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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20世纪乡土抒情小说的创作中，沈从文和迟子建是极具代表性的两位作家。迟子建继承和发展了沈从文的文化立场和创作风格。他们都是都市文化背景下乡村生活的歌者，他们的作品充满着知识分子深厚的责任感。
关键词：沈从文；迟子建；乡土抒情小说
作者简介：王永芳，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7-0-01
“乡土抒情小说是指作家用温婉、细腻、抒情的笔调挖掘乡村中质朴的存在，按照自己理解的角度表达对于自然、乡土的情感皈依。”[1]沈从文深化了五四乡土小说的创作主题，在写实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理想王国的构想。迟子建继承了沈从文的文化立场和创作风格。与同时期崛起的女性作家们关注知识女性本身、探索女性生存发展道路不同，她站在乡村文明的立场，用细腻的笔调展现黑土地上坚韧不屈的人民。
一、对乡村文明的眷恋
中国自古以农业著称，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入侵，乡村开始呈现出破败的景象。沈从文却将目光聚焦在人物身上，发现乡村中人事的美好，表现对乡村文明的眷恋，这一点在八十年代被东北作家迟子建继承并发展。二人都站在乡村文明立场，对故乡流露出眷恋之情，这与两位作家相似的时代背景与人生经历有关。
沈从文的乡村立场与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他的不同于五四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家乡读书—出国留学—回国振兴的成长历程。沈从文14岁高小毕业后就进入了地方行伍，20岁独自跑到北京，读书不成便开始写作，后来自学进入大学任教。所以尽管生活在启蒙的大背景下，但他并没有直接接触西方思想。这使得他对西方文明持有相对客观的态度。沈从文的人生经历使他在跻身于城市知识分子阶层后仍然以“乡下人自居，这就使他对城市文明充满敌意，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不屑进而转去描写乡村时便自然地流露出依恋。
迟子建作为一位有着鲜明地域创作特色的作家，她用细腻的笔调，创造了一个粉妆玉砌的极地童话世界，展现了北方小镇上独特的风土人情，行文中流露出迟子建对故乡淳朴生活、和乡民美好道德品质的眷恋与赞美之情。
迟子建的创作立场也与她的生活经历相关。迟子建目睹了八十年代乡村文明的又一次的衰落。经济飞速发展，带来巨大的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缺陷，给人们的精神带来痛苦。面对都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时，迟子建将她的笔触伸向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展现勤劳、质朴、不屈的劳动人民。迟子建的童年时代是在东北偏远的小城里度过的。童年的经历为她的创作提供了源泉。
二、对民族文化的重构
启蒙不仅是对文化的批判和反思，更是在此基础上构建未来理想王国。面对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转型，迟子建与沈从文都站在城市的对立面，以自己特有的文人情怀对抗日益强大的都市文明。
沈从文创造的是一个没有被外来文化侵蚀过的，完全自然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度。他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丑陋、落后的成分。他希望以纯粹的美的世界来重构失落的乡村文明，挽救喧嚣的城市文明。在他笔下，男人大都有血性，是力量的化身，女性大都柔美，是真善美的化身。他企图用未被异化的苗人的心理品格与优美健康的人性来重塑中华民族的灵魂，以自然和谐的湘西社会为蓝本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一文学理想与西方哲学家卢梭的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如出一辙。他用爱与美完成了他我们民族文化的重构，丰富和发展了乡土文学。
迟子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企图用“仁厚”来构筑一个理想的世界。她以地母般宽广的胸怀包容了每个人，她希望以“仁厚”精神重构中华民族的灵魂，希望在这个利己主义的社会里人们能有一颗向善的，真诚的，仁厚的心，来抵制腐朽、喧腾的现代文明。
迟子建作品的精髓是“仁厚”，她认为“仁厚”是乡村人民精神的核心。她抓住平民百姓的心理特点，真实地反应百姓的心理，她笔下的人物不是真善美的化身，而是一个个真实的人，他们会贪小便宜，谋取利益但也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三、诗化叙事
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讲究故事性，注重结构、情节的完整，通常采用说书体和第三人称叙述的模式，不重环境的描写。但沈从文和迟子建十分注重环境的描写、意境的营造，景物描写与人物塑造几乎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
沈从文的作品大都是从景物描写入手，他的湘西世界保持了原有的自然质朴的审美形态。他用写意和点染的笔法写人、造境，人与景、情与景水乳交融，呈现出水墨画的效果。《边城》自“茶洞”写起，接着写河、街、吊脚楼等，洋洋洒洒上万字，为翠翠的出场做铺垫。沈从文抓住山水的灵性，将故事置于一种翠色的基色下，具有清新柔和的格调。他抒情的筆调，制造现实与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形成一种朦胧的美，使得整部作品具有浓浓的诗意。
迟子建在写作手法上也注重氛围的营造上和景物的描写。小说中充满东北风情。如《亲亲土豆》中夏季开放的土豆花]土豆花原来是没有香味的，可生活在礼镇上的人们却认为“它那股香味才特别呢，一般时候闻不到，一经闻到就让人忘不掉。”[2]环境描写将人物的情感起伏变化蕴藏于环境中，突出秦山夫妇简单的生活和农村人淳朴的爱情。迟子建用诗意的笔调书写故乡，用唯美的眼光审视自然，用同情的笔墨关注生活在偏僻农村里的形形色色人物的生活和生命，创作了诗化乡土小说。
结语：
沈从文和迟子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执着追求，对现代文明的反思，让我们看到新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责任感。
注释：
[1]李冬影.自然中的行吟——新时期乡土抒情小说的情感皈依[D].安徽：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65.
[2]迟子建.迟子建文集·亲亲土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261.
参考文献：
[1]迟子建.迟子建文集·亲亲土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2]樊星，赵涵漠.守候乡土的灵魂——论迟子建对沈从文散文化小说的继承及其变[J].学术交流， 2007（09）.
关键词：沈从文；迟子建；乡土抒情小说
作者简介：王永芳，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7-0-01
“乡土抒情小说是指作家用温婉、细腻、抒情的笔调挖掘乡村中质朴的存在，按照自己理解的角度表达对于自然、乡土的情感皈依。”[1]沈从文深化了五四乡土小说的创作主题，在写实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理想王国的构想。迟子建继承了沈从文的文化立场和创作风格。与同时期崛起的女性作家们关注知识女性本身、探索女性生存发展道路不同，她站在乡村文明的立场，用细腻的笔调展现黑土地上坚韧不屈的人民。
一、对乡村文明的眷恋
中国自古以农业著称，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入侵，乡村开始呈现出破败的景象。沈从文却将目光聚焦在人物身上，发现乡村中人事的美好，表现对乡村文明的眷恋，这一点在八十年代被东北作家迟子建继承并发展。二人都站在乡村文明立场，对故乡流露出眷恋之情，这与两位作家相似的时代背景与人生经历有关。
沈从文的乡村立场与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他的不同于五四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家乡读书—出国留学—回国振兴的成长历程。沈从文14岁高小毕业后就进入了地方行伍，20岁独自跑到北京，读书不成便开始写作，后来自学进入大学任教。所以尽管生活在启蒙的大背景下，但他并没有直接接触西方思想。这使得他对西方文明持有相对客观的态度。沈从文的人生经历使他在跻身于城市知识分子阶层后仍然以“乡下人自居，这就使他对城市文明充满敌意，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不屑进而转去描写乡村时便自然地流露出依恋。
迟子建作为一位有着鲜明地域创作特色的作家，她用细腻的笔调，创造了一个粉妆玉砌的极地童话世界，展现了北方小镇上独特的风土人情，行文中流露出迟子建对故乡淳朴生活、和乡民美好道德品质的眷恋与赞美之情。
迟子建的创作立场也与她的生活经历相关。迟子建目睹了八十年代乡村文明的又一次的衰落。经济飞速发展，带来巨大的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缺陷，给人们的精神带来痛苦。面对都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时，迟子建将她的笔触伸向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展现勤劳、质朴、不屈的劳动人民。迟子建的童年时代是在东北偏远的小城里度过的。童年的经历为她的创作提供了源泉。
二、对民族文化的重构
启蒙不仅是对文化的批判和反思，更是在此基础上构建未来理想王国。面对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转型，迟子建与沈从文都站在城市的对立面，以自己特有的文人情怀对抗日益强大的都市文明。
沈从文创造的是一个没有被外来文化侵蚀过的，完全自然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度。他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丑陋、落后的成分。他希望以纯粹的美的世界来重构失落的乡村文明，挽救喧嚣的城市文明。在他笔下，男人大都有血性，是力量的化身，女性大都柔美，是真善美的化身。他企图用未被异化的苗人的心理品格与优美健康的人性来重塑中华民族的灵魂，以自然和谐的湘西社会为蓝本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一文学理想与西方哲学家卢梭的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如出一辙。他用爱与美完成了他我们民族文化的重构，丰富和发展了乡土文学。
迟子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企图用“仁厚”来构筑一个理想的世界。她以地母般宽广的胸怀包容了每个人，她希望以“仁厚”精神重构中华民族的灵魂，希望在这个利己主义的社会里人们能有一颗向善的，真诚的，仁厚的心，来抵制腐朽、喧腾的现代文明。
迟子建作品的精髓是“仁厚”，她认为“仁厚”是乡村人民精神的核心。她抓住平民百姓的心理特点，真实地反应百姓的心理，她笔下的人物不是真善美的化身，而是一个个真实的人，他们会贪小便宜，谋取利益但也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三、诗化叙事
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讲究故事性，注重结构、情节的完整，通常采用说书体和第三人称叙述的模式，不重环境的描写。但沈从文和迟子建十分注重环境的描写、意境的营造，景物描写与人物塑造几乎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
沈从文的作品大都是从景物描写入手，他的湘西世界保持了原有的自然质朴的审美形态。他用写意和点染的笔法写人、造境，人与景、情与景水乳交融，呈现出水墨画的效果。《边城》自“茶洞”写起，接着写河、街、吊脚楼等，洋洋洒洒上万字，为翠翠的出场做铺垫。沈从文抓住山水的灵性，将故事置于一种翠色的基色下，具有清新柔和的格调。他抒情的筆调，制造现实与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形成一种朦胧的美，使得整部作品具有浓浓的诗意。
迟子建在写作手法上也注重氛围的营造上和景物的描写。小说中充满东北风情。如《亲亲土豆》中夏季开放的土豆花]土豆花原来是没有香味的，可生活在礼镇上的人们却认为“它那股香味才特别呢，一般时候闻不到，一经闻到就让人忘不掉。”[2]环境描写将人物的情感起伏变化蕴藏于环境中，突出秦山夫妇简单的生活和农村人淳朴的爱情。迟子建用诗意的笔调书写故乡，用唯美的眼光审视自然，用同情的笔墨关注生活在偏僻农村里的形形色色人物的生活和生命，创作了诗化乡土小说。
结语：
沈从文和迟子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执着追求，对现代文明的反思，让我们看到新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责任感。
注释：
[1]李冬影.自然中的行吟——新时期乡土抒情小说的情感皈依[D].安徽：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65.
[2]迟子建.迟子建文集·亲亲土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261.
参考文献：
[1]迟子建.迟子建文集·亲亲土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2]樊星，赵涵漠.守候乡土的灵魂——论迟子建对沈从文散文化小说的继承及其变[J].学术交流， 20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