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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无疑是一个不断沉淀与积累的过程。每座城市都是一个生命体,每座城市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灵魂,城市的灵魂就是老建筑所展现的城市精神品质,它凝聚了城市的文化传承、地域滋养,魅力独具和多元共生。
著名城市规划师沙里宁曾经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你的人民在追求什么。”
之所以沙里宁会这样说,是因为每座城市都需要有自己的记忆,这既是一种文化生活的沉淀与累积,更是历史的考量和见证。它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文化,也记录着一个地区的文明,并因此成为该地域乃至于全人类共有的一份宝贵财富,理应受到保护和传承。正如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所写的那样:“老建筑对于城市是如此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它们,街道和地区的发展就会失去活力。”
这也就是在说,没有了记忆的城市将无法更好地发展自身,甚至只能在岁月的长河中被逐渐遗忘,直至消失不见。
可怕的城市“模仿秀”
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城市开始进入城镇化进程的高速发展期。在风起云涌的“旧城改造”浪潮中,许多优秀历史建筑在轰鸣的推土机声中消失。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声中,太多城市盲目地舍弃了那些可以称之为自身特色的东西,甚至宁愿将无数承载历史文化的中国传统建筑视为“破烂”来拆除、毁弃。在这股“潮流”下,全国古城仅剩下两座半:完整的平遥、荆州,以及半座西安城。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被当时的决策者认为“美观”、“洋气”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的个性和特色被各种“主义”淹没,越来越多的城市变得面目模糊,无论外观还是内在,无论天南或是地北,每个人每天都迷失在被无数次复制过的城市里,直至找不到回家的路……这种“千城一面”的“壮观”景象,竟让城市之间的“模仿秀”成了一种潮流和趋势。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杭州,一度流传着这样一则传说,说的是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访华参观杭州期间,曾经评论杭州是一座“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此语一出,杭州政府顿觉如雷轰顶,随即展开了一轮城市的大拆建运动,导致许多历史建筑在此次运动中消失。后经考证,尼克松当初的说法其实是“古老的城市”,对杭州城并无贬义,是翻译对于词性把握的不精准,才造成了这场误会。然而一切都木已成舟,拆除的历史建筑即便复原也失去了原始的味道。杭州政府在总结经验教训后,能做到的只是对全市剩下的一万多间老房子“妥善处置”,无论如何破旧,都作为“文明的碎片”而“应保尽保”地留存起来。
这就如同老北京的记忆是胡同、黄包车还有大饼油条;老上海的记忆是报童、筒子楼、有轨电车还有十里洋场;老萍乡人的记忆是南正街是同乐酒楼和杨胡子米面……这种失去了历史建筑的城市,能够留给后辈的记忆又有多少可言呢?是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还是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这样尴尬的结果,只能说明我们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时也被其严重异化,以至于忽略甚至是亲手毁弃了那些更具本土特色的东西。
城市需要有自己的记忆吗
正如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故事一样,每座城市也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传奇,就仿佛每个人的往事堆积,随着时间一层一层覆盖,当人们不停地深入它时,它的记忆层次就会越来越丰富,情感也会越来越深厚,魅力也会越来越强大。就像每个人的个体生命一样,建筑也有从出生、童年、青年到成熟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历程,这些丰富而且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保存在城市那看似庞大的肌体里。这让城市之于我们,成了不仅可以提供居住和使用的场所,其本身也因个性的彰显以及文化价值而更具历史意义。
然而,由于城市的不断改造与扩建,再加上一些不可抗拒的灾难性变故,这份记忆却正在遭受着不同程度上的损毁和破坏。不可否认的是,那些老旧城区的传统街区,确实以其“危险”和“破旧”的种种弊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形象的升级,因而不断面临着被拆除被搬迁的命运。但其中的很多历史建筑,本身却承载了太多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正如上文中所说到的那样,每一座年代久远的建筑,都是一件记忆历史的遗存。它们见证了城市变迁,亲历了尘世沧桑,历史和文化的沉淀使之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与之相对应的,是那些经过重新设计、精心建造起来的现代高楼。它们虽然提高了人的生活水平和城市形象,但这些表面文章却不能反映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的真实面貌。当历史建筑越拆越少,城市的人文特色就会出现断代的危险——那种只顾眼前利益而不去研究城市自身特点和历史特色的做法,只会不厌其烦地简单复制出外观华丽、徒有其表的现代建筑,却在一片光鲜亮丽的外表下,掩饰着一个苍白无力的文化废墟。
没有记忆的城市没有魅力
建筑的核心因素是历史的载体,每一座历史建筑本身就是一段可触摸的“立体历史”。
价值主要在于其内在的精神价值,承载着城市的个性和气质。当年笔者初到后来客居数年的广州,面对着各种稀奇古怪饶有趣味的建筑和街巷名字,好奇心诱惑我不时走进大街小巷去探看烟火气息,求知内里。我曾对着沙面的一栋栋老别墅发愣:当年它的主人是谁,都发生过怎样的故事?我带着探险家的快乐,揣度着可能的以往,想象着可能的情节。后来我依次走遍了中山纪念堂、望海楼、星海音乐厅、上下九,高第街……我对那些地方同样充满好奇,那些地方的老建筑渗入了我初识广州的记忆,从而嫁接了我和羊城没齿难忘的感情。
丽江古城给与我的则是另一种印象:街巷两旁的楼房都显得老式陈旧。虽是两层,却很低矮,似乎一抬手就能摸着阁楼,且高低不齐整,零乱无序。房子是一色的褚红,看上去暗哑,低调,给人的感觉很陈旧,但也让人们觉得古城岁月久远。那些房子多是商铺,有杂货店,有饭馆,还有一些配钥匙、装裱字画和休闲书屋。铺面虽小而零碎,却十分的安静,凝满人世沧桑。
印象最深的,是四方广场一角那个卖烤地瓜的推车,每天的烟火味就从他那里生发弥漫。这推车只在清晨里摆出,那个时候的饭店还没开门,卖烤地瓜的人便有了从容张扬的机会。往往不等人走过去,远远的就嗅到烤地瓜那由淡而浓、诱人地醇香。尤其在冬天,冷风飕飕,经过烤地瓜的炉子,觉得香味也带着温暖。
当我们走进一座座所谓的现代化城市,却如同行走于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时,还有多少来自内心的感动和体验可言呢?即便是步入那种重新“打造”的所谓历史建筑或是名人故居时,看到的都是一些老照片和陈年的家具什物,墙上挂着的,也都是些临时装裱、与故居主人并无任何关系的老字画,还有那些传记性和功劳簿式的文字简介时,想必很多人都会觉得空洞无物。人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个旅游的景点和所谓的文化招牌。
我们一再倡导要保护城市的记忆,绝不因为它是一种所谓的旅游资源,或是什么常规性的“风貌景观”,而是要见证城市生命从无到有不断成长的历程,使其独特的地域气质与丰富的人文情感可触、可感。这显然不是为了满足某个人或是某个群体的怀旧情绪,更不是留下几座孤立的“风貌建筑”,却把许多极其珍贵的街区成片成片地抹去。这样的“保护”,留下来的恐怕只是残缺的记忆碎片。
城市的发展是必然趋势,但不能以割裂历史为代价,对于记载城市历史城市文化的历史建筑更不能说拆就拆。关于这一点,冯骥才先生在《当代知识分子文化良心录》里有过专门的论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巨变之后,从俄罗斯到东欧诸国都进入了经济开放和开发的时代,但是他们并没有急于改天换地,没有推倒老屋和铲去古街,没有吵着喊着‘让城市亮起来’;相反,他们精心对待这些年久失修、几乎被忘却的历史遗存,一点点把它们从岁月的尘埃里整理出来。联想到前两年在柏林,我参观过一个专事修复原东德地区历史街区的组织,名叫‘小心翼翼地修改城市’,单是这名字就包含着一种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无上的虔敬。于是,从圣彼得堡到柏林、华沙、布拉格和卡洛维发利,都重新焕发了历史文化的光彩,并成为当今世界与巴黎、伦敦、威尼斯一样重要的文化名城……在从布拉格回到维也纳的路上,我暗自神伤,彷徨不已,因为我想到了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古城正在迅速地变新城!”
作者系《乐居》周刊副总编
著名城市规划师沙里宁曾经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你的人民在追求什么。”
之所以沙里宁会这样说,是因为每座城市都需要有自己的记忆,这既是一种文化生活的沉淀与累积,更是历史的考量和见证。它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文化,也记录着一个地区的文明,并因此成为该地域乃至于全人类共有的一份宝贵财富,理应受到保护和传承。正如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所写的那样:“老建筑对于城市是如此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它们,街道和地区的发展就会失去活力。”
这也就是在说,没有了记忆的城市将无法更好地发展自身,甚至只能在岁月的长河中被逐渐遗忘,直至消失不见。
可怕的城市“模仿秀”
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城市开始进入城镇化进程的高速发展期。在风起云涌的“旧城改造”浪潮中,许多优秀历史建筑在轰鸣的推土机声中消失。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声中,太多城市盲目地舍弃了那些可以称之为自身特色的东西,甚至宁愿将无数承载历史文化的中国传统建筑视为“破烂”来拆除、毁弃。在这股“潮流”下,全国古城仅剩下两座半:完整的平遥、荆州,以及半座西安城。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被当时的决策者认为“美观”、“洋气”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的个性和特色被各种“主义”淹没,越来越多的城市变得面目模糊,无论外观还是内在,无论天南或是地北,每个人每天都迷失在被无数次复制过的城市里,直至找不到回家的路……这种“千城一面”的“壮观”景象,竟让城市之间的“模仿秀”成了一种潮流和趋势。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杭州,一度流传着这样一则传说,说的是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访华参观杭州期间,曾经评论杭州是一座“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此语一出,杭州政府顿觉如雷轰顶,随即展开了一轮城市的大拆建运动,导致许多历史建筑在此次运动中消失。后经考证,尼克松当初的说法其实是“古老的城市”,对杭州城并无贬义,是翻译对于词性把握的不精准,才造成了这场误会。然而一切都木已成舟,拆除的历史建筑即便复原也失去了原始的味道。杭州政府在总结经验教训后,能做到的只是对全市剩下的一万多间老房子“妥善处置”,无论如何破旧,都作为“文明的碎片”而“应保尽保”地留存起来。
这就如同老北京的记忆是胡同、黄包车还有大饼油条;老上海的记忆是报童、筒子楼、有轨电车还有十里洋场;老萍乡人的记忆是南正街是同乐酒楼和杨胡子米面……这种失去了历史建筑的城市,能够留给后辈的记忆又有多少可言呢?是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还是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这样尴尬的结果,只能说明我们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时也被其严重异化,以至于忽略甚至是亲手毁弃了那些更具本土特色的东西。
城市需要有自己的记忆吗
正如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故事一样,每座城市也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传奇,就仿佛每个人的往事堆积,随着时间一层一层覆盖,当人们不停地深入它时,它的记忆层次就会越来越丰富,情感也会越来越深厚,魅力也会越来越强大。就像每个人的个体生命一样,建筑也有从出生、童年、青年到成熟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历程,这些丰富而且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保存在城市那看似庞大的肌体里。这让城市之于我们,成了不仅可以提供居住和使用的场所,其本身也因个性的彰显以及文化价值而更具历史意义。
然而,由于城市的不断改造与扩建,再加上一些不可抗拒的灾难性变故,这份记忆却正在遭受着不同程度上的损毁和破坏。不可否认的是,那些老旧城区的传统街区,确实以其“危险”和“破旧”的种种弊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形象的升级,因而不断面临着被拆除被搬迁的命运。但其中的很多历史建筑,本身却承载了太多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正如上文中所说到的那样,每一座年代久远的建筑,都是一件记忆历史的遗存。它们见证了城市变迁,亲历了尘世沧桑,历史和文化的沉淀使之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与之相对应的,是那些经过重新设计、精心建造起来的现代高楼。它们虽然提高了人的生活水平和城市形象,但这些表面文章却不能反映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的真实面貌。当历史建筑越拆越少,城市的人文特色就会出现断代的危险——那种只顾眼前利益而不去研究城市自身特点和历史特色的做法,只会不厌其烦地简单复制出外观华丽、徒有其表的现代建筑,却在一片光鲜亮丽的外表下,掩饰着一个苍白无力的文化废墟。
没有记忆的城市没有魅力
建筑的核心因素是历史的载体,每一座历史建筑本身就是一段可触摸的“立体历史”。
价值主要在于其内在的精神价值,承载着城市的个性和气质。当年笔者初到后来客居数年的广州,面对着各种稀奇古怪饶有趣味的建筑和街巷名字,好奇心诱惑我不时走进大街小巷去探看烟火气息,求知内里。我曾对着沙面的一栋栋老别墅发愣:当年它的主人是谁,都发生过怎样的故事?我带着探险家的快乐,揣度着可能的以往,想象着可能的情节。后来我依次走遍了中山纪念堂、望海楼、星海音乐厅、上下九,高第街……我对那些地方同样充满好奇,那些地方的老建筑渗入了我初识广州的记忆,从而嫁接了我和羊城没齿难忘的感情。
丽江古城给与我的则是另一种印象:街巷两旁的楼房都显得老式陈旧。虽是两层,却很低矮,似乎一抬手就能摸着阁楼,且高低不齐整,零乱无序。房子是一色的褚红,看上去暗哑,低调,给人的感觉很陈旧,但也让人们觉得古城岁月久远。那些房子多是商铺,有杂货店,有饭馆,还有一些配钥匙、装裱字画和休闲书屋。铺面虽小而零碎,却十分的安静,凝满人世沧桑。
印象最深的,是四方广场一角那个卖烤地瓜的推车,每天的烟火味就从他那里生发弥漫。这推车只在清晨里摆出,那个时候的饭店还没开门,卖烤地瓜的人便有了从容张扬的机会。往往不等人走过去,远远的就嗅到烤地瓜那由淡而浓、诱人地醇香。尤其在冬天,冷风飕飕,经过烤地瓜的炉子,觉得香味也带着温暖。
当我们走进一座座所谓的现代化城市,却如同行走于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时,还有多少来自内心的感动和体验可言呢?即便是步入那种重新“打造”的所谓历史建筑或是名人故居时,看到的都是一些老照片和陈年的家具什物,墙上挂着的,也都是些临时装裱、与故居主人并无任何关系的老字画,还有那些传记性和功劳簿式的文字简介时,想必很多人都会觉得空洞无物。人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个旅游的景点和所谓的文化招牌。
我们一再倡导要保护城市的记忆,绝不因为它是一种所谓的旅游资源,或是什么常规性的“风貌景观”,而是要见证城市生命从无到有不断成长的历程,使其独特的地域气质与丰富的人文情感可触、可感。这显然不是为了满足某个人或是某个群体的怀旧情绪,更不是留下几座孤立的“风貌建筑”,却把许多极其珍贵的街区成片成片地抹去。这样的“保护”,留下来的恐怕只是残缺的记忆碎片。
城市的发展是必然趋势,但不能以割裂历史为代价,对于记载城市历史城市文化的历史建筑更不能说拆就拆。关于这一点,冯骥才先生在《当代知识分子文化良心录》里有过专门的论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巨变之后,从俄罗斯到东欧诸国都进入了经济开放和开发的时代,但是他们并没有急于改天换地,没有推倒老屋和铲去古街,没有吵着喊着‘让城市亮起来’;相反,他们精心对待这些年久失修、几乎被忘却的历史遗存,一点点把它们从岁月的尘埃里整理出来。联想到前两年在柏林,我参观过一个专事修复原东德地区历史街区的组织,名叫‘小心翼翼地修改城市’,单是这名字就包含着一种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无上的虔敬。于是,从圣彼得堡到柏林、华沙、布拉格和卡洛维发利,都重新焕发了历史文化的光彩,并成为当今世界与巴黎、伦敦、威尼斯一样重要的文化名城……在从布拉格回到维也纳的路上,我暗自神伤,彷徨不已,因为我想到了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古城正在迅速地变新城!”
作者系《乐居》周刊副总编