩影。中世纪与现代、神权政治与自由意志、上帝与自我之间的撕裂与对抗，也同样集中表现在卡尔身上。卡尔向往民主，热烈地歌颂自由，否认封建秩序。他有改造社会创建新社会的理想，但他的理想是模糊的，他进行的是孤独的反抗，企图作侠盗来破坏旧世界。卡尔曾焚烧教会寺院，杀死牧师、贵族，劫富济贫，用他自己在第五幕最后的台词来说，他“妄图用恐怖来改造世界，安想用反对律法来树立律法！”但是卡尔不久便醒悟到，他这种侠盗行为并不能改变社会现状，他像歌德笔下的维特一样，在现状面前深感自己的无力，只得乞求于上帝，希望上帝来维护人道与正义，希望上帝来改变现状。他说：“噢，上帝啊，我妄自以为我曾把您的刀修好，把您的偏心纠正，然而，这只是幼稚的妄想罢了。……上帝啊，对这个孩子（指卡尔自己）发发慈悲吧，他曾经妄想去代替您。只有您才有权复仇。您不需要人类的帮助。追究过去，的确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及的事……”卡尔这些自白证明了自己的软弱，他想不出办法，找不到出路，于是只能乞求上帝。我们从德国市民知识分子先天不良的软弱本性中便能理解《强盗》的结尾和卡尔的“自首”。
另外，剧本本身也有着明显的矛盾：它一方面号召人们起来反抗，改变现状；一方面又认为侠盗式的反抗没有前途，即怀疑自己的反抗方式的合理性和积极性，而对其它的道路也很茫然，于是结论是只有上帝才能改变现状，这在客观上又否定了自己的反抗。作品的这种矛盾性说明席勒在创作《强盗》时思想上很矛盾。他深受路德宗的影响，又在“狂飙运动”伊始感受到不可抗拒的新生事物新生思想的吸引，他想破旧立新，却破的不彻底，立的根基不稳。《强盗》中的这种矛盾性使反抗意识鲜明中剧本夹杂着感伤色彩。
四、结语
《强盗》中对反叛思想和破旧立新精神的伸张，无疑是突进的进步的，但其背后保守妥协性因素的驱动和影响同样也不可忽视。新旧势力抗衡之间，剧中角色的挣扎和矛盾所展现出来的复杂性也是现实中人们的价值徘徊的缩影和间接表现。这种摇摆和徘徊，既是《强盗》的内在矛盾之一，更是整个人类社会在面临现代化潮流时的二难选择。
参考文献
[1] 林慧，狂飙突进运动[J]，同学少年，2013（09）：53.
[2] 席勒，《强盗》，张玉书编译《席勒文集·卷二》[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09.
[3] 蓝泰凯，席勒的悲剧《强盗》[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04）：23- 27.
[4] 李丹，张秀宁，十字架下的狂飙——论席勒的《强盗》[J]，艺术百家， 2012， 28（S1）：75- 78.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
关键词： 突进性；保守性；狂飙突进；路德宗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2236-1879（2018）05-0045-02
一、喷薄而出的突进意识和反叛精神
狂飙突进运动是德国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阶段发生的大规模的文學运动。“狂飙突进”这个名称，象征着一种力量，含有摧枯拉朽之意。它得名于德国剧作家克林格尔在1776年出版的一部同名悲剧《狂飙突进》。此剧宣扬反抗精神，剧中的青年主人公维尔德这样说：“让我们发狂大闹，使感情冲动，好像狂风中屋顶上的风标。”[1]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很充分地体现在《强盗》这部作品中。《强盗》是席勒早期最成功的一部充满着反抗精神的剧本，反映了青年人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反抗。
在当时的德国，强盗意味着绿林好汉，绿林好汉就是反对压迫、追求自由、劫富济贫的正义之士，因此青年席勒是把强盗当作现有社会秩序的反叛者来描写的。在这部剧作中，主人公卡尔是穆尔伯爵的长子，他容貌出众，是热烈的理想主义者，酷爱民主自由，富有正义感，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虽然他获得年老父亲的宠爱与信赖，却因大学时代追求放纵的生活，被父亲驱逐，混在一群无赖之间。由于他的兄弟弗兰茨对他的多次造谣中伤，最终穆尔伯爵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在出于对个人生活和时代不满的情况下，卡尔愤而与一群无以为是的青年人遁入波希米亚森林为盗，并被选为首领，他试图以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侠义行动来向不公正的社会进行报复，来改造社会。
卡尔·穆尔是这样的一位年轻人：“身内燃烧着的火热的精神，使他对于伟大和美好的事物非常敏感；他那直率，能够把灵魂在眼睛里反映出来；他那深情，对任何不幸都会洒出同情之泪；他那豪迈的胆气，使他可以爬上百年之久的大橡树顶，纵游于城濠、寨栅、和急湍之间；他那天真无邪的荣誉感，他那不可战胜的顽强，以及一切在父亲的这爱儿心上萌芽着的光辉美好的德性，可以使他成为一个有肝胆有义气的朋友，出色的公民，英雄，乃至一个极其伟大的人物。” 同时，他的突进精神和反叛意识在作品中喷薄而出。和席勒自己一样，卡尔也有着他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理想，他希望在德意志建立一个共和国，让罗马和斯巴达比起来只像尼姑庵一样！但是改造社会的道路怎么走呢？命运把他推上了叛逆之路。卡尔·穆尔接到弗兰茨伪造父亲诅咒的那封信之后，终于成了一帮强盗的头领。“我原来还想回到鸟笼里去，那时候我真是个大傻瓜！我的精神要做一番事业，我的呼吸要追求自由！杀人犯，强盗！我就要用这些称号，把法律踏在脚底下。他们是要叫我把我的身体放进妇女束胸的紧身衣里，叫我把我的意志放在法律里去。法律只会把老鹰的飞翔变成蜗牛的缓步。法律永远不能产生伟大人物，只有自由才能造成巨人和英雄。他们是被暴君似的脾胃钳制住了，做了他的脾胃的奴隶，甘心为他所放的臭屁所控制。”[2]虽然是强盗，他却代表着正义。他嫉恶如仇，经常杀富济贫，带领的队伍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曾以80人打败1700多官兵，这场战斗只牺牲1人而杀死300多名官兵，因而声威大振，队伍不断壮大。此时卡尔·穆尔的形象正是呼应了《强盗》扉页上所题的“药治不了的，要用铁；铁治不了的，要用火。”和“打倒暴虐者”的内容。
《强盗》这部剧作像一星火种，点燃了德国人民心中反抗暴政的革命激情；它像一股劲风，给“狂飙突进”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德国文学批评家梅林赞扬说，《强盗》在人们心目中是“永受崇敬的”，是席勒“最具天才的一部作品”，而且是“德国戏剧的不朽财富”。[3]恩格斯在提到这部作品时曾说：“他（指席勒--笔者）在这本书中歌颂了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青年。”另外，这部作品具有丰富的激情，这种激情是市民知识分子不满现状的呐喊，充满了强烈的反抗意识，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洋溢着对整个德国社会挑战和叛逆的精神”。
二、无法抑制的宗教伦理尤其是路德宗的驱动牵制
在这部剧作中，作者除了对狂飙突进精神和气概进行了大量的突出和渲染，也以另一无形因素的影响为暗线来丰满人物性格，还原当时社会现状。以往对于这部剧作的阐释，通常被习惯性地归纳为“追求自由”、“歌颂豪侠”。但实际上，席勒在该剧中呈现的除了“行动宏伟的英雄”之外，尚有“限制行动的偏狭”。他笔下的强盗卡尔，不仅仅有激烈奔放、呐喊怒吼的一面，而且也有优柔寡断、悲观绝望的一面。《强盗》中几乎所有的保守性因素，都可以找到其背后宗教伦理的驱动。[4]
因为当时盛行的启蒙主义作家们以及狂飙突进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是“牺牲了宗教来显露聪明，这也是现在很流行的事，甚至一个人在他的著作里如果不以无神论的嘲讽来揶揄最神圣的宗教真理的话，人们就不会把他看作是一个天才。诚然，‘圣经’的高贵单纯，已经在所谓聪明头脑的日常集会中被歪曲了，被践踏成可笑的东西了；因为无论怎样神圣严肃的事情，如果一旦被曲解，怎么会不招致嘲笑呢？”
席勒的《强盗》却用一个罪大恶极的强盗都能皈依神和上帝来阐明他所认为的“真正的宗教和道德”，因为“任何人，即使是最坏的人，他们的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地映现出上帝的影子来的；而且，最坏的人通向最正直的人的道路，也许并不是像做小恶的人那样的疏远，因为道德行为和精神力量是并行的，所以陷入迷途越广越深的人，做的过错越有分量的人，他的转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强盗》中宗教因素对主角心理的波澜起伏和深度刻画以及对其道路选择所施加的重要影响正是席勒对揶揄神圣宗教的人的嘲讽驳斥和对真正宗教和道德的捍卫和深刻理解，这也是他创作这部剧的部分原因。 另外，卡尔的矛盾反复背后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性因素，具体结合德国的宗教背景来说，就是16世纪以来，为基督新教先导的路德宗。路德宗教义实际上是一种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马丁.路德试图以摈除《圣经》中无记载的教会教义，恢复《圣经》信仰的方式来拯救堕落的基督教世界。对《圣经》的张扬则导致这样的结果--以顺服的姿态信仰上帝而不是购买“赎罪券”才是通往天堂之路。这样，卡尔的矛盾挣扎就找到了它的历史源头，即基督教传统中一贯的“顺服”姿态。卡尔以暴力的形式反抗未果，终于走回了基督教教义，走回了路德宗传统。
其实《强盗》中路德宗伦理的影响在很多情节和对人物的刻画中都有迹可循。如卡尔请求父亲的宽恕，又在渴求宽恕、回到父亲膝下的愿望被拒绝之后，才呼号，愤而成为强盗帮的首领，进而加深了他的罪恶，这个故事的原型来自于《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故事，可以说，整个《强盗》的情节，就建筑在对这个经典故事的改写之上。又比如卡尔凭借其自由意志选择了做一个强盗，但同时也深深知道将为这一选择付出代价--“在公开的绞架上和车轮上咽气丧命”，他选择了“罪”，也预备承受“罚”，从这个意义上，对路德宗伦理仍然是认同的。同时，这也可以解释卡尔在全剧中自始至終的“返回纯洁状态”的诉求，卡尔反复感叹“要是能做孩子--要是又能做孩子就好了”，而这样的想法也有幽远的历史渊源，在《马太福音》中，门徒问耶稣“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过一个小孩子来，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进不得天国。”再比如在卡尔身上，隐喻的是中世纪与现代神权政治与自由意志、上帝与自我之间的撕裂与对抗。这样一种分裂导致了卡尔在剧中的一系列矛盾行为，他在犹疑中抱有希望，在希望破灭后又追求复仇。最初他试图作一个服罪者，最后却成为了犯罪者。卡尔没有服从上帝的旨意和立法，因此在超验的领域，他成为了一个罪人。但他也没有服从世俗的习惯和立法，因此在世俗的领域他还是一个罪人。更重要的是对他自己而言，他没能够坚持自己的意志，没能够完善地为自我立法，始终问心有愧。无论从哪一个尺度来看，他都无法逃避罪人的身份。于是，卡尔的生命与罪、与罪恶感紧密相连，这一身份决定了剧情的日后发展，也决定了卡尔以后的命运。
可以看到，在《强盗》中，路德宗伦理是一个无所不在、意义复杂的存在，它以极度的强势，决定持不同价值立场的主人公们的命运。作为一个终审者，路德宗伦理判明了每一个角色的罪责，并让他们悲惨死去。那些微弱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精神，在它的笼罩下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由此可见，与路德宗伦理相比启蒙精神着实弱小。
三、突进性和保守性的抗争和妥协
席勒生活的时代，正是德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和最腐朽的时期。国家四分五裂， 诸候争霸割据， 经济极端凋敝， 思想文化窒息， 人民苦不堪言。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一切都烂透了， 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 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5]但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新生资产阶级要求得到自由、实现发展诉求的愿望越来越明显。新旧势力之间的较量势在必行。然而，德国封建因素根基深厚，难以动摇。软弱无能的德国资产阶级又没有法国资产阶级那种强烈的革命要求， 在政治领域里去进行一场革命， 仅是把斗争局限在纯精神领域，在意识形态范围内进行一场如同歌德所说的文学革命“狂飙突进”运动。
在《强盗》这部剧作中，席勒歌颂和赞扬主角卡尔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反叛意识和抗争精神，因为它象征了当时社会的一种新生的力量，但他又不得不承认宗教尤其是路德宗的影响并把它扩大化地呈现在作品中，使作品中几乎任何角色任何行为背后都渗透着它的影响，这又表现出他的妥协性和保守性。
卡尔是当时不满现状而又无力改变现状的狂飙突进分子的缩影。中世纪与现代、神权政治与自由意志、上帝与自我之间的撕裂与对抗，也同样集中表现在卡尔身上。卡尔向往民主，热烈地歌颂自由，否认封建秩序。他有改造社会创建新社会的理想，但他的理想是模糊的，他进行的是孤独的反抗，企图作侠盗来破坏旧世界。卡尔曾焚烧教会寺院，杀死牧师、贵族，劫富济贫，用他自己在第五幕最后的台词来说，他“妄图用恐怖来改造世界，安想用反对律法来树立律法！”但是卡尔不久便醒悟到，他这种侠盗行为并不能改变社会现状，他像歌德笔下的维特一样，在现状面前深感自己的无力，只得乞求于上帝，希望上帝来维护人道与正义，希望上帝来改变现状。他说：“噢，上帝啊，我妄自以为我曾把您的刀修好，把您的偏心纠正，然而，这只是幼稚的妄想罢了。……上帝啊，对这个孩子（指卡尔自己）发发慈悲吧，他曾经妄想去代替您。只有您才有权复仇。您不需要人类的帮助。追究过去，的确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及的事……”卡尔这些自白证明了自己的软弱，他想不出办法，找不到出路，于是只能乞求上帝。我们从德国市民知识分子先天不良的软弱本性中便能理解《强盗》的结尾和卡尔的“自首”。
另外，剧本本身也有着明显的矛盾：它一方面号召人们起来反抗，改变现状；一方面又认为侠盗式的反抗没有前途，即怀疑自己的反抗方式的合理性和积极性，而对其它的道路也很茫然，于是结论是只有上帝才能改变现状，这在客观上又否定了自己的反抗。作品的这种矛盾性说明席勒在创作《强盗》时思想上很矛盾。他深受路德宗的影响，又在“狂飙运动”伊始感受到不可抗拒的新生事物新生思想的吸引，他想破旧立新，却破的不彻底，立的根基不稳。《强盗》中的这种矛盾性使反抗意识鲜明中剧本夹杂着感伤色彩。
四、结语
《强盗》中对反叛思想和破旧立新精神的伸张，无疑是突进的进步的，但其背后保守妥协性因素的驱动和影响同样也不可忽视。新旧势力抗衡之间，剧中角色的挣扎和矛盾所展现出来的复杂性也是现实中人们的价值徘徊的缩影和间接表现。这种摇摆和徘徊，既是《强盗》的内在矛盾之一，更是整个人类社会在面临现代化潮流时的二难选择。
参考文献
[1] 林慧，狂飙突进运动[J]，同学少年，2013（09）：53.
[2] 席勒，《强盗》，张玉书编译《席勒文集·卷二》[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09.
[3] 蓝泰凯，席勒的悲剧《强盗》[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04）：23- 27.
[4] 李丹，张秀宁，十字架下的狂飙——论席勒的《强盗》[J]，艺术百家， 2012， 28（S1）：75- 78.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