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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在历史的长河中澎湃着周恩来总理不朽的赞歌，向人们展示着他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一生。作为周恩来总理的秘书，纪东撰写的回忆录《难忘的八年》真实地记录了总理最后八年的人生历程，谱写了一曲总理晚年的大江之歌。
纪东，1943年11月10日生，1968年8月担任周恩来总理秘书直至1976年1月总理逝世。1994年任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授少将警衔。2002年5月退休，担任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2007年9月出版回忆录《难忘的八年》。这本书被评为2008年出版行业优秀畅销图书，2009年再版，是“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图书”之一。本刊近日专访了纪东先生。
博览群书：纪先生，您好!非常荣幸能对您进行专访。请您谈谈撰写这本书的过程。
纪东：写这本书其实很偶然。在纪念周总理诞辰107周年的座谈会上，我做了一个发言。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主任的廖心文同志觉得，作为总理座谈会的工作人员，在如何看待总理上会有许多独特的视角和新鲜的感悟，作为一种责任，应该把它整理出来，并鼓励我写一本回忆录。当时我是不想写的，这其中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我从1968年给总理担任秘书到1976年总理逝世，经历的正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跟国家领导人这么接近的人员，我内心对那个时期的感觉是非常复杂的，很多话不愿说也是没法说的。第二，我觉得写总理，我的资历还不够。总理身边的秘书，写文章的不少，但写书的不多，我也觉得自己资历不足，难以动笔。再一个原因，因为写回忆录，是避不开写自己的，这样总会有宣传自己之嫌，这是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后来廖心文同志多次给我做工作，让我介绍一个更加真实的总理，而且了为弘扬总理的精神，应该把宣传总理的工作当作义不容辞的义务。这样我就写了，但当时只是想作为历史资料交给研究中心。
博览群书：这本书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生活化的总理。这本书的特点，或者说独特之处，就是以细节取胜。
纪东：当时廖心文同志特别对我强调说：一定要写细节。因为弘扬总理精神的，那些大的深的著作已经很多了，而且都是经过仔细研究考证的，我再写这些方面的事情肯定不会超越那些著作，而且手头也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材料，所以我要写的是我经历的、有直接感受的东西。选题的时候，我就力图寻找那些年对我个人影响最大的事，或者说我自己印象最深的事来写，通过这些具体的事、具体的细节来表现和弘扬总理的一种高尚的品质。
博览群书：说到对您影响最大的事，倒让我想起了书中改名的事。您原来叫纪相才，可是大伙儿总听成“气象台”，给您的工作带来了很多烦恼和不便。但是，您说周总理并不满意您改的名字。为什么呢?
纪东：这个我在书中没有说得太直白。总理对我改名字是相当不满意的。总理的意思是说，你改名字也是受了极左思想的影响，也是在追风。因为那个时候改名字成风，大家都起些东啊红啊什么的，在当时是最时髦的。实际上我并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是想为工作减少些麻烦，叫起来也顺口、好听。但是总理觉得改名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他不喜欢我们去做追风的事。虽然总理没有直说，但是我明白他内心的想法。没有经过总理同意就擅自改了名字，是让我到现在一直后悔和心痛的事情。
博览群书：纪东这个名字挺响亮，也好记，只不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容易让人赋予一些特殊的意义。也许总理内心是理解您的，批评只是出于对下属的爱护?
纪东：是的。总理是非常爱护下级、宽容下属的。我去总理身边做秘书时，只有25岁，社会经验、工作能力、知识水平等各方面都很有限，刚去的时候是很紧张的，有时候也说错话做错事，但是总理对我的教育、帮助和培养是耐心和气的，当然要求是严格的，批评是严厉的。总理曾经多次在会上说我敢说话，其实总理认为我是一个年轻人，阅历非常简单，觉得我特别单纯，也就包容我了。
博览群书：说到您敢说话，我想起书中的一件事情。1973年维也纳爱乐乐团来中国演出，您看后对总理说：“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太贫乏了，人民太饥渴了。”要知道，那时的文化界是江青他们把持的。您在那样的环境下，敢说出那样的话，不怕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纪东：不怕。我们在总理跟前一直是讲真话的。我们敢讲话、讲真话，是因为是总理要求、鼓励我们这样做的。总理和我们之间，没有隔阂。我在他身边胆大，是因为我把他当作我们的老人，自己的亲人，所以我说话不会掖着藏着。总理是非常爱护我们的，一旦有了什么差错，或者是江青等人找茬的时候，总理总是保护我们，他总是自己担起责任的。
博览群书：我想，总理其实是想听这样的声音的，因为他想听真话。
纪东：对。比如有这样一件事，当时有个新闻材料说一个女孩会用耳朵认字。我看了很新鲜，很兴奋，就拿给总理看。总理看了，付之一笑，问我：“你相信?”然后就搁在一边了。事后证明这种消息是故弄玄虚的。当时我是很相信的，总理当然不相信，但是他也没批评我们，而是一笑了之。
博览群书：当时您是想让总理放松一下吧?
纪东：是这样。当时拿这些资料给总理看，是因为总理太累了，给他看看这些有趣的材料放松一下，从精神上调节一下，也算是找点乐子吧，毕竟总理那时候能放松的机会太少了。总理也很愿意从多种渠道了解信息。我回西安探亲，回来后就把在西安听到的看到的一些事情讲给他听，他老人家是很有兴致的。他对自己的侄子侄女也是这样。有一次就听他对侄子说：“我跟你讲的这些话，回去不要汇报，不要当作指示，我们只是谈心。”
博览群书：您书中写道，总理是不抽烟的。但在批评总理的会上，面对“四人帮”的猖狂攻击，却要了一根烟，在手里捻得粉碎。他内心的愤怒一定达到了极点。您能详细讲讲当时总理跟“四人帮”的斗争吗?
纪东：关于周总理跟“四人帮”的关系，我是这样认为的：总理对“四人帮”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些人都是从党的九大十大选出来的，总理当然是希望和他们团结起来，一道他们为党和国家工作的，这也是一个组织原则。总理在召开国务院的工作会议时，与王洪文分管工作有关的会议还叫王洪文参加，可见总理对他的期望有多高。只是随着四人帮野心的膨胀，他们的目的逐渐暴露后，才逐渐转为跟他们斗争，这是有一个过程的。我记得总理曾批评张春桥说：“这个问题希望你以同志式的态度提出来。”可见总理跟他们的斗争已经白热化了。但这是党内斗争，对社会是不能公开的。当时毛主席就是绝对权威，那种权威性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是体会不到的。总理说过：“我难啊，难的不仅是林彪。”总理是忍辱负重的。
有人问过我，周总理为什么不跟毛主席决裂?我说如果决裂，那就不是周恩来 了。从遵义会议以后，周总理一直是拥护毛主席的，这一点没有一点值得怀疑。总理对毛主席的拥护，是从党的团结的大局出发的。总理怎么对待主席，我们是看在眼里的，绝对是真心的。总理自己也说，“我就是个助手。”他在拥护毛主席的同时，又想尽办法抵制主席的错误，把错误降到最小的程度。尼克松说过：“没有毛泽东，中国的革命之火就烧不起来；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之火就会漫天蔓延。”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他的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博览群书：我也听过这样一种说法：总理身上具有鹰和鸽的不同性格。就是说他身上既有鹰的尖锐，又有鸽的温和。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纪东：这是一种打比喻的说法。周总理说过：我的主义确定以后就再也不会改变了，而且要不断地为它奔走呼号，坚持下去。不论是在白色恐怖时期，还是在他被批判的时候，总理为他的崇高理想和信念都是这样坚持的。这是周总理刚的一方面；而总理另一面的柔，是别人很难做得到的。比如说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历史上很多时候总理都是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多次被错误地批判，但他从没退却，他忍着，他还是要坚持团结，顾全大局，忘我工作。一个人如果不是很有党性，是做不到这样的。总理说过：一个人有时候是要忘记别人对他的侮辱的。这就是他的平和，以柔克刚。总理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博大的胸怀就体现在这里。
博览群书：有人说，总理是把平凡和伟大结合得最完美的一个人。我们应从总理那里学习一些什么品格?
纪东：我觉得，总理为人，有这么几个方面，就是平等、真诚、热情，以及谦和。也就是与人为善。为人善良是总理人格魅力的基点。这是一种人性的发扬。
现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个方面，总理应该是大师。统战是构建和谐吧?总理能够团结所有的人一起工作，各种不同性格不同特点的人，甚至是政敌也能被他感化。我讲几个例子：
总理能把政敌变成知己。明显的例子就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少壮派张冲。他曾是悬赏十几万大洋捉拿周恩来的直接指挥者。但是为了抗战的大局，总理捐弃前嫌，不计恩怨，与张冲化敌为友。国共合作时，张冲是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也坚持抗战。这个人38岁就去世了。总理还写了一副挽联“生死谁与共，风雨忆同舟”来缅怀这位朋友。
另外就是对基辛格。总理能把对手变成朋友。在总理去世二十多年后，基辛格曾说：“我对周思来是有感情的，周恩来是世界上优秀的政治家。”《中美上海公报》中有一句话：“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周总理说：“基辛格不愧为博士，这一句话是基辛格发明的：”总理对基辛格是很佩服的。
博览群书：您在书中提过，总理教您做事和做人，教您在工作中学习。您自己也对如何做好本职工作归纳了五点，比如要广学博览，要勤恳踏实，要具备综合概括能力等。您觉得在一些职业修养上，当代的年轻人怎样继承前辈的优良传统?
纪东：关于职业修养，我觉得虽然时代和形势变了，但是一些基本的优良传统还是应该继承。比如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这是最重要的，秘书人员更应该是这样。秘书不是一种特指的“官”，但是与官又有千丝万缕的工作联系，是最接近官的。秘书不能代替领导，但是在某种情况下却能够左右领导、影响领导。所以秘书更应该有一种自律精神。周总理总教育我们不要盛气凌人，不要做势利小人，这对我们影响是非常大的。摆正自己的位置，履行自己的责任，严于律己，清白做人，这是很重要的，不然就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利谋私利。这一点尤其应该记着周总理的教诲。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央文献出版社蔡国江先生的帮助，特此鸣谢)
纪东，1943年11月10日生，1968年8月担任周恩来总理秘书直至1976年1月总理逝世。1994年任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授少将警衔。2002年5月退休，担任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2007年9月出版回忆录《难忘的八年》。这本书被评为2008年出版行业优秀畅销图书，2009年再版，是“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图书”之一。本刊近日专访了纪东先生。
博览群书：纪先生，您好!非常荣幸能对您进行专访。请您谈谈撰写这本书的过程。
纪东：写这本书其实很偶然。在纪念周总理诞辰107周年的座谈会上，我做了一个发言。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主任的廖心文同志觉得，作为总理座谈会的工作人员，在如何看待总理上会有许多独特的视角和新鲜的感悟，作为一种责任，应该把它整理出来，并鼓励我写一本回忆录。当时我是不想写的，这其中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我从1968年给总理担任秘书到1976年总理逝世，经历的正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跟国家领导人这么接近的人员，我内心对那个时期的感觉是非常复杂的，很多话不愿说也是没法说的。第二，我觉得写总理，我的资历还不够。总理身边的秘书，写文章的不少，但写书的不多，我也觉得自己资历不足，难以动笔。再一个原因，因为写回忆录，是避不开写自己的，这样总会有宣传自己之嫌，这是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后来廖心文同志多次给我做工作，让我介绍一个更加真实的总理，而且了为弘扬总理的精神，应该把宣传总理的工作当作义不容辞的义务。这样我就写了，但当时只是想作为历史资料交给研究中心。
博览群书：这本书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生活化的总理。这本书的特点，或者说独特之处，就是以细节取胜。
纪东：当时廖心文同志特别对我强调说：一定要写细节。因为弘扬总理精神的，那些大的深的著作已经很多了，而且都是经过仔细研究考证的，我再写这些方面的事情肯定不会超越那些著作，而且手头也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材料，所以我要写的是我经历的、有直接感受的东西。选题的时候，我就力图寻找那些年对我个人影响最大的事，或者说我自己印象最深的事来写，通过这些具体的事、具体的细节来表现和弘扬总理的一种高尚的品质。
博览群书：说到对您影响最大的事，倒让我想起了书中改名的事。您原来叫纪相才，可是大伙儿总听成“气象台”，给您的工作带来了很多烦恼和不便。但是，您说周总理并不满意您改的名字。为什么呢?
纪东：这个我在书中没有说得太直白。总理对我改名字是相当不满意的。总理的意思是说，你改名字也是受了极左思想的影响，也是在追风。因为那个时候改名字成风，大家都起些东啊红啊什么的，在当时是最时髦的。实际上我并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是想为工作减少些麻烦，叫起来也顺口、好听。但是总理觉得改名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他不喜欢我们去做追风的事。虽然总理没有直说，但是我明白他内心的想法。没有经过总理同意就擅自改了名字，是让我到现在一直后悔和心痛的事情。
博览群书：纪东这个名字挺响亮，也好记，只不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容易让人赋予一些特殊的意义。也许总理内心是理解您的，批评只是出于对下属的爱护?
纪东：是的。总理是非常爱护下级、宽容下属的。我去总理身边做秘书时，只有25岁，社会经验、工作能力、知识水平等各方面都很有限，刚去的时候是很紧张的，有时候也说错话做错事，但是总理对我的教育、帮助和培养是耐心和气的，当然要求是严格的，批评是严厉的。总理曾经多次在会上说我敢说话，其实总理认为我是一个年轻人，阅历非常简单，觉得我特别单纯，也就包容我了。
博览群书：说到您敢说话，我想起书中的一件事情。1973年维也纳爱乐乐团来中国演出，您看后对总理说：“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太贫乏了，人民太饥渴了。”要知道，那时的文化界是江青他们把持的。您在那样的环境下，敢说出那样的话，不怕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纪东：不怕。我们在总理跟前一直是讲真话的。我们敢讲话、讲真话，是因为是总理要求、鼓励我们这样做的。总理和我们之间，没有隔阂。我在他身边胆大，是因为我把他当作我们的老人，自己的亲人，所以我说话不会掖着藏着。总理是非常爱护我们的，一旦有了什么差错，或者是江青等人找茬的时候，总理总是保护我们，他总是自己担起责任的。
博览群书：我想，总理其实是想听这样的声音的，因为他想听真话。
纪东：对。比如有这样一件事，当时有个新闻材料说一个女孩会用耳朵认字。我看了很新鲜，很兴奋，就拿给总理看。总理看了，付之一笑，问我：“你相信?”然后就搁在一边了。事后证明这种消息是故弄玄虚的。当时我是很相信的，总理当然不相信，但是他也没批评我们，而是一笑了之。
博览群书：当时您是想让总理放松一下吧?
纪东：是这样。当时拿这些资料给总理看，是因为总理太累了，给他看看这些有趣的材料放松一下，从精神上调节一下，也算是找点乐子吧，毕竟总理那时候能放松的机会太少了。总理也很愿意从多种渠道了解信息。我回西安探亲，回来后就把在西安听到的看到的一些事情讲给他听，他老人家是很有兴致的。他对自己的侄子侄女也是这样。有一次就听他对侄子说：“我跟你讲的这些话，回去不要汇报，不要当作指示，我们只是谈心。”
博览群书：您书中写道，总理是不抽烟的。但在批评总理的会上，面对“四人帮”的猖狂攻击，却要了一根烟，在手里捻得粉碎。他内心的愤怒一定达到了极点。您能详细讲讲当时总理跟“四人帮”的斗争吗?
纪东：关于周总理跟“四人帮”的关系，我是这样认为的：总理对“四人帮”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些人都是从党的九大十大选出来的，总理当然是希望和他们团结起来，一道他们为党和国家工作的，这也是一个组织原则。总理在召开国务院的工作会议时，与王洪文分管工作有关的会议还叫王洪文参加，可见总理对他的期望有多高。只是随着四人帮野心的膨胀，他们的目的逐渐暴露后，才逐渐转为跟他们斗争，这是有一个过程的。我记得总理曾批评张春桥说：“这个问题希望你以同志式的态度提出来。”可见总理跟他们的斗争已经白热化了。但这是党内斗争，对社会是不能公开的。当时毛主席就是绝对权威，那种权威性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是体会不到的。总理说过：“我难啊，难的不仅是林彪。”总理是忍辱负重的。
有人问过我，周总理为什么不跟毛主席决裂?我说如果决裂，那就不是周恩来 了。从遵义会议以后，周总理一直是拥护毛主席的，这一点没有一点值得怀疑。总理对毛主席的拥护，是从党的团结的大局出发的。总理怎么对待主席，我们是看在眼里的，绝对是真心的。总理自己也说，“我就是个助手。”他在拥护毛主席的同时，又想尽办法抵制主席的错误，把错误降到最小的程度。尼克松说过：“没有毛泽东，中国的革命之火就烧不起来；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之火就会漫天蔓延。”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他的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博览群书：我也听过这样一种说法：总理身上具有鹰和鸽的不同性格。就是说他身上既有鹰的尖锐，又有鸽的温和。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纪东：这是一种打比喻的说法。周总理说过：我的主义确定以后就再也不会改变了，而且要不断地为它奔走呼号，坚持下去。不论是在白色恐怖时期，还是在他被批判的时候，总理为他的崇高理想和信念都是这样坚持的。这是周总理刚的一方面；而总理另一面的柔，是别人很难做得到的。比如说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历史上很多时候总理都是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多次被错误地批判，但他从没退却，他忍着，他还是要坚持团结，顾全大局，忘我工作。一个人如果不是很有党性，是做不到这样的。总理说过：一个人有时候是要忘记别人对他的侮辱的。这就是他的平和，以柔克刚。总理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博大的胸怀就体现在这里。
博览群书：有人说，总理是把平凡和伟大结合得最完美的一个人。我们应从总理那里学习一些什么品格?
纪东：我觉得，总理为人，有这么几个方面，就是平等、真诚、热情，以及谦和。也就是与人为善。为人善良是总理人格魅力的基点。这是一种人性的发扬。
现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个方面，总理应该是大师。统战是构建和谐吧?总理能够团结所有的人一起工作，各种不同性格不同特点的人，甚至是政敌也能被他感化。我讲几个例子：
总理能把政敌变成知己。明显的例子就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少壮派张冲。他曾是悬赏十几万大洋捉拿周恩来的直接指挥者。但是为了抗战的大局，总理捐弃前嫌，不计恩怨，与张冲化敌为友。国共合作时，张冲是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也坚持抗战。这个人38岁就去世了。总理还写了一副挽联“生死谁与共，风雨忆同舟”来缅怀这位朋友。
另外就是对基辛格。总理能把对手变成朋友。在总理去世二十多年后，基辛格曾说：“我对周思来是有感情的，周恩来是世界上优秀的政治家。”《中美上海公报》中有一句话：“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周总理说：“基辛格不愧为博士，这一句话是基辛格发明的：”总理对基辛格是很佩服的。
博览群书：您在书中提过，总理教您做事和做人，教您在工作中学习。您自己也对如何做好本职工作归纳了五点，比如要广学博览，要勤恳踏实，要具备综合概括能力等。您觉得在一些职业修养上，当代的年轻人怎样继承前辈的优良传统?
纪东：关于职业修养，我觉得虽然时代和形势变了，但是一些基本的优良传统还是应该继承。比如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这是最重要的，秘书人员更应该是这样。秘书不是一种特指的“官”，但是与官又有千丝万缕的工作联系，是最接近官的。秘书不能代替领导，但是在某种情况下却能够左右领导、影响领导。所以秘书更应该有一种自律精神。周总理总教育我们不要盛气凌人，不要做势利小人，这对我们影响是非常大的。摆正自己的位置，履行自己的责任，严于律己，清白做人，这是很重要的，不然就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利谋私利。这一点尤其应该记着周总理的教诲。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央文献出版社蔡国江先生的帮助，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