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爆发后，在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内部分裂成“主战”和“主和”两派。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力主明令讨伐西安，并出任“讨逆军”总司令，迅速组织陆军向西安逼近，空军轰炸西安近郊。
　　“讨伐”的主张最初是得到部分国民党元老支持的，其中尤以戴季陶的支持最为强硬有力。起初戴季陶在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时，大声疾呼，主张声罪致讨，说到大义凛然之时，大拍桌子，以补声泪俱下之不足。但后来由于宋美龄在中央军校演说时指责主张讨伐者别有用心，他就转变了立场。在孔公馆召开的一次最高级会议上，戴季陶不惜下跪磕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不要光走一条路。”他此时的用意已非常清楚，表明自己不赞成单一、硬性的武装讨伐了。但是何应钦却仍然没有转变，不惜在党内会议上粗暴地呵斥宋美龄：“彼一妇人耳，只知救丈夫而已，国家的事不要你管。”
　　在国民党内很少执异立言、素有“何婆婆”之名的何应钦，为何在这个问题上一反常态，顽固地坚持讨伐呢？
　　首先，冥顽的反共立场决定了何应钦在当时不可能选择和平谈判。在反共的问题上，何应钦一直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坚定追随者。可以说何应钦终其一生均未改变他的反共立场，其“态度之坚决、立场之顽固、活动之频繁、影响之巨大，在国民党内的反共历史上堪称一流”。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和平谈判解决事变的前提是接受张、杨的联共主张，这对冥顽地坚持反共立场的何应钦来说显然是无法容忍的。
　　其次，从维护国民党集团利益和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何应钦认为营救蒋介石只能使用“以战逼和”这一手段。
　　何应钦与宋氏兄妹等主和派一样，都急于营救蒋介石，但他显得更具理性，更多地考虑政府的立场。他认为营救蒋介石与整饬纲纪、惩罚张、杨必须同步进行。在何应钦等主战派看来，张、杨发动事变是依靠地方实力派支持的。而且何应钦还认定如果对张、杨妥协，肯定会造成地方实力派势力的上升，而这一点是他绝不愿意看到的。在压制地方实力派势力的问题上，何应钦与蒋介石毫无二致。何应钦没有任何的私人势力，经过数十年苦心经营才得以成为南京政府中央军的二号人物。任何地方势力的上升都必将危及他的地位。为此，他必须借用武力来压制地方实力派，维护自己的利益。
　　此外，张、杨扣蒋后对外宣布的八项主张，虽主要谴责蒋介石，但无疑也捅到了何应钦的痛处。他在国民党内素以亲日著称，如果西安事变以“容纳抗日力量”作为条件得以和平解决，那么他的地位必将受到打击。这必然促使他反对和平談判。
　　最后，日本方面施加的压力使何应钦不得不采用既有利于营救蒋介石又可以稳住日本的方法，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命令讨伐。
　　西安事变爆发之时，日本已占领了东三省全部、华北大部和上海的一部分，已然成为影响中国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无疑会影响到南京政府、何应钦的决策。西安事变的消息一传出，日本很快就作出了反应。12月15日，日本驻上海领事声称：“如南京执行张、杨的八项主张，日本将不惜采取断然措施，以武力占领京沪。”12月19日，蒋介石的停战手令被带回南京，这更引起了日本的怀疑和注意。日本外相在东京约见中国驻日大使，十分露骨地威胁说：“如中央在容共抗日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坚决反对。”接着日本首相也向南京政府发出同样的威胁。除了外交上言辞的威胁之外，日本还同时做了武装干涉的准备。17日，日本增派海军陆战队到上海、汉口。日本国内的部分舰队、航空队和三个陆战队也奉命进入临战状态。
　　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度，南京政府有着非常清楚的了解，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写到：“虎视眈眈之帝国主义者，正悬盼中国内战之爆发，裨得以借口以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统制中国之迷梦。”长期以来与日本进行交涉的何应钦对此当然有更清晰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考虑设法稳住日本。24日，在国民政府已经决定停止讨伐之后，何应钦对日仍称“本人惟知遵循政府既定政策办理”，暗示讨伐行动将按计划进行，绝不停止，借此稳住日本的意图非常明显。
　　何应钦在事变中主战，积极作用还是十分明显的。
　　第一，正是他的主战，客观上增加了事变和平解决的紧迫性，促成了张学良不顾杨虎城等人劝阻，于25日释放蒋介石返宁之举。据张学良回忆：“当时国民政府已经威胁我，不惜以武力与我对抗。我们是为了制止内战而发动的事变，如果再发生新的内战，就不好办了。所以我下定决心，由我个人承担责任，解决事变，立即释放蒋介石。”
　　第二，日本在西安事变的半月之内，保持“静观”的态度，原因固然有很多，何应钦的“主战”迎合了日本的要求，避免了给日本以借口，显然是原因之一。这在客观上，为解决事变造成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外交环境。如果日本在事变中乘机而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未必能成功。
　　编辑/冰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