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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明清史学家、徽学研究的奠基者张海鹏教授辞世已经十年了，同他交往的件件往事仍不时浮现于眼前，引起我对他的深切怀念。
我同张海鹏教授相识较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转向明史研究，陆续在报刊、杂志上读过张海鹏教授关于马皇后、朱升和徽商等的论文，知道他有着深厚的史学功底和精辟的学术见解，但一直无缘谋面。1985年金秋时节，我应邀奔赴皖南的黄山，参加张海鹏教授承办的第一届中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才有幸同他见面。就是在这次会上，有两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从而播下我们学术交谊的种子。
一
第一件事发生在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当天午后，我到黄山汤泉宾馆后，由一位负责接待的年轻同志带进一个双人间住下。我把行李包放下，便忙着浏览刚刚领到的会议资料与论文。不一会儿，接待我的年青同志又来了，说要调一下房间，安排我住进四人间。我没在意，住进四人间后，我继续翻阅会议资料和论文。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我拉开房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瘦瘦高高、清癯儒雅的中年学者，以谦和的声音问：“你是陈梧桐老师吗？我是张海鹏。”原来他就是这次会议的承办者、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安徽师范大学校长张海鹏教授。
因为此前我们素不相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找我，便以探寻的目光注视着他。没想到张教授一脸歉意地对我说：“实在抱歉，原先安排你住双人间，后来有位安排住双人间的年轻外宾，说他们国家同性的成年人不能同住一个房间，否则就是同性恋。我们只好让所有外宾一人住一个房间。黄山是著名旅游区，秋天又是旅游的黄金季节，游客多，但附近的宾馆现在建的并不多，我们住的这家宾馆的客房早已预订一空，没有多余的床位。所以只能在内部进行调整，让国内的年轻同志委屈一下，都住四人间，腾出部分房间给外宾住。我们第一次承办国际学术会议，缺乏经验、考虑不周，请多多包涵。”说着，还双手抱拳，连连作揖。这种小事，其实让负责接待的同志说一声，大家都能理解。张教授是校长，却亲自登门道歉，让我有些过意不去，忙制止道：“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这些人，大学毕业后，人人都下放过，什么劳动锻炼，四清运动，五七干校‘再教育’，哪样艰苦的生活没经历过？房间挤点算什么，人多不是更热闹，可以多交几个朋友嘛？再说你们费尽心血、筹集经费、调动人力，承办这样一个学术会议，劳苦功高，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才对，哪有让你们来道歉的呢？”他却谦恭地答道：“我既然承诺筹办这个会议，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办好，出了纰漏，应该检讨！”张教授这番肺腑之言，反映出他为人坦诚谦虚，做事认真负责的高尚品德，马上赢得了我的好感和信任。
张教授告诉我，“文革”以前，他一直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教学工作，兼任历史系副主任的行政工作。“文革”结束后，系里明清史的教学是个空白，他便改变研究方向，补这个缺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发现明清徽州的经济文化既有地域特色又具有典型意义，而且资料极为丰富。
早在40年代，我国著名的社会经济史学家傅衣凌先生就发表了《明代徽商考》一文；50年代初，日本的藤井宏先生出版了《新安商人的研究》；到了80年代初，广州的叶显恩先生出版了《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但在安徽本地，却未见有人涉足这个领域。80年代初，一些美日学者为研究徽学，到徽州来实地考察，搜集资料，他们经常找安徽师大历史系的教师座谈。安徽师大距古徽州也就200公里，称得上是徽州的门户，研究徽学无疑比外地和外国学者方便得多。但是，由于老师们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所知甚少，谈不出太多的东西，感到很不是滋味。张教授说，如果不急起直追，万一将来出现“徽州在中国，徽学在国外”的尴尬局面，那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为此，张教授在1983年便联合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师，成立明清史研究室，确定以徽学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以徽商这个徽州文化的酵母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点。此后，他便率领教研室的同志，北上合肥、南京、北京，南下上海及徽州各县，从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科研院所和私家珍藏的史籍、方志、谱牒、笔记、小说、契约、文书、碑刻、档案中，搜集到徽商资料百余万字，整理编辑成《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一书，由黄山书社出版。这次会上，将发给大家，人手一册，既广泛征求意见，也为同行的研究提供方便。今后他们将进一步搜集资料，并利用所掌握的资料，对徽商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然后由徽商的研究延伸到徽学各方面。听了张教授这番不藏不掖、直率诚挚的叙说，我不由对他深邃的学术眼光、远大的史学抱负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感到由衷的敬佩。
随后，张教授说读过我一些论述朱元璋的论文，很有新意，猜测我正在系统地研究朱元璋，问我何以对朱元璋感兴趣，是怎样研究起这个历史人物的，有何计划和打算。我便如实地谈起自己的曲折经历。我说，自己大学毕业后，先到高等教育出版社当文史编辑，不久又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中学历史世界古代史教材的编写工作。“文革”后期，下放到安徽凤阳的教育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后来从干校分配到广西大学，参与中文系的创办与公共课世界近代史的教学。“文革”结束前夕调回北京，到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任教。“文革”结束后，高等学校恢复招生和正常教学，我便改教中国古代史，业余时间从事明史研究。要研究明史，当然必须先了解开国皇帝朱元璋和他制订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而“五七干校”的经历，又使我对朱元璋传奇的一生产生浓厚的兴趣。查阅吴晗的名著《朱元璋传》和有关朱元璋的论著，觉得脑子里许多疑问得到了解决，但仍有不少问题没有答案，就决定自己动手来解开这些谜团。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后来有出版社前来邀约，请我撰写一部新的朱元璋传记。目前打算将已发表的一组论文辑成《朱元璋研究》一书先行出版，然后着手撰写朱元璋的传记。我还告诉张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十几位同志下放“五七干校”后，有两位因此和凤阳结下了不解之缘。除我由此萌生研究朱元璋的念头外，还有一位是王剑英先生。王先生因为有什么“历史问题”未查清楚，当大部分同志被分配到边疆一些省区重新工作后，他和少数同志仍留在干校继续接受审查。当时干校的农田已交回给当地的公社或农场，没有农活可干，他便抽空踏勘明中都遗址，写出了一部《明中都城考》的专著（后来正式出版时改名为《明中都》）。张教授静静地听着，最后笑着说：“我们安徽有许多历史宝藏等待人们的开掘，可惜我省的史学队伍力量比较单薄，像朱元璋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就没有专人进行研究。徽学也是如此，我们的研究也才刚刚起步。我们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搞得比较仓促，希望你多提意见。我也等着尽快读到你的《朱元璋研究》和新的朱元璋传记。”
二
第二件事发生在会议闭幕的前一天。那天好像是会议组织与会者兵分两路，一路游览黄山，一路考察徽州古民居。我因大病刚愈，身体比较虚弱，只随几位老先生到黄山脚下逛了一个多小时，远眺顶峰金秋瑰丽的景色，就回到了宾馆。下午四点多钟，便到已从黄山归来的光明日报史学编辑肖黎先生的房间去聊天。不一会儿，张海鹏教授推门而入，询问游览黄山的观感，然后问肖黎先生：“能不能在《光明日报》的《史学》版上，为《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的出版登条消息？”肖黎先生当即爽快答应，说：“没问题，你找人写个一二百字的书讯给我，我来安排。”张教授随即对我说：“陈先生就在北京，能不能劳你大驾，给写条书讯，就近交给肖黎先生？省得我找人写了再邮寄，太耽误时间了。”张教授既然信任我，我二话没说，当即应允了。
回到北京，我抽空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从头到尾翻阅一遍，拟出了一则二百字左右的书讯，除交代该书主编、出版社的名字及出版时间外，还着重指出它的价值所在：“有关徽商的资料，对于研究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史和徽州的社会史，尤其是对于探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具有很高的价值。”然后署上“纪程”的笔名，交给肖黎先生。第二年2月5日《光明日报》的《史学》版刊出后，我给张教授寄去一份样报，作为对其嘱托的复命。没想到的是，张教授竟来信对这举手之劳表示谢意，说我的这则书讯虽然字数不多，但却对资料集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让他和他的同事深感欣慰和鼓舞。透过这封字迹隽秀的短笺，我又真切地领略到张教授尊重他人劳动、真诚对待朋友的人格魅力，更感到他是一位可以深交的挚友。
转眼到了1993年，两部拙著《洪武皇帝大传》和《朱元璋研究》几经周折，终于在6月和11月相继问世，我寄请张海鹏教授指教。他收到《洪武皇帝大传》后，在繁忙的行政工作和教学、科研之余，抽空认真翻阅，提笔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赞“《大传》洋洋五十余万言，诚为朱元璋传记中前所未有之巨制。与原有的同类著作相比，它不仅挖掘了许多新的史料，订正了不少史籍记载的错误，而且大大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加深了论述的深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又有较强可读性的历史人物传记”。我在感动之余，萌生了一个念头：何不请张教授将此信改写成一篇书评，拿到报刊上发表？我当即给人民日报理论部的一位编辑打电话，询问可否借该报的一角予以刊载。他慨然应允，但篇幅限在千把字左右。我便给张教授去信，斗胆提出了这个请求。到了11月，张教授寄赠他与张海瀛先生主编的刚出版的《中国十大商帮》一书，同时寄来了他撰写的书评。书评以前人评诗的一句名言“功夫深处却平夷”为标题，以前引来信中的那段评论为基调，分别征引书中的有关论述论证拙著“挖掘了许多新的史料”、“订正了不少史籍记载的错误”、“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加深了论述的深度”诸项成就，然后用一段文字评说拙著的文字表述“具有较强可读性”的优点：
《大传》文字表述上也做到了深入浅出，明白晓畅。铺叙是为了析透问题，简约则是力求语言的皓洁。这就把史学的内容和文学的形式合为一体了。
最后还有一段文字，评说拙著所以写得成功的原因：
这部《大传》之所以写得成功，原因是作者曾穷十余年之力，就朱元璋一生活动的事迹，从不同的方面写出二十多篇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洪武皇帝大传》则是在通过深入研究朱元璋其人其事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这说明，作者在动笔之前，就已下过功夫了。前人评诗有句名言：“功夫深处却平夷。”其实，写文章，写著作，要求得较高的质量，关键也在于“功夫深处”，功夫够了，写出来的论著也就平易明白了。
全文约1800字，字里行间体现出张教授奖掖后学、鼓励外地学者挖掘安徽历史富矿的慷慨气度。我按照事先的约定，将稿件转给人民日报理论部的编辑。理论部的编辑对稿子略加压缩，删去最后两段，并将标题改为《〈洪武皇帝大传〉评介》，于翌年3月23日发表。
这样，一来二去，我们便结下深厚的友谊。几次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和朱元璋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们重逢时都会畅谈一番，交流彼此的学术研究和工作生活情况。通过接触和交谈，我知道张教授身兼数职，除了安徽师大校长繁重的行政工作外，还要兼顾教学与科研以及校外的许多社会活动，但他应对裕如，样样都做得十分出色。就科研而言，张教授本人不仅发表了数十篇论文，还在安徽师大历史系先后组建明清史教研室、徽商研究中心、徽学研究所等机构，率领一批志同道合的老师，协作攻关，撰写和出版了一批徽商与徽学的重要论著，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以培育人才而论，张教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培养了一批硕士生，他们现在都已成为教学与科研的骨干人才和中坚力量。再就社会活动来说，张教授作为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朱元璋研究会会长、安徽省史学会会长，在安徽的黄山（1985）和凤阳（1995）先后承办了两次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还在凤阳（1990/1998）主持了两次朱元璋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他生前，还没有一个省市单独举办过如此次数的明史和朱元璋的国际性学术会议。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对明史和朱元璋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十年之前，张海鹏教授因长期劳累过早地与世长辞了，令人无限痛惜。值得庆幸的是，张教授为之奠立基石的徽学研究，在其后继者和学生的努力之下，正在向纵深之处开拓，呈现出日益辉煌的局面；他积极推动的明史和朱元璋研究，队伍在日益壮大，成果在不断涌现，也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所有这一切，或许多少可以告慰于张教授的在天之灵吧。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实习编辑 邢新欣）
我同张海鹏教授相识较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转向明史研究，陆续在报刊、杂志上读过张海鹏教授关于马皇后、朱升和徽商等的论文，知道他有着深厚的史学功底和精辟的学术见解，但一直无缘谋面。1985年金秋时节，我应邀奔赴皖南的黄山，参加张海鹏教授承办的第一届中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才有幸同他见面。就是在这次会上，有两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从而播下我们学术交谊的种子。
一
第一件事发生在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当天午后，我到黄山汤泉宾馆后，由一位负责接待的年轻同志带进一个双人间住下。我把行李包放下，便忙着浏览刚刚领到的会议资料与论文。不一会儿，接待我的年青同志又来了，说要调一下房间，安排我住进四人间。我没在意，住进四人间后，我继续翻阅会议资料和论文。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我拉开房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瘦瘦高高、清癯儒雅的中年学者，以谦和的声音问：“你是陈梧桐老师吗？我是张海鹏。”原来他就是这次会议的承办者、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安徽师范大学校长张海鹏教授。
因为此前我们素不相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找我，便以探寻的目光注视着他。没想到张教授一脸歉意地对我说：“实在抱歉，原先安排你住双人间，后来有位安排住双人间的年轻外宾，说他们国家同性的成年人不能同住一个房间，否则就是同性恋。我们只好让所有外宾一人住一个房间。黄山是著名旅游区，秋天又是旅游的黄金季节，游客多，但附近的宾馆现在建的并不多，我们住的这家宾馆的客房早已预订一空，没有多余的床位。所以只能在内部进行调整，让国内的年轻同志委屈一下，都住四人间，腾出部分房间给外宾住。我们第一次承办国际学术会议，缺乏经验、考虑不周，请多多包涵。”说着，还双手抱拳，连连作揖。这种小事，其实让负责接待的同志说一声，大家都能理解。张教授是校长，却亲自登门道歉，让我有些过意不去，忙制止道：“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这些人，大学毕业后，人人都下放过，什么劳动锻炼，四清运动，五七干校‘再教育’，哪样艰苦的生活没经历过？房间挤点算什么，人多不是更热闹，可以多交几个朋友嘛？再说你们费尽心血、筹集经费、调动人力，承办这样一个学术会议，劳苦功高，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才对，哪有让你们来道歉的呢？”他却谦恭地答道：“我既然承诺筹办这个会议，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办好，出了纰漏，应该检讨！”张教授这番肺腑之言，反映出他为人坦诚谦虚，做事认真负责的高尚品德，马上赢得了我的好感和信任。
张教授告诉我，“文革”以前，他一直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教学工作，兼任历史系副主任的行政工作。“文革”结束后，系里明清史的教学是个空白，他便改变研究方向，补这个缺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发现明清徽州的经济文化既有地域特色又具有典型意义，而且资料极为丰富。
早在40年代，我国著名的社会经济史学家傅衣凌先生就发表了《明代徽商考》一文；50年代初，日本的藤井宏先生出版了《新安商人的研究》；到了80年代初，广州的叶显恩先生出版了《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但在安徽本地，却未见有人涉足这个领域。80年代初，一些美日学者为研究徽学，到徽州来实地考察，搜集资料，他们经常找安徽师大历史系的教师座谈。安徽师大距古徽州也就200公里，称得上是徽州的门户，研究徽学无疑比外地和外国学者方便得多。但是，由于老师们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所知甚少，谈不出太多的东西，感到很不是滋味。张教授说，如果不急起直追，万一将来出现“徽州在中国，徽学在国外”的尴尬局面，那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为此，张教授在1983年便联合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师，成立明清史研究室，确定以徽学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以徽商这个徽州文化的酵母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点。此后，他便率领教研室的同志，北上合肥、南京、北京，南下上海及徽州各县，从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科研院所和私家珍藏的史籍、方志、谱牒、笔记、小说、契约、文书、碑刻、档案中，搜集到徽商资料百余万字，整理编辑成《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一书，由黄山书社出版。这次会上，将发给大家，人手一册，既广泛征求意见，也为同行的研究提供方便。今后他们将进一步搜集资料，并利用所掌握的资料，对徽商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然后由徽商的研究延伸到徽学各方面。听了张教授这番不藏不掖、直率诚挚的叙说，我不由对他深邃的学术眼光、远大的史学抱负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感到由衷的敬佩。
随后，张教授说读过我一些论述朱元璋的论文，很有新意，猜测我正在系统地研究朱元璋，问我何以对朱元璋感兴趣，是怎样研究起这个历史人物的，有何计划和打算。我便如实地谈起自己的曲折经历。我说，自己大学毕业后，先到高等教育出版社当文史编辑，不久又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中学历史世界古代史教材的编写工作。“文革”后期，下放到安徽凤阳的教育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后来从干校分配到广西大学，参与中文系的创办与公共课世界近代史的教学。“文革”结束前夕调回北京，到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任教。“文革”结束后，高等学校恢复招生和正常教学，我便改教中国古代史，业余时间从事明史研究。要研究明史，当然必须先了解开国皇帝朱元璋和他制订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而“五七干校”的经历，又使我对朱元璋传奇的一生产生浓厚的兴趣。查阅吴晗的名著《朱元璋传》和有关朱元璋的论著，觉得脑子里许多疑问得到了解决，但仍有不少问题没有答案，就决定自己动手来解开这些谜团。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后来有出版社前来邀约，请我撰写一部新的朱元璋传记。目前打算将已发表的一组论文辑成《朱元璋研究》一书先行出版，然后着手撰写朱元璋的传记。我还告诉张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十几位同志下放“五七干校”后，有两位因此和凤阳结下了不解之缘。除我由此萌生研究朱元璋的念头外，还有一位是王剑英先生。王先生因为有什么“历史问题”未查清楚，当大部分同志被分配到边疆一些省区重新工作后，他和少数同志仍留在干校继续接受审查。当时干校的农田已交回给当地的公社或农场，没有农活可干，他便抽空踏勘明中都遗址，写出了一部《明中都城考》的专著（后来正式出版时改名为《明中都》）。张教授静静地听着，最后笑着说：“我们安徽有许多历史宝藏等待人们的开掘，可惜我省的史学队伍力量比较单薄，像朱元璋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就没有专人进行研究。徽学也是如此，我们的研究也才刚刚起步。我们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搞得比较仓促，希望你多提意见。我也等着尽快读到你的《朱元璋研究》和新的朱元璋传记。”
二
第二件事发生在会议闭幕的前一天。那天好像是会议组织与会者兵分两路，一路游览黄山，一路考察徽州古民居。我因大病刚愈，身体比较虚弱，只随几位老先生到黄山脚下逛了一个多小时，远眺顶峰金秋瑰丽的景色，就回到了宾馆。下午四点多钟，便到已从黄山归来的光明日报史学编辑肖黎先生的房间去聊天。不一会儿，张海鹏教授推门而入，询问游览黄山的观感，然后问肖黎先生：“能不能在《光明日报》的《史学》版上，为《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的出版登条消息？”肖黎先生当即爽快答应，说：“没问题，你找人写个一二百字的书讯给我，我来安排。”张教授随即对我说：“陈先生就在北京，能不能劳你大驾，给写条书讯，就近交给肖黎先生？省得我找人写了再邮寄，太耽误时间了。”张教授既然信任我，我二话没说，当即应允了。
回到北京，我抽空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从头到尾翻阅一遍，拟出了一则二百字左右的书讯，除交代该书主编、出版社的名字及出版时间外，还着重指出它的价值所在：“有关徽商的资料，对于研究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史和徽州的社会史，尤其是对于探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具有很高的价值。”然后署上“纪程”的笔名，交给肖黎先生。第二年2月5日《光明日报》的《史学》版刊出后，我给张教授寄去一份样报，作为对其嘱托的复命。没想到的是，张教授竟来信对这举手之劳表示谢意，说我的这则书讯虽然字数不多，但却对资料集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让他和他的同事深感欣慰和鼓舞。透过这封字迹隽秀的短笺，我又真切地领略到张教授尊重他人劳动、真诚对待朋友的人格魅力，更感到他是一位可以深交的挚友。
转眼到了1993年，两部拙著《洪武皇帝大传》和《朱元璋研究》几经周折，终于在6月和11月相继问世，我寄请张海鹏教授指教。他收到《洪武皇帝大传》后，在繁忙的行政工作和教学、科研之余，抽空认真翻阅，提笔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赞“《大传》洋洋五十余万言，诚为朱元璋传记中前所未有之巨制。与原有的同类著作相比，它不仅挖掘了许多新的史料，订正了不少史籍记载的错误，而且大大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加深了论述的深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又有较强可读性的历史人物传记”。我在感动之余，萌生了一个念头：何不请张教授将此信改写成一篇书评，拿到报刊上发表？我当即给人民日报理论部的一位编辑打电话，询问可否借该报的一角予以刊载。他慨然应允，但篇幅限在千把字左右。我便给张教授去信，斗胆提出了这个请求。到了11月，张教授寄赠他与张海瀛先生主编的刚出版的《中国十大商帮》一书，同时寄来了他撰写的书评。书评以前人评诗的一句名言“功夫深处却平夷”为标题，以前引来信中的那段评论为基调，分别征引书中的有关论述论证拙著“挖掘了许多新的史料”、“订正了不少史籍记载的错误”、“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加深了论述的深度”诸项成就，然后用一段文字评说拙著的文字表述“具有较强可读性”的优点：
《大传》文字表述上也做到了深入浅出，明白晓畅。铺叙是为了析透问题，简约则是力求语言的皓洁。这就把史学的内容和文学的形式合为一体了。
最后还有一段文字，评说拙著所以写得成功的原因：
这部《大传》之所以写得成功，原因是作者曾穷十余年之力，就朱元璋一生活动的事迹，从不同的方面写出二十多篇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洪武皇帝大传》则是在通过深入研究朱元璋其人其事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这说明，作者在动笔之前，就已下过功夫了。前人评诗有句名言：“功夫深处却平夷。”其实，写文章，写著作，要求得较高的质量，关键也在于“功夫深处”，功夫够了，写出来的论著也就平易明白了。
全文约1800字，字里行间体现出张教授奖掖后学、鼓励外地学者挖掘安徽历史富矿的慷慨气度。我按照事先的约定，将稿件转给人民日报理论部的编辑。理论部的编辑对稿子略加压缩，删去最后两段，并将标题改为《〈洪武皇帝大传〉评介》，于翌年3月23日发表。
这样，一来二去，我们便结下深厚的友谊。几次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和朱元璋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们重逢时都会畅谈一番，交流彼此的学术研究和工作生活情况。通过接触和交谈，我知道张教授身兼数职，除了安徽师大校长繁重的行政工作外，还要兼顾教学与科研以及校外的许多社会活动，但他应对裕如，样样都做得十分出色。就科研而言，张教授本人不仅发表了数十篇论文，还在安徽师大历史系先后组建明清史教研室、徽商研究中心、徽学研究所等机构，率领一批志同道合的老师，协作攻关，撰写和出版了一批徽商与徽学的重要论著，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以培育人才而论，张教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培养了一批硕士生，他们现在都已成为教学与科研的骨干人才和中坚力量。再就社会活动来说，张教授作为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朱元璋研究会会长、安徽省史学会会长，在安徽的黄山（1985）和凤阳（1995）先后承办了两次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还在凤阳（1990/1998）主持了两次朱元璋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他生前，还没有一个省市单独举办过如此次数的明史和朱元璋的国际性学术会议。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对明史和朱元璋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十年之前，张海鹏教授因长期劳累过早地与世长辞了，令人无限痛惜。值得庆幸的是，张教授为之奠立基石的徽学研究，在其后继者和学生的努力之下，正在向纵深之处开拓，呈现出日益辉煌的局面；他积极推动的明史和朱元璋研究，队伍在日益壮大，成果在不断涌现，也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所有这一切，或许多少可以告慰于张教授的在天之灵吧。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实习编辑 邢新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